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刘涛

刘涛，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导，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教育部课程思政教学名师，《视觉传播研究》集刊主编，入选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主要从事视觉修辞学、环境传播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视觉修辞的理论、方法与应用研究”，著作《视觉修辞学》入选国家哲学社科成果文库。获第三届全国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一等奖、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青年教师奖、教育部高校科研优秀成果奖二等奖。目前兼任《中国教育报》专栏作者，独立撰写作品四次获中国新闻奖，其中两次为一等奖。

[摘 要]如何开展图像文本的视觉语义分析?视觉修辞学提供了一种可供借鉴的分析路径和方法模型。视觉语义主要关注图像文本中符号要素的构成法则与语言结构,具体可以从视觉语法分析和视觉话语分析两个维度切入:视觉语法分析主要包括形式结构分析、语义规则分析和语图关系分析;视觉话语分析主要包括意指系统分析、修辞结构分析、认知模式分析、视觉框架分析和视觉论证分析。但必须承认,此二者并非泾渭分明,而是具有内在的对话结构,即视觉语法中不仅有要素结构和语义规则,还有意义生成与话语建构。我们有理由将视觉语法和视觉话语结合起来,建构一种相对普遍的、可供参考的视觉修辞分析模型。

关键词

图像研究;视觉语义;视觉语法;视觉话语;视觉修辞学

正文

视觉语义学是传播学领域视觉议题研究的代表性学术范式之一。不同于其他的视觉研究范式,视觉语义学主要关注“存在于事物秩序之中的意义”,而意义的形成必然依赖于图像符号的内部结构,即“视觉意义组织的语法、句法和逻辑”。

如何开展图像文本的视觉语义分析?视觉修辞学提供了一种可供借鉴的分析路径和方法模型。具体来说,图像文本的语义系统存在不同的认知维度和释义层次,只有明确图像阐释的意义层次,我们才能真正回应不同意义维度上的视觉修辞方法问题,即借助不同的修辞方法探讨不同的意义问题。尽管图像分析的意义维度和层次较为多元,且存在不同的类型和标准,但总体上可以简化为两种分析取向:一是形式分析,二是内容分析,前者更多强调的是视觉构成层面的语法分析,即视觉语法分析,后者主要强调的是视觉意义层面的话语分析,即视觉话语分析。总体而言,视觉语法回应的是图像构成维度的意指原理、要素关系和意义法则,视觉话语回应的是图像表意维度的意义原理、表征机制、话语内涵,以及图像外部的社会文化意义。作为视觉议题研究的两大重要问题域,视觉语法分析和视觉话语分析构成了图像分析的两大本体问题,诸多学科对其给予了一定的关注并形成了一系列代表性的学术成果。本文则主要从视觉修辞方法维度出发,尝试在方法层面探讨视觉语法分析和视觉话语分析的修辞视角,即视觉文本分析的修辞语法和修辞话语。

实际上,视觉语法分析和视觉话语分析是视觉修辞学极为重要的两大学术问题,二者在修辞维度上具有内在的对话基础。一方面,视觉语法分析构成了视觉话语分析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厘清图像构成维度的意义法则,我们才能真正把握视觉修辞意义上的表意体系和话语世界。索尼娅·K.福斯(SonjaK.Foss)将视觉语法上升为视觉修辞研究的基础性理论之一。另一方面,视觉话语铺设了视觉语法的阐释框架和意义方向。视觉话语分析往往立足既定的修辞情景和目标,只有立足“图像何为”这一基本的修辞实践命题,我们才能真正理解视觉文本的修辞语言,进而在修辞情景中把握图像符号的视觉语法。作为较早关注视觉广告修辞语法研究的代表性学者,欧文·戈夫曼抛开了图像美学意义上的形式分析,他将广告图像置于“视觉劝服”这一根本性的修辞情

景中进行“内容分析”,从而在视觉形式层面发现了更大的视觉话语问题。概括而言,视觉语法问题关注的是视觉符号的构成法则,而视觉话语问题关注的是符号意义的生成原理,本文分别探讨视觉语法分析和视觉话语分析的修辞学方法。

一、图像结构与视觉语法分析

视觉文本究竟有没有类似于语言文本那样的“语法”体系？这一问题备受争议，不同学科的观点莫衷一是，但学界并没有放弃对视觉语法的探索。必须承认，相较于语言学比较成熟的语法研究，视觉符号实际上并不具有类似于语言那样的结构和规律，严格意义上的视觉语言和语法研究依然长路漫漫，需要更多学科的交叉关注和探究。

1. 何为视觉语法？

大凡谈起文本，要素与结构便是两个至关重要的符号形式命题。按照结构主义的基本假设，文本的意义存在于既定的结构中，而结构所关心的恰恰是要素之间的逻辑和关系，因此，只有回到文本表征维度的要素和结构研究，我们才能真正抵达意义问题。图像作为一种典型的文本形态，同样离不开视觉形式层面的要素与结构研究。实际上，要素与结构不仅是叙事学的关键概念，同样也是文本语言研究的重要问题。如果不能深入到视觉语言和语法层面的研究，图像“文本”的意义便大打折扣，我们也就很难真正理解图像本身的意义系统。我们常说的“视觉语言”“视觉语法”等概念实际上是语言思维下的派生术语，强调将图像视为一种“类语言符号”，尝试在语言学框架中理解图像构成层面的要素、结构和关系。其实，视觉语言和视觉语法对应的问题域是不同的：前者的涵义比较宽泛，主要关注视觉文本表达的特点、结构、规律等；而后者则是前者的分支领域，主要聚焦于视觉文本构成的法则、格式等，特别是视觉编码意义上被广泛使用和认可的意义规则和构成法则。在长期的视觉实践中，人们逐渐提炼出一系列相对稳定和成熟的视觉编码方式，而当一种编码方式被广泛使用，并在实践逻辑的检验下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修辞策略时，它便具有了广泛的通约性、迁移性和流动性，最终作为一种“修辞语言”沉淀为视觉语法的一部分。

我们不妨以“对立”这一普遍存在的视觉编码规则为例，阐释其如何成为视觉语法系统的规则之一，又如何在符号实践中上升为一种“修辞语言”。按照新修辞学的基本观点，“对立”是一种普遍的认知框架，而事物往往是在对立结构中存在并被赋予意义的，以至于新修辞学代表人物肯尼斯·博克将“对立认同”视为一种基本的修辞认同方式。①在叙事学那里，“冲突”是矛盾构成的集中表现，也是情节推进的根本动力，而一种常见的“冲突”形式便是主体之间或要素之间的对立，这也是法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家阿尔吉达斯·朱利安·格雷马斯立足二元对立思想构建其符号矩阵理论的原因。格雷马斯早在《结构语义学》中就已经尝试通过“语义轴”构想一种最基本的关系结构。语义轴“一方面表示出两个关系项，另一方面显示出关系的语义内容”，而矩阵结构中最基础的语义轴便是对立关系（或反义关系），其他的关系（矛盾关系和蕴涵关系）则是在对立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被识别和确认的。

其实，之所以说“对立”构成了文本叙事的一种“底层规则”，是因为“对立”已经作为欧文·戈夫曼所说的“阐释图式”，成为文本叙事中的一种基础性的框架。正如詹姆斯·Ｋ．赫托格和道格拉斯·Ｍ．麦克里奥德所说：“框架分析的第一步是识别构成各种框架的中心概念。绝大多数框架深层的普遍特征就是冲突。”这里的“冲突”本质上意味着一种“对立”形式，其不仅普遍存在于语言框架中，而且广泛地存在于视觉框架之中，成为视觉框架分析不容回避的一种视觉编码法则。由此可见，“对立”不仅是认识活动的一种基础框架，也是文本叙事的一种通用法则———视觉符号同样不例外。正因为“对立”问题是如此的普遍而深刻，它开始进驻到图像文本编码的深层结构，作为一种相对普遍的“底层规则”，悄无声息地铺设了视觉意义的编码方式及其外在的呈现形式，以及图像意义加工的认知结构，并最终上升为我们理解视觉语言系统时一个绕不开的视觉语法问题。概括而言，在视觉修辞体系中，制造“对立”是一种常见的视觉修辞语言，以至于乔纳·赖斯在对视觉元素进行分类时，特别区分了一种旨在揭示矛盾和冲突的元素形态，即对立元素。

作为一种常见的视觉语法规则，视觉文本中的对立关系是如何呈现的，又产生了何种修辞效果？大卫·古德温在《通往视觉对立的语法与修辞》中系统地揭示了视觉语法体系中的对立规则及其表现方式。通过分析视觉广告语言，古德温发现了广告修辞中极为普遍的一种视觉语言使用策略———视觉对立。具体来说，古德温以通用公司旗下的土星汽车广告为例，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启发，深入揭示了存在于视觉语言中的对立修辞策略———广告符号通过征用三种基本的语法资源，即组织元功能、表征元功能和意向元功能，巧妙地制造视觉对立，创设了一个充斥着希望的想象域，从而达到视觉劝服的目的和效果。实际上，作为一种基本的修辞语言，视觉对立本质上是修辞建构的产物，正如古德温所说：“视觉对立的基本运作策略为转喻还原、替代、偏向和移置，最终这些策略，特别是移置作用，使得观众对广告内外的社会关系产生误读，比如将复杂的视为简单的，将互补的视为对等的，将区隔的视为差异的，将矛盾的视为对立的。”概括而言，视觉对立不仅体现为符号表征维度上的对立，同时体现为意义结构层面的对立，还体现为认知框架层面的对立，而“对立”本身则是修辞建构的产物。当视觉对立成为一种普遍共享的修辞语言，甚至上升为修辞意义建构的一种常见的视觉编码规则时，视觉对立便不再只是修辞作用的“果实”，而是作为一种基础性的视觉语法规则，最终上升为我们理解视觉话语建构的“底层法则”和“语义装置”。

2. 视觉语法分析框架

从以上分析可以发现，视觉语法分析旨在探索视觉文本形式层面的编码法则。如何揭示视觉符号的形式特点与语法规则？不同学者围绕“视觉形式分析”这一问题给出了不同的操作方法。索尼娅·Ｋ．福斯沿着集合思维的认识路径，认为视觉分析的前提是对视觉元素进行分类与编码，如此才能把握图像元素的内部构成法则。基于此，福斯给出的视觉形式分析方法主要是“对颜色集合、空间集合、结构集合、矢量集合等视觉元素的规律探讨”。雅克·都兰德延续了他的老师罗兰·巴特围绕广告图像所开展的视觉修辞研究，深入揭示了广告图像中普遍使用的形式语言和构成法则。根据产品（同一产品和不同产品）、人物（同一人物与不同人物）和形式（抽象与具体）之间不同的组合关系，都兰德发现了视觉广告中“修辞形象”生产的几种常见的语法规则，如重复、形体变化、同形异体、连续、多样、一致、累积。

纵观视觉研究的学术史，尽管诸多学者对视觉语法问题展开了系列研究，也形成了一系列分析模型，但必须承认，大多研究依然是零星化的、碎片式的、局部性的，主体上还停留在视觉形式层面的构成分析，而要谈及普遍意义上的视觉语法理论与方法研究，则不能不提到甘瑟·克雷斯和西奥·凡－勒文于１９９６年出版的学术著作《解读图像：视觉设计的语法》。作为视觉语法研究的集大成者，克雷斯和凡－勒文提出了一个标志性的视觉语法分析模型，以至于后来的相关研究大多会不自觉地进入克雷斯和凡－勒文所勾勒的范式体系。实际上，后续研究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将其视为一种图像分析的方法和模型，而是在此基础上极大地拓展了视觉语法分析的问题域和想象力，如马丁·利斯特和利兹·威尔斯借助克雷斯和凡－勒文的视觉语法分析模型拓展了图像分析的文化研究路径；菲利普·贝尔和马科·米利奇立足克雷斯和凡－勒文的视觉语法分析模型拓展了戈夫曼经典的广告分析范式；露露·罗德里格兹与丹妮拉·Ｖ．季米特洛娃基于克雷斯和凡－勒文的视觉语法分析模型提出了视觉框架分析的基本模式。……接下来，我们将详细介绍克雷斯和凡－勒文的视觉语法分析模型，并对其在视觉时代的适用性加以批判性反思和拓展。克雷斯和凡－勒文在《解读图像：视觉设计的语法》一书中正式将视觉语法问题上升到理论维度，同时也在方法论上给出了具体的分析路径，为视觉文本分析提供了一个较为普遍的操作模型。立足英国著名语言学家迈克尔·亚历山大·柯克伍德·韩礼德在系统功能语言学中提出的语言三大元功能，即概念元功能、人际元功能和语篇元功能），克雷斯和凡－勒文提出了视觉语法分析的三种意义系统———认知呈现维度的表征意义、人际交流维度的互动意义和视觉布局维度的构图意义，同时提出了每一种意义系统对应的视觉语言特征及其语法内涵。克雷斯和凡－勒文的视觉语法体系将系统功能语言学延伸到视觉领域，不仅建立了视觉文本分析的语法模型，同时奠定了多模态话语分析的理论基础。实际上，克雷斯和凡－勒文提出的三种图像意义分别对应三种视觉语法系统，我们可以借助一定的操作方法分别接近图像意义生产的“语法”问题。

第一，表征意义主要立足图像文本的视觉再现体系，强调的是图像文本中的元素构成结构和关系。表征意义可以从叙述结构和概念结构两个维度加以分析。二者的根本区别是图像之中是否存在一种可以识别的矢量关系（如视觉元素之间存在一种斜线关系或对角线关系），前者存在矢量关系，后者不存在矢量关系。简言之，叙述结构主要呈现的是“行进中的行动或事件、变化过程、过渡性空间布局”，而概念结构则反映的是“一般意义上的参与者信息，或者分类、结构或意义维度上稳定的、永恒的本质信息”。具体来说，叙述结构分析包括六部分内容，即动作过程、反应过程、言语与认知过程、转换过程、几何象征和情景。概念结构分析则包括类别维度的分类过程、结构维度的分析过程和意义维度的象征过程。其中，分类过程反映的是元素之间的属性特点及其联结方式或从属关系，具体包括显性分类和隐性分类，而后者又可以细分为以单层次树状结构为特征的隐性分类以及以多层次树状结构为特征的隐性分类。分析过程反映的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结构，具体包含非结构性分析过程和结构性分析过程，而后者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六种类型：时间序列分析过程、空间结构序列分析过程、多元复合结构分析过程、地形与拓扑结构分析过程、向度与定量图示分析过程和时空结构分析过程。象征过程反映的是图像元素的符号意义，具体可以细分为象征属性过程和象征暗示过程。

第二，互动意义强调的是图像生产者与观看者之间的交流方式与观看结构，其视觉语法系统主要包含接触、社会距离、态度、情态四个认识维度。其一，接触主要指再现主体和观看主体之间的视觉互动关系，而图像中的拍摄对象究竟是作为索取还是作为提供“出场”，便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观看结构与视觉关系。例如，当拍摄对象直接观看镜头时，图像一般表现的“接触”意义为索取，意为拍摄对象试图从拍摄者那里“索取”某种情感的或理性的关注，如希望工程宣传画《大眼睛》中小女孩苏明娟直面镜头所传递的“接触”意义即为索取。而当拍摄主体的视线与镜头存在一定视差，或者说并非直接观看镜头时，图像一般表现的“接触”意义为提供，意为拍摄对象尝试为拍摄者“提供”更多的视觉信息。其二，社会距离反映的是再现主体与观看主体之间的亲密关系，特写、近景、中景、全景、远景等不同的构图景别往往体现出不同的社会距离，相应地会形成亲密的、社会的、疏远的三种不同的社会距离。其三，态度反映的是图像本身的信息形态以及主体认知的情绪取向，具体包含客观态度和主观态度。图像的行动取向和知识取向反映的是客观态度，而观看视角意义上的水平角度和垂直角度反映的是主观态度。其中，水平角度体现的是介入程度，如前视表示参与，斜视表示脱离；垂直角度体现的是权力关系，如仰视反映再现主体的权力，俯视体现观看主体的权力，平视则表现出一种平等关系。其四，情态反映的是图像呈现现实的真实程度，具体包括色彩饱和度、色差、色彩调制度、语境化程度、再现、透视、照度、亮度。

第三，构图意义主要强调图像整体层面的要素合成逻辑和协同内涵。图像之所以能够传递一种整体意义，是因为构图发挥了积极作用。如果说表征意义关注的是图像中不同元素之间的关系，互动意义关注的是图像和观看者之间的关系，那么构图意义则根植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篇功能，旨在强调“元素何以组合成为图像”的整体意义。构图的功能就是“建立表征意义和互动意义之间的联系，使其整合为一个充满意义的整体”。构图意义可以借助信息值、显著性和框架三个内在关联的语法规则来实现。具体来说，信息值反映的是图像中不同区域的元素所承载信息的重要程度。信息值一般是由元素所处位置决定的，而不同的视觉位置赋予了元素不同的角色、作用和内涵。图像的左－右、上－下和中间－边缘所代表的信息价值是不同的———居左元素代表已知信息，而居右元素则代表新信息，因此居左元素具有更高的信息值；上边要素代表理想，下边要素代表现实，所以上边元素具有更高的信息值；中间位置代表核心信息或主导信息，边缘位置代表次要信息或附属信息，因而中间位置具有更高的信息值。显著性反映的是图像中不同元素对于观看者的吸引程度。图像中的元素之于观看者的吸引力并不是对等的：有些元素的意义增长较快，往往具有打开画外空间的穿透力；有些元素携带着先天的戏剧性和冲击力，往往容易捕获观看者的视觉注意力；有些元素则更多地是某种意象的化身，往往容易唤起观看者的视觉想象……一般来说，决定图像元素显著性的因素主要包括“元素大小、前景位置、与其他元素的重叠区域、颜色、色调值、图像锐度或清晰度等等”。框架主要反映的是图像中元素的取景范围和归属关系。画框本身的选择范围以及画面内部的连接元素或分割元素都意味着一种取景装置，其功能就是“强调画面中的元素在某种程度上是否属于一个整体”。简言之，画面构图的框架主要包括连接框架和分割框架：前者反映的是一个元素与其他元素在视觉意义上的联结程度，其主要是通过“取景装置的离场、借助矢量线产生关联、设置连续的或相似的颜色或形状”等方式实现的；后者反映的是一个元素与其他元素在视觉意义上的分离程度，其主要是借助“分割线、框架装置、要素之间的留白、不连续的颜色和形状等方式”实现的。

概括而言，视觉语法的基本假设是：图像的意义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存在不同的层次和维度，因此不同的意义取向对应不同的视觉语法体系，我们可以借助一定的视觉语法分析框架和指标体系抵达相应的意义系统。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出克雷斯和凡－勒文的视觉语法分析模型（见表１）。②简言之，依托韩礼德在系统功能语法中提出的语言的三大元功能，即概念功能、人际功能、语篇功能，克雷斯和凡－勒文认为三大元功能实际上对应视觉语法的三大意义，分别是概念功能维度的表征意义、人际功能维度的互动意义、语篇功能维度的构图意义。因此，表１提供了一个相对普遍的视觉语法分析模型，我们可以借助相应的分析框架和指标体系，把握图像意义建构与生成的视觉语法原理。

表一

3. 通往视觉语义的修辞语法

如何赋予视觉语法研究一种修辞视角，即如何开展视觉修辞学视域下的修辞语法研究？不同于普通意义上的语法内涵，修辞语法的内涵可以从两个方面予以把握，一是修辞情景维度的视觉语法分析，二是修辞意义维度的视觉语法分析。

第一，视觉修辞学视域下的视觉语法分析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图像形式分析，而是强调将图像符号置于一定的修辞情景中加以考察，如此我们才能真正理解视觉语法的结构、规则和原理，并在此基础上把握图像意义生成的语法结构。当修辞情景发生变化时，视觉语法的意义法则也会发生一定的偏移。例如，商业广告和公益广告本质上都是一种视觉劝服，但是二者在视觉语法维度上的“叙述结构”和“概念结构”往往存在一定差异，这是由符号所处的不同的修辞情景决定的。因此，尽管视觉分析存在一般意义上的语法规则，其存在的必要性和适用性也毋庸置疑，但必须承认，任何视觉语法都只是相对意义上的“语法”，而修辞语法则更多地强调既定修辞情景中的语法问题。相应地，基于克雷斯和凡－勒文的视觉语法分析模型开展修辞研究，需要回到视觉文本所处的修辞情景及其铺设的底层逻辑与规约意义中，对视觉语法模型的指标体系进行“再语境化”审视，批判性地反思指标体系的科学性与适用性，如此才能赋予视觉语法分析以实践内涵。

第二，视觉语法分析的最终目的是揭示图像文本的意义体系，而视觉修辞所关注的是文本的修辞意义而非其他意义。谈及视觉符号的修辞意义，必然涉及图像本身的修辞功能。换言之，只有当图像尝试回应劝服、认同、沟通等修辞功能或目的时，修辞意义才会“出场”。例如，如果仅仅只是在朴素的新闻价值层面关注“新闻图片呈现了什么新闻主题”“新闻图片讲述了什么新闻故事”等表层的画面内容，修辞意义便无从谈起。而只有当我们开始关注“记者为什么选择这一图片而非其他图片”“新闻图像的编码系统使用了何种视觉框架”“新闻图片呈现什么真相又遮蔽了何种真相”“不同媒体是否选择了承载不同事实的新闻图片”“不同的新闻图片是否会影响受众对新闻事实的认知和判断”等问题时，新闻图像的修辞意义才得以“复活”。因此，唯有在修辞功能所铺设的意义维度上考察视觉语法问题，特别是关注修辞维度的符号过程及其象征意义，我们才能真正把握视觉语法系统中不同指标体系的意义内涵。

必须承认，视觉语法相对于语言语法的独特性在于：语言语法意味着一些稳定的、成型的结构关系和构成法则，而视觉语法虽然也存在一般意义上的视觉构成法则和规律，但其往往会随着修辞情景和图像功能的变化而呈现出不同的解释法则。例如，就视觉语法体系中的“景别”而言，克雷斯和凡－勒文认为景别大小意味着不同的社会距离———特写表示拍摄主体与观看者的亲密关系，而远景则表示一种疏远关系。这一语法原则具有相对的普遍性，如特别适合图像符号的美学内涵分析，但并非绝对意义上的“金科玉律”。在一些特定的修辞情景中，由于符号认知的元语言不同，主体呈现的景别属性并不必然表现为视觉语法上的社会距离问题，如新闻摄影的景别大小并非一个美学问题，其更多地与“呈现什么事实”以及“呈现多少事实”这一根本性的新闻修辞情景相关———特写更多地是为了呈现事实细节，以避免全景可能面临的重点信息不突出、核心事实丢失等问题；而全景主要是交代事实关系，锚定时空结构，以防止特写可能带来的移花接木、偷换语境等认知偏差问题。再如，就视觉语法体系中的“显著性”而言，克雷斯和凡－勒文认为前景的显著性要高于背景的显著性，然而这反映的仅仅是视觉意义上的凸显关系，并不能揭示前景元素与背景元素的信息值，亦不能反映二者的意义关系———在一些致力于打造“景深”空间的视觉叙事文本中，尽管前景元素更多地捕获了观看者的视觉注意力，但背景元素同样可以在纵深空间叙事结构中承载更为丰富的意义。显然，当我们的目光转向修辞意义时，视觉文本中前景元素与背景元素的显著性问题便不再重要，因为视觉语法层面上的显著性已经难以回应真正的构图意义。只有在叙事维度上考察前景元素与背景元素的认知逻辑及意义关系，我们才能真正把握“图像何为”这一修辞功能问题。

二、图像寓意与视觉话语分析

视觉话语分析旨在揭示视觉文本的寓意体系与话语内涵，即罗兰·巴特所说的图像表征的含蓄意指结构，从而回答“意义如何进入到形象中？它终结于何处？”等问题。如何赋予视觉话语分析以“修辞视角”？关键是要区分修辞视角不同于其他视角的独特内涵。一般而言，作为两种常见的视觉话语研究范式，“修辞视角”和“符号视角”在研究方法上具有一定的关联性，但是二者对应的意义问题实际上存在明显的差异。尽管修辞学和符号学都关注“意义是如何在符号系统中构建的”，但是二者对应不同的学术传统和问题域。具体来说，符号学关注的“意义问题”更多地表现为意义的指涉与结构问题，但是在意义的判断与评价方面却显得无能为力，即符号学并不关心修辞效果问题。亚瑟·Ａ．伯格给了一个形象的比喻：“符号学仅仅关注认知的意义与模型，但对符号本身的质量问题与艺术问题却视而不见。这就好比一个人可以根据食材的质量来判断食物，但却并不关心食物是如何做出来的以及食物的口味究竟如何。”相反，由于修辞学关注意义发生的情景、功能和目的，相应地，修辞主体、修辞文本与修辞客体之间的关系问题便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意义问题”。因此，尽管视觉修辞分析可以借鉴并吸纳符号学所擅长的图像意义及其结构分析方法，但更为关键的是要立足修辞学本身的学术传统，形成一种基于“问题驱动”的图像分析范式，即在修辞效果驱动的传播结构中来认识图像的意义及其生成规则问题。

立足视觉修辞学不同于其他视觉研究范式的独特内涵，福斯将视觉修辞分析的问题域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图像的意义是什么，二是图像意义是如何建构的，三是如何对意义进行评价。基于这一基础性的问题语境，福斯于１９９４年提出了以修辞功能为“问题驱动”的视觉修辞分析框架。具体来说，这一分析框架包括三个操作步骤：第一是将图像置于特定的传播结构中，研究图像所发挥的“功能”，从而揭示图像使用的原始意图。第二是从图像本身的形式语言和外部环境出发，借助一定的符号数据、论证体系和经验材料，探寻图像“功能”成立的图像学“证据”及其贡献程度。第三是立足图像的传播目的和意图，判断和评估图像符号使用的正当性，如图像修辞是否符合既定的社会伦理，是否能够促进人类的文明与对话，是否产生了良好的文化后果等等。

福斯提出的视觉修辞分析框架较早地打开了图像分析的修辞学想象力，使得视觉研究摆脱了符号学、艺术学、心理学等学科的长期“支配”，其学术影响深远，以至于被广泛地称为“福斯模型”。如何开展视觉修辞意义上的图像分析？福斯无疑树立了一个标志性的分析框架。然而，这一模型在为人称道的同时，也很快成为批评的“靶子”———以修辞功能为“问题驱动”的“福斯模型”是否具有充分的适用性，是否体现了图像分析的视觉修辞学范式要求，以及是否能够揭示视觉意义建构的修辞原理？瓦莱丽·Ｖ．彼得森对“福斯模型”提出了正面批评，并提出了一个“替代性的福斯模型”。在彼得森看来，福斯的视觉修辞方法存在三个问题：第一是图像中心主义。福斯以图像作为修辞批评的起点，忽视了观看结构的存在，也忽视了图像元素的分析意义，最终陷入了依据整体图像阐释图像元素的认知悖论，这在彼得森看来无异于本（感知）末（阐释）倒置———图像的观看过程与阐释过程实际上是同时进行的，我们不应该将“阐释”建立在“观看”之上，更不应该混淆了图像与图像元素之间的认知顺序。第二是循环论证的危险。福斯实际上是依据修辞功能来评价修辞效果，但是修辞评价的中心对象是图像，这不仅忽视了对图像元素的评价，而且忽视了实证方法在修辞评价中的作用和地位，从而使得图像“功能”评价显得过

于主观。第三是现代主义假设。福斯关注的图像形式主要是机构化生产和运作的视觉文本，它们往往遵循相对统一的资本语言和文化逻辑，拥有相对单一的存在场景和功能，因此其功能分析及修辞评价相对容易。

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当前社会语境中的图像形式更多地体现出“碎片化”“多样性”“大众生产”“多形态”“高度风格化”“难以明确识别”等新特征，它们或者拥有多个创作主体，或者承载多个传播意图，很难在福斯的模型框架中加以分析。基于此，彼得森在对“福斯模型”进行批判性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视觉修辞分析模型。具体而言，如果说福斯的分析起点是整体图像，彼得森则转向了图像中光线、线条、色彩、角度、设计、运动等“视觉刺激”，从而尝试在视觉元素基础上抵达图像本身的视觉话语内涵。哪些视觉元素可以进入视觉话语分析范畴？彼得森给出了一个较为详细的元素分析“清单”———“线条、阴影、视角、音量、方向、比例、规模、纹理、色调、饱和度、锐度、平衡、切换、框架、拍摄、角度、速度、手势、姿势、面部表情等等”。彼得森进一步指出，视觉话语分析的关键是将视觉元素置于一定的语境关系中加以考察，如此才能在视觉元素维度上发现更大的话语世界。与此同时，修辞评价不仅要回应视觉元素的美学评价，更要关注其在修辞意义上的劝服潜力。

乔纳·赖斯认为彼得森的关注点过于集中，并没有就“如何揭示图像中的意识形态、抽象概念及历史层面”这一问题提供“强有力的方法论阐释”。基于福斯和彼得森的视觉修辞批评模型，赖斯提出了面向后现代视觉产品的后现代修辞批评模型———平衡视觉模型。平衡视觉模型包含两个层面的感知———内容和形式。内容感知主要强调诸如构图、线条、颜色等视觉刺激，形式感知主要指“图像生产”，即关于视觉内容的一种可感知的组织方式和外观构造。尽管赖斯承认图像“内容”呈现的重要性，但他更强调对“形式的可能性”的辨认才是建构意义的重中之重。如何感知图像的内容和形式？赖斯并不赞同福斯的演绎推理，而是推崇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逻辑学中提出的一种推理方式———溯因推理。皮尔斯认为，不同于传统的归纳推理和演绎推理，溯因推理是新知识生产的唯一逻辑运作方式，强调从事实的集合中推导出最合适的解释的推理过程。桑德拉·Ｅ．莫里亚蒂将溯因推理应用于传播学领域，并将其发展为视觉解释的一种新理论。

赖斯认为溯因推理先于任何归纳推理和演绎推理，它开始于“视觉观察”，并且作为认识的起源而存在，能够提供“连接大脑与事物的可能先前存在的逻辑”的洞见。那么，究竟如何阐释后现代视觉修辞产品呢？赖斯从构成图像形式的元素类型出发，认为视觉元素如同一面反射的镜子，我们可以从中发现图像本身的复杂意义，即不同的视觉元素携带着不同的意义话语，而当这些意义组合在一起时，便构成了多维度的、多层次的视觉话语体系。基于这一基本的理论假设，赖斯将视觉文本中的元素划分为四种类型，即对立元素（、同构元素、语境元素和意识形态元素。相应地，视觉文本的修辞分析路径有二：一是对图像文本中四种符号元素的形式进行识别和辨认，以确定每一种要素的“在场”状况及形式特征；二是解析每一种符号元素的指涉体系、意义系统，以及各种视觉经验的融合情况。

伴随着诸多视觉修辞分析方法的“出场”，福斯显然已经意识到早期模型的局限性，她于２００４年发表的《视觉修辞学研究框架：修辞理论的转型》对十年前的分析模型给予了发展和完善，特别是增加了对图像本身属性的修辞关注，由此提出了一个包含属性、功能和评价三个维度的视觉修辞分析体系。按照福斯的观点，视觉修辞分析的前提和基础是把握视觉文本的构成、形式、特征、风格等“属性”问题。如何识别和把握视觉文本的属性？福斯给出的方案是对图像符号中的元素进行类型划分和意义分析。视觉元素主要包括两种类型：一是呈现元素，包括视觉文本的物理属性、感知属性、命名属性等，如“图像的空间、载体、颜色等”；二是象征元素，其功能是承载图像符号的认同内涵，如“概念、意义、主题、寓言等”。简言之，前者对应的意指实践为直接意指，后者则表现为含蓄意指。视觉修辞的“功能”和“评价”则延续了传统修辞学的认识论内涵：前者主要关注的是修辞效果问题，在操作方法上可以借助一定的量化或质化方法加以研究；后者重点关注的是修辞评价问题，强调在一个更大的观照体系（如政治、文化、意识形态）中检视或批判视觉修辞行为的伦理与意义问题。

三、图像语义研究的视觉修辞分析模型

概括而言，尽管我们从视觉语法和视觉话语两个维度探讨视觉修辞方法，但必须承认，二者并非泾渭分明，而是具有内在的对话结构。一般来说，视觉语法分析并非局限于视觉符号的语义规则问题，而是尝试抵达规则之外的意义系统。具体来说，尽管语义规则是稳定的、静态的、中性的，但是规则的使用———特别是策略性使用，则往往因为携带着一定的话语目的而上升为一个修辞问题。而一旦视觉符号的语义规则进入既定的修辞情景中，并与既定的修辞功能联系起来，那么这种语义规则便不仅仅是视觉形式层面的元素组织与构成，而是在积极地创造意义，建构现实，即视觉语义规则的背后往往驻扎着一个更大的视觉话语问题。换言之，视觉语法中不仅有要素结构和语义规则，还有意义生成与话语建构。正如古德温在“视觉对立”这一语义规则中发现了象征意义建构的内在密码，亦如克雷斯和凡－勒文在“色彩”这一语义规则中发现了隐藏其中的普遍意义上的传播资源和寓意系统，我们有理由将视觉语法和视觉话语结合起来，建构一种相对普遍的视觉修辞分析模型（见表２）。

表二

通过对已有研究文献的梳理、分析、归纳、反思和发展，我们可以确立视觉修辞分析的基本问题和指标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图像语义研究的视觉修辞分析方法模型，如表２所示。概括而言，视觉语法分析主要包括形式结构分析、语义规则分析和语图关系分析；视觉话语分析主要包括意指系统分析、修辞结构分析、认知模式分析、视觉框架分析和视觉论证分析。

第一，视觉语法分析旨在揭示图像形式维度的构成结构及语义法则，主要包括形式结构分析、语义规则分析、语图关系分析三个一级分析指标。视觉语法分析的指标体系建立，一方面参照了克雷斯和凡－勒文的视觉语法分析模型，另一方面借鉴了当前视觉语言领域的新进展，如视觉元素关系、语图互文关系。具体来说，形式结构分析分为要素结构和叙事结构两个二级分析指标；语义规则分析分为构图规则和互动规则两个二级分析指标；语图关系分析分为统摄关系和对话关系两个二级分析指标。就具体的分析方法而言，形式结构分析和语义规则分析可以借鉴克雷斯和凡－勒文的视觉语法分析模型（见表１），语图关系分析可以主要从统摄关系和对话关系两个维度切入，把握语言和图像之间的互文结构。

第二，视觉话语分析旨在揭示图像意义维度的话语机制及修辞原理，主要包括意指系统分析、修辞结构分析、认知模式分析、视觉框架分析、视觉论证分析五个一级指标。意指系统分析旨在揭示图像释义的指涉结构和层次，而罗兰·巴特的二级符号分析系统无疑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分析框架，具体包括直接意指分析和含蓄意指分析。修辞结构分析旨在揭示图像意义生成的修辞结构，常见的分析方法是辞格研究，包括传统语言辞格的演绎研究以及视觉语义规则的归纳研究，其中视觉隐喻和视觉转喻意味着两种代表性的修辞结构。认知模式分析旨在揭示图像意义建构的认知原理，而视觉意象和视觉图式提供了两种不同的视觉认知路径，其中视觉意象可以细分为原型意象、概念意象和符码意象三种意象形态，而视觉图式可以细分为完形图式和意象图式两种图式形态。

视觉框架分析旨在揭示图像意义运作的话语框架，即开展面向视觉文本的框架分析，主要包括框架形态识别和框架原理分析，前者关注的是“形成了何种框架”，后者主要探讨框架生成的意义结构及修辞机制。。视觉论证分析旨在揭示视觉命题的推理逻辑和方式，其主要思路是立足亚里士多德提出的修辞论证的三段论，探讨其在视觉文本系统中的适用性及论证方式。由于视觉论证本身意味着一种修辞实践，我们可以根据视觉符号中的元素“信息”来把握视觉修辞的论证策略。那么，“图像究竟传递了什么信息？”盖尔·Ｊ．克莱斯勒、索尼娅·Ｋ．福斯和亚瑟·Ｌ．兰尼概括出视觉论证的四种代表性信息形式，即事实信息、情感信息、知识信息和功能信息，由此提供了一个视觉论证分析模型，即我们可以根据图像符号中的信息形态分析来把握视觉命题的构建及推理方式。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就图像文本分析而言，视觉修辞方法作为一种认识路径和分析工具，其只有在一定的“问题意识”下加以运用和实践，才能真正具有知识生产上的价值和意义。简言之，方法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一种通往问题认知的路径，这也就意味着视觉修辞分析方法并不存在一个标准的模型。在不同的视觉实践中，由于图像文本形态及其修辞功能的差异，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的选择实际上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标准或模板，表２仅仅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模式框架。就具体的图像分析而言，我们需要根据图像分析的“问题意识”进行有针对性的指标选择或扩充，并结合修辞情景所铺设的“底层语言”给出相应的解释内涵。

（本文原刊于2021年第4期，已略去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