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我对当年的高考印象比较淡，除了没意外没惊喜这个因素，更多的恐怕还是由于我中考惨烈“走麦城”的经历。

高中三年相对比较平稳，虽然也有谈恋爱啦，退婚啦，高三后半学期私自转学到二中的小插曲，但与当年哭闹着争取复读考中专相比，实在没有什么能刺痛当年的回忆。

我是1991年参加高考的。

那时全国一套卷，我记得当年作文是一大一小。小作文好像是10分，围绕“圆”展开想象或联想；大作文的具体内容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几个关键词“近墨者黑”或者“近墨者未必黑”。

看到这个作文的瞬间，我内心一阵狂喜，上高三不久，教我们语文的谌老夫子鼓动我们购买一本高考作文指导方面的书，他鼓动得很带劲，吹嘘说这本资料是常年参与高考命制的专家编写的，没有足够的信息渠道根本别说买，连一丁儿消息都探听不着。我当然买了一本，而且看得还挺仔细，毕竟老师说得那么邪乎，又和高考紧密联系。

当我看到作文题，我从内心里佩服谌老夫子所言不虚，也印证了他天天挂在嘴边的先生还真是大神。因为那本书里就有一篇关于“辩证思维”“反向思维”类似的文章，在不起眼的角落里就有那么一行字提到过这个题目。

作文当然写得挺顺，当然我平时作文也属于优势，但内心有了那个材料的加持，写起来更顺手更有底气。

但那年高考我的语文成绩并不高，当年语文、数学满分都是120，我的语文和数学成绩都是84。说实话，对我来说数学能考到84属于惊喜，但语文考84分则让我郁闷。

我偏科比较厉害。数字一直是我的软肋，初中考中专我们班预选上的14名同学最终考上了8个，而我因为数学考72分而与中专无缘。进入高中学习立体几何时我根本就看不出立体图形，就好比初中学二次函数始终没弄懂函数图像的开口以及它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也正因如此我选择了文科，但中专落榜的阴影一直牢牢地印在我心里，我实在担心数学又一次充当“拦路虎”，做梦也没想到竟然考到84分。提到这一点，我不由地感谢高三教了我半年数学的王延新老师，如果不是他那些“小窍门”（他上课常常笑着略带神秘地给我们说这个词儿），我的数学肯定考不到这样的成绩！

因为我是高三后半年从三中插班进入二中的，只跟着王老师上了半年课，但这半年收获的东西很多，假如我不转学，凭我当年成绩根本无法上大学。

这半年的插班坚定了我一个认识：同为教师，教师和教师是有差别的；学校和学校差别更大，这其中的原因除了管理水平，更重要的还在于教师队伍的业务素质。

也正是这个认识一直督促着我的教师生涯，站一天讲台就当一天好老师，让每一堂课都有它的温度或者独特的东西。

现在我都临近退休的边缘，当年教我语文的马启银老师、教我数学的王延新老师大概已经退休或者马上退休了吧。

当年高考都是考前报志愿，当时报志愿还分“普文”“师文”或“师外”“外兼文”，由于自己知道自己的水平，老老实实报了“师文”，虽然当年的成绩略低于自己预期，但已经保证我敲开了大学的校门。

没有人知道这扇大门对于我这个农村孩子的意义。

最初我是一门心思考中专的，家里人更是从来没想过让我上高中的事儿，即使这复读考中专，也是我与父母艰苦的抗争赢得的结果……复读那年，我平时成绩几乎稳居全乡镇前三名，可最后竟然被中专拒之门外，大家可以推想这份打击。

中考的时候是去学校看榜，那红榜上长长的名单里没有自己名字的画面永远刻在了我的脑海里，长篇小说《第99次回眸》曾不止一次描述那个画面，以前的作品里也反复出现类似的字眼，由此可知打击之大之深。

我的录取通知书是同学陈超骑着自行车给我送家来的。当年陈超、志刚、贵安和我一起从三中转学插班到二中。我记得当年他经常流鼻血，一流起来挺吓人，虽然我们只当了半年的插班兄弟，可由于“同为天涯沦落人”的插班身份，我们关系处得像亲兄弟。

当年高考是没有家长陪考这个概念的，几乎都是独立上考场，很少看到家长影子。要说像我父母那样只认得庄稼和土地的老农民不陪考倒也罢了，可二中很多学生家长都在县城里工作，他们也都上各自的班，没听说谁为了孩子高考请假送考或迎考这事儿。

2015年我儿子高考，我和他妈妈说送他进考场。儿子闷声闷气说：“又不用你们替我考，忙你们的。”

他下考场时我偷偷站在人群里还挺失落，看着别人家孩子迎着父母燕儿似的欢呼，自己隐隐有种被嫌弃的酸意。这小子 不光高考没让送，更早的中考就已经不让送。虽然我和他妈妈都在学校工作，包括小学上到三年级，他都是自己上校车而拒绝我们接送。

我内心其实是有种弥补的想法，总觉得自己这辈儿没摊上父母送考的温暖，于是想把这份温暖弥补到儿子身上，哪知道人家竟然嫌弃。

印象中那年的雨下得比较大。我们的高考考场是在县实验小学，如果没记错的话，那个学校建在山脚下，几排平房，分不同的阶梯排列着。我们从学校步行到考场，雨下得非常大，雨水从山上流下，从各个小胡同里涌出，汇成浑浊的河流，湍急地奔腾在水泥大路上，我蹚着水，凉凉的水冲刷着我的小腿，哗哗的响声就那样清晰地回荡在我的耳畔，回荡在我的生命记忆里。

每一次发下草稿纸，除了按规定写上考号和名字，我总会在草稿纸的右上角，写一个大大的“好”字，这也许是一种迷信，但在当时，那个“好”字的魔力似乎比老师的安慰更能让我充满信心，好像只要写了那个字，自己心里就有了底气就一定会考个理想的成绩，好像那个“好”字能保佑自己顺利地进入大学。唉，也许就是从那时起，我养成了一定程度的“迷信”，这也是高考给我的影响吧。

当每年高考来临网络上开始各自“高考迷信”的小段子，我都会想到自己在草稿纸的右上角写下的那个大大的“好”字。也许时下父亲的马褂母亲的旗袍以及孔子塑像前各种各样的香火果品都和当年我写在草稿纸上的“好”字一个意义。如果说有分别，那就是时下的祈福从某一方面还带动了高考经济，也属于发展生产力创造价值。

当年的高考没有惊喜，也没发生什么意外，除了语文发挥得不如平时，其他学科基本正常，最终考试成绩出来，高考的分数和我的估计只有五分的差距！

当年我县的专科分数线459，我的成绩472。

当年文科班全校总共也就一两个本科，专科好像也不多，如果没记错，三四个而已。

壹点号壹粉唐长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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