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曾谈到自己发愤著《史记》的目的，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对此，我们一般的理解是：探究自然界与人事的关系，贯通古今社会变革的规律，形成自成体系的独特言论。

那么，“究天人之际”所谓“探究自然界与人事的关系”，与我们今天提倡的探索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科学精神，是一回事吗？

答案恐怕是否定的。事实上，从《史记》中我们不难看出，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其实主要是推究“天道”和“人道”之间的感应关系，即人间的社会变化，尤其是军国大事，是如何受“天命”的支配和控制的！

在《史记》中，司马迁专门撰有五篇专书，来集中论述如何推究“天命”，即《历书》、《天官书》、《封禅书》、《日者列传》、《龟策列传》，它们记述了推究“天命”的诸多手段：历法、星占、封禅、卜筮等。

其中最重要的手段，当数《天官书》所阐述的星占学。从《天官书》全篇内容来看，其中除少部分可归入天文科学的范畴外，至少三分之二的篇幅都是星占学内容，由此也可见太史公的意旨所在。

而在《天官书》中，司马迁反复提到了一个词——“三五”，它是什么意思呢？

先来看《天官书》“论赞”中，太史公曰：“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为国者必贵三五。上下各千岁，然后天人之际续备。”

这是司马迁从星占历算学的角度，探究了天人之际的演变规律，认为“为国者必贵三五”，即作为主持国政的人，一定要高度重视“天命循环”的“三五”周期——“三十岁一小变，五百岁一大变”，考察上下各一千年的变化，然后才能完备地了解天人之际的关系。

而在《天官书》的结尾，司马迁再次提到了“三五”——“为天数者，必通三五”。限于篇幅，我们就不引原文了，这部分论述可以视作司马迁对星占学的纲领性总结，简单概括如下：

1.在天象的变化中，恒星是很少发生变化的（“常星之变希见”），发生变化最多，且对星占学最为重要的是日、月、五星“三光”，故星占学中用的最多的是日、月、五星的星变之占（“三光之占亟用”）。

2.凡是发生天象之变，只有超出常规的才用来作占。“为国者”在发生日变时，要注意行修德政，发生月变时要反省刑罚是否得当，发生星变时要对外睦邻、对内人和。

3.发生天变后，应采取的最好的办法是“修德”，其次是“修政”，再次是“修救”（采取补救措施），又次是“修禳”（祈求上天消除灾殃）；最糟糕的就是不闻不问，无视出现的问题。

4.除了日、月、五星“三光”的天变外，还须重视日晕、月晕、日月交食、云气和风这五种天象。因为它们与国家的政治军事等大事相关，是最能沟通天人之间关系的表象。

可见，所谓“为天数者，必通三五”，“三”即日、月、五星“三光”的变化；“五”即日晕、月晕、日月交食、云气和风五种天象的变化。

此外，还有论者认为，“三五”之“三”，指的是“天、地、人”三才或“三生万物”之三；“五”则指“木、火、土、金、水”五行。也有说“三五”指的是“三皇五帝”，即天命循环与王权更迭之间的关系。

总之，我国古代“三五之道”的内涵是很丰富的，但不管怎么说，都与“究天人之际”有着密切的联系！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