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记者 李麑

制图：张泽红

快速城市化的东南亚也在快速数字化。

2018年，东盟十国中，26个城市加入了“东盟智慧城市网络”，而在此之前，新加坡提出了“智慧国家2025计划”，印尼也宣布了“100个智慧城市”运动。

最初，东南亚数字化的最大推手是各国政府，但疫情后，东盟的智慧城市发展有了新的转向。世界银行高级城市规划顾问法比安·克拉维耶（Fabien Clavier）接受了澎湃新闻（）专访，他认为，越来越多数字应用关注更微观的人，关注人的需求和东南亚特有的都市问题。而在政府之外，许多科技资本正成为新玩家。

克拉维耶正在参与世行的一项研究课题，东盟城市的数字基建与新冠应对，他们将于今年年底发布研究报告。

本文为全球城市对话东南亚观察系列的第三篇。

澎湃新闻：新冠疫情前，东盟各国已经在推动智慧城市发展，此前的发展重点是什么？

法比安·克拉维耶：疫情前，东盟的许多智慧城市项目都很“大”，试图改善城市系统管理。比如智慧交通，东南亚是近年来世界范围内城市化最快的区域，拥堵是许多城市的通病。此外还有电子政务。

疫情期间，我们观察到了一些变化。此前这些大项目的推手都是政府，出于城市管理的目的，最近几个月，数字技术更关注人的需求。

谁更急需药品、通讯、食物，或其他公共服务？很多人暂时失去了生计，疫情后如何恢复？公共卫生危机带来了次生的经济和社会危机，越来越多智慧城市解决策略开始以人为出发点。

澎湃新闻：相较于以往“自上而下”的智慧城市项目，疫情期间，东盟的数字技术主要应用在哪些方面？新加坡推出的接触者追踪应用程序之外，还有哪些？

法比安·克拉维耶：这也是我们正在研究的一个课题，东盟城市的数字基建与新冠应对。

据我们观察主要应用在三个方面，一是接触者追踪，二是识别城市中有病毒暴发可能的高风险地区，三是针对疫情后的经济恢复。

当然，政府仍是最有力的推手，很多项目仍是“自上而下”的，新加坡的接触者追踪应用程序TraceTogether也是由政府力推，并没有突然转变成“自下而上”。我想强调的是，人的需求得到了更多重视，政府也需要一些技术支持，更好地分配应急补给和经济援助，提高效率。

新加坡政府于3月推出了接触者追踪应用程序TraceTogether，6月又推出了一款内置蓝牙的微型设备，首批发放对象为65岁以上老年人。图片来源 TraceTogether官网

澎湃新闻：TraceTogether推出后并未强制安装，目前下载安装的用户数约为240万，不足新加坡总人口的一半。它有效吗？

法比安·克拉维耶：TraceTogether并未强制所有国民下载安装，有媒体分析了安装率不足的原因，数据与隐私安全并不是人们最大的顾虑，这款应用程序并不会记录人的GPS位置数据。但它的设计存在缺陷，比如需要保持开启状态，耗费手机电量。

此外，它存在一定的强制性，所有住在外籍劳工宿舍的外籍劳工都必须安装。这非常重要，外籍劳工宿舍一度成为新加坡疫情的暴发地。新加坡在初期忽略了这个盲区，但迅速控制住，避免引发更大范围的社区传播。（编者注：新加坡人力部于6月表示，6月19日前，外籍劳工的雇主必须确保所有的外籍雇员下载并安装TraceTogether，这将与外籍劳工的签证挂钩。 ）

澎湃新闻：一些弱势群体并没有智能手机，比如老年人，数字鸿沟是否也是安装率不足的原因之一？6月，新加坡也推出了面向老年人的接触者追踪设备TraceTogether Token。

法比安·克拉维耶：数字鸿沟也是智慧城市面对的常见问题之一。

TraceTogether Token就是应对数字鸿沟提出的一种解决方案。Token是一个微型设备，外观看起来很像苹果无线耳机盒，人们可以放在口袋里、包内，或挂在身上。电池电量可以维持几个月。

这个硬件内也安装了蓝牙，近距离接触时，它会与装有TraceTogether的手机用户或另一个Token持有者交换数据。首批Token发放给了数千名老年人，下一阶段可能会开放给更多人群。

但有一点和应用程序不同，如果一个Token用户确诊新冠，他/她需要将Token上交，确诊的数据并不会直接通过Token上传。

澎湃新闻：但并非每个国家或城市都有足够的财力和资源开发接触者追踪程序，东南亚地区，一些国家仍在通过传统的、低技的方式进行接触者追踪，也很有效。

法比安·克拉维耶：确实如此。很多国家仍通过人工的方式追踪确诊者的行动轨迹和接触史，即便是新加坡，人工的方式也并未被完全取代。

但技术还是会提供一些便利。比如世界卫生组织WHO推出了一个名为Go.Data的工具，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可以用于数据收集、追踪、传播链可视化等功能，进一步观察病毒集中暴发的热点地区，并能确保数据传输的安全性，这样的工具也会帮助政府应对突发状况。这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很有效，柬埔寨就在使用Go.Data。

澎湃新闻：新加坡在推动TraceTogether的过程中，数据与隐私安全并未引发过多争议，东盟其他国家如何？

法比安·克拉维耶：新加坡有《个人数据保护法》（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Act，PDPA），近些年也一直在完善数据安全的框架，这是智慧城市的基础之一。

TraceTogether在推出时，数据使用说明很透明，比如强调不会使用手机用户的GPS位置数据，收集到的接触者追踪数据只会存储14天，过期清空。

但最近，泰国的扫码登记程序Mor Chana就引发了争议。程序的数据使用说明写得很模糊，而泰国政府在6月时承认，数据不仅被共享给了公共卫生部门，泰国国防部等其他部门也有使用权限。

（编者注：6月，数据安全公司Straits Interactive公布了一份报告，比较了东盟范围内，各个接触者追踪应用程序的安全性，其中泰国的Mor Chana要求用户提供更多权限，其中包括9个“危险”权限，包括对摄像头、GPS位置以及设备和应用程序历史记录的访问权。）

数据安全公司Straits Interactive比较了东盟范围内，各国推出的接触者追踪应用程序，表中列出各个程序要求用户开放的“高风险”权限。图片来源 Straits Interactive报告

澎湃新闻：智慧城市技术如何应用于识别城市中的高风险地区？

法比安·克拉维耶：未来城市实验室（Future Cities Laboratories，隶属于新加坡国家研究基金会与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合作成立的新加坡-ETH中心）在印尼城市孟加锡（Makassar）有一个长期项目。疫情前他们就在研究孟加锡的居住形态和公众健康状况，还在试点一些线上医疗项目。

新冠疫情期间，他们利用地理信息系统（GIS）分析孟加锡的城市空间，找出新冠疫情的热点区域，并试图弄清疫情与城市密度、非正规居住或其他因素是否存在因果关联。

孟加锡有很多非正规居住区，比如贫民窟，得益于这项调查，孟加锡政府更有针对性地进行防疫，比如增加清洁消毒设备，增派人员等等。

他们的研究也表明，高密度本身并不是问题，“过度拥挤”（overcrowding）才是。比如新加坡是一个高密度的城市，但社区防疫措施得当，并没有过高风险，但过度拥挤且缺乏清洁设备的外籍劳工宿舍就成了病毒暴发点。

未来城市实验室的研究还在进行中。更重要的是在“解封”后，经济恢复中如何保证安全性，如何应对新的常态——这是所有人都关心的话题。

孟加锡，一位防疫人员正在为居民区消毒。图片来源 未来城市实验室视频截图

未来城市实验室的数据显示，在贫民窟和缺少清洁水源的区域，病毒扩散迅速。图片来源 未来城市实验室视频截图

澎湃新闻：目前，东盟国家正在利用数字技术恢复经济，政府之外，科技资本似乎正成为一股新的推动力量。如何看待他们的角色？

法比安·克拉维耶：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点，东盟地区存在了大量非正规经济。

7月，在世界银行组织的一场线上讨论会上，我分享了一个泰国曼谷的案例，一家名为5Lab的本地IT公司开发了一个交互地图Covid Tracker（新冠追踪者）。最初这个网站被用来澄清疫情期间的各种谣言，地图上可以标记某个位置上的确诊者人数，并列出可以确保可信度的链接，同时列出了各种虚假新闻和谣言。

等到疫情后期，这个网站又有了新功能。那些已经恢复营业的餐厅和商铺可以标记出自己的位置和营业时间，失业者也可以免费发布自己的手工艺品，或列出自己可以提供的服务，找渠道打零工。这鼓励了某个区域内的经济和交换，特别是非正规经济的活力。

而一些科技企业走得更远，比如印尼的独角兽企业GoJek，疫情之后，他们试图让更多小型“夫妻店”上线。新冠疫情正在加速东盟地区中小企业的数字化。（编者注：Warung是印尼语中的夫妻店，这些小型摊贩是人们购买食物和日用商品的地方。据《雅加达邮报》，小型企业占印尼经济总量的60%以上，疫情中，科技大公司们正在角力，让夫妻店数字化。）

澎湃新闻：未来，东盟地区的智慧城市建设还有哪些值得关注？

法比安·克拉维耶：一是我们前面谈到的数字鸿沟，东盟范围内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差异很大，很多地区尚未被网络覆盖，这需要基建的投入。

数据安全和个人隐私仍是基础性的问题，需要有框架来约束技术的应用。

我认为，疫情后智慧城市已经找到了新的面向，它可以被用来识别城市的不平等。新冠并未就此结束，贫民窟、非正规居住空间、外籍劳工宿舍都可能成为下一个病毒暴发点，长久来看，我们需要更具包容性的设计和政策。

当然还有一个更大的背景，东南亚还面临气候危机，疫情和经济之外，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这些仍是挑战。

责任编辑：冯婧

校对：张亮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