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管制严苛行业里的自由主义幻想

神话：开放的区块链，而非封闭的区块链，将推动未来经济发展。

在技术舞台上进行的政治斗争

2017年9月，杰米·戴蒙（我们在引言中介绍过他）再次语惊区块链社区，这次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负面冲击，他宣称比特币没有未来，是一种欺诈，是一种比荷兰郁金香球茎更糟糕的泡沫。在他看来，任何交易比特币的员工都应该因为愚蠢而被解雇（Son、Levitt和Louis，2017）。戴蒙的评论引起了比特币拥护者本能的反应，特别是在未经过滤的社交媒体领域，拥护者对于戴蒙的厌恶情绪显而易见。灾难预言者宣称比特币即将对银行业造成致命打击。而在这段时间，我的领英上突然出现了一系列针对摩根大通（JPM）和戴蒙本人的指控，控诉的声浪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这种争论的爆发是对区块链的核心存在深层思维鸿沟的表现。一方是银行业和支付业的现存企业；另一方是一个很不寻常的联盟，成员包括密码学传道者、无政府自由主义者、创业者，甚至还包括一些骗子。这些人注定会寻求颠覆。在大多数技术变革领域也存在类似的紧张关系。但在区块链领域，意识形态分歧似乎难以调和。反银行狂热分子通常来自政治中心的左派，他们认为金融机构和政府受到了操纵，在他们看来，整个体系的建立方式是剥削所有不在剥削阶层的人。然而，这种说法现在有些老套了，所以狂热分子把他们的反对从意识形态转向了技术性的，即交易验证应该开放，或者把它们从个别人的控制下解救出来。

戴蒙并没有妖魔化区块链，他没有说摩根大通自身会放弃其区块链计划。戴蒙所说的只是比特币不会成为改变金融世界的产品。理解这个结论无须高深的知识。能源消耗是不可持续的，必要的规模是不可达到的，可用性是一种痛苦，监管是一件被从初始设计开始就打算绕过的事情。这样，许多从业者把它完全否定了，这有什么让人感到吃惊的呢？然而，故事还有另一面，而且很少有人讲。事实上，它实际上不必承担成千上万个节点的负担，却可以保持分布式账本的灵活性和稳健性。

我来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区块链存在两种主要设置：一种是中心化（或封闭的），另一种是去中心化（或开放的）。我承认，讨论一个具有中心化的分布式账本技术会令人感到困惑，但是分布式和去中心化是两种不同的东西。在分布式系统中，存在多个维护账本的节点，这正是区块链的本质。另一方面，去中心化意味着，没有任何节点被算法赋予其他节点没有的特权。因此，我们也可以设计出一种分布式区块链系统，其中一些节点的权力或权重高于其他节点——这种设计就是中心化模式，但仍然是分布式的区块链。[1]比特币底层是一个去中心化区块链，每个节点都可以参与验证交易，并且每个节点都具有相同的权重，只有通过竞争胜出的节点才能投票决定真相（即进行记账）。有时，媒体评论者混淆了私有链和公有链的区别，并把中心化区块链和去中心化区块链并列起来。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私有和中心化区块链有一定重叠，反之亦然。但严格地说，中心化仅意味着验证节点由中心机构确定，这时，区块链所有者决定有多少具有验证功能的特殊节点。公有链与私有链的区别在于提交交易验证时是否存在限制（Peters和Panayi，2015）。

那么，为什么中心化和去中心化的区别如此重要呢？如果我们在区块链中事先定义了10个具有验证权力的节点，这与我们有10000个但每天都在增长的节点有何区别？这一争论如何融入区块链的意识形态争论呢？中心化区块链强调可以解决当前占主导地位的去中心化区块链应用中许多弱点，其中一个弱点是高延迟，即去中心化区块链的交易清算和结算时间太长。比特币交易的平均确认时间为10分钟，这使得比特币不可能用于资产交易等事务，甚至不可能用于任何重要的支付系统。从数千个未知节点寻求共识根本无法保证速度。另一方面，封闭的区块链的延迟时间为秒级。能源消耗也更为有效，因为不再需要大量的矿工通过消耗数以千兆瓦的能量来建立信任。中心化区块链速度更快、能效更高，因为在一开始，受信任的节点是特权节点，因此不需要通过工作量证明等机制在未知节点的网络中创建信任。同时，中心化区块链给了所有者一定的灵活性，它允许用户重写系统规则，它还降低了恶意控制性攻击的可能性，因为区块链所有者了解所有决策节点，并将所有决策节点置于其控制之下。

保持对节点的控制也有一个法律优势，因为区块链所有者可以实现其想要的任何身份验证，这种验证对每个银行都是强制性的。为了满足“了解你的客户”（Know Your Customer，简写为KYC）原则的要求，银行必须限制客户使用假名，银行也需要验证客户身份。KYC原则规定银行必须了解交易方的真实身份，而不仅仅是数字身份，这样做是为了打击洗钱和防止其他非法活动。防止恐怖主义活动是KYC原则背后的一个驱动力。在“9·11”恐怖袭击之后，随着2001年《美国爱国者法案》的引入，美国的相关立法也变得十分严格。拥有对节点的绝对控制权对于“被遗忘的权利”也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确保超过50%的网络节点通过投票替换之前的交易。此外，去中心化区块链上的交易是不可篡改的，而在中心化区块链上，账本的历史记录可以更容易地被更改。考虑到每天发生的错误或欺诈活动的数量，这个特性应该受到使用者的青睐。

中心化区块链作为理想解决方案

我们可能想问一个更为普遍的问题，我们是否需要某种加密货币才能利用区块链技术的潜力？它是否可以用来为法定货币提供助力？该问题的答案取决于目的。比特币和其他加密货币比法定货币更好的一个领域是微型支付。每一个比特币可以被细分到小数点后第8位，这使比特币可以用于常规货币无法进行的微型支付的场景。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美元或欧元可以通过区块链像比特币那样进行转账。当然，前提背景是有一些加密货币须与法定货币挂钩，但客户并不需要知道这些细节。所有货币和投机风险都将与央行管理的“真实”货币挂钩。更重要的一点是，被接受的网络是事先审批给定的。目前，除了“深网”和少数试验项目外，比特币或任何其他代币都不能在商店中使用。使用英镑远比比特币要更容易。不用说，中本聪的追随者们对这个现状会感到愤愤不平，但仅在日本——传说是中本聪自己的国家——就有61家银行正在与瑞波（Ripple）联手进行实验，瑞波币可以将成本削减1 /3，并确保国际转账在同一天实现。也有两家领先的韩国银行参与其中（Nikkei，2017）。瑞波币是领先的加密货币之一，在市值方面一直位居全球前三位。与比特币不同的是，瑞波币可以为法定货币提供助力，而且是一个中心化的设置，这使得其自身的效率和可控性得到大大提升。

金融机构已经开始接受这种理想的解决方案，即将中心化区块链技术与国家发行的法定货币相结合。尽管区块链最初是开源技术，但美国银行一家就已经申请并获得了43项区块链专利，在总共提交的1 045项区块链专利中，银行业拥有1 /5的专利，这一排名排在专业区块链公司之后，而这些专业区块链公司是最大的专利持有人（Decker和Surane，2018）。

我们必须要依赖加密货币才能挖掘区块链技术的潜力吗？

那么，对手怎么看这一切呢？大多数区块链颠覆者都在与这些“封闭”式区块链对抗，他们的论点是，中心化区块链破坏了该技术创始人的想法，其原意是试图赋予整个网络一种权力，而不是给少数人任何特权。他们认为，数字化与开源是分不开的。对他们来说，比特币是行业旗帜，是自身原则的展现，这就是为什么杰米·戴蒙的评论触动了比特币拥护者的神经。在他们看来，诋毁比特币比诋毁整个区块链创意还要可恶。目前体制的传统机构和监管者仍然大行其道，更糟糕的是，这些人居然可以为客户提供更好的产品。

在比特币用户中，有44%仍声称自己是“支持消灭国家的自由主义或无政府资本主义的信仰者”（Kharif，2014）。有些比较温和的比特币用户愿意接受国家的概念，但厌倦了机构和企业，对他们来说，中心化区块链触发了一个似曾相识的时刻，把他们带回到大众刚刚接触互联网的时代。对开源思想家来说，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时期。但如今，数据并不是人人都可以自由访问，反而被越来越少、越来越强大的公司囤积和利用（Tapscott和Tapscott，2016）。然而，他们的论据已经从利他主义演变为末日论。他们预测在封闭的区块链中，最终用户的应用会由于私有区块链缺乏网络效应而受到阻碍，他们引用了与内联网（intranet）和互联网（internet）区别的类比来说明他们的观点。去中心化区块链被比作互联网，而中心化区块链则被比作内联网。去中心化区块链就像互联网一样，因为其开放性而被视为具有连接地球上的每个人的潜力（如Hileman，2016）。中心化区块链只连接有限的人群，因此失去了任何改变游戏规则的潜力。这可能是一个貌似有道理的比较，但观点有待商榷。区块链不是产品，而是一种后台机制。如果它是标准化的，它可以像SWIFT一样连接到金融网络，这与内联网正好相反。支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社会对机构的管理方面存在问题，但把它与互联网平行比较的做法无法令人信服。

[1]在本书文献中，你还将发现许可/无许可区块链这些术语，它们对应中心化/去中心化两种分类，许可区块链只允许预先被验证节点的参与。

从牧师到支付指令——货币制度要求的短暂历史

尽管与互联网的类比是有缺陷的，但自由主义区块链的狂热追求者都很容易忽略一个真正的相似之处，那就是，即使互联网也离不开机构而单独存在，如果没有互联网名称和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等机构的管理，就无法确保互联网必要的互操作性。有人必须确保域名和IP地址不被使用两次，在美国，其他机构（很大程度上是美国商务部的一部分）也有发言权，那就是互联网架构委员会（the Internet Architecture Board）、互联网治理论坛（the Internet Governance Forum）和互联网协会（the Internet Society）等。

就货币而言，监管的内在需求甚至比通信媒介更为明显。资本可以推动经济增长，同样，资本也可以助长洗钱和恐怖主义等非法和非道德行为，它也可以培育影子经济，吸走合法体系中的精髓。对资本管理不善就会像20世纪30年代一样，将整个世界经济推入数年乃至数十年的萧条之中，但货币（资本）到底是什么？当然这包括我们平时携带的硬币和钞票，也包括我们电子银行账户中的资金。但归根结底，大部分只是一个数字账户的条目而已，世上流行的硬币或纸币只有5万亿美元。只相当于流通的货币总量的6.2%（Desjardins，2015）。这种说法让自由主义者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货币不需要依赖于政府，世界上所有的物质财富都是债务记录，毛皮或食物的交换也等同于纸币交换，因此，数字代币和加密货币也是这样的延伸而已（Skinner，2016）。

这种观点在很多层面上都有缺陷，机构是保障货币价值和可交换性的必要条件。如果有人欠我2斤鱼，我不能轻易用这些鱼来买10块砖盖房子，因为每次交易我都得和对手协商鱼的价值。这种交易属于效率低下的物物交换。更重要的是，鱼的价值很难持续不变，鱼过了3天就会变质，它的价值也将蒸发。另一方面，货币使远距离或长时间的商业交易成为可能。货币的单位可以用来计量各种产品的价值，而且计算方便。制造假币一般是非常困难的，在最理想情况下是不可能的。从公元前600年开始，在以弗所（古希腊小亚细亚古都）的阿尔忒弥斯神庙附近，金银等稀有金属被广泛用作支付手段，这并非巧合，不仅仅是地中海地区的人采用了这种形式的货币。大约在公元前221年，第一枚标准化硬币被在地球另一端的中国所采用（Ferguson，2008）。无论是罗马的皇帝还是中国的君王，都是摄政者垄断了铸币的权力。为了使货币成为可能，这种权力必须是中心化的，货币必须受到管制。随着金融体系的发展，货币管理人的权力也在增长。

每个孩子都知道，文字的发明标志着人类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但人类最初拿起笔（或锤子和凿子）的原因却鲜为人知。笔的使用最初并不是为了书写故事或哲学，而是用于记录商业交易。大约在公元前5000年到公元前4000年，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黏土证物被用作一种原始的记账方式来记录交易（Nissen、Damerow和Englund，1993），这形成了货币的基础，这项发明并不是一夜之间发展起来的。1000年后，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巴比伦的祭司在古代苏美尔发明了一种叫谢克尔（shekel）的货币，这种货币是农民向寺庙进贡小麦以后收到的一种证物（Skinner，2016）。就如同皇帝管理货币一样，牧师是管理货币流通的特权中心机构，尽管当时的人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如果没有牧师承诺用农民进贡的粮食换回这些证物，这些黏土块将一文不值。

这一承诺还意味着黏土证物可以移交或出售给其他人，就像今天的债务是可以转移的一样。此外，农民可以像借钱那样从寺庙里借走粮食。有趣的是，汉谟拉比的巴比伦人已经熟知利息的概念（收费高达20%），也懂得利息复利的概念（Van de Mieroop，1992）。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最早掌握了这种先进的货币制度，这并非巧合。货币和信贷促进了经济快速增长，也助推了其他技术、经济和社会进步。这并不是说没有货币就不可能有文明，南美洲居民对货币就一无所知。例如，印加人（Incas）使用劳动作为交换单位，虽然很难证明因果关系，但他们未能发展出书写的能力，这项发明是在大西洋对岸出于记账的需要而诞生的。虽然印加文明也在蹒跚前进，但它缺乏文字等催化剂使其无法与欧洲文明竞争。当西班牙人弗朗西斯科·皮萨罗（Francisco Pizarro）带着战马和炮舰来入侵的时候，印加人没有任何抵抗的机会。皮萨罗的军队掠夺了他们的城市，哄抢了他们的金矿，强迫当地人为其劳动，并最终消灭了曾经不可一世的印加帝国。侵略者所做的这些都是为了寻找新世界的金属宝藏。

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首先拥有先进的货币制度。

对金钱内在价值失去信心

西班牙人辛辛苦苦地挖掘了成百上千吨的金银，结果运回家时发现，他们实际上换不回来欧洲的财富，运回国的金银淹没了欧洲大陆的金银市场，导致金银的购买力急剧下降，通货膨胀也应运而生。西班牙人用自己的血汗学会了一点，他们本以为具有绝对价值的金银财宝实际上只相当于其他人愿意为其支付的价格。他们未能理解的是货币不是等同于某种贵金属，而是和信用关联。西班牙人对于价值的误解最终使他们丧失欧洲霸权。而在金融方面，英国和荷兰这些常有创新的国家最终在欧洲航海国家中取得了领先地位（Ferguson，2008）。如果古代西班牙人知道运用央行这样的机构，他们完全可以把这些稀有金属储存起来，限制其流通量并管理其价值。

随着后来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在钞票诞生以后，货币与制度化信用机制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清晰。在17世纪，中国成为第一个引入没有自身内在价值的纸币的国家，但是它和硬币一样有效，这是因为公众信任政府。在世界各地，货币和黄金之间的联系是如此紧密，以至于即使到了维多利亚时代，人们仍然坚信纸币之所以有价值，仅仅是因为它代表并允许去换取稀有金属，这就是所谓的“金本位”。事实上，即使是黄金的价值也仅仅是因为有人承诺将来可以用它来交换商品或服务，与所用的承载介质完全不相关。货币和信用是一种信任机制——它们是你的虚拟财产可以与真实财产相对应的信念。

纵观历史，早期货币一直与天神的力量联系在一起，无论是在谢克尔（地中海地区的古币，也是现在以色列的货币名称）上的伊什塔尔（Ishtar）形象，还是古希腊的雅典娜（Athena）形象，历史上最强大的货币无疑会让持币人对自己的偶像深信不疑。

“不要相信美联储，要相信上帝”，这是一句美国的国家格言，它显示了美国整个国家及其货币是如何与上帝的信仰关联的。没有上帝，就没有美国，没有美国，美元就毫无价值。而自由主义者却认为金融体系只是一个债务记录体系，不允许这种信仰成分的存在。物物交换是一种即时的、完整的交易；而如果你不相信今天得到的东西在明天会有一个可预测的价值，纸币和比特币就无法运作，这就是比特币想成为货币的意图所面临的问题。没有政府背书，它就不能保证将来可以被用于自由交易。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只是一个债务记录工具而已。

货币和信用是一种信任机制——它们是你的虚拟财产可以与真实财产相对应的信念。

为什么最好的技术设置仍然不能取代机构

过去，围绕货币的机构是出于技术需要而发展起来的，这是因为必须要有人管理资金的流动。在16世纪的欧洲，金匠在收到黄金后开始发行借据，他们和早期的银行一样，只能使用自己保管的账本。从本质上讲，他们缺乏银行间结算，这意味着如果他们的客户想支付账单，就必须兑换他们的借条，并把货币转到另一家银行。然后，银行同业业务也应运而生，它允许银行之间直接转账。客户和银行节省了时间，也降低了风险。因为你不必再冒着被抢劫的风险将黄金从一家银行运到另一家银行。但这个最初的网络只包括双边协议。后来，清算银行解决方案应运而生，其中一家银行会位于中心地位，对系统中的所有交易进行清算（Goodhart，1988）。

技术基础设施需要信任，而这正是区块链革命性所在——这台生产信任的机器是快速安全交易的引擎。然而，它所创造的信任绝不能与支持货币体系的信任相混淆。区块链保证所有交易都是真实的，并且铸币的过程也是合法的。加密货币区块链可以通过限制流通中的货币单位数量来对抗通货膨胀，或者以货币发行人希望的任何其他方式预先设定好参数。这意味着，决定何时发行新货币的规则都可以提前制定。然而，仅凭这一技术基础无法保证有人会购买你的数字代码，它不能将货币与经济产出进行挂钩，它也不能保证货币价值的稳定性。金融史告诉我们，缺乏制度控制可能会产生毁灭性的后果。如果不是由于联邦政府对银行控制缺失而导致的不稳定，1929年的大萧条就不会发生。美联储正是由于担心政府过度干预而于1913年成立。自由银行的理念确保了较低的进入门槛和资本要求，而州政府禁止国家巨头崛起造成垄断，这也刺激了美国各地对于独立银行的需求，银行数量从1899年的不足12000家猛增到1922年的30000多家，而大量银行资本不足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和大萧条中的一个因素（Ferguson，2008）。

这场危机不仅揭示了美国经济的金融关联性，也揭示了全球体系的关联性。大多数银行资本金不足，危机下会尝试收回它们借给其他机构的资金，这造成了灾难性的连锁反应。2007年次贷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突显了这一点。这场危机明确表明，每个货币体系都需要一个能借钱给银行度过危机的最终出借人，以防止体系崩溃。中央银行在保持银行流动性方面的作用，不亚于其铸币以及制定货币政策的重要性。任何一个在体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参与者的破产，都能使整个经济陷入数十年的衰退。毋庸置疑，区块链是一种改变游戏规则的技术，它可以切断金融中介的作用，但监管机构将始终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

金融创新与技术经济突破的关联

金融史上的这些转折点表明，金融创新与一个文明更广义的进化有关。事实上，许多历史学家仍不确定哪些发展是原因，哪些是结果。

不过，有一点毋庸置疑，技术突破并非是孤立的。技术、贸易和商业同时发生的革命听起来熟悉吗？对的，这就是一个范式创新。因此，当前的数字范式创新也伴随着金融领域的一场革命，这样的变化也会体现在立法方面。在许多方面，立法是技术经济发展的混合产物。这场运动中的行动者、商业模式和基础设施都要适应新的范式，同时业界也需要新的规则来反映这些新的市场现状。如今，监管对传统机构的保护也开始减弱。以欧盟的2007年《支付服务指令》（Payment Services Directive，简写为PSD）为例，它使银行和非银行的支付业务与法律框架相协调。在“市场规则”中，它描述了哪些公司被允许作为支付服务提供商运营，而在“商业行为规则”中，它规定了市场透明度或交易执行等事项。为应对新的技术进步，该服务指令进行了修订（PSD2），并在2018年1月生效执行。PSD2对世界各地的其他立法机构具有开创性意义，它要求在网上零售中进行强有力的客户认证，并同时为非银行机构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例如按照相关要求，银行目前需向第三方提供一个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I），允许第三方启动交易并查看账户数据，这使金融科技公司的许多功能得以实现。

区块链是一种技术，它的存在推动了诸如PSD2等平等立法的出现，同时也受到了相关立法的显著影响。有了PSD2，金融科技公司将获得10亿个银行账户的访问权，这是由于该法令强制开放了应用程序编程接口。据咨询公司罗兰·贝格（RolandBerger）的估计，这可能使银行在零售业务部分损失的利润高达40%（Russo，2017）。新的法规降低了准入标准，竞争的激增将降低利润率。然而，对最终客户而言，金融服务会变得更便宜。而对提供商来说，市场吸引力会有所下降，它们不得不寻找新的收入来源和商业模式，这也再次说明了机构的必要性。如果监管机构不设定框架，区块链将像比特币一样只能保持小众市场地位。通过发布PSD2，欧盟为专业区块链企业成为大型支付系统的一部分打开了大门，它为区块链发展注入了合法性，并将它们从灰色经济中拉出来。除了普遍的自由化趋势外，市场还将受到对去中心化的账目和加密货币的具体监管的影响。在下一节中，我们将探讨纽约围绕加密货币的立法，探讨该立法如何向充分利用区块链作为核心能力的成熟和大型机构倾斜。此外，它还强调了监管机构在塑造竞争环境方面的重要性。在第3章中，我们将会了解到这些立法的强大的影响力。

庞然大物的强力推手——为什么监管机构最终会选择技术形式

尽管各国政府和央行的高层都有金融老兵，但监管控制权并没有落到这些老兵的手中。目前对于金融机构的监管要求变得越来越高，限制也越来越多，尤其是针对“系统重要性”的银行监管要求尤为如此。通用电气（GE）在2015年退出银行业就证明了这一点。被剥离掉的通用电气资本（GE Capital）曾是美国第七大银行，在金融危机后不得不接受政府的救助，通用电气资本带给母公司的波动性和风险对其股价产生了不利影响。因此，这家巨头不得不离开了金融这个竞技场，并将大部分美国零售业务出售给高盛。

与此同时，监管也对非银行机构变得更加包容。2008年的金融危机引发了一场余震，如今仍能感受到这种余震效应，更严格的监管使环境对传统机构更加不利。金融从业者花费数以百万计美元和欧元发动情感攻势来巩固金融机构的地位，但他们合法的特权地位还是在慢慢地消失。上述法案PSD2迫使银行向竞争对手开放其API，由此，金融科技公司无须构建整个基础设施来访问客户数据，从而可以很容易地将其解决方案插入银行的接口。中国监管部门严格监管比特币的做法是监管部门实力的一个强劲展示。西方监管机构的控制可能不会那么激烈，但同样也推出了颇为有效的监管措施。PSD2展示了政府如何通过自身的力量来定义支付领域的竞争框架。在我们审视美国和欧洲政府对待新技术的方式之前必须再次强调，区块链作为基础技术和特定加密货币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

金融从业者花费数以百万计美元和欧元发动情感攻势来巩固金融机构的地位，但他们合法的特权地位还是在慢慢地消失。

虽然在区块链方面几乎没有立法，但比特币已经受到了全球监管机构的关注，包括孟加拉国、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吉尔吉斯斯坦和越南在内的诸多国家已经完全禁止使用加密货币。中国虽然没有正式下达比特币禁令，但禁止了ICO和虚拟货币交易，虚拟货币面临的监管环境确实很严峻。然而，西方国家对比特币的态度却不同。这也并不是说立法缺失，而是不同司法管辖区的做法各不相同。在英国，比特币被视作一种货币，因此可以免征增值税（VAT）；而美国对比特币则像对房地产一样征税，即持有比特币要缴纳资本利得税。对于除税收以外的其他事项，美国将比特币作为一种货币进行监管（Swan，2015）。对纽约州来说，仅仅对比特币进行这样的分类是不够的，纽约是20世纪的金融中心，它希望通过引入比特许可（BitLicense）这样的概念，在21世纪保持其金融中心的地位。为了获得这样的许可证，处理虚拟货币交易的公司必须遵循一套复杂的规则，其中包括资本要求、遵守反洗钱（AML）规定、定期审计、事先获得更改产品的规格和机制的审批等。纽约州这样做的思路是想通过这种类似银行管理的牌照，确保持有比特币的终端客户与持有法定货币一样得到政府的保护。当然，这样的监管降低了欺诈和洗钱的风险，也鼓励人们投资和使用加密货币。然而，这也增加了那些原本就能够使用现有基础设施、财务资源和合规技术的大公司使用加密货币的机会。因此，纽约的做法最终并没有吸引那些最有远见的企业家，导致区块链初创企业大规模外流，只有那些资金雄厚的老牌机构留了下来。在相关规定被引入的3年后，4家大规模公司获得了许可证，仅有5家被拒绝（Brennan，2018）。

纽约的开创性尝试暗示了监管的出发点，只有更多的司法管辖区采用类似但可能更宽松的许可规定时，监管才能取得成功。在加拿大，参议院建议对加密货币采取“弱监管”（lighter-touch）的方式，以防止该技术的潜力被扼杀。为了继续遵守反洗钱规定，加拿大发布了一项命令，要求数字货币交易所（因此并非所有比特币公司）满足与传统货币业务等同的要求（加拿大参议院，2015）。交易所是加密货币和法定货币之间的接口，通过交易所，你可以把美元换成比特币，反之亦然。如果想要确定哪种方法更为合理，我们需要多年的数据积累。即便如此，我们定会看到政治家们会就区域差异和方案差异展开辩论。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比特币牌照将越来越像银行牌照。

另一方面，针对区块链本身的立法却很少。关于转移、存储和借贷资金的法规并非以技术为中心。监管机构制定了需要满足的标准，而这些标准是如何实现的却主要取决于金融服务提供商。因此，如果区块链只是用于法定货币而不包括加密资产，那么我们也许就只需起草很少的具体立法。然而，如果区块链要从根本上改变银行业务的模式，我们就需要一套新的法律。总的来说，现有的一些支付规则暗示了哪些技术标准是可以接受的，哪些是不能被接受的。我们将不会在此书中讨论具体国家的戒律，但银行业有一些格言适用于大多数地区，其中一条格言是前面提到的“了解你的客户”原则。首先，该原则也是最重要的原则，KYC原则可能会对是否允许中心化或非中心化区块链产生深远影响，金融科技公司只能满足前者的要求。有关KYC原则的规定，将使这场关于是否为中心化的版式战争对银行更有利。

但为什么KYC原则一开始就与加密货币有冲突呢？毕竟，加密货币使用的是一个开放的、不可更改的账本，任何交易都无法隐藏。但同时加密货币缺乏用户身份验证的做法确实不符合KYC原则的要求。这种混淆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一些关键概念的区别经常变得模糊，即假名（pseudonymity）与匿名（anonymity）的区别（Brito和Castillo，2013）。虽然使用假名意味着，我可以隐藏在任何假名后面，但匿名意味着即使是这个假名也不能被别人看到。比特币和其他公共区块链只向用户提供前者（即假名），而不是后者。账本及其交易历史可以被公开查阅，但交易方的身份却隐藏在假名背后。比特币网络没有身份要求——也就是用户可以不提供姓名或电子邮件地址就加入比特币网络，这与以身份为中心的模式形成鲜明对比，如信用卡公司。由于区块链机制的设定，节点服务于自身利益，从而维护整个系统。因此，为了了解交易方真实身份所需要的对他人的信任也就变得不必要了。

有关KYC原则的规定，将使这场关于是否为中心化的版式战争对银行更有利。

然而，一些批评者认为，如果比特币交易中的IP地址不受特殊软件的保护，我们确实有可能追溯假名，从而找到这些用户（Biryukov、Khovratovich和Pustogarov，2014）。我们在第1章中简要提到了对声名狼藉的丝绸之路网站的打击，这其中就涉及追溯隐私和假名。2013年，美国联邦调查局（FBI）以通过比特币区块链作为支付系统，贩卖价值2亿美元的武器、毒品和儿童色情制品为由，查缴了丝绸之路黑网市场，并拘捕了其创始人罗斯·威廉·乌尔布利希特（Ross William Ulbricht），在联邦调查局最终追查到他的行踪之前，他已经躲避了当局多年（Umeh，2016）。

也有为比特币而开发的匿名程序。根据一项研究（Moser、Bohme和Breuker，2013），有些方法比其他方法更有效，如比特币迷雾（Bitcoin Fog）和Blockchain. info是其中两个比较好的方法，而BitLaundry已经被证明并不很好。但无论比特币的匿名性能否在没有额外软件保护的情况下被破解，它仍然都被视为银行使用比特币的主要障碍，因为这一匿名性违反了银行必须遵守的KYC原则。幸运的是，业界已经有办法解决KYC困境。钱包和交易所的提供商可以要求客户确认他们的身份。例如，Coinbase公司的钱包收集用户的IP地址、设备和移动网络信息。如此，人们的“被遗忘的权利”是不可能实现的。必须再次强调的是，如果采用私有或中心化区块链，银行可以制定相关规则迫使参与者公开身份，重写账本，并同时向公众封锁交易历史信息。

中心化区块链不仅有助于合规，还可以帮助进行监管报告。为满足PSD2或《巴塞尔协议III》的相关规定，企业需要大量的数据，也需要大量人力资源从过去的交易历史中提取数据，如果交易是记录在不可篡改的完整的区块链账本上，这一切都可以很容易实现。即时身份验证将意味着银行分行的成本会有所降低，同时也将有助于监管机构获得大量不同种类的数据。欧洲银行业协会（2015）认为，分布式加密技术是实现对KYC原则和AML合规的一种成本效益较高的方式，而不是修改法律的理由。Fidor作为直销银行的先驱，已经使用瑞波区块链来满足了KYC原则和AML的合规要求。同样，中心化设置是唯一合理的解决方案，因为没有任何一家银行希望完全透明，并将所有数据交给监管机构。

版式战如火如荼

改变一个行业的架构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颠覆性创新的出现并不常见，且伴随一个过渡阶段，从而迫使企业为占据食物链的顶端而相互竞争。企业想要达到目的，最安全的方法是让自己的产品设计占据主导地位，把那些没有法律权利或没有技术专长来制定标准的竞争对手拒之门外。或者，你可以像松下（Matsushita）所开发的家用录像系统（VHS）那样，通过授权版式使用权来实现卓越的盈利水平。另一方面，输掉版式战争带来的代价非常昂贵，甚至可能会造成公司倒闭。那么，区块链领域有没有出现这种游戏变革者的迹象呢？监管机构青睐封闭式区块链，但中心化不是一种版式，而是一种技术设计决策。版式是一个特定的区块链或一组标准化的API——由企业本身（而非监管机构）提供这些API。长期以来，比特币一直是行业的标杆，但比特币未能延续奇迹，却引发了数以千计的ICO和一系列银行业的创新。除了一些联盟，某些银行也正在开发内部加密货币（如花旗集团），而其他银行则在投资初创企业（如高盛）或与这些初创企业进行合作（如巴克莱、瑞银和澳大利亚联邦银行），这些试水者都希望制定行业标准（Wild、Arnold和Stafford，2015）。中心化区块链比比皆是，然而，许多金融科技公司却将精力集中在去中心化区块链上，它们的尝试不仅有可能摧毁银行的核心竞争力，而且也会使这些银行的中心化区块链努力变得过时。颇具讽刺的是，这些金融科技公司往往是由银行提供资金支持。简单地说，金融科技公司正在分散风险，保证自身能够在任何形式的版式战争中攻守自如。然而，这一点确实凸显了金融科技公司完全不能确认哪种设计或版式最终可能会取得成功。

既然有这么多传统机构和初创企业都在尝试自己的解决方案，那么会有一种模式胜出吗？管理学理论列出了5种策略（Jones和Hill，2012）：

•确保互补产品的供应（如为一款游戏操作系统提供游戏）。

•向其他人出售版式许可。

•激进的营销和价格策略。

•利用杀手级应用。

•与竞争对手合作。

银行业和金融业都明确要求行业参与者的业务与竞争对手之间具有互操作性，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过去一段时间，前3种策略都没有成功地应用于支付系统的创新，上述提及的与竞争对手合作为整个价值链提升了发展速度。因此，与竞争对手合作以及利用杀手级应用的效果最好，这两点通常是齐头并进的。

金融科技公司正在分散风险，保证自身能够在任何形式的版式战争中攻守自如。

一个杀手级应用的出现常常会很快结束版式之争，这使得在过渡阶段尽早识别杀手级应用变得尤为重要。那么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这里有两个步骤：第一，识别新技术所支持的特定产品属性；第二，将这些属性与客户的需求进行匹配（MacMillan和McGrath，2000）。

对于大多数区块链拥护者而言，比特币无疑是这个杀手级应用。比特币是迄今为止最著名的加密货币，甚至比区块链本身更为人所知。事实上，在解释区块链时，我们往往要依赖比特币[如唐·塔普斯科特（Dan Tapscott）和亚力克斯·塔普斯科特（AlexTapscott）所著的《区块链革命：比特币底层技术如何改变货币、商业和世界》（Blockchain Revolution: How the technology behind bitcoin is changing money, business, and the world）一书中的论述]。比特币市值不断增长，高达1 640亿美元，以太坊以900亿美元的规模位居第二，瑞波币以440亿美元的规模位居第三（Coinmarketcap，2018年2月15日）。比特币被许多金融科技公司使用，例如，高盛投资的比特币创业公司互联网金融圈。然而，比特币不一定必须具备大众市场要求的属性，使用假名并不是普通人所渴望的，法定货币也没有受到通货膨胀的冲击而造成人们储蓄的大幅下降。当然也有一些罕见的例外情况，比如委内瑞拉，其恶性通货膨胀率如此之高，以至于该国政府发行加密货币石油币（Petro），并以该国的石油资源为其提供支持。客户需要一个庞大的被接受的网络、低交易费用和快速的支付过程。但正如我们之前看到的，比特币平均确认时间为10分钟，接受比特币的用户深藏于网络中，比特币根本无法满足这些需求。仅凭这些事实，比特币就不具备杀手级应用的资格，更不用说其规模限制及能源消耗这些因素了。对于那些认为比特币已经发展得足够强大而不会失败的人来说，不妨想一想这一点：尽管比特币在区块链中占据着明显的主导地位，在2018年2月的市值高达1640亿美元，但与全球80.9万亿美元的货币总值相比，这只是九牛一毛（Desjardins，2015）。截至本文撰写之时（2018年），全球共有1 530个活跃的代币，这些代币包括除比特币以外的所有加密货币（Coinmarketcap，2018年2月15日）。这些代币中，有一些是骗局，有一些是可信机构的冒险，但大多数机构预测比特币在未来不会成为领先的加密货币。

可能杀手级应用不一定与一个特定的加密货币有关，而这种应用只是促进应用程序之间通信的技术，即所谓的跨链技术（interledger technology）。在加密货币市值排名名单中，排名第二和第三的是以太坊和瑞波币。瑞波真正的创新不是其代币（XRP），而是它的协议RippleNet，它可以被银行用作SWIFT网络的补充，甚至是替代品。对于瑞波而言，要转账的是像比特币一样的加密货币，还是美元或欧元等传统货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通过提供每个银行都可以使用的API将旧系统与新系统连接起来。这种跨链解决方案将不同的支付系统连接起来，使银行无须任何中间人即可转账，从而节省了成本和时间。以太坊是另一个促进大规模互操作性的大型应用程序，它是一个可以构建新应用程序的开发平台和一种编程语言，但其最大的威力是关于它的“图灵完备性”（Turingcomplete），这意味着，无论是怎样的平台和应用程序，以太坊都可以运行其代币、区块链和协议。此外，它还可以用于创建连接到多个区块链的智能合约（Swan，2015）。

瑞波和以太坊都是极为强大的平台，它们都在努力成为新支付系统的中流砥柱，这两个平台的任意一个平台都可能会比比特币或任何其他加密货币更加引领潮流。由于可扩展性的原因，瑞波似乎比以太坊更有前途。比特币每秒可以进行16次交易，以太坊是15次，而瑞波是1500次。据其网站介绍，比特币的平均交易时间超过1小时，但瑞波的平均交易时间为4秒。当然，比特币交易速度可以改善，但如果一开始的差距就太大，我们很难相信这个差距最终会有较大改善。

因此，传统机构在中心化区块链上的选择是正确的。但是，那些没有太大的影响力来迫使整个行业形成某种格局的小公司又该怎么办呢？一个选择就是等待，并尝试成为最快的跟随者。但是构建一个大规模的区块链项目需要很长时间，它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完成。此外，通过快速行动获得的优势通常是短暂的。因此，为了获得真正的优势，小公司应该考虑合资、收购、联盟，或者通过采用获得许可证的方式，这些方式都可以帮助小公司获取相关的专业知识。大多数大型机构都以与自身平行的方式同时参与某种形式的合作。银行的本质是寻求系统的互操作性，毕竟它们在过去曾建立过统一的标准，如SWIFT就是这样的项目，该系统成立于1973年，是目前运行于所有银行间用于信息交互（也就是转账）的私有交换网络。1970年也有类似的合作，当时有243家银行联手创建了维萨卡（Deutsche Bank，2016）。事实证明，这种模式非常成功。随着区块链技术的出现，银行似乎又在复制这种模式。我们在引言中曾简要提到R3联盟于2015年年底成立，这是一项行业倡议的，旨在银行间建立一个共同的区块链标准，并协调众多封闭式区块链发展的联盟。该联盟的大多数创始人和早期成员都是银行业巨头，其中法国巴黎银行、高盛、瑞银、苏格兰皇家银行、巴克莱、摩根大通和瑞士信贷都是其成员。截至2017年12月，世界上已有100多家主要金融机构和监管机构加入该联盟。

全球大型金融机构之间的第二个大型合作是在R3联盟成立几个月后启动的超级账本项目。这项由Linux牵头的项目包括R3联盟成立作为创始成员，也包括摩根大通、伦敦证券交易所、埃森哲（Accenture）和思科（Cisco）等大型金融和技术公司，以及SWIFT网络本身。超级账本项目是一个开源项目，它为自己设定了开发“商业区块链”（blockchain for business）的目标，但其拒绝比特币和整个去中心化区块链体系。这个想法的目的是为银行业创建一个标准，同时限制区块链节点的数量。

从纯技术的角度来看，中心化区块链胜过去中心化区块链。当然，这些中心化区块链并不是像中本聪及其追随者想象的那样的一场革命，它不足以引起媒体的过度关注。不过，归根结底，决定区块链未来的既不是中本聪的追随者，也不是媒体，最终决定权是在客户手里。与此同时，银行在很大程度上不受炒作的影响，也会努力夯实它们之间建立的“尝试&检验”的合作道路。但这样做就够吗？

中本聪的追随者和媒体都不能决定区块链的未来，其决定权最终是在客户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