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宫女王钟儿是幸运的，因为在其逝后1700年，一位有心人从一块墓碑入手钩沉索隐，将其个人的小历史从北魏宫廷风云变幻的浪潮中打捞出来，让这个大历史中的寂寂无名者浮出了历史地表。

古往今来，较之王氏，“在任何意义上都是弱者和边缘人”者恒河沙数，就像二战时期因“里斯本丸”沉没而长眠海底的八百多位英国战俘——他们是大历史中的无名者，是败者中的弱者甚至失踪者；长期以来无人知晓此船沉于何处、亡者尸骨何存（炮兵蒙泰格墓碑下便“没有骨灰，没有遗体，什么也没有”），那些生命似乎有始而不知所终（二等兵肯尼斯的墓碑上则写着“可能被淹死了”）。

近期在全国上映的纪录电影《里斯本丸沉没》尝试揭露了这段82年前发生在中国东极岛海域不为人知的历史真相。电影上映两周以来，票房已突破1900万，收获大量好评。

纪录电影《里斯本丸沉没》官方海报。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当一个人成了谜，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就像你不知道这竟是结局。”（韩寒《后会无期》里的这句歌词就指向该事件）。就像罗新一样，《里斯本丸沉没》的导演方励也认为，揭开这一历史谜团责无旁贷，“不干你就是历史罪人”。

更改叙事的“比例尺”

说干就干，但方励首先会遇到的，恐怕是任何历史叙事者都难免会遭遇的“比例尺”问题。

在宏观尺度的结构性思考抑或民众认知的意义上，对于事件各方而言，一船之沉似乎都无足挂齿。这其中有战争观以及战后反思的认识论限度问题，也有当下国际关系局势表达尺度问题。在多方力量、多重因素无心的“合谋”之下，“这件事就好像被藏在了地毯下，没人提起也不为公众所知”。第一位研究“里斯本丸”沉没事件的托尼·班纳姆（著有《里斯本丸沉没》）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甚至“大部分英国人、中国香港人，都不知道里斯本丸发生了什么”，方励的街头随访也证实了人们对此事广泛的无知和遗忘。

托尼·班纳姆的《里斯本丸沉没》英文版书封。

在中观尺度的战史事件意义上，“里斯本丸”的悲剧虽在极小的范围内被有限地关注到，但往往作为二战期间的诸多战争惨剧之一被学者、史家们笼统描述，1816名船上战俘遂成为一个巨大的、沉默的单数，他们的死生似乎无足轻重，闻者寥寥。而所谓“反战”和人道主义的基本伦理困境就在这里——当一切复杂博弈关系被化约成若干个以国家为单位的单数游戏，抑或某种抽象的政治结构问题，人们究竟是执子者还是棋子本身？究竟谁想为谁提供怎样的历史教训？反战、人道主义的立场首先是人的立场还是国的立场？学者唐洪森的研究就提醒我们，将战俘们救援上岸后，“唯因彼此语言隔膜，互相不知底细，渔民们更不知道这些外国人来自哪里，怎么会弄成这样狼狈不堪”。——它不但拷问着局中人的选择，更逼视着后来者的叙事动机与立场。

而落实到微观尺度的个人史意义上，他们在哪、他们是谁、究竟发生了什么，绝非无关紧要之事。

《里斯本丸沉没》剧照。方励（左）与军事顾问费恩祺（右）查阅“里斯本丸”沉船事件资料。

说干就干，但船沉何处始终是个必须跨越的技术难题。好在导演不仅是个文艺男，同时也是个技术控。方励在“一席”的演讲中介绍说，根据日本军方当年留下的“里斯本丸”沉船坐标，香港水下考古队并未寻见该船踪迹，而这位地球探测和海洋测绘专家则率领其团队通过海底声呐扫描成像，首次确定了它的真实位置：30°13′44.42″N，122°45′31.14″E，这是八百多位殒命海底者共有的生命终点坐标。

殉难者不应是“无名烈士”，加害者不应逃过历史审判，参与救援的东极岛渔民更值得在这段历史中拥有姓名。全力考索出他们的名讳、描绘出他们的音容、清理出他们的人事关系、讲述出他们的故事不仅意味着对今人对历史的责任，更是对每一个逝者、幸存者、救助者生命尊严及其奉献的尊重。

在这部纪录片中，导演全部的工作无外乎就是去寻找一个坐标、解开一个谜，去证实那些没有墓碑的爱情和生命，为他们谱一支安魂曲，让“后会无期”变成“后会有期”。可以说，从托尼·班纳姆到马乃光（Nelson Mar）、从唐洪森和沈健再到方励，从学术话题到大众影片，二十多年来，几位学者、艺术家孤独而执拗地以其各自的努力进行着一场拯救历史、对抗遗忘的接力，他们在与时间赛跑——本片导演意识到，仅有两位幸存者丹尼斯·莫利、威廉·班尼菲尔德以及当年参与救援的渔民中唯一健在者林阿根都已是桑榆暮景之年，“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

《里斯本丸沉没》剧照。方励（右）与营救盟军战俘渔民林阿根（中）。

沉默是一堵双层的墙

影片开头即已申明“本片完全基于历史事实（EVERYTHING IN THIS FILM IS TRUE）”，纪录片的形式也总会给人以客观、真实的心理预期。但事实上，准确地说，这是制作者通过阅读大量档案资料、倾听相关幸存者以及三百八十多位战俘后人的回忆（甚至动用了媒体广告、委托私家侦探等方式）而建立起的一种对历史的理解与呈现，它是驳杂的、多声部的。其背后，导演因其个人历史逻辑、艺术效果预期抑或虑及如实客观呈现可能引发的物议而对材料进行的隐显与剪辑是必然的。在接受澎湃采访时，方励坦言：“现场有些问答的话我并没有剪辑成片。”未被呈现的那些问答究竟是怎样的？答案恐怕是急不来的。

一旦事涉历史问题，后来者们总绕不过“历史事实”与“历史记忆”、“事实真实”与“情感真实”之间复杂缠绕，探求真相的旅途也难免要去揭开某些伤疤，说出那些当事者及其后人不愿直面的创痛、尴尬和苦涩。于是，抗拒、逃避、闪躲和申辩都是不难想见的，这其中都隐含着棘手的学术/艺术伦理问题。

在方励的影片中，战争亲历者及其子女一代在战争记忆传承中所各自扮演的角色便是值得关注和深思的案例。丹尼斯·莫利在受访时就表示，“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回忆，对我来说，那都过去了。虽然有些时候，我静坐思考，战友的脸会浮现在我眼前。我战后回来时，家也没了，什么都没了，我母亲死了，我父亲也去向不明，联系不上。不管是我女儿还是曾孙女，他们都不知道我在战争中经历了什么。那事儿太远了，在世界的另一边。”

《里斯本丸沉没》剧照。方励（右）与“里斯本丸”沉船事件幸存者丹尼斯·莫利（左）。

这种战争记忆代际传递的隔阂同样出现在了加害一方。影片中，被鱼雷击中后抛弃了船只、置盟军战俘生死于不顾的“里斯本丸”船长经田茂之子女在接受采访时称，他们“没有听说过里斯本丸，（经田茂）他从来没有提过船的名字，所以我们完全不知情，这是我们第一次听说”。

日裔美国学者桥本明子在其著作《漫长的战败：日本的文化创伤、记忆与认同》中援引前人研究并指出：“这（沉默）恰恰证明了处理艰难经历需要大量的时间、精力、距离和自我意识，然后这些经历才可能被传递。”她还在引述以色列心理学家丹·巴昂之“双层沉默墙”理论的基础上指出：“保持沉默需要两个人才能完成——一个不说，一个不问。沉默需要子女的合作，他们也有参与这种沉默遗产。”

《漫长的战败：日本的文化创伤、记忆与认同》，作者:（美）桥本明子，译者: 李鹏程，理想国｜上海三联书店 2021年12月。

桥本明子发现，“日本战后一代并没有发展出自己的‘新记忆资料’，而是大体上把从前一代那里继承的记忆当成了自己的家族历史”，“他们没有免于听到父辈的战争是可耻的事件，但这些子女依然声称对父辈的罪恶并不十分了解”，“他们在谈到父辈遭受的苦难时颇具防御性”。“从那些听着战争故事长大的成年人的证言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重要的趋势：（1）家族历史中那些空白和模糊的地方，孩子通常会以父母的正面形象来填补；（2）他们通常倾向于把战时的父母描述为无助的，因而大体上是无辜的；（3）战争经历，如抛弃、背叛、恐惧、内疚和羞耻，对情绪的深远影响仍然无法抹去。”这一见解有着普遍阐释力和穿透力。

在影片中，不少战俘后人都对沉船前后的父辈之善良有情、英勇无畏以及敌人的残酷无情分别给予了正负两面爱憎分明的想象和描述；向“里斯本丸”发射了鱼雷的美军潜艇“鲈鱼”号艇长罗伯特·麦克格莱德的女儿，以及该艇机械师加菲尔德的儿子都对彼时战场上父辈们的“激进”选择做出了自己的“合理化”判断。更值得注意的是，经田茂的子女在面对镜头朗读了乃父当年的庭审自辩词后，仍以“日本是一个很难表达与他人不同意见的国家”，以及战时体制下无法反抗唯有妥协和服从等大而化之的说辞为父亲的罪责开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围绕战争记忆的个人家庭逻辑和政治逻辑之间、个人日常生活与民族国家大义之间的冲突是观看此片时不可忽视的问题点。

《里斯本丸沉没》剧照。盟军战俘后代与林阿根老人。

战争记忆、战争责任在战后日本日渐风化的轨迹，或许并不是某种政治力量单方面规制、左右的结果，它首先悄然发生在一个家庭的内部，发生在亲子之间，这些都是“遗忘”发生的基本社会土壤。影片中，皇家炮兵军士长威廉·巴罗之女痛苦地倾诉：“我不得不在没有父亲的情况下长大，我不知道还能说什么，我做不到。”炮兵蒙泰格的孙女告诉来访者：“爷爷死时我父亲才七岁，对父亲来说，失去爷爷永远是他心里的一个窟窿。”这些证言从“事实真实”的层面上而言，或许并无实证意义上的可观之处，但那是话语中流淌着不容忽视的“情感真实”，传递出了深刻的历史教训意味。他们对父辈的想象和讲述将似乎被“1945年”隔断的、日渐远去的战争重新拉回到身为战后世代的我们可知可感的生活层面，把故事从“他们”引入到“我们”，心同此心，动人心魄。不敢代言他人，但坦率说，影院中我的眼泪多半是为此而流，而非电影中有关沉船事件的那一帧一帧没有鲜活生命感的静态图画。

掩盖还是救赎，处罚还是宽容，记忆还是忘却，这些至今仍是战时世代和战后世代须共同直面的难题，也是高桥哲哉教授在《战后责任论》中提出的深刻命题。

如何抗拒遗忘

作为一部志在重现历史真实的记录电影，唤起观众的情感共鸣自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显然，“抗拒遗忘”才是方励这部纪录片的旨归所在。但事实上，与记忆和遗忘相关的一个维度在于，作为主要信源，事发后大众媒体的报道有可能形塑出怎样的历史记忆与认识，这或许是本片中一个略有缺失的视角。

豪威尔中尉的女儿面对镜头朗读的中尉证言显示，“里斯本丸”沉船23小时后，船舱内的战俘渐渐意识到，“日军将我们关在舱底不只是害怕我们逃跑，这已经成了一场蓄意的大屠杀，用来淹死我们这些不受欢迎的囚犯。”影片中，方励到日本外务省对当时日英双方的反应做了相应的档案调查。结果显示，1943年初英国外交部通过瑞士大使馆向日本外务省发出抗议电报，指控道：“日本在鱼雷击中后的行为惨绝人寰，是一个现代文明国家在海军和军事传统上的耻辱。”日方随即回复称这一指控纯属捏造和诽谤。

这是官方的应对，但事实上事发后不久，日本媒体便对发生在1942年10月2日这场非人道的战俘大屠杀进行了报道。10月8日《朝日新闻》的报道强调了日本帝国海军对英俘的救援以及后者对美国潜艇非人道攻击的谴责；10月11日，也就是在东极岛被再次抓捕的英军俘虏乘船由门司登陆日本翌日，《读卖新闻》以“悲愤于美军的背信弃义，泪谢我们的武士道”为题，报道了一位“豪威尔海军少佐”（尚不知与前文提到的“豪威尔”中尉是否为同一人）的感言：“美国潜艇对盟国人发动了非人道的袭击，而日本却对我们进行了有情有义的照料，唯有感谢。我们自己的国家英国在对待敌国俘虏时，能做给予我们在日本所受到的同等待遇吗？念及于此，对日本的武士道深感敬佩。实话说，真没想到沦为俘虏的我们能受到这般优待。”

1942年10月8日，日本《读卖新闻》（当时名为《读卖报知》）对“里斯本丸”沉没事件的报道。图片由本文作者提供。

可见，事发之后的几天里，朝日、读卖两大报为数不多的报道所重复的无外乎是官方口径下同一种军国主义论调——美国潜艇的攻击非人道，日本海军尽心竭力营救战俘，英俘对日军的优待感恩戴德；至于东极岛渔民的救援善举，则完全被视若不见、置若罔闻。

作为日本海军屠杀战俘的见证人，日本军方控制下的媒体是不可能让中国渔民的事迹见诸报端的，否则己方的屠杀恶行便难以遮掩。而蹊跷的是，尽管战后军国主义政治权力土崩瓦解，但“里斯本丸”惨剧在日本的言论空间中却隐身遁形，检索日本三大报《朝日新闻》《读卖新闻》和《每日新闻》各自的数据库就不难确证这一惨淡的事实，即便将搜寻范围扩大到影视传媒，情形也殆与此同。

检索我国的“全国报刊索引”，目力所及，当时除了英国人在华创办的面向西人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对此事略见论及之外，战时与战后的中文媒体对“里斯本丸”沉没事件也鲜少提起。所幸，近20年来，情况有所转变。无论是王鑫的电影《东极拯救》(2008年)还是北京台制作的纪录片《日军“阴谋设计”“里斯本丸”沉没，中国渔民舟山拯救英军战俘》（2015年）都开始聚焦这一战史题材，不过两者的叙事重心都不约而同地落在了东极岛渔民的救援行动上，且并未引起公众较为广泛的关注。倒是英国和中国香港的报刊、传媒自事发的1940年直至今日，合计刊出了不少于两千篇的持续报道，其中不少是个体意义上的寻人启事、讣告等资讯，也不乏对事件全程的报道，对日军暴行的揭露、谴责，以及对中国渔民救援义举的感激。即便是这样，由本片内容不难看出，时至今日，在英国知此事者已寥若晨星。

1942年12月23日，英国《苏格兰人报》（The Scotsman）对“里斯本丸”沉没事件的报道。图片由本文作者提供。

1942年12月23日，英国《西部邮报》（Western Mail）对“里斯本丸”沉没事件的报道。图片由本文作者提供。

无论是长期缄默、冷漠还是日渐风化，在涉事诸国所谓的“遗忘”并不是均质的，似乎都有着属于自己的叙事立场和着眼点，如此说来，“抗拒遗忘”也难以泛泛而谈，千篇一律。而方励此片的意义正在于尝试超越以国族为单位的单边叙事立场，将包括事件涉事各方的档案、人物和记忆都纳入某种整全性的叙事之中，将各国观众重新拉回到同一认知起点，在“同情之理解”与“正视结果”之间寻求着微妙的平衡。这便在一定程度上将人们从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等合谋编织的信息茧房和信息遮蔽中解放出来，它让人们在震撼于战时极端语境下生死一线的“人”，共鸣于战时-战后被个人家庭逻辑和国家政治逻辑反复撕扯、挤压的“人”之同时，也识别出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对历史惨剧无知和盲视的“人”。

是的，这是一个关于“人”的故事。就像方励自己所强调的那样：“它不是讲历史，而是讲人的故事。讲历史只是电影中很小一部分，只占了不到20%，更多是讲人的命运，人的遭遇，讲一个大的战争里关于家庭，关于亲情，关于爱情，关于友情，关于人性的光辉。它是人的历史，而不只是战争的历史。”《里斯本丸沉没》打破了某种历史的板结与沉默，但我宁愿它是更为多元、更具深度之呈现的开始，而不愿它成为故事的终结。毕竟，往事并不如烟。

《里斯本丸沉没》剧照。盟军战俘后代在沉船坐标海域祭奠亲人。

撰文/王升远

编辑/李永博 朱天元

校对/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