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等消息，当地时间10月7日，多名巴勒斯坦武装人员进入以色列境内与以军发生冲突，同天伊斯兰抵抗运动组织哈马斯发表声明将对以色列采取军事行动。这是多年来巴以之间最大规模的冲突，目前，冲突仍在持续，双方伤亡惨重。

冲突爆发的当天是第四次中东战争五十周年。自二战结束以来，中东问题始终是笼罩在世界和平愿景上的阴云，而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的冲突一直是中东冲突的代表之一。随着19世纪末犹太复国运动的兴起，曾经被迫“流散”的犹太人移居返归巴勒斯坦地区，与巴勒斯坦人发生冲突，数十年来，双方矛盾不断。

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首任总理本-古里安宣布以色列建国。次日，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在以色列著名历史学家塞格夫看来，犹太民族复国主义的梦想与这位“以色列国父”密切关联。古里安的一生跌宕起伏：他曾发动巴勒斯坦本地犹太劳工壮大犹太复国主义的力量；他拒绝二战后的分治和托管安排，“为了国家，不惜一切”，将血肉之躯送上战场。透过这位复杂的政治人物的眼睛，我们能窥见第一次中东危机爆发的隐秘缘由，也能体会中东冲突需要付出的苦涩代价。

以下文章经出版社授权摘编自《为了国家，不惜一切：本-古里安传》，较原文有删改。

《为了国家，不惜一切：本-古里安传》，[以色列]汤姆·塞格夫 著，李栋、单凌 译，浙江人民出版，2023年7月。

“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巨大财富”

最后的战役在加利利和内盖夫爆发。几年前，英国人的分治方案曾引发一场辩论，当时本-古里安在日记中写道，如果他必须在方案里的加利利和不在方案里的内盖夫之间作出选择，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加利利。1948年6月，他又说他宁愿拥有内盖夫。其实两个他都想要。战争爆发时，他宣布：“如果我们不能在沙漠里站住脚跟，我们也无法控制特拉维夫。”

本-古里安称这是宣布独立以来作出的最重要的决定。他前往内盖夫，指导阿隆如何征服它，就像他指导雅丁征服耶路撒冷一样。内盖夫激发了他的想象力，部分是因为他认为这是“一片无人居住的地区”，满足了犹太复国主义者对一个无人居住的巴勒斯坦“处女地”的梦想。

他坚持认为，内盖夫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巨大财富”，它只是缺水，地下可能有石油，500万犹太人可以在那里定居，其中，200万人从事农业，300万人从事制造业。在一次内阁会议上，他滔滔不绝地谈起库尔努布，那是贝尔谢瓦东南部一座纳巴泰王国城市的废墟。整整30万个家庭可以在那里定居，政府办公大楼也可以设在那里。那儿的风景特别美。但阿隆没有听从他的指挥，派部队去了西奈的阿里什，希望能占领加沙地带。美国总统杜鲁门要求以色列国防军退回到以色列的领土，本-古里安默许了。阿隆匆忙赶到特拉维夫，但也无法改变决定。为此，他永远不会原谅本-古里安。

当本-古里安听到以色列国防军已经抵达埃拉特时，他欣喜若狂。他在日记中写道：“如果不算独立战争，这可能是过去几个月来最重要的事。”他回忆起自己在伯尔·卡兹尼尔森的陪伴下曾两次前往埃拉特。现在，他将开始第三次旅行，现在这是一次正式的胜利之旅——三架飞机载着一群高官和随行人员、一名新闻官和一名厨师，飞过马萨达。在这次访问中，总理穿着军装，戴着头巾，就像他和卡兹尼尔森一起去的时候一样。飞机降落后，他发现自己面对着一片湖水和树林，但那只是海市蜃楼。

最大的战利品归政府所有，包括阿拉伯人的房屋和土地、农业机械、车辆和银行账户里的存款——所有这些都是私人财产。战争的开销使本-古里安心事重重，有时彻夜难眠。他对内阁部长们说，缺钱是一场噩梦，让他无法安睡。不过，他也得出这样的结论，战争是有利可图的。他说这个国家从战争中获得的更多。他指的是军工业的发展，以及英国留下的火车和军营等，有些是无须赔偿的。

当以色列国防军攻下罗德机场时，他很激动。他写道：“天知道以色列政府还能不能在未来10年内建成这样的机场。”他告诉政府，机场的价值高达数百万美元，他还说：“我现在明白了战争不仅仅是浪费。”但他也学会了征服者的贪婪。10年后，他回忆起当时发生的大规模掠夺，他说那是犹太人最原始的本能暴露出来了。“没有一个群体可以幸免于此。”他说。希伯来大学的一些教职人员闯进阿拉伯知识分子废弃的住所，拿走他们的书，存放在国家图书馆中。

电影《奥斯陆》剧照。

这个问题在内阁引发多次讨论，本-古里安表示他对此感到厌恶和震惊。“当我听说这些行为时，我非常惊讶，”他说，“这削弱了我对胜利的信心。”他说这是“一个痛苦的意外”，他想象中的犹太人的道德观不是这样的。“我面对的是我从未怀疑过的道德缺陷，这是严重的军事污点，”他在另一个场合写道，并警告道，“那些虐待非犹太人的人也会虐待犹太人。”他还说是贪婪导致了谋杀。

农业部部长齐斯林描述了一些士兵犯下的“类似纳粹”的行为。为此至少设立过两个调查委员会。本-古里安也主动过问此事：“听说加利利发生了可怕的事件，这是真的吗？”1949年夏天，他写道：“可耻的暴行：贝尔谢瓦第22营逮捕了一对阿拉伯男女。他们杀了那个男人，然后他们（22个男人）讨论如何处理那个女人。他们作出决定并且照此执行了——他们给她洗了澡，剪掉她的头发，强奸她，最后杀了她。”他提到该营营长被判处七年监禁。

在占领的城市发生强奸事件后，本-古里安考虑到接下来的目标是耶路撒冷和拿撒勒，便下令每一个犹太人，尤其是每一个犹太士兵，如果被抓到强奸、抢劫或亵渎圣地，无论是基督徒还是穆斯林，都会受到“毫不留情”的枪决。他命令将拿单·奥尔特曼的一首谴责谋杀阿拉伯平民的诗发给士兵。在此之前，军队审查官曾阻止《达瓦尔报》发表这首诗，本-古里安驳回了这条命令。

除了战争罪带来的道德沦丧，以及他持续关注的世界舆论是否将以色列视为正义的一方，本-古里安还有其他政治上的考量。占领埃拉特约两周后，阿隆试图说服他征服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中部山区，使约旦河成为以色列的东部边界，但没能成功。阿隆还提议应该迫使从巴勒斯坦其他地方逃到这里的阿拉伯难民继续向东，把他们逼到外约旦去。几天前，本-古里安告诉内阁，阿隆曾提议通过耳语式宣传煽动南部阿拉伯人逃亡。本-古里安现在把它说成是一种不可接受的策略。至此，已有成千上万的阿拉伯人离开了他们的家园。

本-古里安区分了那些因为害怕以色列军队而提前离开家园的人，以及那些留下来但被“我们的军队赶出去”的人。他略带哲理地补充道：“这是可以避免的，没必要把他们都赶走。”他同内阁分享了他对罗德和拉姆拉事件的看法。“居民收到‘不要逃亡’的明确指令，事实证明他们最后是被赶走的。”他说。他试图与驱逐阿拉伯人的行为保持距离，给人留下大驱逐发生几天后他才抵达罗德的印象。被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称为悲剧的“巴勒斯坦大灾难”一直困扰着他，直到他生命的尽头。

戴维·本-古里安，以色列政治家、第一任总理，也是任职时间最长的总理、以色列国父，领导创建以色列国，1973年去世。

“你们发动了战争，你们输了！”

自20世纪初以来，数千万人被赶出他们的家园，或被杀害，或沦为难民，这些惨案大多发生在东欧国家。但是，也许是因为各大洲的人们都对圣地发生的一切特别敏感，全世界一直关注的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悲剧。本-古里安被一次又一次地要求解释清楚在他的领导下发生了什么。作为一个人，一个犹太人，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他确信自己是道德楷模，因此他很难将驱逐阿拉伯人的行为与他宣称的人道主义价值观相调和。

在他成为总理后不久，有人提议他在耶路撒冷南部的塔比耶街区的一栋豪宅里建造自己的官邸。这是一座两层楼的石头房子，楼梯在室外，外观庄严，入口处是一个形似马蹄铁的巨大的石拱门。有一些松柏树遮荫，院子里还种着一棵棕榈树、一棵橄榄树和一棵柠檬树。和这个地区的许多房子一样，它建于20世纪30年代，是黎凡特地区富裕的写照，也反映了当地的英国和法国文化。

塔比耶的大多数居民是信奉基督教的阿拉伯精英，住在这里的也有英国政府官员、医生、律师和商人。在耶路撒冷，没有比这更有名望的社区了。它的街道没有名字，它的房子没有编号。举个例子，人们只需简单地问“安尼斯·贾马尔的房子”在哪里。那原本是提议给本-古里安的住宅。贾马尔靠保险和旅游生意发家。他的妻子是俄国贵族，演员兼作家彼得·乌斯季诺夫是她表兄。一些犹太人也住在附近。其中一位出版商鲁文·马斯（Reuven Mas）是当地犹太居民委员会的负责人。在这座世界上最国际化的城市里，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生活在一种多元文化共存的幻觉中——前提是这种幻觉还能持续下去。到了1947年底，幻觉破灭了。

1948年1月，马斯失去了他的儿子丹尼，丹尼曾指挥一队士兵去解救埃齐翁街区，但在途中被阿拉伯人杀害。四周后，《达瓦尔报》称：“昨天下午，一辆哈加纳的车驶过塔比耶，呼吁居民撤离该社区。许多阿拉伯人离开了。”后来，他们中的一些人在英国当局的保护下回来了。当时，《达瓦尔报》记者想着：“也许我们错了……当我们用扩音器告知阿拉伯人必须撤离塔比耶时。”但阿拉伯人很快又逃走了，大多数人几乎留下了全部财产，从三角钢琴、婚纱到网球拍、厨具、书籍和家庭相册。许多阿拉伯人的房子都被犹太人占有，这些犹太人也来自精英阶层，包括政治家、法官和希伯来大学的教授。

本-古里安参观了耶路撒冷废弃的街区，他拒绝搬进贾马尔的家。总理办公室的官员什洛莫·阿拉齐（Shlomo Arazi）推荐了这处住宅，后来他回忆起本-古里安拒绝的原因——让以色列总理住在一个从阿拉伯人那里没收的私人住宅是不合适的。当时，以色列已经从阿拉伯人手中没收了成千上万栋的房屋，但本-古里安想在他自己和这一切之间划清界限。他更愿意在里哈维亚建造总理官邸，那是以色列政府从英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的遗孀那里租来的房子，这名官员在大卫王酒店爆炸事件中丧生。

电影《奥斯陆》剧照。

本-古里安平静地接受了阿拉伯人流离失所的事实——他估计在50万到60万，其他人认为这个数字是75万。这就是犹太人在以色列地寻求独立付出的代价，用他的话说，这是“一片被占领的土地”。“战争就是战争。”他补充道。他的同事们都支持他。有人把阿拉伯人的离开称为一个神圣的奇迹，也有人说没有阿拉伯人的话，这个国家的风景要好得多。什洛莫·拉维认为：“在我看来，阿拉伯人离开这个国家是最公正、最道德、最正确的事情之一。”他说这一直是他的观点，甚至在两个儿子被杀之前就持有这种观点。本-古里安同意他的朋友伊扎克·本-兹维的看法，他对留在以色列的阿拉伯人的数量感到担忧，大约还有10万人。“这个国家的阿拉伯人太多了”，本-古里安这样认为。

本-古里安一直否认阿拉伯人是被迫逃离的。有时他还说，“没有难民逃离以色列国，所有从联合国分配给犹太国家的领土逃离的难民都是在英国委任统治期间逃走的。”事实上，近一半的阿拉伯人在犹太国家建立后成为难民，但本-古里安说这些人不是难民——他们是敌人。

不过，难民的存在和他们的困境让他无法停下来休息。鬼城和废弃的村庄吸引着他，他一次又一次地在阿拉伯人的街道上游荡，仿佛要亲眼证实那里没有阿拉伯人，也许也是为了说服自己，他没有出手驱逐他们。“这座城市几乎空无一人”，这是他对雅法之行的总结，10年前，他曾幻想过雅法会被摧毁。“到处都是戴着塔布什帽的阿拉伯人。”他写道。在拉姆拉，他四处寻找，但没有找到1906年他和他的朋友们创作《锡安工人党宣言》的那间房子。他抱怨道，那座建筑本应得到保护。

和他参观完海法废弃的犹太社区后一样，他强调无法理解阿拉伯人为什么要逃走。他说，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事件”。重要的是，他要指出，与犹太人不同，阿拉伯人“轻而易举”地放弃了整座城市，即使没有毁灭或屠杀的危险。雅法甚至不存在粮食短缺。

“很可能他们在逃跑时得到了一些帮助，”他说，“但从根本上说，这确实是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他们没有被赶出雅法。他们甚至在雅法被攻占之前就逃走了。他们逃离了海法，逃离了太巴列，逃离了采法特。这件事很奇怪，值得研究。”

他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他认为阿拉伯人的逃亡表明阿拉伯人的民族运动无论是在文化、经济还是社会层面，都不是基于积极的思想，他们拥有的只是宗教仇恨、仇外心理和统治者的野心。他说，一个国家不能为这样的观念而战，因为没有哪个农夫愿意为这些而牺牲自己。“历史已经证明，”他强调，“谁才是真正与这片土地相连的人，对有的人来说，这片土地不过是一种奢侈品，可以很轻松地抛弃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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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讨好犹太人的观点，但并不准确。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想阻止以色列国的建立，但无论在组织还是领导方面都没做好准备。他们还没有从10年前英国对阿拉伯人起义的镇压中恢复过来。在英国统治巴勒斯坦的最后几个月里，英国人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阻止阿拉伯人逃亡。在英国委任统治巴勒斯坦的30年里，阿拉伯人没有义务教育制度，每10个阿拉伯儿童里，只有3个上过学，其他人是在对现代国民生活毫无准备的情况下长大的，尤其是在农村，也包括海法、雅法和其他城市的边远地区。

相比之下，几乎每一个犹太儿童都上学，大多数成年人在自己的原籍国上学。伊扎克·本-兹维曾引用一位阿拉伯友人的话说，巴勒斯坦冲突是100万阿拉伯农夫和100万爱因斯坦之间的对抗。尽管如此，仍有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迫离开家园。

耶路撒冷市长丹尼尔·奥斯特（Daniel Auster）向本-古里安报告，一场名为“大逃亡的精神疾病”已经影响了这座城市里的犹太人。本-古里安下令不允许犹太人离开这座城市——他们本该用自己的身体保卫这座城市。他还拒绝了撤离儿童的建议。就像一战期间犹太人从巴勒斯坦撤离一样，本-古里安延续了他在1938年从纳粹手中和集中营里解救儿童的做法，他认为撤离耶路撒冷的儿童就等于在向敌人投降，因此不允许这样做。他还说，巴勒斯坦没有一个安全的地方可以接纳儿童。

据本-古里安所说，一些住在米亚谢阿里姆的哈瑞迪人已经举白旗投降了，还有一些犹太人被赶出了自己在特拉维夫和一些废弃定居点的家。这些定居点曾是犹太复国主义的象征，比如马萨达和沙阿戈兰，这两个基布兹农场都在加利利的南面，那里的居民也不想牺牲。本-古里安说他不知道如果他处在这些人的位置会有什么反应。南部尼扎尼姆（Nitzanim）基布兹的居民被埃及人俘虏了。

到战争结束时，大约有6万犹太人成为难民，被迫离开社区、城市、基布兹和其他农业社区。“如果穆夫提占领了耶路撒冷老城，他就会屠杀所有的犹太人。”本-古里安说，如果穆夫提到达特拉维夫，他也会这么做。后来，本-古里安坚持犹太人要求阿拉伯人留下来的说法，认为他们逃亡是因为穆夫提的命令。在这一点上，他和过去一样，强调犹太复国主义者应该感谢穆夫提犯下的所有错误。

本-古里安希望阿拉伯难民会被邻国吸收，这样难民问题就会自动消失。“一切都会平静下来，烟消云散。”他说。外交部把这种幻想变成了一种不切实际的政治预测。本-古里安毕生致力于犹太人的主权问题，实现流散的犹太民族长期以来的梦想，却没有意识到流亡中的团结力量和对巴勒斯坦家园的渴望。

他的内阁成员中至少齐斯林提醒过他这一点。“成千上万的阿拉伯人，他们和他们的孩子，将成为我们的敌人。正如我们从苦难中吸取教训，明白战争的必要性一样，他们也会产生报复、赔偿和回家的渴望。”不过，本-古里安认为，时间对以色列人更有利。他坚持认为，会有100万犹太人取代阿拉伯人。

有时，他会提出讨论难民返回的可能性，包括拉姆拉和罗德的难民，但这主要是为了提高以色列的国际形象而摆出的外交姿态。以色列当时还没有被联合国接受。本-古里安说：“南非不需要同情、帮助和金钱，所以它可以对世界指手画脚。我们的立场不一样。”这也是为什么他在最后一刻否决当地指挥官的命令，拒绝驱逐拿撒勒的阿拉伯人。

当时离立宪选举还有两周，他还在等待以色列向美国贷款1亿美元的请求获得批准。成千上万的难民试图越过边界，回到家园。战后以色列明确阻止难民返回，驱逐“潜入者”，导致他们的悲剧不断延续。然而，本-古里安命令只驱逐“潜入者”，而不是离开家园但仍留在以色列国境内的难民。有一次，他突然情绪爆发，用“你们”指代难民，好像他们突然出现在内阁会议室里：“你们发动了战争，你们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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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秘密武器”

列维·艾希科尔（Levi Eshkol）后来说，在本-古里安最困难的时刻，他常常哼唱1938年流行的歌曲《正在燃烧》，这首歌讲述的是一座犹太小镇被烧毁的故事。居民们呼吁他们的犹太兄弟用鲜血来扑灭大火。他不时提到大屠杀，作为政治辩论的一部分。“我们不会像绵羊一样被屠杀。”他在与英国高级专员的最后一次谈话中说。他还说，希特勒试图毁灭整个犹太民族的做法并非首创，他坚持认为穆斯林在这之前就已经这样做了，他列举了穆斯林犯下的一系列战争罪行，从穆罕默德到穆夫提在柏林的活动。他说他们只知道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唯一方法——彻底将其毁灭。

在这样的时刻，他的话听起来好像这是一场他个人对抗纳粹的战争。他把造成数十人死亡的特拉维夫空袭行动称为“埃及闪电战”。在伦敦经历闪电战大轰炸的时候，他有时拒绝进入防空洞。他后来也这么做，并为此感到自豪。当有人提议将他的办公室搬到更安全的地点时，他的回应是：“我理解爆炸会引起精神紧张，不过我的经历比你们所有人都多——我在伦敦经历过。爆炸并没有那么可怕。”

尽管英国人支持的是外约旦阿拉伯军团的阿卜杜拉国王，但本-古里安对英国的历史文化，以及英雄气概的钦佩丝毫未减。他用一种怀旧的语气向政府讲述英国最辉煌的时刻，包括招募英国女性参战。“在伦敦，从司机到售票员，没有一辆公共汽车不是由女性驾驶的。武器工厂也是如此。”他坚持认为，战时以色列应该用同样的方式动员妇女。在他作为军队统帅遭到外界非议时，本-古里安经常提及丘吉尔的名字，将其作为平民军事领袖的榜样。

本-古里安也做过关于“热血、汗水和眼泪”的演讲，并经常使用英语词汇“D-Day”（D-Day是常用军事术语，指军事攻击开始日。最早出现在一战期间，因行动日期未定或保密而暂用D-Day为代号。最为人熟知的D-Day，则是二战期间1944年6月6日展开的诺曼底登陆。——编注）。当他一再强调以色列需要为第二次大屠杀做好准备时，他拔高了在他的领导下取得的胜利成果，培育了两个深深嵌入以色列身份认同的神话：少数对多数，善对恶。

在战争之前、其间和之后，他经常说70万人面对3000万人，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的比例是1:40。这既夸大了危险的程度，又提升了胜利的意义，既正确又不正确。在巴勒斯坦，人口结构发生迅速改变。阿拉伯人的流亡导致犹太人逐渐占大多数，在1948年的一整年里，超过12万犹太移民来到巴勒斯坦。1948年底，本-古里安指出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作战部队人数已经几乎相等。“到目前为止，人们的观点是阿拉伯人是多数，我们是少数，但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就阿拉伯居民的总数而言，这是正确的，但就与我们作战的军队而言，这是不正确的。”双方都派出约10万士兵，得益于来自海外的装备，以色列国防军稳步发展，不断壮大。

但这个故事的以色列版本是一个以色列的大卫和一个阿拉伯的歌利亚之间的战斗，比数字听起来更有说服力。在个别战役中，这是正确的。独立战争后的许多年里，本-古里安继续宣传这个神话。他从历史的角度讲述了这一切是如何开始的：“正是由于希伯来劳工的胜利，一个犹太国家才得以建立。”在回复一封关于这个问题的来信时，他将这一点重复写了不少于六次。

他一再说以色列国防军的力量来自以色列的道德优越感。“我们的人……比我们的邻居……更有优势。”他无数次强调这一点。他相信以色列国防军在道德上是卓越的，这样的信念根植于他多年来的民族自我优越感。“阿拉伯人不像我们欧洲人那样复杂。”他曾评论道。战后，他宣布：“除了土耳其，这些国家没有能力与我们一战。”

他有时会引用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对生命态度的不同：“对我们的对手来说，损失的数目并不重要——他们有数百万人。”有时，他会赞扬阿拉伯人的战斗方式，即便如此，也是为了放大以色列国防军的胜利。有时他夸口说：“直到现在，我还认为我们的秘密武器是我们的精神，这的确是真的。”他说：“但我们更秘密的武器是阿拉伯人，对他们的笨拙，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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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也可以为以色列的胜利给出更为世俗的理由，最具体的就是武器购买，以及以色列从美国犹太人那里得到的援助，包括士兵、军事专家和资金。他曾简单地说过：“我们胜利的原因是阿拉伯人特别弱。”

战争于1949年3月结束，持续了16个月。阿拉伯国家没能征服以色列，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双方签署了停战协议，建立了临时边界——所谓的绿线。它或多或少与本-古里安在三年前（原文为七年前，但前文提到本-古里安在地图上画出分界线是在1946年，据此推算则为三年前，故进行了更正。——编注），用手指在贝文摆出来的地图上划出的分界线相吻合。耶路撒冷被以色列和外约旦瓜分。

以色列的领土比联合国分治决议中给予犹太国家的领土要大，新增的土地为以色列提供了原计划里没有的领土连续性。阿拉伯人作为一个少数群体留在了以色列，这与本-古里安1937年以来所说的目标一致，这些都是战争的主要成就。“除了为死去的儿子们感到悲伤，我们在这场战争中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他说。

战争结束前几周，本-古里安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和平至关重要，但不能不惜一切代价。”在独立前的几年中，人们曾经提出无数处理巴勒斯坦问题的方法——伙伴、联邦、分治、自治、州、委任统治和托管，几乎穷尽了所有可以想到的方法。一些解决方案为在欧洲难民营里的犹太人提供了定居巴勒斯坦的机会。

但是，任何一种避免战争的安排都不能满足犹太复国主义的基本要求，即在犹太人占多数的前提下独立。本-古里安本人一直坚持认为，战争也许是不可避免的。“（我）预见到了战争的必要性。”他说。在他看来，这是一个国家生命历程里的历史性时刻，一个绝不会再发生的特殊时刻。这需要一个勇敢的决定，一个暴力而残酷的决定，来实现一个新的开始，向更美好的时代过渡。在这个阶段，没有理由相信阿拉伯人会心甘情愿地与巴勒斯坦的犹太国家达成协议，因此有必要通过武力使这个国家成为现实。

当本-古里安带领他的那一代人走进战争时，他是在深思熟虑后冒了一定的风险，这在一定程度上能改善分治的边界，当然也付出了必要的代价。代价是沉重的——将近6000名以色列人死亡，几乎每100人中就有1人死亡，包括2000名平民。每3名死者中就有1名是在耶路撒冷或内盖夫被杀害。还有1.2万人受伤。

以色列方面的高伤亡率很可能是由于本-古里安未能更早地组建正规军队，以及他坚持由自己来指挥这场战争。胜利的荣耀提高了他的政治地位，尽管他在战前对安全事务处理不当，在战争过程中作为总指挥暴露出种种缺陷，当然也有例外，他为以色列建立了军事工业，从海外获得了大量武器。他浑身洋溢着军人般的乐观情绪。

“有一天，一个年轻的截肢者跑来找我，”他告诉内阁，“他们给他做了一个临时义肢，他感觉很棒。我陶醉于眼前的这一幕。”他谈到和一家制造假肢的英国工厂的合作，并计划在以色列建立类似的工厂。他承诺“我们将有一个优秀的工厂”，一年半后这家工厂开业了。这是一段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没有人知道以色列如何与邻国达成永久的协议。“阿拉伯人不相信我们，我能理解。”果尔达·梅厄说。本-古里安回应道：“甚至有更多的犹太人不相信我们。”这样的说法并不准确，但能折射出他被一种失望的情绪所折磨，这不是他希望建立和领导的国家。

原文作者/[以色列]汤姆·塞格夫

摘编/刘亚光

编辑/荷花

导语校对/卢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