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先秦秦汉史，作者焦阳

钱树枝干图像的整体研究

——兼论钱树的主要内涵与功能

焦阳

摘要

钱树枝干的整体布局存在明显的规划性，图像内容及表现形式有较为固定的格套。枝叶和枝干图像内涵主次鲜明，顶部枝叶主要是展现“天门”的含义，是钱树最关键的部位。侧枝图像内容丰富，但依然是围绕西王母进行选题和布局。树干主要起支撑作用。钱树枝干图像的核心内涵是“西王母—天门”所代表的升仙信仰，虽然少数顶枝和侧枝会出现历史故事图像，但这并不影响钱树整体所要表达的升仙内涵。其他诸如钱币、动物等图像所表现的求财、祈福利后、辟邪镇墓等内涵，使钱树的意义更加多元，但均处于次要地位。无论是钱树枝叶还是树座，所展示的主要是西王母所处的西方昆仑仙境，进而体现了“昆仑—西王母—天门”为主体的西方信仰。

关键词：钱树图像 天门 西王母 昆仑 西方信仰

钱树也称“摇钱树”，因其枝叶下部铸有大量钱币图案而得名，是汉晋时期流行于西南地区的一种丧葬器物，多数钱树树体为青铜质地，配之以陶质或石质器座。钱树的枝叶、枝干和底座往往有丰富的图像，例如凤鸟、西王母、佛像、动物等，因而持续受到学者的关注，对于钱树的定名、源流、传播途径、图像内容及其内涵都有较多研究。总体来看，前人对于钱树的功能有较为一致的认识，即通过枝叶、枝干及树座上的图像以表达求财、辟邪、祈福利后、升天成仙的愿望[i]。由于钱树图像十分丰富、题材各不相同，以往研究常常将图像拆解出来，逐一观察与讨论,对其意义的认识也大多是通过题材的分类而进行简单归纳，要么仅强调其中一方面，要么多元并列，未分主次。诚然，钱树的图像是有多元意义的，但钱树作为一个成系统的、独立的器物，其上的图像是否应该存在一个核心主题？不同图像之间是否有主次关系？关于钱树树座的研究相对较多，材料也相对完整，主体意义已较为明确，多数与西王母、昆仑信仰相关[ii]，而对于内容更加丰富的枝干图像的研究尚需要进行整体观察。本文即重点关注钱树枝干的图像内容和组合，以寻求整个图像组合的内在逻辑并探讨钱树的主要内涵与功能。

一、完整钱树枝干的整体观察

目前可见保存较完整的钱树不下40件[iii]，其中有出土信息的22件。枝干由顶部枝叶、侧枝和树干组成，三种枝叶上的图像各有特点且种类较多，已有学者对各种枝叶的组合情况进行过梳理[iv]，不再赘述。根据以往的复原研究及近年的出土材料可知，顶枝的形制、结构及枝叶大小与侧枝有明显区别，安装方式也与侧枝不同，故顶枝组合较容易复原。侧枝数量众多，因其多是插挂在树干上，历经千年出土时多已散落，故侧枝上下位置的复原困难。本文主要侧重于钱树枝干图像的观察，研究显示侧枝的图像多为主题式并杂糅许多内容，逻辑关系较弱（后详），因此侧枝的具体排布并不影响本文的整体讨论。本文在对钱树各部位枝叶进行细致观察的基础上，分析各部位枝叶在整株钱树中的作用，寻找枝叶图像中的关键元素，以期探讨钱树的整体内涵及其意义层次。

（一）顶枝

顶枝的图像在整棵树中是独一无二的，且图像刻画最为清楚，又位于顶端中央位置，所以钱树枝干最重要的部分当属顶部及其附近的枝叶，其特有的形制及图像组合方式，较容易在众多枝叶中识别出来。根据顶部枝叶图像及组合的不同将钱树进行分类，较容易把握钱树的主要特点及内涵。

由于钱树数量较多，图像内容和组合有一定规律可寻，为方便起见采用划分类型的方式对材料进行介绍。首先，多数完整钱树的最顶端是一只凤鸟，凤鸟之下有时会接西王母、佛像或其他人物，有时直接与树干相接。根据凤鸟是否直接与树干相接可将钱树顶枝分为两型。

A型：22件。凤鸟图像之下紧接人物或动物图像，图像刻画清楚，主体地位明显。根据凤鸟之下图像内容的不同，可分为四亚型。

Aa型：8件。顶枝图像组合为“凤鸟+西王母+璧”。四川绵阳何家山M2出土钱树，顶枝图像为西王母坐于龙虎座上，头顶圆璧，璧上立一只凤鸟[v]（图1，a）。四川茂汶出土钱树，枝干顶端有一璧，璧两侧有各有一捣药玉兔。圆璧之上有西王母图像，西王母头上立一只凤鸟；旁枝各有一阙，阙上立有凤鸟，有一人挑着两串钱从中走出[vi]（图1，b）。

图1 Aa型钱树顶枝

a.绵阳何家山M2钱树（采自绵阳市文物管理局、绵阳博物馆：《涪江遗珠：绵阳可移动文物》，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41页）

b.茂汶钱树（采自何志国：《汉魏摇钱树初步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图11-7）

Ab型：7件。顶枝图像组合为“凤鸟+佛像+璧”。四川资阳雁江区狮子山M2出土钱树，顶枝凤鸟已不存，佛像位于中央枝干上方，坐于圆璧之上；旁枝为骑鹿的长耳仙人手举日月，亦站立在璧上[vii]（图2）。重庆丰都包肚地M7出土钱树[viii]、成都青白江战斗村出土钱树[[ix]]若顶部保存完整应与之类似。陕西宝鸡郭家崖M15出土钱树与之类似，唯顶枝凤鸟口含绶璧，旁枝为站立在璧上的凤鸟[x]。

图2 Ab型钱树顶枝

(采自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资阳市雁江区文物管理所：《资阳市雁江区狮子山崖墓M2清理简报》，《四川文物》2011年第4期，图二〇，1)

Ac型：2件。顶枝图像组合为“凤鸟+三峰冠人物+璧”。湖北郧阳出土钱树，顶枝中央有一璧，璧上站立一位头戴三峰冠的人物；旁枝为猴子蹲坐于璧上，并附带有凤鸟栖立在钱树上的图像[xi]（图3）。波特兰艺术博物馆藏有一件完整的此类型钱树，三峰冠人物头顶立有一只凤鸟[xii]。由此观之，湖北郧阳钱树顶部应当有所残缺。

图3 Ac型钱树顶枝

（改绘自湖北省文物局：《汉丹集萃：南水北调工程湖北库区出土文物图集》，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194页）

Ad型：3件。顶枝图像组合为“凤鸟+其他人物(动物)图像”，这里的人物往往为两位男性形象，有的似仙人，有的着长袍戴冠。例如，绵阳何家山M1出土钱树，凤鸟下方的主干图像为一棵外形奇特的树，树干刻绘菱形纹饰，树旁站有两位穿着右祍短袍、束发髻的男性人物[xiii]（图4，a）。同样的枝叶图案亦见于陕西汉中宁强县出土钱树。四川西昌马道杨家山M1出土钱树，凤鸟之下的主干图像为两位身穿宽袍大袖头戴冠的男性形象，一人为仰头侧卧状，形态轻松自然，另一人做抡锤状，似想击打侧卧的人物[xiv]（图4，b）。

图4 Ad型钱树顶枝

a.绵阳何家山M1钱树（采自《涪江遗珠：绵阳可移动文物》，第49页）

b.西昌杨家山M1钱树（采自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四川西昌市杨家山一号东汉墓》，《考古》2007年第5期，图一〇、一一）

B型：14件。凤鸟直接与树干相接。这一类型凤鸟身旁常会出现手举日月的伏羲女娲、仙人、植物、动物图像。例如，四川彭山双江出土钱树，凤鸟口含丹药，面前有一人物双膝跪地，似在向凤鸟求取丹药；一旁为人首蛇身的女娲，双手上举圆月，月中绘制蟾蜍[xv]（图5，a）。四川新津宝资山出土钱树与之图像相同[xvi]。绵阳石塘乡出土钱树，凤鸟口衔枝蔓，面前有一骑马的长耳仙人[xvii]（图5，b）。

图5 B型钱树顶枝

a.彭山双江钱树（采自张琴：《四川博物院藏汉代摇钱树研究》，《文物天地》2015年第1期，图三）

b.绵阳石塘乡钱树（采自《涪江遗珠：绵阳可移动文物》，第45页）

（二）侧枝

侧枝图像有较高重复性，部分钱树的侧枝无甚特别，全部是钱币的罗列，例如湖北郧阳出土钱树。但更多钱树侧枝则有非常丰富的图像，除了常见的西王母外还会有动物、历史故事、杂技、乐舞、车马出行等。由于钱树出土时枝叶多已散乱，且侧枝的枝叶形制较为相似，侧枝的上下顺序及组合方式并不能确定。根据侧枝的图像和枝叶形态，可分为三型。

A型：14件[xviii]。长条形枝叶。根据图像主题的不同，可分为两亚型。

Aa型：10件。西王母和乐舞、杂技图像枝叶。彭山双江出土钱树，侧枝枝干下方为钱币图像，上方则是以西王母图像为中心，两侧分布有捣药仙人、乐舞、跳丸、叠案等杂技图像，枝叶外侧还有人物一手持绶璧一手牵引凤鸟的图像[xix]（图六，a）。类似的枝叶还有四川广汉万福出土钱树、新津宝资山出土钱树等。

Ab型：4件。出行图像枝叶。资阳雁江区狮子山M2出土钱树，枝叶一端有持节人物从双阙中进入，前方还有一位骑马的人物，身前有一人躬身迎谒；中间有一建鼓，另一侧也有一位骑马人物，身后跟有两人，最后一位头戴斗笠[xx]（图6，b）。陕西汉中铺镇砖厂M5出土钱树，虽然侧枝有残损，仍可辨识出人物临阙图像[xxi]。另外，意大利东方艺术博物馆藏钱树，侧枝有双阙图像，一位仙人驭两头大象正往阙门行进[xxii]。东京国立博物馆藏钱树上层侧枝展现了一幅风伯、雨师和雷公的出行图[xxiii]。

图六 A型钱树侧枝

a.彭山双江钱树（采自《四川博物院藏汉代摇钱树研究》，图五）

b.资阳M2钱树（采自《资阳市雁江区狮子山崖墓M2清理简报》，图版一，2）

B型：14件。宽短形侧枝。图像内容繁杂，多以西王母图像为中心，各类人物穿插在枝干和钱币之间。这类枝叶较A型大，在钱树上多重复出现。广汉三水出土钱树，枝叶中间上部有一西王母坐于龙虎座上，下方两侧有两位身形较小的人物呈跪地祈求状。枝叶外侧上端的树枝上可见有一只九尾狐，其下方有两位坐于平台上的人物，一人弹琴一人聆听。其下方可见有一骑牛男子，与前方手拿纺锤的女子对望。枝叶内侧有两人执手相看，身边立有一马。枝叶空隙处还有仙人、鹿、鸟等动物图像（图7，a）。广汉万福出土钱树，整体图像与广汉三水类似，枝叶空隙处可见拉弓狩猎图像，钱币上的文字为“五利后”[xxiv]（图7，b）。

图7 B型钱树侧枝

1.广汉三水钱树（自摄）

2.广汉万福钱树（采自《汉魏摇钱树初步研究》，图2-15）

C型：6件。不规则枝叶。这类枝叶图像与前两型不同，枝叶形态较为多样，图像内容没有形成较为固定的组合。绵阳何家山M2出土钱树侧枝有胡人驭象图，象背上还驮有两壶（图8，a）。汉中勉县出土钱树残枝上有车马出行，另一残枝上可见配鞍的鹿[xxv]（图8，b）。成都青白江战斗村出土钱树侧枝中央有棵钱树，两胡人手持长杆似在摘钱，枝叶外端立有一只凤鸟[xxvi]。西昌杨家山M1出土钱树侧枝，枝叶较短小；图像除却钱币纹外，一侧展现了一幅狩猎场景（图14，a），一侧为持节人物牵引凤鸟和仙马图像[xxvii]。

图8 C型钱树侧枝

1.绵阳何家山M2钱树（采自《涪江遗珠：绵阳可移动文物》，第42页）

2.汉中勉县钱树（采自唐金裕、郭清华：《陕西勉县红庙东汉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4期，图十一）

D型：5件。枝叶插件。除以上三型侧枝主体枝叶外，在侧枝上还会出现片状外插件。如云南昭通桂家院子的侧枝插件出现了持节羽人和风伯形象[xxviii]（图9，a），以往学者多将跪地吹风的风伯认作蟾蜍，显然是出现了偏差。风伯常与雷公、雨师一同出现在汉代画像石上，外形特征明显，腹部圆鼓，做跪地吹风状，南阳王庄汉画像石[xxix]和四川郫县一号石棺[xxx]上的风伯形象即是如此（图10）。由此来看，钱树上的风伯与汉代画像石、石棺中的相似，呈屈膝跪地、仰头吹风的姿态。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钱树灯的侧枝出现了同版的风伯形象，所处位置也与昭通钱树相同，均是紧邻顶部西王母枝叶的侧枝[xxxi]。湖北秭归台子湾Ⅲ区M3也出土有同样的枝叶插件[xxxii]，可惜整株钱树缺损严重难以复原。西昌杨家山M1钱树侧枝插件，图像为两个男子站立在一个豆状器两侧，各有一只手伸向中间；其中一身形高大，衣袖飞扬，另一位身材矮小，手中持节（图9，b）。

图9 D型钱树侧枝

a.云南昭通桂家院子钱树（采自云南省文物工作队：《云南昭通桂家院子东汉墓发掘》，《考古》1962年第8期，图六，3、6）

b.西昌杨家山M1钱树（《四川西昌市杨家山一号东汉墓》，图一七）

图10 风伯图像

a.南阳王庄画像石（采自凌皆兵、王清建、牛天伟：《中国南阳汉画像石大全2》，大象出版社，2015年，第192页）

b.郫县一号石棺（采自高文：《中国画像石棺全集》，三晋出版社，2011年，第125页）

（三）树干

树干可分为有装饰和无装饰两类，有装饰的图像较为多样，动物类的有猴、熊、蝉、龙，人物类的有佛像、羽人等。其中，保存较好并装饰有熊的树干约有7件。例如，成都青白江战斗村出土钱树[xxxiii]、新都区互助村M3出土钱树[xxxiv]、资阳雁江区狮子山M2出土钱树等树干均为装饰熊和璧（图11，a）。保存较好并装饰有佛像的树干约有12件，如绵阳何家山M1出土钱树、安县出土钱树、郧阳出土钱树、汉中铺镇砖厂M5出土钱树[xxxv]等树干装饰佛像和璧（图11，b）。以上两种在有装饰的树干中占有大多数。

图11 钱树树干

a.新都钱树（采自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新都区文物管理所：《成都市新都区东汉崖墓的发掘》，《考古》2007年第9期，图一八，1）

b.绵阳何家山M1钱树（采自《涪江遗珠：绵阳可移动文物》，第47页）

（四）小结

从时间关系上看，各类枝干暂未发现较为明显的早晚关系；从分布地域看，Aa型顶枝主要见于四川地区，Ab型则在四川、陕西、重庆均有出土，Ac型只有两件，仅知一件出土于湖北地区；Ad型在四川、陕西均有出土；B型顶枝主要集中在四川地区。其中，四川和陕西地区的Ab、Ad型顶枝出现了同模的情况。从数量上看，以Aa、Ab和B型顶枝最为常见，三者约占现存顶枝的80%。就侧枝而言，A、B型侧枝数量最多，目前主要见于四川地区，二型多在同一棵钱树上组合出现；C型侧枝和D型相对较少，在四川、云南有发现。另外，四川、陕西、湖北地区均出土有侧枝仅装饰钱币纹的钱树。树干以装饰佛像、熊最为常见，且二者分布没有明显的地域性，其次为素面无装饰。此三类在现存树干中约占有七成。

可见，“凤鸟+西王母+璧”、“凤鸟+佛像+璧”以及凤鸟直接与树干相接，是钱树顶枝的主要类型。侧枝类型多样，长条形和宽短形枝叶的形制和图像主题较为固定，也是完整钱树中最为常见的两类侧枝。树干上的装饰则主要为佛像和熊。

二、钱树各部位内涵与功能探析

（一）顶枝——关键部位

通过梳理各类钱树可知，凤鸟与树干直接相接是顶部枝叶最常见的情况，其次就是“凤鸟+西王母”和“凤鸟+佛像”的顶枝类型。这类图像组合所处位置较为统一，位于树干最上端；人物明显大于侧枝及树干处的图像，且内容刻画十分清晰，对整株钱树来说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虽然大部分钱树顶端会站立一只凤鸟，作用看似十分重要。但凤鸟的形态差异不大，且凤鸟属墓葬图像中的常见形象，仅关注凤鸟个体很难去了解其意义，亦难以把握钱树的主要内涵。因此，B型钱树顶枝虽然最为常见，但其图像较为简单，所能显示的有效信息较少。要想了解顶枝图像的主要内涵，可以观察数量同样较多的Aa和Ab型钱树顶枝。

如上所示，A型顶枝多数会出现璧。以Aa型“凤鸟+西王母+璧”图像组合为例，有的外面还有双阙，此种构图亦可见于同时期的圆形铜棺饰上。例如巫山县城坡南东井坎出土鎏金铜棺饰，西王母位于两阙之中头顶圆璧，其上刻有“天门”榜题，凤鸟立于双阙之间的“人”字形结构之上[xxxvi]（图12）。李清泉先生提出，门阙与西王母题材组合的模式是具有标型价值的天门图像[xxxvii]。霍巍先生也注意到，铜牌饰上的西王母、仙人和圆璧图像具有代表仙界的属性[xxxviii]。王煜先生也曾提出，“天门”常与璧、西王母、凤鸟等神物、神人、神兽组合在一起[xxxix]。此类图式具有天门含义已被广泛接受。此外，这类图像组合中的璧也当给予关注。《三辅黄图·汉宫》云：“宫之正门曰阊阖，高二十五丈，亦曰璧门”[xl]，即阊阖亦称之为璧门。《说文解字·门部》云：“阊，阊阖，天门也。”可见，东汉时期阊阖、璧门和天门含义已经相同。《白虎通·辟雍》：“辟者，璧也。象璧圆以法天也。”[[xli]]璧以象天的观念在汉代十分流行。由此，象天的圆璧出现在“天门”榜题之下，两侧又配之以门阙，此处的圆璧无疑为阊阖、璧门（天门）[xlii]。因而，“凤鸟+西王母+璧”的顶枝图像带有明显的“天门”含义。

图12 巫山县城坡南东井坎铜棺饰

（采自重庆巫山县文物管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三峡工作队：《重庆巫山县东汉鎏金铜牌饰的发现与研究》，《考古》1998年第12期，图一，2）

此处的西王母图像还可被佛像所代替，这点已有学者观察到[xliii]。佛像身旁的人物与西王母身旁人物姿态相似，均做跪地求取状，与后代佛教题材图像组合差别较大。《后汉书·西域传》云：“西方有神，名曰佛。”[xliv]在佛教初传中国时期，人们对于佛的认识显然是十分粗浅的，认为佛是来自西方的神人，实则与居于极西之地的西王母有共通之处。且与佛像同层的旁枝上，常有骑鹿仙人手举日、月立于璧上守护在佛两侧，此种情况与手举日、月的伏羲、女娲多有相似。东汉班彪《览海赋》云：“指日月以为表，索方瀛与壶梁。曜金璆以为阙，次玉石而为堂。”[xlv]可见，日月在通往仙界的路途中具有标识作用。因此，Ab型顶枝“凤鸟+佛像+璧”的图像组合同样意在表示“天门”。Ac型顶枝整体构图与Aa、Ab型相似，唯中央人物替换为头戴三峰冠的形象，从身形、冠服来看应当也是神人，此类亦可与上述两种顶枝一同看待。

如此，A型顶枝中最常见的两种图像组合均与“天门”相关，或可说明钱树顶枝在多数情况下具有同样意图，只不过图像选择略有差异。以B型钱树顶枝为例，多数凤鸟身旁会出现手举日、月的伏羲、女娲，这类图像在四川地区的画像石棺和画像砖墓中，常带有“天门”的含义。例如，泸州15号棺前挡刻绘有托举日、月的伏羲、女娲，上缘还刻有铺首衔环；后挡是双阙图像，有门吏、朱鸟与之组合；侧挡是神仙、异兽和秋胡戏妻故事场景[[xlvi]]。再如合江1号棺，前挡为胜和双阙图像，后挡刻绘托举日、月的伏羲、女娲，侧挡则是西王母、龙虎衔璧图像[xlvii]。有学者指出，综合考虑石棺四面的画像内容主要为与西王母相关的仙境，可以将前、后挡出现的伏羲、女娲和双阙视为对天门的表现[xlviii]。由此，B型钱树顶枝虽然图像内容和组合均十分简单，但依然在间接表示“天门”。

通过以上分析，钱树顶枝总是出现凤鸟的原因或可明了。凤鸟在文献中又称为“凤凰”“大雀”等。班固《西都赋》曰：“设璧门之凤阙，上觚棱而栖金雀。” 李善注引《三辅故事》：“建章宫阙上有铜凤皇,然金爵则铜凤也。”[xlix]建章宫有璧门、凤阙当是时人所熟知的事情。西汉长安城的规划理念中带有明显的“象天设都”的想法，城中各类建筑的定名也往往与天界对应。如张衡《西京赋》言：“正紫宫于未央，表峣阙于阊阖”[l]，《三秦记》云：“未央宫，一名紫微宫。”[[li]]东汉继承西汉的做法，洛阳城的规划也同样具有“象天设都”的观念[lii]。又《建章凤阙赋》云：“象玄圃之层楼，肖华盖之丽天。”[liii]因此，建章宫所设的璧门、凤阙应该有模仿天门的含义。璧门的门阙立雀或可从侧面体现时人对于天门的理解——天之门会有凤鸟栖立。

凤鸟一类的鸟禽在汉代往往带有神性，亦与西方昆仑紧密联系。《说文解字》曰：“凤，神鸟也。”《论衡·物势篇》云：“而鸠雀鹄雁产于西方也，自是筋力勇怯相胜服也。”[liv]班超从西域回，献大雀，其妹班昭做《大雀赋》云：“嘉大雀之所集，生昆仑之灵丘。同小名而大异，乃凤皇之匹畴。”[[lv]]可见，汉时此类鸟雀已被看做从西方而来的祥瑞之物。而这种观念在魏晋时期依然流行，晋顾恺之做《凤赋》曰：“朱冠赫以双翘，灵质翙其高举，历黄冠于招摇，陵帝居之悬圃。”[lvi]将凤鸟与西方之地的昆仑悬圃联系在一起。再有汉武帝时《郊祀歌》云：“神之斿，过天门，车千乘，敦昆仑。”[lvii]《论衡·道虚篇》云：“如天之门在西北，升天之人，宜从昆仑上。”[lviii]显然，汉代已将天门与昆仑紧密结合在一起[lix]。因此，凤鸟常与天门并举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当然，并非所有钱树顶枝均是表现“天门”，Ad型顶枝图像就较难划入其中。绵阳何家山M1钱树顶枝的两位人物虽然衣着发饰较为特殊，但身份难以判定；勉县钱树顶枝虽然刻画有胡人形象，但顶枝有残缺，均难以深入讨论。最为特殊的一例当属杨家山M1钱树顶枝，两个人物一位做抡锤状，一位仰倒在地。有学者推测这类图像可能是值守鬼门的神荼、郁垒二人[lx]。但从二者的衣着、动作和构图来看，更可能是历史故事中的人物。同样的图像亦可见于四川地区的汉阙顶部[lxi]，乐山柿子湾B区M1崖墓享堂后壁墓门两侧[lxii]，在雅安芦山汉墓出土的一件石质钱树座上也有出现[lxiii]，以往多认为图像所表现的是高祖斩蛇和张良锤秦皇两个故事，现在看似不确，二者应当是共同构成一个历史故事。

总之，钱树凤鸟之下的顶部枝叶图像，无论是西王母、佛像还是与之配伍的双阙、日月大多直接或间接表示出“天门”的含义。邢义田先生在讨论汉代墓葬图像中“泗水捞鼎”的故事时曾论，“当画工想要借用这个众人熟知的故事为其他的目的服务时，一个简单的手法就是保留关键元素。”[lxiv]结合本文所讨论的钱树，顶枝图像虽然有多种图像组合形式，但无一不在“西王母——天门”的表达体系中。不过是工匠受限于钱树本身的造型，而选取这一系统中的关键元素放置于树顶，以突显钱树的主要内涵。

（二）侧枝——图像杂糅

多数侧枝的图像是以西王母为中心进行布局，顺着枝叶走势安插一些汉代常见的人物和动物图像。少数枝叶虽然没有出现西王母，但整个枝叶上的图像组合也多与“西王母——天门”信仰相关。有趣的是，部分钱树侧枝上还会出现历史故事中的人物形象，这是以往学者所未观察到的；另有直接套用画像石棺或画像砖中图像格套的情况。

首先，最常见的钱树侧枝为A型和B型，图像内容多是以往所称的“西王母与杂技”和“西王母与人物”。这两种枝叶也常常组合在一起，形成一株完整的钱树。因此，对钱树侧枝图像内涵的理解，可从A、B两型枝叶入手，再推及其他少数枝叶类型。

关于A型枝叶的“西王母与杂技”图像，王煜先生认为此枝叶图像所表现的并非歌舞祠西王母，而是汉代人认为表演杂技、魔术的眩人来自西域中的西王母所在之地，这些杂技和魔术又被称之为幻术，意在描绘仙境和升仙[lxv]。

B型枝叶上的图像丰富，除西王母外，可辨识的人物还有伯牙、子期和牵牛、织女图像。以南京博物院藏钱树为例，侧枝右下方，女性人物手持纺锤回身望向身后的男性人物，男性人物则一手牵牛、一手牵女子。此图像与郫县2号石棺盖上的牵牛、织女图像如出一辙，此前已有学者注意到[lxvi]。类似的图像亦可见于广汉三水钱树、绵阳石塘乡钱树、彭山双江钱树等，不过牵牛图变化为牛郎坐在牛背上。在牵牛、织女图像上方，往往有一对人物坐于平台之上，一位弹琴，另一位似在聆听。这类图像极易让人联想到伯牙弹琴的故事，此故事图像在汉代十分流行，在绵阳杨氏阙、雅安高颐阙、四川地区的画像石棺、东汉时期的神兽镜中皆可见到。

B型枝叶上的伯牙、子期和牵牛、织女，在汉代图像、文献材料中，多已具有神仙色彩[lxvii]。鄂州出土重列神兽镜，边有铭文一周：“建（安）十九年八月五日，吾作竟，□□日月，白牙单琴，黄帝仙人，东王父西（王）母，宜子先，大吉羊，位至三公，□□夫” [lxviii]。加之在汉代画像石棺上伯牙、子期常与仙人六博图像出现在同一场景中，因而有学者提出伯牙的神仙化在东汉时期已经完成[lxix]。牵牛、织女图像在汉代墓葬壁画中多出现在墓顶天象图中，且明确的牵牛、织女图像中皆有天门、天阙[lxx]，其在墓葬中升天成仙的寓意明显，二者显然也已神仙化。

A型和C型枝叶上的出行图像往往也与西王母升仙信仰相关。东京国立博物馆藏钱树，上层侧枝展现了一幅风雨雷神的出行景象，其中风伯的形象最易辨识，整个侧枝上的出行图与四川郫县1号石棺（图10，b）和富顺1号石棺十分相似[lxxi]。风伯及与之组合出现的雷公、雨师出行的图像，在汉代画像石中十分常见，多出现在天界出行场景中，此类图像已有学者进行过系统梳理[lxxii]。文献记载也与图像相合，班固《东都赋》曰：“山灵护野，属御方神，雨师泛洒，风伯清尘。”[lxxiii]此外，风伯也常出现在西王母身旁，例如樊集吊窑M37陶房所绘西王母仙境图像[lxxiv]，微山夏镇青山村画像石椁西王母仙界图像[lxxv]。绵阳何家山M2钱树和勉县钱树侧枝上的大象与车马出行，前人已论证与西王母升仙信仰有关[lxxvi]，兹不赘述。

以上，是钱树侧枝所常见的与西王母升仙信仰相关的图像。当然，与顶枝情况相似的是，并非所有侧枝图像均在升仙体系中。侧枝较于顶枝图像内容更丰富，因而杂糅了各个题材的图像，如历史故事、狩猎、宴饮等。西昌杨家山M1钱树D型枝叶，一高一矮两位男子各伸出一只手做拿取状，加之二者之间有一豆形器物，与“二桃杀三士”的故事构图类似（图九，2）。其中身形矮小者，可能晏子。晏子作为献计之人，汉代墓葬图像中常将其也绘制出来，如山东武氏祠左石室画像石[lxxvii]、陕西靖边杨桥畔渠树壕汉墓壁画[lxxviii]，三士形象后均跟随有一身形矮小的男子。蔡邕《短人赋》云：“名之侏儒，生则象父。唯有晏子，在齐辨勇。”[lxxix]晏子身材矮小为人熟知。故而，此棵钱树侧枝上的图像很可能是“二桃杀三士”故事的简化版。

另有宁夏固原出土钱树，A型侧枝上出现了秋胡戏妻的故事片段[lxxx]。在靠枝叶外侧的位置，有一位衣带飘飘的女子站在一棵树旁，一手攀树枝，脚边放置一个篮子。这个图像片段与四川画像石棺中的秋胡妻的形象并无二致，唯出现场景不同（图13）。将这里的女子与树解释为秋胡戏妻故事显然不合适（出现在这里的杂技场景中很可能是所谓的“植瓜种树”之类），可能是制作钱树的工匠借用了历史故事的格套。类似的情况还见于西昌杨家山M1钱树，C型侧枝的狩猎图像与新津22号石棺侧挡的图像基本一致[lxxxi]（图14）；A型枝叶的乐舞宴饮图像，无论是图像结构还是观者的姿态与形象，均与四川出土的西王母宴乐画像砖十分相似（图15）。

图13 秋胡戏妻图像

a.宁夏固原钱树枝叶（采自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固原市原州区文物管理所：《宁夏固原市北塬东汉墓》，《考古》2008年第12期，图一三，1）

b.四川射洪石棺（采自《中国画像石棺全集》，第237页）

图14 狩猎图像

a.西昌杨家山M1钱树（采自《四川西昌市杨家山一号东汉墓》，图一七）

b.新津22号石棺（采自《中国画像石棺全集》，第201页）

图15 宴乐图像

a.西昌杨家山M1钱树（采自《四川西昌市杨家山一号东汉墓》，图一五）

b.西王母画像砖（采自中国画像砖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画像砖全集1》，四川美术出版社，2006年，第117页）

再者，侧枝同样是钱币图像集中出现的区域，绵阳桐子梁崖墓M40出土钱树座还描绘有人物手持长杆在钱树下打钱，或是躬身捡钱的图像[[lxxxii]]。钱树具有求财的意义毋庸置疑。但钱币主要出现在侧枝下方和枝叶间隙中间，相较于西王母、仙人、杂技等图像而言，钱币纹显得不甚突出，更像是一种装饰性元素，求财的含义应当是次要的。

总体来看，侧枝图像主要还是描绘与西王母有关的仙界场景，即使有一些历史故事的人物或图像片段，所选取的也往往是已经神仙化的历史人物。当然，也会有少数例外，如西昌马道杨家山M1钱树，各类图像杂揉在一棵树上，很难用西王母信仰解释所有图像。另外，通过梳理图像题材可看到，钱树侧枝上的很多图像是与画像石棺、画像砖共享的，并未脱离当时的流行传统。

（三）树干——支撑部位

对于树干上图像的含义，前人也多是从图像具有美好寓意的角度来解释。树干对于整株钱树来说起支撑和连接作用，这是其最主要的功能。最常见的树干类型有三种，分别是树干上装饰熊或佛像，或无任何装饰。

树干装饰也多是与其支撑作用相符合。树干上的熊，常用来装饰墓葬内部的支撑结构，如墙壁下端、柱子下部等位置。河南省陕县刘家渠73号墓出土陶水榭，榭身四个转角处各蹲一熊托住楼板[lxxxiii]。许多铜器、陶器的器足也会饰以蹲踞式的熊，如南阳陈棚68号汉墓出土的陶仓、陶磨和陶鼎均为熊足[lxxxiv]。钱树座也有做成熊的样子。《鲁灵光殿赋》云：“狡兔跧伏于柎侧，猨狖攀椽而相追。玄熊舑舕以龂龂，却负载而蹲跠。”[lxxxv]且钱树树干处的熊呈蹲踞状，与作支撑用途的熊形态一致。佛像最早在墓葬中出现也是位于墓室门楣处[lxxxvi]，这也表现出早期对于佛像的认识既不成熟也不一致，既可以作为代替西王母的神人，也可以作为支撑结构的装饰。

总观钱树树干上的图像，主要从三方面来选择装饰元素：一是常用来装饰支撑结构的图像；二是本身具有美好寓意的栖息于树上的动物；三是被赋予神性的人物或动物。从数量上看，以无装饰或选择支撑类图像为多。综上，树干根本上是一个支撑结构，相较于顶枝与侧枝上，其上的图像更像是一种装饰元素。

（四）小结

钱树的顶枝、侧枝和树干图像内容各有侧重。顶端多为一只凤鸟，其下常见为西王母、佛像与璧的组合，有的还出现双阙。顶枝图像较明显，刻画十分清晰。无论是A型还是B型顶枝，主要意图表现“天门”。侧枝的图像多有重复，杂糅的图像也较多，最常见的情况是一层A型侧枝加多层B型侧枝。侧枝上的出现的人物、动物形象体型都较小，远观很难看清图像细节。图像主要是以西王母为中心排布的，常见有牵牛、织女、伯牙、子期、风伯、羽人等神仙人物和一些动物图像，多数图像表现形式与画像石棺和画像砖上的有相同之处。钱树顶枝和侧枝还见有历史故事图像，由于钱树枝叶体积的限制，往往会将一些常见的历史故事及人物简化。除此，侧枝下方和空隙处也装饰有钱币纹，附带求财含义。树干以素面和装饰熊、佛像为主，其主要作用是支撑和连接枝叶。所选取的图像主要是常用来装饰支撑结构，或是栖息于树上的动物。

三、钱树的整体内涵

有关钱树内涵的解读，以往大致认为钱树具备升天[lxxxvii]、求财[lxxxviii]、祈福和原始神树崇拜等多重内涵[lxxxix]，或侧重一种，或侧重并列。近年，对于钱树单一枝叶图像的关注较多，如对于西王母乐舞杂技、车马出行枝叶图像的解读[xc]；另有学者敏锐地观察到钱树枝叶与树座上的“天门”图像[[xci]]。以上研究均为本文深入探讨钱树整体内涵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整体观察钱树体，位置最突出、图像最醒目的当属顶部枝叶，且顶部枝叶的图像在整株树中具有不可替代性。顶部枝叶基本不出现钱币，主要是通过“凤鸟+西王母（佛像）+璧”等图像组合，来展现“天门”的含义，寄托了时人升天成仙的愿望。当然这些图像并非一定要全部展现在钱树顶枝上，使用者往往会选取其中一两个关键元素。侧枝图像内容丰富，但依然是围绕西王母进行选题和布局。西王母形象多位于侧枝的中心位置，其他人物或动物图像则是围绕西王母与升仙主题择取现有的图像题材。侧枝图像既有表现静态的仙界场景，如选择一些标志性的仙人、神兽放置于枝叶上；也有表现动态的升仙路程，如利用车马（大象）出行、临阙等图像展现升仙之路。树干上的装饰图像主要表现其作为支撑结构的属性，总体来看树干处有无图像、有什么图像并不影响整株钱树的内涵。

由此观之，钱树枝干的整体布局存在明显的规划性，图像内容及表现形式有较为固定的格套。再有，枝叶和枝干图像内涵主次鲜明，从图像的大小、位置以及各类题材数量上看，钱树枝干图像的核心内涵是“西王母—天门”所代表的升仙信仰。虽然少数顶枝和侧枝会出现历史故事图像，但这并不影响钱树整体所要表达的升仙内涵。其他诸如钱币、动物等图像所表现的求财、祈福利后、辟邪镇墓等内涵，使钱树的意义更加多元，但均处于次要地位。

树座的研究已有较多论述，树座多见有山形、仙人骑乘形、翼兽形、天禄辟邪形等。有学者认为山形树座多表现昆仑，与西王母信仰相关[xcii]。天禄辟邪在汉代人看来也是引自于西域之物[xciii]。另有绵阳河边乡西王母座和广汉连山西王母座[xciv]，整个树座直接以天门与西王母为主体。可见，多数钱树座所表现的依旧是与西方昆仑、天门相关的升仙信仰。

东汉时期认为天门位于昆仑神山之上的想法已然成形。《论衡·道虚篇》云：“天之门在西北，升天之人，亦从昆仑上。”[xcv] 焦延寿《易林·比》云：“登昆仑，入天门”[xcvi]。王逸为《九叹》做注时亦云：“登昆仑之上，北向天门，众神尽来谒见”[xcvii]。又昆仑与西王母在时人的认知中均在极西之地，二者均与不死信仰有关[xcviii]。《肥君碑》更是直言：“土仙大伍公，见西王母于昆仑之墟，受仙道。”[xcix]因此，昆仑与西王母结合是顺利成章的。加之上文涉及考古材料显示，西王母与天门结合紧密。由此，西王母、天门和昆仑三者被紧密的绑定在一起，三者结合成为一种较有系统的西方神仙信仰[c]。另外，神话传说中时常流传昆仑之上有神树、铜柱，关于登天神树、登天神山与钱树的关系，多位学者有过探讨[ci]。

钱树作为一种图像内容丰富、主题鲜明的丧葬器物，完美诠释了昆仑、西王母和天门三者所构成升仙体系。枝干图像表现的是西王母、天门以及西王母所处的神仙世界，而树座常常制作成山形也是含有昆仑之意，整体是一棵树的造型又与早期神话中昆仑神树、铜柱暗合。无论是钱树枝叶还是树座，所描绘的主要是西王母所处的西方昆仑仙境，进而体现了“昆仑—西王母—天门”为主体的西方信仰。

原载《艺术史研究》第25辑，2021年

注释

[i] 何志国：《汉魏摇钱树初步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邱登成：《西南地区汉代摇钱树研究》，巴蜀书社，2011年；周克林：《东汉六朝钱树研究》，巴蜀书社，2012年。

[ii] 霍巍：《四川汉代神话图像中的象征意义——浅析陶摇钱树座与陶灯台》，《华夏考古》2005年第2期；王煜、师若予、郭凤武：《雅安芦山汉墓出土钱树座初步研究——再谈钱树的整体意义》，《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6年第5期；张倩影、王煜：《成都博物馆藏东汉陶仙山插座初探》，《四川文物》2020年第4期。

[iii] 部分钱树虽顶枝、侧枝有残缺，但根据类似钱树可推知全貌者；仅存顶枝或侧枝，但图像完整、清晰者，亦在本文讨论之列。另外，部分钱树虽保存较完整，但数据公布不详，暂未纳入讨论。

iv] 周克林：《东汉六朝钱树研究》，第26-182页。

[v] 何志国：《四川绵阳何家山2号东汉崖墓清理简报》，《考古》1991年第3期。

[vi] 何志国：《汉魏摇钱树初步研究》，第57-59页。

[vii]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资阳市雁江区文物管理所：《资阳市雁江区狮子山崖墓M2清理简报》，《四川文物》2011年第4期。

[viii] 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丰都镇江汉至六朝墓群》，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61页。

[ix] 现藏于青白江博物馆。

[x]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宝鸡市考古研究所：《宝鸡郭家崖汉唐墓发掘简报》，《文博》2019年第2期。

[xi] 方国荣：《湖北郧阳博物馆馆藏汉代青铜摇钱树的修复》，《江汉考古》2009年第3期。

[xii] ;id=33119;type=101（2020/10/11）

[xiii] 何志国：《四川绵阳何家山1号东汉崖墓清理简报》，《考古》1991年第3期。

[xiv] 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四川西昌市杨家山一号东汉墓》，《考古》2007年第5期。

[xv] 张琴：《四川博物院藏汉代摇钱树研究》，《文物天地》2015年第1期。

[xvi] 同注[6]，第29-30页。

[xvii] 绵阳市文物管理局、绵阳博物馆：《涪江遗珠：绵阳可移动文物》，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44-45页。

[xviii] 因同一棵钱树往往有多件同质的侧枝，故此处计数实则为钱树棵树。

[xix] 同注[15]。

[xx] 同注[7]。

[xxi] 同注[6]，第66页。

[xxii] （2020/10/11）

[xxiii] 罗世平：《早期佛教进入巴蜀的途径——以摇钱树佛像为中心》，《湖北美术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

[xxiv] 同注[6]，第30-32页。

[xxv] 唐金裕、郭清华：《陕西勉县红庙东汉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4期。

[xxvi] 同注[9]。

[xxvii] 同注[14]。

[xxviii] 云南省文物工作队：《云南昭通桂家院子东汉墓发掘》，《考古》1962年第8期。

[xxix] 凌皆兵、王清建、牛天伟：《中国南阳汉画像石大全2》，大象出版社，2015年，第192页。

[xxx] 高文：《中国画像石棺全集》，三晋出版社，2011年，第125页。

[xxxi] （2020/10/11）

[xxxii] 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国家文物局：《湖北库区考古报告集（第一卷）》，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485页。

[xxxiii] 同注[9]。

[xxxiv]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新都区文物管理所：《成都市新都区东汉崖墓的发掘》，《考古》2007年第9期。

[xxxv] 何新成：《陕西汉中市铺镇砖厂汉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6期。

[xxxvi] 重庆巫山县文物管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三峡工作队：《重庆巫山县东汉鎏金铜牌饰的发现与研究》，《考古》1998年第12期。

[xxxvii] 李清泉：《“天门”寻踪》，载巫鸿、朱青生、郑岩主编：《古代墓葬美术研究》第三辑，，湖南美术出版社，2015年，第27-48页；又载氏著：《由图入史——李清泉自选集》，中西书局，2019年，第23-51页。

[xxxviii] 霍巍：《阙分幽明：再论汉代画像中的门阙与“天门”》，载巫鸿、朱青生、郑岩主编：《古代墓葬美术研究》第四辑，湖南美术出版社，2017年，第78-90页。

[xxxix] 王煜：《汉墓天门图像及相关问题》，《考古》2019年第6期。

[xl] 何清谷校注：《三辅黄图校注》卷二《汉宫》，三秦出版社，1995年，第116、117页。

[xli]（唐）欧阳询撰：《艺文类聚》卷三十八《礼部上》引《白虎通·辟雍》，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第690页。

[xlii] 王煜：《也论马王堆帛画——以阊阖（璧门）、天门、昆仑为中心》，《江汉考古》2015年第3期。

[xliii] 罗二虎：《陕西城固出土的钱树佛像及其与四川地区的关系》，《文物》1998年第12期；霍巍：《中国西南地区钱树佛像的考古发现与考察》，《考古》2007年第3期；王苏琦：《汉代早期佛教图像与西王母图像之比较》，《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4期。

[xliv] 《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2922页。

[xlv] 《艺文类聚》卷八《水部》引《览海赋》，第152页。

[xlvi]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泸州市博物馆：《四川泸州汉代画像石棺研究》，文物出版社，2019年，第72-79页。

[xlvii] 同注[46]，第91-94页。

[[xlviii]] 同注[37]、[38]、[39]。

[xlix] 《后汉书》卷四十《班彪列传》，第1341、1345页。

[l]（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第二卷《西京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52页。

[li]（汉）辛氏：《三秦记》，见《汉唐方志辑佚》，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1页。

[lii] 梁轩：《“象天设都”与东汉洛阳城的空间布局》，《自然科学史研究》2019年第1期。

[liii]《艺文类聚》卷六十二《居处部二》引《建章凤阙赋》，第1117页。

[liv] 黄晖：《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年，第153页。

[lv]《艺文类聚》卷九十二《鸟部下》引《大雀赋》，第1596页。

[lvi]《艺文类聚》卷九十九《祥瑞下》引《凤赋》，第1709页。

[lvii] 《汉书》卷二十二《礼乐志》，中华书局，1962年，第1066页。

[lviii] 同注[54]，第319页。

[lix] 王煜：《昆仑、天门、西王母与天帝——试论汉代的“西方信仰”》，《文史哲》2020年第4期。

[lx] 施品曲：《汉魏时期中国西南地区明器“钱树”之图像内涵及其渊源探析》，台湾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年。

[lxi] 重庆市文化局、重庆市博物馆：《四川汉代石阙》，文物出版社，1992年，第74、104、115页。

[lxii]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乐山大佛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四川乐山市柿子湾崖墓B区M1调查简报》，《四川文物》2016年第5期。

[lxiii] 王煜、师若予、郭凤武：《雅安芦山汉墓出土钱树座初步研究——再谈钱树的整体意义》，《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6年第5期。

[lxiv] 邢义田：《画为心声：画像石、画像砖与壁画》，中华书局，2011年，第418页。

[lxv] 王煜：《四川汉墓出土“西王母与杂技”摇钱树枝叶试探——兼论摇钱树的整体意义》，《考古》2013年第11期。

[lxvi] 同注[60]。

[lxvii] [美]巫鸿：《四川石棺画像的象征结构》，载《传统革新——巫鸿美术史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23-242页。

[lxviii]]北省博物馆、鄂州市博物馆：《鄂城汉三国六朝铜镜》，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12页。

[[lxix] 王中旭：《敦煌佛爷庙湾墓伯牙弹琴画像之渊源与含义》，《故宫博物院院刊》2008年第11期。

[lxx] 王煜：《汉代牵牛、织女图像研究》，《考古》2016年第5期。

[lxxi] 同注[30]，第125、254页。

[lxxii] 王煜、焦阳：《试析汉代图像中的风、雨、雷、电四神》，《中国美术研究》2018年第4期。

[lxxiii] 《后汉书》卷四十《班彪列传》，第1363页。

[lxxiv] 河南省南阳地区文物研究所：《新野樊集汉画像砖墓》，《考古学报》1990年第4期。

[lxxv] 微山县文物管理所：《山东微山县近年出土的汉画像石》，《考古》2006年第2期。

[lxxvi] 王煜：《汉代大象与骆驼画像研究》，《考古》2020年第3期；曾蓝莹：《仙马、天马与车马——汉镜纹饰流变拾遗》，载颜娟英、石守谦主编：《艺术史中的汉晋与唐宋之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3-50页。

[lxxvii] 蒋英炬主编：《中国画像石全集1》，山东美术出版社，2006年，第59页。

[lxxviii] 徐光冀主编：《中国出土壁画全集6》，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44页。

[lxxix] （唐）徐坚：《初学记》卷十九《人部下》引《短人赋》，中华书局，1962年，第463页。

[lxxx]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固原市原州区文物管理所：《宁夏固原市北塬东汉墓》，《考古》2008年第12期。

[lxxxi] 同注[30]，第201页。

[lxxxii]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绵阳市文物管理局、涪城区文物管理所：《四川绵阳市涪城区桐子梁东汉崖墓发掘简报》，《四川文物》2015年第4期。

[lxxxiii] 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河南陕县刘家渠汉墓》，《考古学报》1965年第1期，页107-168。

[lxxxiv] 河南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南阳市陈棚村68号汉墓》，《考古》2008年第10期。

[lxxxv]《文选》第十一卷《鲁灵光殿赋》，第523页。

[lxxxvi] 乐山市文化局：《四川乐山麻浩一号崖墓》，《考古》1990年第2期。

[lxxxvii] 邱登成：《汉代摇钱树与汉墓仙化主题》，《四川文物》1994年第5期；[美]艾素珊，何志国译：《东汉时期的钱树（下）》，《民族艺术》2006年第3期；周克林：《东汉六朝钱树研究》，第359页。

[lxxxviii] 江玉祥：《关于考古出土的“摇钱树”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四川文物》2000年第4期。

[lxxxix] 史占扬：《四川古代摇钱树及其一般性文化内涵》，《四川文物》1999年第6期；何志国：《摇钱树内涵溯源》，《中华文化论坛》2000年第4期；巴家云、李军：《关于摇钱树起源及内涵的研究》，《中国钱币》2000年第4期；张逸枫、秦丽荣：《汉魏“摇钱树”相关问题的再探讨》，《中原文物》2015年第6期。

[xc] 同注[76]。

[xci] 同注[37]、[39]。

[xcii] 王煜：《昆仑、天门、西王母与天神——汉晋升仙信仰体系的考古学综合研究》，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134-144页。

[xciii] 林梅村：《天禄辟邪与古代中西文化交流》，载氏著：《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96-101页。

[xciv] 同注[6]，第33、159页。

[xcv] 同注[58]。

[xcvi] 徐芹庭：《焦氏易林新注》，中国书店，2010年，第99页。

[xcvii] （宋）洪兴祖：《楚辞补注》卷一六《九叹》，中华书局，1983年，第309页。

[xcviii] 同注[42]。

[xcix] 河南偃师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偃师县南蔡庄乡汉肥致墓发掘简报》，《文物》1992年第9期。

[c] 同注[59]。

[ci] 霍巍、赵德云：《战国秦汉时期中国西南的对外文化交流》，巴蜀书社，2007年，第174-196页；同注[6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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