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78年12月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对所有中国人来说，改革开放的开启改变了他们的人生。40年过去，让我们回到1978年40年前的春节，回到1978年，看看那些年轻人当时在哪里，在做什么，想什么。作家叶辛在1978年已是小有名气的知青作家，他还没决定是否回上海；作家陈丹燕在1978年已经在大学的课堂上；工人陈建华在那年没考上大学却考上了复旦中文系研究生，复旦大学学生卢新华在这年发表了《伤痕》——这是他们一生的转折。

叶辛

叶辛：1978年我还是一个一文不名的小知青

1978年，也就是叶辛插队落户到贵州的第十个年头，由他编剧，谢飞、郑洞天导演的电影《火娃》上映，电影改编自叶辛1977年出版的小说处女作《高高的苗岭》，讲的是一个苗族孩子解救解放军侦察员的故事。电影虽然在1978年上映，但真要追溯起来，是三年前的1975年。

1975年冬天，叶辛的小说《高高的苗岭》已经在上海人民出版社打出清样，而那时谢飞要带六个从全国各个电影厂送到北京电影学院进修的年轻（就艺术年龄而言）导演拍片，谢飞想找一个好的本子。当时的全国文艺界还在打走资派，要求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故事，身为革命元老谢觉哉儿子的谢飞不愿意，他想找一个不是这类题材的作品。谢飞找到了上海电影制片厂的一个文学编辑，那位编辑告诉他，手头上有一个稿子已经定稿，但还没出书，刚打出清样，要明年才出。谢飞一听就飞到上海，读了清样。看完清样之后，谢飞觉得这个题材不错，投资不大，故事也集中，于是他通过出版社的联系，专程飞到贵州找到当时正在小学教书的叶辛。

叶辛也觉得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只花了几天时间就写出了剧本，两个人在贵阳最好的饭店金桥饭店住了半个月。谢飞还和叶辛一起去苗族聚居区四大寨体验生活。

叶辛还记得和谢飞一起从贵阳坐长途客车去四大寨的情景。“我们从四大寨出来，9点钟的招呼车，我们走到公路边，看到那个招呼车就在我们五六十米的地方开走了。再去县城搭车有五六十公里路，哪里走得了啊。没办法，就找到了一辆拖草的马车，跟师傅商量，给了他五毛钱一个人，就这样躺在马车的草堆上，坐了几十公里路到了县城”。

然而，拍电影在当年的贵州是一件大事，因为解放后三十年，贵州几乎就没有拍过电影，谢飞和叶辛的拍摄计划中途夭折。“当时四人帮派出的慰问团就给出版社和电影厂写信，说上海知青也有上百万，要培养一个小青年成为作家，竟然找了这么一个家庭出身不好的。当时公安局也搞不清楚，电影学院也搞不清楚，实质上就是不同意我搞。谢飞就回去了。”

这个剧本一直拖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他就来找我了，他说这下扬眉吐气了，就拍了这个片子。”

1978年，电影《火娃》上映，《高高的苗岭》第二版印了17万册。1978年底，稿费制度恢复，叶辛拿到了《高高的苗岭》的稿费。“当时是低稿酬制度，千字两块五。出版社照顾我，看我没有一分钱，就给我开到了千字五块，《高高的苗岭》88000字，拿到444块。编辑还左一句右一句叮嘱我，71路公共汽车很挤的，不要被小偷偷了包。当年444块不得了啊，当时最大票额也只有10块。”

1978年，除了《高高的苗岭》重印之外，叶辛还出版了《深夜马蹄声》和《岩鹰》两部小说，而这两本书的稿费则是1979年才拿到。

“其实1978年的时候，我还是小知青。生产队没有工资，也没有单位给我发钱。”虽然是文学新星，但还是知青的叶辛并没有工作。

那一年，叶辛也没想过通过高考离开贵州。那是高考恢复的第二年，复旦大学到贵州来招生的老师找到叶辛，鼓励他报名，当时复旦在贵州的最低分数线是190。但那个时候的叶辛，只想埋头写小说，而且数理化已经忘得一干二净，因此他拒绝了。

然而，对叶辛来说，支撑他留在贵州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他当时正在热恋中，女朋友也是从上海去的知青。“我爱人早早就工作了，她72年就是学徒工，75年满师了，自己带了几个小徒弟了。她一直在等我，我不能回上海。”

1978年，大批知青开始回城，千千万万知青为了争取回城的机会挤破脑袋。叶辛家里人也问他，要不要回。但问归问，家里人也知道，从1969年相识，两人已经相恋了十年。

“我家里人也知道她对我很好。那个时候无论男的还是女的，先工作的那个会先走，很自然就断了。”而在叶辛一无所有的时候，是女友对他不离不弃。

“我之所以在农村那样艰辛的环境里一直写东西，心是挺定的，因为我总觉得有这样一个很好的对象在爱着我，男孩子总归有一种焦虑，不管是生理上还是心理上。那我有了机会，就跑回来，这肯定不行的呀。”

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叶辛的女友不具备回上海的条件，因为当时政策规定，凡是国家安排过的，只要工作了，领国家工资了，就不能再回城。

对于当年许多知青来说，回城首先要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住房的问题。“如果你回来，把户口迁回来，走进这个家庭，你就拥有几平方米的权利。但娘舅有娘舅的想法，叔叔有叔叔的想法，外婆有外婆的想法，甚至兄弟姐妹也有兄弟姐妹的想法。对于没有上山下乡的弟弟妹妹来说，也许当时是因为哥哥姐姐去插队落户才使他们有机会留在上海，但是他们毕竟也不富裕，肯定会有各种利益关系。因此法院当时经常有这样的案子，就是知青的孩子要回上海，叔叔不让上户口，怎么协调都行不通的情况下，只有写保证书，保证在长大之后，不要房子，才让上户口。”叶辛当年要下乡时，在“两丁抽一”（即兄弟姐妹俩，一个留，一个走）的政策下，兄弟俩可能当时会互相谦让，但是十年后再回来，同样是那个谦让的兄弟就有了计较。在《孽债》小说里，叶辛写了很多这类因知青返城引发的房产纠纷，尽管后来的电视剧版没有过多表现。

后来叶辛在贵州的日子顺风顺水，1979年调入贵州作协，成为贵州第一位专业作家，真正走进了工作岗位，但他平时依然与妻子居住在修文县的水电站。1983年从水电站搬到贵阳，住上四室一厅。有过十年的农村生活经验，叶辛觉得贵阳的生活条件已经很好，他觉得就像“跳龙门”一样，已经是中产阶层。

“她母亲和我母亲来贵阳看我们。我母亲觉得和上海没有什么差别啊，日子过得蛮好的嘛，她们也没觉得我们非得要回来，她们是没有看到我们在农村的苦日子。”

叶辛也一直以为妻子的想法和自己一样，准备一直在贵州待下去。“她平时不吭气，反正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但有一次，我跟她说，哪里哪里又要调我，被我一口回绝了，因为贵州对我这么好。但她说，有机会回去么回去好咧，窝在这里，我才知道原来她心里还是想回去。”就这样，考虑到孩子也要长大入学，1990年，叶辛从贵州调回了上海。

“都是往事啦，再过10年就半个世纪了啊，人世的沧桑，不知道多少巨变。”叶辛感慨道。

陈建华

陈建华：收到录取通知书那天，简直疯掉啊

“1978年对我很关键啊！”在答应记者采访时，陈建华不禁感慨。

陈建华，诗人、学者，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讲席教授，香港科技大学人文部荣休教授。1978年的春天，陈建华高考失利。而前一年，高考刚恢复的1977年，对当时还在修理厂当工人的陈建华来说，高考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因为“文革”时，他被造反派抓出来批斗，被定了一个“政治错误”的罪名，还被关起来，由专人看管。对这样一个“不干不净”的人来说，要去高考，他有点心虚，因此没有报名。

而到了1978年，他报名高考，结果名落孙山，数理化是他的弱项。至于分数多少，他不知道，也没人告诉他，当时也没有要查分数的意识。但也就在那时，转机出现了。那时国家刚允许社会上以同等学力报考大学研究生，这一政策一连持续了三年。也就是说，陈建华可以直接考研究生。

陈建华的好友安安当时刚考了上海外语学院的研究生，没有录取，就决定再接再厉准备再战。安安见到陈建华，问他，“你不打算考研究生吗？”在安安的鼓动下，陈建华也加入了安安新组的复习班，每周三在他家聚会，复习英语和法语。有过1978年高考的失利，再直接越过高考去考研究生，对陈建华自己来说，那也算是“投机取巧”，因为考研不用考数理化。“高考要考数理化，我不行的。那考研究生的话，基本就是文学史，出的题目无非就是唐诗宋词嘛。还有政治，大家马克思主义多少知道一点，‘文革’期间看过一点《资本论》，虽然没看完，但马克思唯物主义这些东西多多少少还是知道的。”

陈建华复习考研，外语是他的强项。而他的外语则是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那些年就打下的底子。那段学外语的经历至今让陈建华记忆犹新，有一个日子让他永生难忘——1969年5月13日。那一天，他在朋友的带领下，见到了一位英文名叫“彼得（Peter）”的中年先生，大家都叫他安老师。安老师在上海科学院图书馆工作，他成为了陈建华的免费英语老师。那时候，每星期一两个晚上，陈建华都要去安老师家，安老师会手把手从音标教起，用的教材是“基础英语”（Essential English）。等到学得差不多了，安老师把陈建华拉进了自己那个由莫逆之交组成的小圈子。这个小圈子每周六晚聚会一次，陈建华因此读到了他们带来的英文读物如《北京周报》《大不列颠百科词典》等。就这样，陈建华打下了扎实的英文底子。

陈建华和安老师

当然，当时的陈建华并不孤注一掷地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考试上。“因为看上去也是蛮悬的，研究生就这么容易被你考上？”

当时，还在修理厂做工的陈建华一边瞒着厂里领导，一边抓紧抽空复习。“那时候反正年轻，睡得晚。专门骗病假条复习这种事情也挺会干的。给单位里发现，就是警告。”当时，陈建华的复习材料主要是一些大学教材，如王力的《古代汉语》、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周予同的《中国历代文选》等，相当于自学完成了“大学”学业。

尽管在复习备考，但能不能考上，能不能离开工厂，陈建华依旧茫无头绪，但另一方面，满身文艺细胞的他又觉得自己潜力无穷。“三脚猫什么都想拿出手。市里搞书法篆刻比赛，我送作品去，结果没选上。还给《诗刊》寄过诗歌，也被退稿。”在骚动起来的时代风气里，陈建华觉得随便迈一步，都可能是一条大道，但是通到哪里？不知道。

终于，他还是想到，当时外语人才紧缺，自己的外语应该能派上用场，谋得一份好差使。当时的社会青年们也普遍通过亲朋好友联络关系，寻找出路。1978年的盛夏，恩师安老师也在为他四处奔走。凭借安老师的人脉，给他在上海科学院找个位置。安老师同生化所、昆虫所联系，让陈建华搞资料翻译或教口语。昆虫所的负责人足足忙了两个月，最后见他说“sorry”，还是没成。此外，当时市三医院、仁济医院都把安老师请去教英语，陈建华也被带去做助教。

在1978年7月的日记里，陈建华记下这样一段话：

我的恩师不遗余力地为我奔波，决心为我创作条件。……我与他谈过我最近的想法，我只想要时间、学习条件，图书馆是最理想的了。当他听了我的想法，说“做学者是清贫的”，而我表示毫不在乎时，他在赞许地微笑。

功夫不负有心人，陈建华如愿考上复旦大学中文系研究生。他原本报的是唐宋文学方向，但因为名额限制，转到赵景深、章培恒门下，攻读元明清方向。“那天在厂里，收到录取通知书，问我愿不愿意转到元明清，喔唷，那天简直疯掉啊。”“疯掉”这两个字陈建华说得格外响亮。那年，他是这个方向唯一一个被录取的研究生。

后来导师章培恒告诉陈建华，当年考虑录取他时，他的外语是个重要因素。学元明清为什么对外语这么重视呢？“可能是因为赵先生是五四那一代，搞外语的。而章先生眼光比较远，看到我外语考的好。”陈建华还记得，为了表现自己外语好，在递交材料的时候，他还把自己那些翻译稿包括发表在《外国电影》上的几章《卓别林自传》的译稿也一并递交了。

“改革开放是要好好纪念啊，感谢邓小平。”采访结束时，陈建华说。

陈丹燕

陈丹燕：施蛰存对我说“第一排脸很红的那个小姑娘好醒醒了”

1978年春天，19岁的陈丹燕成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大一新生，也就是历史上高考恢复后的第一届大学生，也叫“七七届”。

“当时考上的时候，华东师大还没有恢复。我们分配的时候，入学了，才和上海师大分开。所以一半的同学去了上海师大，一半去了华东师大。”

这里涉及到一段华东师大和上海师大这两所沪上师范院校间的往事。1972年5月，华东师大受“文革”影响与上海师范学院、上海半工半读师范学院、上海教育学院、上海体育学院等校合并，改名为“上海师范大学”。等到1978年，上海师范学院、上海教育学院和上海体育学院相继复校，华东师大才重新独立复校。

1977年高考时，陈丹燕第一志愿是想学历史，第二志愿是中文。但她自己也不清楚为什么是中文系而不是历史系录取了她。就像那个年代大部分考生一样，陈丹燕至今也不知道自己的高考分数，因为恢复高考后第一届考生的高考分数是不直接向考生公布的。关于当年高考的志愿选择、院校和分数，回想起来，陈丹燕至今一脸茫然，“那个时候什么都不懂的”。

当然，相比许多当时正在农村插队落户的同龄人，陈丹燕无疑是幸运的，她是应届生，还没等到轮到她去插队落户的时候，忽然就可以考大学了。

同届入学的学生中的年龄落差也是那个年代才有的景观，在陈丹燕的班上，也是这样。陈丹燕管那些年纪比她大很多的同学叫“大同学”。那年华师大中文系150多人，像她这样十八九岁的中学应届生只有十来个，130多个都是“大同学”。“那一届很多人是大同学。我是应届生，我大哥比我大十岁，我大学的同学是他中学同学。”

在这些大同学面前，陈丹燕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小跟班、跟屁虫。“我们是最小的，所以觉得自己很不灵的，什么都比不上大同学，学得也没他们好，连背英文单词都比我们背得多，连跑八百米也跑不过大同学，就觉得很丢人啊。”

陈丹燕也没觉得这些在“文革”年代虚掷光阴的“大同学”会羡慕这些正当年华的小弟弟小妹妹们，“我认为他们不羡慕我们，他们就觉得我们没用，因为把我们打败了嘛。我现在还觉得他们很了不起。”

在这些同届的大同学里，其中有一位与陈丹燕喜结连理，就是沪上资深报人陈保平。两人在一个英文班，陈保平坐陈丹燕后面。在陈丹燕眼里，像陈保平这样插队落户过的，有一种和学校出来的人不同的社会上的气息。“我从中学到大学，没有经历过他们在社会上吃苦的经历，从来没想过会和这些人一起读书。”

在当时的陈丹燕眼里，这些大同学除了有“学霸”、经历丰富的一面，还有另一面，“我小时候不懂事，就觉得同学有点老，不好看。因为大同学多嘛，胡子都那么硬的，我是从中学出来的，我看到的同学都是少年，所以进了大学看到成年人就觉得不好看。而且很多都是从乡下回来的，裤子打补丁的，我也觉得他们很奇怪。”

但是现在回想起来，陈丹燕觉得大学时候那种追求真理的气氛，非常令人感动。感动是因为有这些追求真理的学生和老师。在陈丹燕心里，那个时候中文系的老师可以用“梦之队”三个字来形容。“现在不会再有了，教我古汉语的是徐中玉，俄苏文学的是王智量，教我唐代文学的是施蛰存，英文的是燕京大学英文系的老师，教我现当代文学的是许杰、钱谷融、王铁仙。王铁仙老师是瞿秋白的侄子。真的是很厉害。”

陈丹燕至今还记得上著名作家、学者施蛰存的唐代文学的场景。那个时候她坐第一排。“我认为我不是一个非常用功的学生。到春天的时候，下午上课，我要睡着的。春天嘛，天很热，脸很红，十九二十岁。然后施蛰存就说，第一排那个脸很红的小姑娘好醒醒了。因为我睡着了。”陈丹燕还记得施蛰存上课喜欢让学生交“质疑卡”，其实就是一张小纸条，因为是大课，不一定每个人都能起来回答问题或问问题，所以施蛰存就让学生们每个人都写一个质疑的小纸片，然后他来回答问题。而那个时候，钟情于西方文学的陈丹燕并不太喜欢唐代文学，因此每次上施蛰存的课，她都很害怕老先生让她站起来回答问题或提问题。

让陈丹燕印象深刻的老师很多，其中一位是著名文学翻译家王智量。在中文系众多课程中，她得分最高的就是王智量的苏俄文学课。

“王老师是非常浪漫的人，课上他会朗诵普希金的诗原文，一大段一大段。因为他以前是‘右派’，吃了很多苦，来上课的时候，就像流放者的归来一样，整个大教室的同学都鼓掌。其实就是对老师命运的同情，现在想想也蛮动人的。王老师到现在还说呢，说你们这些学生爱我，所以我也爱你们啊。”

提到华师大中文系，经常和“华师大中文系作家群”这个词联系在一起，除了陈丹燕，那个年代的华师大中文系还培养出了赵丽宏、王小鹰、戴厚英、格非、唐颖等众多知名作家。在陈丹燕看来，作家群的出现，也和老师们那种自由的、不计功利的思想有关系。

“当时中文系的风气是，最好的学生是去学古典文学批评的，比较不循规蹈矩的是去写作的。但是像徐中玉、钱谷融，他们都不以功名为衡量标准，那个时候对于传统老师的期待是为理想而献身。我们每个进去的同学，入学都要看一部苏联电影叫《乡村女教师》，就是你为你的理想献身。就算写作不那么有学术含金量，但是如果你喜欢写作的话，也是自由的选择，跟这个是有关系的，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我想干嘛就干嘛。”

对于那个思想解放的年代，陈丹燕非常怀念，“我们是受那个时代的恩惠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有很多自己的依恋。”

卢新华：《伤痕》这一页必须翻过去了

“《伤痕》啊，我有一篇文章专门写关于《伤痕》的来龙去脉的，我发给你看看，那上面都有。”一听到记者又要问关于《伤痕》的问题，卢新华立即说。这些年来，每隔十年要纪念改革开放的时候，卢新华都会被各路记者反反复复问到关于《伤痕》的话题，每次说来说去也都是一样的东西。

然而，说到1978年乃至整个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文学现场，卢新华和他的《伤痕》终究是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名字。四十年前，卢新华因一篇《伤痕》一举成名，被称为“伤痕文学”第一人。后来他下海经商，随后赴美，事业上几起几落。《伤痕》过去四十年了，也已经逐渐被许多人淡忘，永远地定格在了文学史里。回想这篇小说，卢新华的感受就是“若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

1978年8月11日，上海《文汇报》“笔会”版刊登了一篇题为《伤痕》的短篇小说，作者是复旦大学的大一新生卢新华，那一年卢新华24岁，那时他刚进复旦中文系一个月。而在这之前，《伤痕》第一次发表的地方其实是在复旦四号宿舍楼的墙报上，时间是1978年4月上旬。那天墙报前围满了人，不少人在抹眼泪，看过这篇小说的从中文系的学生，扩展到了新闻系、外文系以至全校。上海《文汇报》的编辑钟锡知得到这个消息后，要去了《伤痕》的手稿，而《文汇报》原总编辑马达的魄力和胆识终于让这篇小说成功发表。

卢新华为什么能写出《伤痕》？小说里，主人公王晓华与母亲决裂，离家出走，一别八载，在农村虽然很努力，却连共青团也入不了。王晓华的原型就来自于卢新华插队时见到的一位青年。

“当年印象最深刻的是看到一个青年，大概比我长十几年，戴一副黑框眼镜的一个白面书生，每天挑着一个粪桶在田埂上走来走去，村里农民们都为他感到惋惜，他们知道他是县中的高材生，他在学校考试第二名都没有，门门功课考第一，考清华北大对他来说就像探囊取物一样。但就因为家里是富农，就失去了读大学的机会。而另外和他一起的一个同学，也在前十名以内，他家里是贫农，后来就去了南京工学院，也就是现在的东南大学。我当时就觉得这个社会是扼杀人才的。”

后来，卢新华试着寻找这个青年，但一直没有找到。“我想看看他，因为写《伤痕》的时候，这个人的形象一直在我脑海里。”

而对刚进入大学的卢新华来说，有两位老师对他写出《伤痕》发生了重要的影响。一位是吴中杰，另一位是他已经记不清名字的姓邓的女老师。“吴中杰老师在上文学概论时，已经开始讲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也就是个性和共性的结合。他说，我们很多人身上都有阿Q的影子，但鲁迅把他放大了，放到了典型环境中去。《伤痕》里的王晓华也是，我试图去概括一代人。还有一个姓邓的女老师在上鲁迅作品分析课时，她说许寿裳在评论《祝福》的时候，说过一句话：人世间的惨事，不惨在狼吃阿毛，而惨在礼教吃祥林嫂。这句话给我的震动特别大。所以我对‘文革’的思索可以总结为一句话：‘文革’给中国造成的最大破坏，不在于把国民经济弄到了崩溃的边缘，而在于在每一个人的精神思想留下了无法愈合的伤痕。”

当年《伤痕》小说引起如此巨大的轰动，但为什么一直以来都没有被改编成电影？卢新华透露，实际上小说甫一问世就有人策划要把它搬上银幕。最早是著名电影演员赵丹。赵丹通过上海人艺的演员陈奇找到了卢新华的。卢新华还记得，那天陈奇在复旦小礼堂朗诵《伤痕》，台上台下哭成一片。后来她找到卢新华，眼圈红红地告诉他赵丹想拍《伤痕》，然后便安排两人见了面。

和赵丹的那次会面，卢新华依然记忆犹新。“乍一见面，赵丹先生愣住了，‘你是男的呀？’他说。我就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我说，很多人都把我当主人公王晓华了。”简单寒暄后，赵丹开始侃侃而谈聊起他的拍摄计划。赵丹告诉卢新华，他已经和上影厂的领导谈过，并且已经初步筹划成立了《伤痕》电影摄制组，他自己亲任导演，杨延晋任副导演，黄宗英和卢新华负责编剧。

“有这样大名鼎鼎的大明星担纲，我当时以为《伤痕》搬上银幕已经没有什么悬念，几乎指日可待。可没过多久，我就从赵丹先生那里得到消息，这个拍摄计划流产了，因为上影厂厂长徐桑楚听到一些风言风语，心里不很踏实，于是亲到市委去请示。而当时的市委主要领导人是主张‘两个凡是’的，当然不主张拍摄《伤痕》这样的有否定‘文革’嫌疑的作品。”

后来，北京电影制片厂和长春电影制片厂都来找过卢新华，但也因为各种原因无疾而终。有了这三次遭际，卢新华内心对《伤痕》拍电影一事，基本上已经不再抱什么幻想。

四十年过去，除了对于世事的感叹，卢新华更觉得，要告别《伤痕》了。“对于我自己来说，《伤痕》这一页无论如何必须得从心里翻过去了。时代和社会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值得我去关心的事情，我也得与时俱进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