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逸”是一种态度，是一个低调的注脚，与高度有关，与气度相通，是被赋予因坚持信仰而自我放逐的含义。人们常说的“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山的巍峨与水的宽厚，传递出是不得志而独善其身的儒生情怀。

“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这句古语流传了千百年的时间，被历代文人志士奉为人生之信条。

他们那种“诗意栖居”，并不指向车马喧闹的城市，而在于幽静的山水之间。古往今来的隐士们将隐逸山居生活演绎为一种高洁的传统，并进而为后世之人上升到理想的高度。汗牛充栋的山居诗文，或抒发仁者的乐趣，或于淡泊的意境中感悟禅意，入世或出世，或儒或道或佛，殊途而同归，最终都在人们心中指引出一条通往山间小屋的道路。

隐逸——肇事于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这群人散淡地居住在云台缘，纵酒狂歌，反对礼法，补满了隐士形象狂放的另外一面。自由、独立不羁，从此也成为山中生活的关键词。酒精也好、茶叶也好，包括黄老之学与诗歌，都是逃避尘世的工具，同时追寻随心所欲的自由世界。而山中独立的小世界，为此提供了完美的背景。

人们隐居山林的理由多多：商山四皓式的居危图安、叔齐伯夷式的不事二朝、介子推式的乐平守清、范蠡式的功成身退，或者魏晋六朝隐士的任情恣性、王孟式的玄诗隐逸派……

貌似闲散的隐逸山居生活，在纵深处隐藏着创造性的活力，它往往直接催生或激发艺术创作的灵感。如果说，宋元时期的隐士多半都当过官，明清时期的山人则多为艺术家。他们退让、避世的态度，愤世嫉俗的孤傲品格，将自己的才华和人文情趣借助于工匠之手，聊写胸中郁郁寡欢之气，借助花木紫砂，实现其艺术生命的价值。因为那器物之中浸透着更为深广的人文情怀。

如张岱和朱耷这样的隐士，在政治上失意，而最后于艺术中新生。他们为“采薇”的山中生活增添了传奇和诗意的色彩。

就此而言，隐逸山居不仅是政治的避难所，更是哲思生发地和艺术能量场。他们喝茶、读诗经、吟诗作赋，或者与友人酬唱，从事着看似恬淡其实创造活力十足的艺术活动。艺术元素和交际功能，使得生活的内涵和外延更为丰富，跳出了流亡者的范畴，以更具蛊惑力的场景吸引更多的人。

几百年来，紫砂茶壶似乎一直在等待一群率真、任性的文人，也在等待一个追求朴素、自然而简约的时代。在那个心灵解放的时代，紫砂壶终于结束了她落寞的沉睡，亦甩脱了一身匠气，来亲近原本也淡然的茶。

实在难以言说，究竟是“晚明”文人的萧疏影响了紫砂壶，还是紫砂壶的朴雅感染了“晚明”人。总之从那时起，紫砂壶在时大彬、徐友泉、李仲芳等诸大师的经营后，终成为文人案头的珍赏。而吟咏紫砂壶的诗人们也多起来，他们无一不是收藏家、鉴赏家，他们以壶养壶、赏壶赠壶，一壶一盏之间也具备了性灵。自然，这些眼光极高的文人在诗词文章中就毫不吝啬对紫砂的溢美之词。“世界茶具称为首，玩赏揩摸在人手。”“一壶满贮碧山芥，摩挲便觉胜饮醇”“凝神昵古得古意，宁与秦汉官哥殊。”他们不仅明白了紫砂壶“能使茶汤气永清”的效用，更多的是壶和茶组合成趣，精神化一。以至于紫砂壶成为一种符号，一种平淡娴雅、质朴自然的茶文化的特殊符号。这涤荡人心的清茶砂壶寄托了那些空灵的韵语禅话，乃至于浓缩出生活上的荒诞、放达、恣肆、孤寂、绝望……闲时煮煮惠泉，松风习习，裙裾飘飘，好一幅文徵明的煮茶图啊！

细想来，这灿若披锦的五色土注定要绽放异彩。因为华夏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有着这么深沉的草木土石情怀。老庄如是，魏晋的名士亦然，即使在盛唐的功名感召之下，还是有那么多人寄情于山水！对于现代人而言，饮茶和紫砂壶，更是起到了“切换器”的作用，在繁忙、束缚与宁静、自由中“切换”，在纵横天地间、谈笑风生中实现精神的愉悦。

茶是草木，壶为土石。

草木土石毕竟是中国人最终的精神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