【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程亚文】

一场因为一位黑人的意外死亡而导致的全国性抗议，仍在美国如火如荼，并重演了2017年的“破四旧”场景，与南北战争甚至美国建国时刻相关的一些纪念物，再次遭到严重破坏。在波特兰，数十名抗议者日前推翻了一座拥有近百年历史的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的雕像，并点燃美国国旗扔在雕像上。

很少有人会想到，最近几年来的美国，会是以“问题”而不是“方案”的面貌展现在世界面前，当下时刻美国社会的撕裂与政党极化，进一步颠覆了以往的美国形象。美国为什么“生病”了，病因又何因？

国家：“利益相关者”的公民联盟

首先需要理解以往的美国何以建构。政治的背后是利益，虽然信仰和价值观有时也会扮演不可忽视的作用，但它们往往也是利益的伴生品。现代国家作为政治共同体，首先须体现为利益共同体，从国家建构的角度来看，近世以来的国家创生，特别是“民族国家”的出现，公民之间的平权即利益和权利的共享是主要动力。

在平权的过程中，国家的有机构成——不同阶层、族裔、团体、组织间，普遍产生了利益上的相互粘连，从而也在情感上建立起了共同体的连带感。也就是说，国家内部的所有公民，是在一张桌子上吃饭，共享一块蛋糕的。

现代国家的平权过程，大多又是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同时发生的，在工业化的过程中，产业资本构筑了利益共享的关联性，尽管分配有多有少。无论是作为企业主的产业资本家，还是为产业资本家生产商品的工人，吃的都是一口锅里做出来的饭，产业资本家需要所在国家的工人为其工作，而工人则需要通过为产业资本家工作来赚钱养家糊口。

1899年成立于底特律市的帕卡德汽车厂曾是一家豪华汽车生产商，于上个世纪60年代左右倒闭。 视觉中国 资料图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产业资本在此进程中是有国家属性的，主要是在母国投资，既依赖母国的公民为其创造财富，又为母国的产业工人提供就业机会，并向母国交税，从而为国家兑现向公民的福利承诺创造财政条件。

突出表明上述这些的，是这一时代产业资本家们的企业管理观念，“与现今的那些CEO们截然不同”，“他们认为，企业运营的关键，在于用持续增长的薪酬和福利，来确保稳定的工作岗位”。担任过标准石油公司董事长的弗兰克•阿布拉姆斯(Frank Abrams)在上世纪50年代曾提出“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stakeholder capitalism）的著名企业口号，认为“所谓企业管理工作，乃是让各种受直接影响的利益相关群体的主张和要求维持一种公平、可行的平衡……利益相关群体包括股东、员工、客户、以及社会公众”。

公司乃是“社会存在”和不同群体共同构成的“利益相关者”的概念，鲜明体现在了通用洗车公司和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于1948年签订的《底特律条约》中，它“创立和订立了战后很长一段时间的社会契约规范——工会与企业管理层、劳动与雇主之间实现经济利益共享”。[1]这也使得1959年著名的“厨房辩论”中，时任美国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Milhous Nixon），向时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Никита Сергеевич Хрущёв）说出了这句话：“美国是最接近无阶级社会当中、所有民众共同繁荣的理想的”，而当时的美国两党也达成共识，支持企业和民众以民主协商的方式分享美国的财富，将企业利益与拥有稳定工作、持续上涨的薪酬和丰厚福利的美国梦联系了起来。[2]

这个由产业资本为主要经济形态、投资者与产业工人共同参与、其他专业人员提供相关服务，以及政府参与财富调节的利益联盟，在以往的工业化时代，保障了民族国家作为一种政治共同体的生成，而像美国这样构成极为复杂的巨型政治体，即便不能称作为欧洲式的民族国家，但其政治文化的内核中，民族国家的理念仍是关键成分。

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创建和维持中，并非没有过政治不和谐，实际上有时还会遇到严重的内部政治危机，但为什么危机能够化解，政治生态大多数时候都能保持在相对和谐状态？

主要原因是国家有能力汲取社会资源尤其是经济资源，产业资本也配合了国家需求，从而能够为公民提供福利保障、为社会提供尽可能多的公共物品，从而为政治对立的缓解创造了物质条件。

从美国来看，20世纪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The Roosevelt New Deal）和60年代肯尼迪（John F. Kennedy）的“新边疆”（New Frontier）纲领、约翰逊（Lyndon Baines Johnson）的“伟大社会”构想，都较为成功地化解了不同时期美国遇到的不同内政问题，而社会经济资源则为国家计划提供了充裕支持，特别是在帮助更多不同肤色、出身的美国公民实现充分就业上。

“新镀金时代”[3]与利益疏离

然而，这个因工业化而带来的国家政治安排，在进入产业大量向海外转移的“去工业化”时代，及由产业资本主义过渡到以金融业主导的“虚拟资本主义”的阶段后，“国民”之间的利益粘连、利益相关可能转变为利益疏离甚至利益无关，导致共同体的连带感和政治认同瓦解，进而导致国家陷入政治撕裂。美国社会的利益结构自上世纪晚期以来已发生这样的显著改变，它已不是通常所说的“利益分化”可以理解。

对于美国步入“新镀金时代”的场景，近些年来已有很多研究。比如有人指出，美国社会的不平等性在强化，族群之间、族群内部以及全社会在收入分配、财富占有、机会获取等各方面都在表现出日益扩大的差距[4]，美国学者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D.Putnam)因此认为即将“走向两个美国”[5]。它也使得以往的这个美国信条正在崩溃：“在美国每个人都应当有获得成功的平等机会”[6]。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家伊曼纽尔·赛斯（Emmanuel Saez）和加布里埃尔·祖克曼（Gabriel Zucman）的研究表明，2012年属于0.1%阶层的约16万户家庭掌握了美国22%的财富，这一数字远高于1963年的10%。[7]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出现“占领华尔街”运动，参加抗议活动的很多人帽子上插着标签，上面写着“99%”，指向一份广为流传的调查报告，即99%的老百姓与1%的富豪之间贫富分化加剧。

2011年9月17日，示威者声称代表美国99%的民众，抗议华尔街金融机构的贪婪腐败。新华社记者 张保平摄

一位美国观察者写道：“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底层90%的人群掌握了全国35%的财富，达到了其巅峰。30年后，这一数字下降了12%”；在教育资源占有上，“1985年，美国最难进的250所大学有54%的学生来自收入在全国75%以下的家庭；2010年入学的学生只有33%来自这个群体。根据一个2017年的研究，在38所精英大学（包含五所常青藤）中，来自收入前1%的家庭的学生比来自后60%的学生都多”[8]。

这位观察者在《我们是美国的新贵族》（The 9.9 Percent Is the New American Aristocracy）一文中，将当前的美国人分成了三个阶层：0.1%的巨富阶层、9.9%假装成“中产阶层”的富人和90%的被剥夺者，他们不仅不共享财富，在居所、教育、婚姻等各个方面，也是相互隔离、各不相干和分层配置的，富人住“高尚社区”，穷人的街道肮脏无序；精英学校里大多是0.1%和9.9%一族的后代，而那90%群体的孩子只能上一般学校或根本无学可上；婚姻也是门当户对，“选型交配”已成常态，富人找穷人结婚越来越罕见。

自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中产阶级的收入已四十多年没有增长，以两个时期为对比，“从1978年到1973年，美国非农劳工的生产力增长了96.8%，普通工人的时薪增长了93.7%”，在此时间段，中产阶级从国家生产力增长带来的收益中获取了相当丰厚的份额；而“从1973年到2011年，美国非农劳工的生产力增长了80.1%，但普通工人的工资仅增长了4.2%，时薪——工资外加福利——仅增长了10%”，如果考虑通货膨胀因素，实际上，2011年美国中产阶级的工资与1978年“完全相同”。[9]

2016年特朗普成功当选总统之际突然在美国走红的一本自传体回忆录《乡下人的悲歌》（Hillbilly Elegy），也是对此做出的一个生动注脚。该书作者、一位硅谷投资管理者万斯（J.D.Vance）以纪实的方式，讲述了美国的劳动阶层和底层人民的生活在过去几十年的倒退，在一些“铁锈地带”因产业衰败而由往日的繁荣走向凋零之时，“贫困群体”已不再局限于以往的黑人和拉丁裔，大量白人人口也陷入了世袭的贫穷与困顿，长久以来美国人引以为傲的“机会均等”、只要通过努力就可以向上跃升的“美国梦”，在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中已经破灭。

上述场景的出现，与美国自上世纪晚期以来经济结构的变化高度相关。曾在上世纪80年代因提出“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构想”而成名的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王建，早在20年前就分析认为，美国和整个西方的经济，自20世纪后期以来已经发生由以实体经济为主，转向以虚拟经济为主的新阶段，其主要表现是以金融业为代表的服务业，在美国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如今已达80％以上。[10]

美国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并不止于此，另一突出改变是，在以往实体经济占据国内生产总值（GDP）重要比重的时代，美国的产业资本主要是在国内配置，当大商巨贾在国内投资兴业时，以往所说的美国数量庞大的中产阶层也得以产生。虽然他们在财富占有上与上流阶层有着贫富之别，但资本家的国内投资，毕竟还是为产业工人及其他人群带来工作机会。美国不同阶层那时还是一起分享财富成果，是在一口锅里吃饭，可谓利益相关。

然而，自上世纪以来，美国产业资本大量对外投资，而以金融、债券为代表的“虚拟资本主义”也在高歌猛进，它们“以钱生钱”、在全球跑马圈地的财富产生方式，更是不再需要一般美国人的“帮助”。美国企业的“产业转移”所带来的一个结果，是在“过去十年时间里，美国各地总计关闭了59000座工厂和生产企业，核心制造业领域的就业人数，自2001年1月到2011年12月，从1710万人下降到1180万人”。[11]

以往资本家与国家联姻的一种重要方式，就是国家通过扶持资本来为民众提供工作机会，这也是以往美国产生大量“中产阶层”的主要来源，现在，这个源泉在美国逐渐枯绝，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之际备受关注的美国东北部出现的“铁锈地带”，就是其物证。

在资本阶层的财富来源，由以往主要靠在美国国内投资，转向在全球投资产生时，美国内部不同阶层间的关系，也由利益相关，逐渐转向利益疏离。大部分美国人的利益，仍需要依靠美国这个母体来保障，但又有相当部分美国人的利益，主要凭借的已是“全球”而非美国，这使以往美国作为一个利益共同体的结构开始瓦解。“2016年美国大选出现的政治危机（硅谷科技企业、传媒业、金融业等领域的职业知识阶层与传统工人阶层之初的文化隔阂、政治疏离），正是几十年前这场产业转型的持续后果。”[12]这种场景在南北战争之际的表现是，当时美国南方的对外经济往来，主要是与英国的棉花贸易，而与北方的经济交流却非常疏淡，那时的美国同样不是一个利益共同体。

在产业大量向海外转移、同时经济越来越金融化后，资本对“母国”的需求大为减弱，使得工业化时代建构起来的“现代国家”，在履行其政治功能时遇到了两个严重挑战：一是不再能够通过凯恩斯主义式的经济政策调节，为最为广大的民众提供工作机会；二是也不再有足够的国家能力可以从资本集团征税，从而丧失了利用国家财政力量为民众提供社会保障的能力。

英国《卫报》的一篇文章因此惊呼，“民族国家面临消亡”，但这是个不幸的事实。文中说：

“……国家和制度变得不能提供可信的、可行的未来。这一点在金融精英（以及他们的财富）逐渐背弃国家时尤其突出。毕竟当下国家政治权威的丧失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家对金钱外流失去控制。大量金钱被转移到海外‘离岸’区域。这些外流的万亿资产削弱了国家作为一个共同体在实质意义上和象征意义上的存在”，

“如今，避税成了财富创造中的重要一环，苹果公司现金储备中有94%都在境外。94%的现金储备即2500亿美元，这甚至比英国政府和英格兰银行的所有外汇储备相加都要多。这样的避税手段对民族国家而言，无论是在物质意义上还是象征意义上，都是一种削弱。”[13]

与以往那些大公司的利益往往与一定的母国关联在一起不同，今天那些大的资本所有者，已强大到可以不再依赖任何母国来赢利，它们与任何母国的公民间，都既能够建立起利益关联，也可以撤消利益关联。

在南北战争之际，美国社会的利益疏离，表现为南北两大地域不再是一个利益共同体；而在今天，美国社会的不同阶层不仅不再共享现在，也不再共享未来。这反映了利益疏离的两种基本形式：一是地理空间上，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地区间的利益关系日益薄弱，乃至看起来像是“两家人”；二是社会阶层间，不同阶层间的利益关联显著淡化，你玩你的我玩我的，已经不再围着一张餐桌吃饭，也都已清楚看到所吃的饭菜已不再来自同一口锅里。美国现在的利益疏离和政治撕裂，既在阶层间，也在空间层面。美国今天不同地区间的利益关系，如当年南北战争一样又发生了重大变化，东北部、南部和西部各有不同的经济体系且相互不再构成支撑关联。

6月1日，民众在美国纽约时报广场抗议警察暴力执法。 新华社记者 王迎 摄

政治共识的利益前提

通常来说，一个社会总会有多种利益集团，它们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但在两种情况下，利益集团间的互动也会不同：一种是，利益集团间仍有利益交集，即存在着利益相关性，在这种情况下，不同的利益集团仍可构成一个共同体；另一种是，利益集团间没有利益交集，互相不构成为利益实现的渠道，即不存在利益相关性，在这种情况下，不同的利益集团可异化为不同的共同体。

在19世纪上半叶的一段时间内，实际上，美国的地区差别并不完全在南北，东西部的发展差距甚至大于南北之别。东西差别也是美国建国前老、新殖民地之间的对立的延伸，比较老的殖民地建立的州，位于东部沿海一带，人口较密集，经济上相对成熟，社会阶层分明；新殖民地建立的州，主要在西部和内地，人口少，经济不发展，社会尚未分化分层。但这种东西差距在1830年后，由于北部地区工业的迅速增长和广阔的国内市场的出现而逐渐缩小，终至退于南北矛盾之后。

东西之所以后来融为一体，是因为利益粘连在一起了，而南北发生了利益疏离。如果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在经济上互有很强的需求，那就会形成共同市场，有利于形成政治共识，防止国家撕裂。然而，到19世纪中期，美国南北部地区的经济联系已极度弱化，统一市场没有形成，共同利益日益稀少，相反，双方的差异和分歧，却在不断扩大和加强。[14]

需要指出的是，政治撕裂并不一定来源于通常所说的“贫富分化”，在有贫富差别的情况下，富人与穷人一起构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并被融合进同一政治框架是有可能的，原因在于，在产业资本依赖于一定的母国获得利益的时代，资本家虽然是获利大者，但他们在母国的投资，也使其他人共同获得了利益，穷人与富人之间仍是利益粘连的，只不过所得有多有少而已。而且，在国家与资本形成彼此支持的联盟时，国家可以在相当程度上保护机会均等，收入较低的阶层仍有通过自身努力向上跃升的机会，社会底层是有希望的。

然而，一旦资本集团不再依赖某个特定国家的公民的劳动来获取利益，同时资本对特定国家也不再忠诚，富人与穷人间的“贫富分化”，就不再简单只是财富上的差别，而是没有了利益关联。在利益疏离的状态下，问题已不仅仅仅是贫富分化，而且，在今天公民的机会往往决定于其受教育水平、所掌握的科技和金融手段以及其他社会资源，尤其是现代科技的发展显著拉大了“科技人”与“非科技人”的竞争优劣势的情况下，社会精英阶层与一般民众的机会不均等及其阶层固化、代际传承，会以更加夸大的形式表现出来，恰如《我们是美国的新贵族》（The 9.9 Percent Is the New American Aristocracy）一文所描述的那样。

“一个处于现代化之中的社会，其政治共同体的建立，应当在‘横向’上能将社会群体加以融合，在‘纵向’上能把社会的经济阶级加以同化。”[15]美国今天在政治领域所遇到的，乃是政治共同体的内源性问题，即不同的社会群体间的鸿沟不是在缩小而是在加深，不同经济阶级间的利益也不是更加同一而是愈益分离。这也日益凸显了塞缪尔·P·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在其晚年的一个困惑：“我们（美国人）是谁？”[16]，而且又如南北战争时刻一样，这个困惑不仅指向美国社会的种族关系，也已指向阶级和阶层关系，它们都在导致政治认同的裂变。

注释：

[1]（美）赫德里克·史密斯著，文泽尔译：《谁偷走了美国梦：从中产到新穷人》，北京：新星出版社2018年版，第63-65页。

[2]（美）赫德里克·史密斯：《谁偷走了美国梦：从中产到新穷人》，第67页。

[3] 美国学者拉里﹒M﹒巴特尔斯(Larry M.Bartels)在分析当代美国的经济不平等加剧现象时，便以“新镀金时代”（New Gilded Age）概括当代美国。参见（美）拉里﹒M﹒巴特尔斯著，方卿译： 《不平等的民主——新镀金时代的政治经济学分析》（Unequal Democracy: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New Gilded Age），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4] 魏南枝、常夷：《美国的人口结构变化和社会不平等》，载《美国问题研究》，2018年第1期，第128-133页。拉里﹒M﹒巴特尔斯的《不平等的民主——新镀金时代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是与此相关的有代表性的著作之一。

[5]（美）罗伯特·帕特南著，田雷、宋昕译：《我们的孩子》，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8页。

[6] Benjamin I. Page and Lawrence R. Jacobs,Class War?What Americans Really Think About Economic Inequalit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9,pp.57-58.

[7] Emmanuel Saez，Gabriel Zucman，”Wealth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913 evidence from capitalized income tax data”，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6, Vol.131(2), p520.

[8] Matthew Stewart, ”The 9.9 Percent Is the New American Aristocracy”,The Atlantic,June 2018.Link:.

[9]（美）赫德里克·史密斯：《谁偷走了美国梦：从中产到新穷人》，第105页。

[10] 参见王建：《货币霸权战争》，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

[11]（美）赫德里克·史密斯：《谁偷走了美国梦：从中产到新穷人》，第110页。

[12] 王维佳：《网络与霸权：信息通讯的地缘政治学》，载《读书》，2018年第7期，第7页。

[13] Rana Dasgupt , “The demise of the nation state”, The Guardian, April 5, 2018.

[14] 关于内战前夕美国南北地域间的经济分化、利益疏离与政治撕裂，参见程亚文：《大国战略力——帝国盛衰的六种力量》“第三章：失衡之邦的创伤”，上海：文汇出版社2016年版。

[15] 塞缪尔·P·亨廷顿著，王冠华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366页。

[16] 参见塞缪尔·P·亨廷顿著，程克雄译：《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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