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 passion for history has been life-long: an unending fascination with the past and its meanings for us in our own time. Within that frame, I've had several turnings as I tried to give voice to people often ignored in the great historical narratives.” ——Natalie Zemon Davis

娜塔莉·泽蒙·戴维斯

2005至2008年，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读研究生期间，我开始接触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的著作。那时候，我兴致勃勃地阅读新文化史和微观史方向的经典著作，主要包括林·亨特（Lynn Hunt）主编的《新文化史》以及普林斯顿大学的历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教授的《启蒙运动的生意》和《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等。在研究生课堂上，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朱孝远教授时常向学生们推荐意大利微观史学家卡洛·金茨堡的《奶酪与蛆虫：一个16世纪磨坊主的精神世界》和《夜间的战斗：16、17世纪的巫术和农业崇拜》。在学习和阅读的过程中，娜塔莉·泽蒙·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也就顺其自然地引起了我的关注和阅读。《马丁·盖尔归来》短小精悍，但通俗易懂。读完这本书后，我对戴维斯娴熟的叙事技巧，不拘一格的写作风格及跨学科研究方法钦佩不已。

《马丁·盖尔归来》

读完《马丁·盖尔归来》后，我尝试阅读戴维斯的《法国近代早期的社会与文化》。不过，当时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并没有馆藏《法国近代早期的社会与文化》。得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的一位研究员不久将前往加拿大访学，我请求他帮我复印或扫描一份。访学归来后，这位研究员送了我一份用光盘刻录的《法国近代早期的社会与文化》。《法国近代早期的社会与文化》是戴维斯的第一本著作，但它并不是一本严格意义上的史学专著，而是收录了她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八篇代表性论文。由于每篇论文的主题不一，且我缺乏近代法国史的相关背景知识，初次阅读时我觉得有些晦涩难懂。不过，戴维斯的跨学科研究方法、对暴力仪式及妇女史的讨论、在里昂和巴黎收集的原始档案以及对原始史料进行细致入微的分析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不过，随着阅读的深入，我逐渐意识到自己知识储备的不足，于是向外校和外系的老师寻求帮助。娜塔莉·泽蒙·戴维斯和克利福德·格尔茨一起工作的普林斯顿大学的高等研究院一直是倡导跨学科研究的重要学术机构，并引领了新文化史学思潮。新文化史学家倡导跨学科研究方法，但当时的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并没有专门开设历史人类学和历史社会学的课程。新文化史和微观史的著作引人入胜，但如果读不懂爱德华·萨义德、米歇尔·福柯以及克利福德·格尔茨等人的著作，我突然意识到从事新文化史方向的史学创作将变得有些镜花水月且不切实际。经一位好朋友的介绍，我结识了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李康老师。当时，李老师刚从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访学归来，在移动硬盘上存储了大量与新文化史相关的外文图书。对我来说，李老师亦师亦友。李老师时常以他百科全书般的知识储备向我推荐新文化史、历史社会学和历史人类学方向的书籍。李老师还向我推荐了由乔恩·阿米尔（Jon Amiel）于1993年执导，理查·基尔、朱迪·福斯特等主演的电影《似是故人来》（Sommersby），该片与1982年法国导演丹尼尔·维涅（Daniel Vigne）执导的《马丁·盖尔归来》（该片由戴维斯担任顾问）的剧情颇为相似。李老师不仅在社会学系讲授历史社会学本科生课程，而且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讲授现当代社会学理论的本科生课程和西方社会学理论的研究生课程。此外，渠敬东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讲授古典社会学理论本科生课程。我和其他志同道合的年轻人时不时地骑着自行车从北京大学前往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旁听李康和渠敬东开设的社会学理论相关课程。

《马丁·盖尔归来》电影海报

或许是受新文化史学家所倡导的历史学与人类学相结合的跨学科研究的启发，我有意识地旁听与历史人类学相关的课程。那时候，美国芝加哥大学人类学系的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土著”如何思考：以库克船长为例》《文化与实践理性》和《历史之岛》的中文版已相继出版，在北京的学术界引起一阵阅读萨林斯著作的热潮。得知王铭铭教授在社会人类学系开设人类学方向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后，我慕名前往并旁听了两学期的课程。王老师的课经常研究欧美人类学界的经典著作，但倡导把西方人类学理论与中国的社会人类学传统结合在一起，并注重田野调查和民族志研究。对我这个来自历史系却不怎么尝试田野调查的研究生来说，王老师的人类学课程让我受益良多。王老师还邀请马歇尔·萨林斯来北京大学和中央民族大学做学术报告。萨林斯做演讲的时候，会场被听众围得水泄不通，可谓盛况空前。

此外，我还从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彭刚教授那里了解到更多关于娜塔莉·泽蒙·戴维斯的生平、婚姻及学术研究相关的信息。那时候，彭老师正在翻译英国历史学家玛丽亚·露西娅·帕拉蕾丝-伯克的《新史学：自白与对话》，访谈对象包含彼得·伯克、罗伯特·达恩顿、卡洛·金茨堡、杰克·古迪和娜塔莉·泽蒙·戴维斯等欧美知名历史学家。在译著未正式出版之前，彭老师就向我分享了译稿，让我一睹为快。帕拉蕾丝-伯克对娜塔莉·泽蒙·戴维斯的史学访谈篇幅只有30多页，但读完访谈内容后，我对娜塔莉的出生、家庭、婚姻、政治立场以及职业史学生涯有了更详细的了解。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在得知娜塔莉和丈夫钱德勒·戴维斯在美国麦卡锡主义时期所遭受的政治压迫后，我对这位经历坎坷的女性历史学家充满了更多敬意。那时候，娜塔莉既要照顾三个小孩，又要陪丈夫四处搬家，度过了一段异常艰难的日子。娜塔莉在职业史学界成长过程中所遭受的诸多磨难，让我感同身受。但是，即使面对诸多困难，娜塔莉百折不挠，从未在生活上和学术上懈怠。在处理好家庭事务后，娜塔莉依然满腔热情地从事原创性的史学创作。

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读研究生期间，虽然一直对新文化史和微观史感兴趣，但我自知所接受的专业史学训练并不完整。虽然阅读了一些新文化史和微观史的经典著作，但有时候读书也难免有些囫囵吞枣。不过，娜塔莉·泽蒙·戴维斯的学术经历及相关著作一直让我对她肃然起敬。

2009年8月，我前往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并将研究兴趣转向美洲早期史、大西洋史和英帝国史，但还是时断时续地关注着娜塔莉·泽蒙·戴维斯的史学研究。在研究生课上，我重点阅读了戴维斯的《边缘妇女：17世纪的的三则人生故事》（Women on the Margins:Three Seventeenth-Century Lives）和《行者诡道：一个16世纪文人的双重世界》（Trickster Travels: A Sixteenth-Century Muslim between Worlds）。前者研究欧洲、北美和南美三位不同宗教信仰的边缘妇女，是妇女史研究中出类拔萃的代表作之一。后者研究的历史人物是一位名为哈桑·瓦桑（Al-Hasan al-Wazzan）的北非外交官，同时也是文艺复兴时期一位伟大的地理学家，在西方通常被称为利奥·阿非利加努斯 （Leo Africanus）。哈桑·瓦桑出生和成长于摩洛哥，担任苏丹的外交使臣，先后出游北非、土耳其以及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部分地区，是一位典型的跨国界、跨文化交流且跨宗教信仰的个体。以哈桑·瓦桑被俘虏在意大利的经历为案例进行分析，戴维斯尝试探讨他在基督教世界如何运用穆斯林经验并试图还原他在滞留意大利期间的生活和写作经历。《行者诡道》基本上顺应了当时欧美学界跨国史和全球史研究的热潮，使之成为一本值得反复阅读的跨国史和全球史专著。

《边缘妇女：17世纪的的三则人生故事》（ Women on the Margins: Three Seventeenth-Century Lives）

《行者诡道：一个16世纪文人的双重世界》（ Trickster Travels: A Sixteenth-Century Muslim between Worlds）

在纽约生活期间，我曾亲自聆听娜塔莉·泽蒙·戴维斯的学术讲座。2013年12月4－6日，娜塔莉·泽蒙·戴维斯应邀在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进行三场学术报告。第一场是“人民的语言：一位研究意第绪语和法语的罗马尼亚犹太裔语言学家”（Languages of the People: A Romanian-Jewish linguist on Yiddish and French）。戴维斯的研究对象为拉扎尔·塞内安（Lazare Sainéan），其原名为拉扎尔·蒂内亚努（Lazăr Șăineanu），是罗马尼亚的一位语言学家和民俗学家，长期致力于探讨文化与高雅文学中的平民元素。他是第一个对意第绪语进行研究的学者并发现了罗马尼亚语言和习俗中的土耳其因素，且编制了数百个罗马尼亚民间故事的索引。时运不济的是，在寻求罗马尼亚公民身份和教授职位时，他却遭受权贵人士的阻挠，因为后者认为犹太人不可能是罗马尼亚人，并且认为罗马尼亚文化源起于拉丁文化。面对反犹太主义，他的一些朋友转向犹太复国主义。相反，他选择接受基督教的洗礼，但这让他遭受诸多嘲笑和羞辱。为了找到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蒂内亚努于1900年举家搬迁到巴黎，并将名字改为拉扎尔·塞内安。尽管受到文学学者的欢迎，塞内安仍无法获得永久的大学职位。尽管早已加入法国国籍，他还是觉得自己是一个外国人，是一个“闯入者”。戴维斯于2023年10月21日去世后，我在网上查了一下与这个报告相关的信息。后来，我才得知这场报告的内容已收录在戴维斯的新著《聆听人民的语言：拉扎尔·塞内安论罗马尼亚语、意第绪语和法语》（Listening to the Languages of the People: Lazare Sainéan on Romanian, Yiddish， and French）中。2022年，这本专著已由中欧大学出版社出版。

第二场是“创造历史：与娜塔莉·泽蒙·戴维斯进行圆桌讨论”（Making History: a roundtable discussion with Natalie Zemon Davis），与谈人包括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的安东尼·格拉夫顿（Anthony Grafton）、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的塞缪尔·莫因（Samuel Moyn）以及其他几位学者。在圆桌讨论期间，格拉夫顿问娜塔莉·泽蒙·戴维斯：你的学术活动经历了哪些转变？能否把这些转变贡献给在场的听众？在回答提问的过程中，戴维斯提到她最早开始写近代法国历史上的暴力史的时候，阅读的主要是马克思和韦伯的著作。可是，她发现她跟英国马克思派历史学家诸如爱德华·汤普逊（E. P. Thompson）和乔治·鲁德（George Rudé）等有共识的地方，尽管她对当时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研究方法并不满意。通过引入“他者”（otherness）的视角，她尝试着做与英国马克思主义学派历史学家不一样的社会和文化史。这一时期，戴维斯是作为人类学家的历史学家，她的作品引入了人类学家的“他者”视角和深描（Thick Description）方法。《法国近代早期的社会与文化》和《马丁·盖尔归来》都是戴维斯在这一时期进行创作的。戴维斯也强调，“他者”视角在她的学术著作中一以贯之。但是，意识到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的阐释文化学在方法论上的局限后，戴维斯也尝试着研究移动的个体，并着重考察他们的主体性。于是，戴维斯创作了《行者诡道》。需要指出的是，《行者诡道》与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的《蒙塔尤》和卡洛·金茨堡的《奶酪与蛆虫》在写作风格上完全不一样了，因为后面两本专著都研究的是静止的个体和村庄。戴维斯坦承《电影中的奴隶：再现历史真相的影像实验》是即兴之作，建议读者不必过多关注。读过《档案中的虚构：16世纪法国的赦罪故事及故事的讲述者》这本书后，圆桌讨论会上的一位发言人直接说这本书改变了她对档案的认识及使用。戴维斯强调，在阅读《蒙塔尤》的时候，她发现了许多赦罪故事。于是，她才下决心创作《档案中的虚构》。

《档案中的虚构》中译本

就我个人所知，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的安东尼·格拉夫顿把罗伯特·达恩顿所倡导的书籍史研究发挥到了另外一个极致。2014年9月中下旬，宾夕法尼亚大学麦克尼尔美洲早期研究中心举办了“詹姆斯·洛根与大西洋文化和政治网络，1699-1751年”（James Logan and the Networks of Atlantic Culture and Politics, 1699-1751）的史学会议。9月18日，格拉夫顿在会场做了主旨演讲。格拉夫顿使用了费城图书馆公司（Philadelphia Library Company）的詹姆斯·洛根信件和原始手稿。洛根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人，他喜欢阅读并时常在书籍上做各种批注。为了显示他的才华横溢，洛根使用各种语言做批注，包括拉丁语、法语和英语等。格拉夫顿的报告用大西洋的视角来解读洛根的这些批注。格拉夫顿也做书籍史，但他把达恩顿的书籍史引向了阅读史，引向了格拉夫顿所研究的近代欧洲史领域。另外，或许是受全球史和大西洋史的影响，格拉夫顿也把兴趣更多地转到了新、旧大陆之间的书籍交流史。洛根的原始手稿和信件就馆藏在费城图书馆公司的档案馆里。遗憾的是，美洲早期史学家并未对这些尘封已久的原始档案进行研究。听完格拉夫顿的演讲后，参会人士无不为他拍案叫绝。

戴维斯在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的第三场学术报告的题目是“应对陌生性：殖民时期苏里南的语言和信息流动”（Dealing with Strangeness: Language and Information Flow in Colonial Suriname）。戴维斯的这个报告主要研究荷属苏里南殖民地，一个她从未涉足的研究区域，而且使用辞典作为研究史料。当时，我不太清楚戴维斯具体要研究什么新课题，但发现她正在兴趣盎然地研究殖民时期苏里南的语言和殖民史。跟格拉夫顿比较类似，戴维斯也尝试着做18世纪大西洋世界中的书籍史和阅读史。在做档案收集的过程中，戴维斯发现了一本历史辞典，它记载着18世纪荷属苏里南殖民地白人殖民者和非洲裔黑人奴隶之间的各种词汇及它们对应的翻译。为了研究这些克里奥尔语（creole languages），戴维斯尝试把书籍史和阅读史引向了她的研究课题中。或许是因为达恩顿、戴维斯等都曾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的缘故，格拉夫顿对前面两位历史学家都充满敬意。需要指出的是，他们三位都曾担任美国历史协会的主席。在去世之前的大约十年时间里，戴维斯一直在写作《编织的历史》（Braided Histories）。其中，第三场报告的内容将收录在《编织的历史》中。不过，由于戴维斯已去世，这本书稿最终是否会出版，尚未可知。

2014年1月初，在华盛顿特区召开的第128届美国历史协会年会上，我再次邂逅了娜塔莉·泽蒙·戴维斯。当时，彭慕兰要在美国历史协会年会上发表主席演讲，题目是“民族国家弱化时代的历史”（Histories for a Less National Age），强烈质疑民族国家史观并提倡用全球视角来研究历史。在彭慕兰发表主席演讲之前，我提前来到会场，偶然发现戴维斯也在会场。戴维斯虽然留着短发，但打扮时髦。即使已经86岁，但她精神矍铄。于是，我主动走过去跟她打招呼。言语谈吐间，我发现戴维斯思维缜密，且滔滔不绝。令我诧异不已的是，对我这个来自中国且初出茅庐的博士生，她没有摆任何架子。更令我欣喜若狂的是，她愿意主动聆听我的博士论文课题。我告诉她我正在研究南卡罗来纳政治家和大西洋商人亨利·劳伦斯（Henry Laurens）在1744至1784年在南卡罗来纳、英帝国中心和欧洲大陆往返的四次跨大西洋旅行经历，进而探讨他在自我认同上的转变以及英帝国与南卡罗来纳殖民地/州在政治关系上的转变。当我提到自己的研究项目的时候，戴维斯津津有味地听着。或许是因为她在《行者诡道：一个16世纪文人的双重世界》中曾研究过哈桑·瓦桑这种类型移动的、跨文化且跨民族国家疆界个体人物的缘故，也或许是因为她正在研究拉扎尔·塞内安的跨文化遭遇的缘故，戴维斯毫无保留地分享了她创作《行者诡道》的经验并向我提供了诸多建议。当时，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工作的法国历史学家罗杰·夏蒂埃（Roger Chartier）正要上前跟戴维斯打招呼。考虑到跟我之间的对话还没结束，戴维斯只是向夏蒂埃挥了挥手，简单寒暄了一下，然后继续跟我聊全球和跨国视野下移动个体的经历及相关研究，并千叮万嘱我顺利完成博士论文。

在美国历史协会年会会场，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娜塔莉·泽蒙·戴维斯的赫赫有名，也了解到更多她从事妇女史研究的相关信息。戴维斯心慈人善，学术造诣功底深厚，且还是美国历史协会的前主席。在会场，戴维斯的名字真的是如雷贯耳，随时随地都能听到她的大名。妇女史学家会提到她，法国史学家会提到她，全球史和跨国史学家也会提及她。在会场，她总是那么受欢迎，众星捧月一般，可她又是那么的谦逊和随和。可能，国内的大部分学者是通过接触新文化史而了解并阅读戴维斯的相关作品。但事实上，戴维斯是妇女史领域的先驱人物之一。她的求学和工作经历、她的档案调查经历以及她对妇女史原始史料的解读等，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妇女史学家。1月4号早上，我参加了由妇女史学家组织的早餐讨论会。一开场，密歇根大学历史系的丽贝卡·贾维斯·斯科特（Rebecca Jarvis Scott）就提起戴维斯的《边缘妇女》对她从事妇女史研究的影响。颇为遗憾的是，为了见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的S·麦克斯·埃德尔森（S Max Edelson）教授，我错过了戴维斯那场反思妇女史的讨论。后来，我在Youtube上找到了2014年年会第184场会议“代代相传的妇女史”（Generations of Women's History）视频。不知道当天到底发生了什么，戴维斯并没有来到会场做报告。尽管如此，密歇根大学历史系的莱奥拉·奥斯兰德（Leora Auslander）教授宣读了戴维斯的会议稿。听完奥斯兰德宣读的讲稿内容后，我才真正认识到戴维斯在妇女史研究领域的筚路蓝缕，而她的亲身经历是我从书本上和论文中根本就学不到的。1971年，戴维斯跟澳大利亚裔美国妇女史学家吉尔·科尔·康威（Jill Ker Conway）一起开设了“妇女史专题”的历史课程，这是多伦多大学历史上最知名的妇女史课程，也是北美最早的妇女史课程之一。1975年，戴维斯出版了她的第一部著作《法国近代早期的社会与文化》，其中收录了戴维斯研究妇女史的相关论文。那时，她已经47岁了。这本书让戴维斯名噪一时，但影响主要局限在近代欧洲史和法国史领域。

那次邂逅之后，我对戴维斯的叮嘱一直铭记于心。在写作博士论文《追寻自我认同：亨利·劳伦斯的跨大西洋遭遇，1744—1784年》的过程中，戴维斯的《行者诡道：16世纪一位文人的双重世界》、英国历史学家琳达·科利（Linda Colley）的《伊丽莎白·马什的苦难：世界历史上的一位妇女》（The Ordeal of Elizabeth Marsh: A Woman in World History），以及新英帝国史学家凯瑟琳·霍尔（Catherine Hall）的《文明化的主体：英国人想象中的帝国中心和殖民地，1830-1867年》（Civilising Subjects: Metropole and Colony in the English Imagination, 1830-1867），我常置案头并时断时续地进行翻阅和参考。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职业史学生涯里，戴维斯从未停止前行的步伐。她先后涉足宗教史、新文化史、妇女史和全球史等领域，且在无垠的知识海洋里勇攀高峰。即使面对政治迫害和生活上的诸多困难，她义无反顾地昂首向前，从未退却。自1996年在普林斯顿大学退休后，戴维斯笔耕不辍，继续进行史学创作。其中，《16世纪法国历史上的礼物》《电影中的奴隶：再现历史真相的影像实验》《行者诡道》以及《聆听人民的语言：拉扎尔·塞内安论罗马尼亚语、意第绪语和法语》都是她退休后相继出版的专著。此外，戴维斯还从事着《编织的历史》的写作。在职业生涯晚期，戴维斯在不断的学习和探索，真真切切地践行着学到老，活到老，且学无止境（a life of learning）。即使年逾古稀，她依然活跃在史学前沿。

《电影中的奴隶》中译本

在我成长为一名职业历史学家的道路上，戴维斯的著作一直如影随形。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读书期间，戴维斯及其他新文化史学家的作品鼓励着我不断扩大自己的知识面。于是，我尝试从历史社会学和历史人类学上获取更多知识养料。赴美留学后，我偶然获得机会与戴维斯进行直接接触，真切地感受到她作为学者所具有的独一无二的人格魅力。戴维斯擅长对历史人物进行传记式的书写，其炉火纯青的历史叙事技巧、对具体传记人物史料入木三分的分析、对跨学科研究方法的不断尝试，以及不知疲倦地探索新知等时刻勉励着我在史学创作上精益求精。对类似我这样的青年历史学家来说，戴维斯是一位无与伦比的榜样，其亲身经历和史学创作将会激励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