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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最牛教授:没有学历,会二三十门外语,誉为三百年一遇的大师

纪人物 1563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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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6月2日晚,清华大学南城府街的刚秉庙,夜色凝重,一代大儒王国维的灵柩停放于此,一群年轻的学生站在灵前,含泪行三鞠躬礼。

一位四十岁左右的中年教师来到门口,眉头紧蹙,一言不发,对围拢过来的学生点头致意后,便拨开人群,缓缓走到灵前,“咚”的一声跪下,手心向上,额头触地,行起了三跪九叩大礼。

整个灵堂的人瞬间被震惊,当时在场的姜亮夫回忆说,这个场景让他和同学们永生难忘。

这位中年教授叫陈寅恪,和王国维一样,也是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被傅斯年称之为“三百年来唯一人”。这也是陈寅恪一生之中第一次当众下跪。

两年之后的夏天,清华国学院停办,为了纪念王国维,该院募款为其修建了一座纪念碑,碑面由梁思成设计,碑文则由陈寅恪撰写,文中写道:

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既是对一位已逝大儒最好的盖棺定论,也是对陈寅恪自身治学旨趣的坚守与独白,而陈寅恪一生的风骨与悲怆也将与这句话紧密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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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年7月3日,陈寅恪生于湖南长沙。

祖父陈宝箴先后任浙江及湖北按察使、直隶布政使、兵部侍郎、湖南巡抚,他被曾国藩称为“海内奇士也”。被光绪帝称为“新政重臣”的改革者,是清末著名维新派骨干。

父亲陈三立是诗坛泰斗,有“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之誉,中举后,历任吏部行走、主事。

辅佐自己的父亲推行新政,结交和扶持了康有为、梁启超等著名人物。

祖父陈宝箴去世后,陈三立举家迁居江苏金陵,在家中开办思益学堂,教授四书五经、数学、英文、体育、音乐、绘画等课程,先后延聘教师有国学大师王伯沆、柳翼谋、周大烈。

陈家两代素来倡议新政,“思益学堂”领风气之先采用现代化教育。

陈三立与教师相约一不打学生、二不背死书,一派新式作风,深得当时两江总督张之洞赞赏。

如此家学渊源下,陈寅恪自小除打好深厚的国学底子,眼界并扩及东西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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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10年开始,12岁时的陈寅恪随兄衡恪东渡日本,入著名的巢鸭弘文学院。开始了断断续续的留学生涯!

三年后因患足疾回国治疗。后考入上海复旦公学。

一毕业,他就踏上了欧洲游学之旅。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美国哈佛大学就读。

陈寅恪在德国

家境殷实的陈寅恪从不挥霍,每到一处,不及半载而书橱充盈。在柏林读书时,生活已非常清苦,每天一早,他买少量最便宜的面包,到图书馆一坐就是一天,整日不吃正餐。

求学十六年,已行万里路,他的足迹遍及世界一流名校。但直到游学结束,他也没拿到一张文凭!(他是为学问而来,不是为学位而来)

他说:“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个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只要能学到知识,有无学位并不重要。”

曾有学生问唐筼(陈寅恪的妻子):外传陈老师懂三十多种文字,是不是真的?

唐筼说:其实没有这么多,也就十七种而已。

是啊,也就十七种而已。

彼时,多少学生为获得学衔装点门面,读起书来投机取巧,避难就易,到手的学问还能有不打折扣的?

陈寅恪根本瞧不上那种人,哪里有好大学,哪里藏书丰富,他便去哪里拜师、听课和研究。

无怪乎后来杨步伟对人说:“那时在德国的学生们大多数玩得乱的不得了,只有孟真和寅恪两人是宁国府门前的一对狮子。”

留学日本时的陈寅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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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混乱的中国发生了很多大事,但影响最为深远的,莫过于清华成立了国学研究院。

清华由留美预备学校进行大学改制,决定设立国学研究院,并听取胡适建议,采用宋、元书院时期的导师制度,由吴宓担任研究院主任,聘请大师,主持筹备事宜。

陈丹青画作《国学研究院》左起: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宓

国学研究院成立以后,曹云祥请胡适做导师,胡适虽然博学,但有自知之明,摇摇手说:“这事儿我还真干不了,

我给你推荐几个人吧!”唰唰唰提笔列出一个名单来,

曹云祥拿起一看,这三人分别是:开创了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国学大家王国维,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著作等身的梁启超,与梁启超齐名的南方学术界泰斗章太炎。

曹云祥大喜过望,立即请吴宓来担任国学研究院主任,并将自己亲手签发的聘书交给他,请他去一一聘请三位大师。

在搞定了王国维后,梁启超爽快,一见面就很痛快的答应了。

轮到章太炎的时候,出事了,听说梁启超也位列导师,章太炎就不开心了!坚决就是不去!

后又请到赵元任,哈佛大学的博士生,号称“汉语言文学之父”,也是不错。

这时,吴宓想起了他在哈佛时的老同学陈寅恪。于是推荐他给曹云祥。

校长曹云祥不知陈寅恪,问一旁熟知陈寅恪的梁启超。

曹问:“他是哪一国博士?”

梁答:“他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

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

梁答:“也没有著作。”

曹又问:“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

梁启超大怒说:“陈寅恪没有学位,我梁某人虽著述等身,但加起来也不抵他的三百字。”

曹一听,不再犹豫,请!于是就有了后来清华园“四大导师”的传奇。

是年隆冬,陈寅恪冒着凛冽的寒风踏上了驶往东方故国的邮轮,来到了这所浸润着欧风美雨的大师之园,开始了他传道、授业、解惑的传奇人生。

这一年,陈寅恪3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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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清华大学任教的第一天,他先是送给学生们一副对联:

“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

陈寅恪上课非常有特色,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书上有的我不讲,别人讲过的我不讲,自己讲过的我不讲。”人们称之为“三不讲”教授。

果真他一张嘴,学生就彻底服气了!

他的学问纵横古今、贯通中西。他迅速掀起了一阵“陈寅恪热”。

校内校外的学生都慕名而来,而且经常这些学生一转头,发现自己的教授们,竟也坐在后面的位置上,听得入迷。

吴宓教授风雨无阻,堂堂必到。哲学专家冯友兰,朱自清等,高水准的教授都跑来听他讲学。

连远在城内沙滩的北大学生也成群结队,穿过西直门,慕名跑去偷听。那时沿途几十里全是农田,秋天青纱帐起,还常有土匪出没打劫,甚至不惜杀人越货,铤而走险。

即便如此,北大师生也愿意冒险出城,常常是人手操着木棍铁器成群结队而行。于是,就有了这样奇特的一幕:在陈寅恪上课的教室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兵器”。

后来成为国学大师的季羡林也说:“听他的课,是无法比拟的享受。在中外学者中,能给我这种享受的,国外只有吕德斯,国内只有陈师一人。”

因此,学生们尊敬地称呼他为:“太老师”、“教授的教授”。

因为他出身名门,又富有学识,学生们还称他为“公子中的公子”。

陈寅恪字迹

历史学家郑天挺称他为“教授的教授”,

姚从吾说:“陈寅恪先生为教授,则我们只能当一名小助教而已。”

古典文学研究大师傅斯年更是惊叹:“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至此,一个被后世流传并影响深远的“四大导师”阵营形成。

清华国学研究院迎来了它的巅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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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学术了得,而转眼间,已经三十好几了,除了他的父亲为他的婚姻大事着急

他的好友赵元任也为他着急。

在赵元任等人的撮合下,他和清末名人唐景崧的孙女唐筼相识了。

才子遇佳人,相见恨晚。

青年唐筼

爱情虽然迟到了,却依然可以很美好。

1928年,他们在上海举行了婚礼。

他俩一共生了三个孩子,有趣的是,三个孩子都是女儿。

他常常教导女儿们:“我们家里头,你可以不尊重我,但是不能不尊重你们的母亲。

妈妈是主心骨,没有她就没有这个家,没有她就没有我们,所以我们大家要好好保护妈妈。”

只是,命运之神却并不喜欢眷顾这样的英才。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北平沦陷。中国的知识分子进入了另一个时代,再没有几净窗明的书斋,也容不下从容缜密的研究。

他的父亲陈三立忧国忧民,做梦都曾大喊“杀日本人”。看着一个个城市相继沦陷,这位老人心生绝望,开始绝食,五天后,就忧愤而死。

此时,陈寅恪正奔波于父亲的丧事之中,国恨、家愁交叠而来。他的右眼也因急火攻心而导致视网膜剥离,必须及时手术,不可延误。

但做了手术,就必须修养一段时间,一修养就恐难逃出日本人之手,成为亡国奴。

几经思虑,陈寅恪放弃手术,决心用唯一的左眼继续工作,就算瞎了,他也不愿在沦陷区教书。便拖家带口,离开北平。南下!

一家人从此过上了颠沛流离的生活,跋涉了11个省,搬过10余次家,

最令他痛心的是,在战乱中,他视为宝贝的书籍文稿都被毁了,

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他的命运也如无根之萍,四处漂流。

抵达联大时,他的右眼就再也看不见了,左眼也患上眼疾,只能微弱视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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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他在西南联大任教,突然警报响起,日军要轰炸了!

1939年,英国皇家学会授予陈寅恪研究院的职称,他是该校第一位受聘的中国语汉学教授。

这年暑假,陈寅恪携家人前往香港,准备渡海赶赴伦敦,却不料欧洲战火突起,航海中断,英国之行遂为泡影。他被迫暂居香港。

1939年夏,陈寅恪全家在香港寓所

1940年暑假,陈寅恪再次赴香港等待机会,刚到香港,中国驻英大使却发来电报,因时局关系,赴英之事需延期一年。

恰在此时,日军切断了广西与越南的国际交通线,昆仑关失守,回去的希望也被打破,陈寅恪被阻香港,进退维谷。

1941年12月8日,日本人又占领了香港。

有日本学者写信给军部,要他们不可麻烦陈教授。

当时他家过得十分拮据,他最大的梦想就是,到了除夕能让女儿吃上白米饭。

日军司令就派宪兵队给陈家送面粉,但他坚决不肯吃敌人的东西。

于是人们看到了这样的场景:宪兵边往屋里搬面粉,陈寅恪和妻子边往屋外拖面粉。

苦难可以试验一个人的品格,非常的遭遇可以显出非常的气节。

他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也是一个铁骨铮铮,视国家兴亡为至上的爱国志士!

伪港督还拿出20万的军票让陈寅恪在香港筹办东亚文化刊物,陈寅恪再次拒绝。

最后多亏了刘文典、傅斯年等一批人疾呼奔走,为陈寅恪筹集经费,又经中研院院长朱家骅打通各环节,才让陈寅恪一家逃出香港,九死一生,终于返回大陆。

1944年12月12日的清晨,陈寅恪睁开双眼,却发现什么也看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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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为了治疗眼睛,他再次去牛津大学任教。

没想到,英国医生给他下了,双目失明已成定局的诊断书。

希望而去,失望而归,他辞去了聘约,返回祖国。

等回到清华园,他已双目失明,但他却依然坚持教课,为祖国培养人才。

学生朗读课文,连念错一个字,他都能听得出来,要求学生停下重读,那些典籍文章早已长在了他的心里。

1948年北平的冬天,阴云密布,寒风萧瑟,一场改朝换代的世局嬗变正在进行。12月15日,一架直升机冒险在北平南苑机场降落,游走于政学两界的北大校长胡适匆忙登机,从而拉开了国民党“抢救学人”运动的序幕。

胡适匆忙登机,与陈寅恪一家抵达南京,蒋介石亲自接机,并劝说陈寅恪去台湾。陈寅恪知道国民党意欲控制学界,对此深恶痛绝:“台湾我就不去了。”

1949年1月20日,陈寅恪接受了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的盛情邀请,来到了南国校园。

国民党却一直都没有放弃劝说陈寅恪离开大陆的想法,教育部部长杭立武,亲自向陈序经摊牌:“如果答应去香港,我们马上给陈寅恪十万港元及新洋房。”

陈序经一拍桌子,横眉而立:“你给十万我给十五万!我盖房子给他住!”

陈序经的话并非一时冲动,对于“三百年一出的人才”,陈序经看的比什么都重,陈寅恪在岭大的薪水无疑是最高的,甚至比很多教授高出两三倍。

失明后陈寅恪在自家阳台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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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中科院成立历史研究委员会,共有上古、中古、近代三个研究所,拟任郭沫若、陈寅恪、范文澜为三所所长。

只是,这样的好日子却并不长久。

1958年,他的教书生涯戛然而止,因被指为封建主义的种族文化论者。铁骨如他,当即愤怒请辞:“坚决不再开课,以免贻误青年!”

陈寅恪,1964年,已是如此光景

1966年,那场轰轰烈烈的文化浩劫就开始了。时代阴霾轰然而至,陈寅恪多次被迫作书面检查,但他从不诋毁任何人以求自保。

他成了重点打倒对象,当时他身患多病,双目失明、膑足,但是那些造反派没有放过他,两夫妻的工资被冻结,屋内被贴满了大字报,他们还想抬他去礼堂批斗,唐筼拼死阻拦被打成了重伤。

陈寅恪的学生刘节,自愿站了出来代他受批斗。

那些人问刘节有什么感想,他高声回答:“能替恩师受批斗,是我一生的光荣!”

1967年4月2日陈寅恪递交了一份声明,声明中写道:

“一,我生平没有办过不利于人民的事情。我教书四十年,只是专心教书和著作,从未实际办过事;

二,陈序经和我的关系,只是一个校长对一个老病教授的关系。并无密切的往来。我双目失明已二十余年,断腿已六年,我从不去探望人。

三,我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早已向中大的组织交代。”

从始至终,陈寅恪都没有诋毁过任何一个人。

1969年,因为“工宣队”看中了这座楼房,要用来作指挥部。中山大学造反派,勒令陈寅恪搬出住了十六年的家,强迫他搬到连乞丐都不住的地方,众人别出心裁,发明了一种新的摧残手段:把高音喇叭放到他的床底下。

美其名曰“让反动学术权威听听革命群众的愤怒控诉”。

此时陈氏已病得连吃一点儿汤水类的“流食”都已困难,瘦得不成人形,有少数亲友偷偷登门看望,见他躺在病榻上说不出话,也哭不出声,只是眼角不断流泪。

1969年10月7日晨5时30分,陈寅恪心力衰竭,溘然长逝,离世时,他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只是眼角不断流泪。

11月21日晚,陈寅恪的妻子唐筼也追随九泉之下的丈夫而去。

当陈寅恪写下“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时,或许已想到,他也将同王国维一样,为守护这一永恒的信念将付出一生的代价。

当别人为得名声,而争文凭之时,他却视文凭为废纸,潜心治学;

当别人趋炎附势,追逐荣华富贵之时,他却恪守自己的心,不愿从政;

他保持了一个真正学者应有气节,也坚守了自己最珍贵的精神角落。

“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是他最坚守的信念,也是他一生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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