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BOF商业网站

通过包装和销售一种特定类型的财富和特权的愿景，该公司成为了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出版商之一，但这种形象也融入了这间公司的内部文化。现在，在各种辞职和人事混乱中，现任和前任员工表示，这种文化阻碍了公司为了发展所付出的努力。

Radhika Jones and Anna Wintour in 2018 | Source: Ben Gabbe/Getty Images

在2019年12月的一次部门会议上，康泰纳仕娱乐(Condé Nast Entertainment，以下简称CNE)的总裁 Oren Katzeff盛赞《名利场》(Vanity Fair)的热门系列视频“六度分隔”(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这是该视频部门打造的最新力作，他们还制作了《Vogue》的爆红系列视频“73个问题”(73 Questions)和《Bon Appétit》广受欢迎的“测试厨房”(Test Kitchen)系列。

但是，这个系列的制片人并没有出现在庆祝现场，那是一位有色人种的年轻女性，在该公司工作了三年。四天前，她和CNE的七名同事一道，在一次公司重组中被解雇。在休假期间，她接到了同事发来的一连串 Slack信息，之后，她发现自己丢了工作接下来的三个月里，她一直在追着前雇主，要求其支付2000美元的系列剧和其他项目的费用，这些垫付的费用都记在了她的个人信用卡上。

康泰纳仕集团的高管表示，如果这家出版业巨头想要在印刷媒体的衰落大潮中生存下来，他们需要的正是“六度分隔”这样的内容。该项目是由《名利场》社交媒体经理Daniel Taroy构思的，他对名人和其他名人的关系进行了调查。这组视频也是《名利场》西海岸编辑Krista Smith曾主持的一个长期播出的视频采访系列的临时低成本替代品。Smith去年早些时候离开《名利场》 ，转投Netflix公司。

该系列的第一条片子有女星布里 · 拉尔森(Brie Larson)、男星杰米 · 福克斯(Jamie Fox)和其他在去年9月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上出席的明星，在Instagram观看次数超过了500万。《名利场》去年10月份的论坛也重新采用了这种形式，今年1月，亚马逊签约，赞助其金球奖的一期内容。

因此，CNE的裁员让《名利场》的许多人感到意外。但是，随着5月美国爆发的“黑人的生命也同样重要”(Black Lives Matter)抗议活动，这场裁员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八名员工被解雇，其中七名是女性，三名是有色人种。其中一位是该部门唯一的同性恋制片人，另一位是唯一一位担任创意角色的女性副总裁。

2014年曾在 CNE 担任视频制作人的电影制片人、作家和导演 Shruti Ganguly 说: “这副牌是建立在不安全感和权力的基础上的，在很多情况下，它允许白人直男来决定女性、性少数群体和人们所看的内容。”

《名利场》、《Vogue》、《 GQ 》、《纽约客》(The New Yorker)、《Teen Vogue 》等杂志的母公司康泰纳仕集团正在公开处理有关该公司种族偏见的指控，尤其是在美国。6月初，《Bon Appétit》的员工公开谈论薪酬差距和种族歧视。两名高管后来辞职，其中就包括该杂志的主编Adam Rapoport和负责节目编排的副总裁Matt Duckor。后者曾为《Bon Appétit》和其他媒体监制视频。

该集团刚刚上任一年多的全球首席执行官Roger Lynch在一次全公司会议上表示，如果人们早一点说出来，这间出版商本可以解决这些问题，此后，他就受到了大量的批评。康泰纳仕聘请了律师事务所Proskauer Rose来调查该公司的歧视性问题。它还计划雇用一名全球包容性官员，并提供反种族主义培训和其他变革。美国版《Vogue》主编、康泰纳仕集团艺术总监兼全球内容顾问Anna Wintour就出版“具有伤害性且不能容忍”的内容向员工道歉。

这一回应并没有平息员工的担忧。在Lynch表示公司需要在今年夏末之前评估薪酬差距，并收集公司各级员工的多样性统计数据之后，其员工们开始传阅一份谷歌文件，开始自行收集薪酬信息。 《纽约客》里参加了工会的员工上周与纽约新闻协会一起举行了罢工，要求合同明确规定：只有有正当理由才能解雇员工。

工会在一份声明中写道: “正如过去几周所显示的那样，种族主义、虐待和剥削在康泰纳仕经常得不到遏制。”

康泰纳仕集团是许多回应员工所称的其多样性不足和所谓具有歧视历史的公司之一。

从表面上看，这个问题可能看起来像是个别有问题的高管和一些心怀不满的员工的曝光。但实际上，这间出版商面临的挑战更为严峻。

在过去一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该公司通过包装和贩售多代财富家族和特权的形象，将其作为富裕读者和那些努力像他们一样生活的人群的最高追求，从而建立起其极具影响力的业务。

作为其战略的一部分，康泰纳仕集团本身内化并反映了它所兜售的精英阶层形象。它的编辑和出版人被鼓励过着杂志上描述的生活方式。这使得它成为了一个有吸引力和充满理想的工作场所，而且是简历上镀金的证明，其提供的低工资也使得它更具排他性，因为低工资能够将许多来自较低的社会经济背景的人拒之门外。这也证明了其竞争激烈的公司文化是正确的。

在过去的十年里，康泰纳仕集团曾坚不可摧的外表已经被蚕食，其作为媒体界最负盛名的用人单位的声誉也受到了损害。读者和广告商转移到了网上，《 Vogue 》和《名利场》面临着争夺文化权威的竞争，Instagram和社交媒体也让摄影师、网红和作家成为了自己的媒介。

同样重要的是，人们的抱负本身已经开始发生变化。新一代的消费者以及康泰纳仕集团自己的员工，越来越认为传统的社会等级制度应该被审问和拆除，而不是培养和保护。他们认为白色、瘦削的欧洲美女的理想形象是不够的。

这并不意味着富人会停止购买奢侈品，或者名人的孩子会停止成为人们追捧的对象。消费者仍然渴望拥有更多，并通过花钱来证明这一点，但身份的关键标志已经发生了变化：真实性和脆弱性被视为日益增长的变得更民主、更原始的愿望的一部分。自我照顾和自我意识是人们追寻的新美德。

在康泰纳仕内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如果公司想要生存下去，就必须解决这些转变。 这不仅涉及到内容的转变，还涉及到市场营销方式的演变以及面向广告商和读者的销售方式的转变。 它要求人们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工作场所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公关问题。

在采访中，康泰纳仕的十多名现任和前任雇员描述了：其有时具有排他性的公司文化和压力重重的商业模式如何阻碍了企业在现代化上的努力，以及对女性和有色人种雇员所带来的挑战。

新文化，同样的推销手段

过去几年，在《名利场》上，围绕反映更多元文化的出版物构建可行商业模式的挑战已经显现出来。就收入而言，《名利场》是该公司最重要的品牌之一。

Radhika Jones是一名美籍印度裔女性，曾担任《纽约时报》图书部的编辑总监。2017年底，她加入了这间杂志 ，接替任职25年的主编Graydon Carter。作为仅存的明星主编之一，Carter开着自己的高档餐厅，还曾与特朗普在公共场合争吵不休，他给杂志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正如预期的那样，Jones为这本杂志带来了一种新的方式: 少一些Bruce Weber，多一些Cass Bird ; 少一些海报感的绚烂，多一些高低不一的日常造型; 少一些讽刺，多一些认真; 以及，多一些种族多元化的封面明星。新的《名利场》也反映出一个新的财务现实：她的编辑预算大约是前任的一半。

Jones的方法虽然仍然很高雅文艺，但对一些读者和广告商来说却是一种不和谐的转变。一些更喜欢Carter路线的时尚和美妆品牌业高管减少了在这本杂志上的预算，这在康泰纳仕更换换帅时经常出现的损耗，Carter早年也经历过类似的广告流失，他的杂志曾被一些人戏称为《消失的浮华》(Vanishing Flair) ;另外一些人则以此为借口减少纸媒广告，因为他们本来就打算这么做。

“Anna Wintour有过一段时期，Graydon Carter有过一段时期，《纽约客》主编David Remnick有过一段时期，”康泰纳仕集团的一位前高管说： “但你晕船的时间现在已经缩短到零了。”

但Jones在公司内部受到了冷遇，康泰纳仕集团努力将《名利场》推销给时尚界，尤其是美妆界的广告商。此前，这些品牌的广告收入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因为它们会购买多个同时展示男性和女性广告的广告页面。

2019年4月，在Lynch上任的第一周，他参加了一个主编和高管组成的会议，审查一组出版物今年下半年的品牌战略。全球首席营收官兼美国营收总裁Pamela Drucker Mann表示，市场不理解Jones在《名利场》上做了什么，并质疑她对这本杂志的愿景。

据多位消息人士透露，Drucker Mann曾暗示公司的时尚业务首席商务官Susan Plagemann支持她。Plagemann负责《Vogue》和《名利场》等整个公司的时尚广告销售。尽管Jones在场，但Plagemann还是以第三人称称呼了她。消息人士称，雇佣了Jones的Wintour对此非常恼火。 她用手拍了拍桌子，让高管们安静下来。她称赞Jones是一位领导者，并补充说：“你需要让广告商跟着做。”

这次会议是几个月来紧张局势的导火索。当时，在场的多位消息人士表示，他们发现Drucker Mann和Plagemann的行为令人惊讶。

在上周接受 BoF 的采访时，Drucker Mann拒绝对此次会议发表评论，并表示她作为首席营收官的角色是理解主编的愿景，并将其传达给市场。她表示: “我想说，就像任何其它首席营收官一样，这个角色是为了提供那种(市场)反馈。”

员工们说，这并不是Drucker Mann第一次在《名利场》上表现出她对Jones和她的态度的看法。在2019年2月接受Daily Front Row采访时，当被问及“公司的新一批编辑”时，Drucker Mann没有提到Jones，而是提到了Jon Kelly，他当时是《名利场》垂直频道The Hive的编辑，Drucker Mann还提到了美国公司的其他的老资格编辑。正如一位前雇员所描述的那样，在一家“建立在微攻击性基础上”的公司里，集团员工和密切的观察者并没有忽视这种“疏忽”。

“我认为《名利场》正在大获成功，”Drucker Mann对 BoF 表示：“我真的为Radhika感到骄傲，我认为她做得非常出色... ...我宁愿人们关注她所做的所有出色的工作。”

在Jones加入《名利场》三个月前，Drucker Mann被提拔为首席营收官，其在2005年加入该集团，当时在《Jane》杂志工作，自此之后频频高升。她在《Bon Appétit》杂志建立起了自己的声誉，之后其工作在2010年被Rapoport接替，两者为康泰纳仕构建了一个以视频为主导的成功故事。

Drucker Mann在晋升的过程中，提拔了她最亲密的同事，比如Matt Duckor。Duckor最近担任了《Bon Appétit》、《Vogue》等杂志的视频编排主管，直到今年6月Rappaport辞职后不久也辞去了职务。(一位康泰纳仕代表说，Drucker Mann并不算提拔了Duckor，因为他并不向她汇报工作。)

尽管康泰纳仕集团的编辑领袖在《名利场》、《 Teen Vogue 》、《 Allure 》和《Pitchfork》等品牌上变得更加多元化，但商业团队的领导却没有以类似的方式发展。该公司美国部所有的首席商业官、负责向他们汇报的条线主管和营销主管，以及全球商业伙伴关系团队的高管，都是白人。

Drucker Mann表示: “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是，我们是一个完全多元化和包容性的组织，这是我们的承诺。这是我们做出的承诺，我认为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重大进展，但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该公司表示，其美国员工中有30%是有色人种。

与Drucker Mann一样，自2010年以来，Plagemann作为美国版《Vogue》的出版人创造了自己的成功记录。《Vogue》为公司带来了最多的收入。

Plagemann被公司内外与她共事过的许多人描述为一个傲慢的女商人。她还以发表盲目的评论而闻名，并且喜欢雇佣那些穿着名牌服装、有着正确“造型”的员工代表《Vogue》向客户展示这本杂志。

多位在《Vogue》工作的消息人士表示，在该杂志的商业团队中，曾经的常规做法是，为客户做营销展示时，很少会展示有色人种的图片。该公司的一位代表说，这不是真的，并提供了过去四年的销售文件，其中有有色人种的例子。

Plagemann和她的团队现在负责销售康泰纳仕旗下所有美国媒体的时尚广告，而不仅仅是《Vogue》 ，不过员工们表示，《Vogue》仍然是首要任务。Plagemann和她的团队正处于《 Vogue》在过去和现在之间、一个充满挑战的十字路口。时尚品牌正将预算转移到网上，他们面临着巨大的广告收入压力。 据《纽约时报》报道，去年该公司美国分部亏损达到1亿美元。尽管编辑内容已经发生了变化，但并非所有时尚广告商都以同样的速度进行了现代化改革，网络的变化比纸媒的变化更大，后者的受众更为保守。

“几十年来，杂志一直在针对这种特定类型的人，那我们又如何才能更具包容性呢? ” 一位前雇员说。

这种紧张关系近年来在《名利场》和《Teen Vogue》上得到了体现，后者在过去五年中采取了更加多样化、包容和政治进步的立场。

但这两本杂志都严重依赖时尚和美妆品牌的广告。

2018年，也就是Jones在《名利场》工作满第一年，据一位消息人士透露，该杂志的时尚广告收入下降了14% ，相比之下，该公司整个类别的广告收入下降了21% 。

2018年底，Plagemann被提拔为美国分部负责所有时尚和美容广告的负责人。 这一转变意味着，除了负责《Vogue》和《GQ》等以时尚和美妆为重点的杂志的收入外，她和团队还得为《名利场》和《Teen Vogue》等其他杂志确保收获时尚广告，这些杂志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这一品类。

第二年，也即2019年，除了纸媒面临的财务挑战之外，由于销售团队无法控制的原因，时尚广告业务变得更加艰难。几个美国时尚大品牌减少了与康泰纳仕集团的合作。据一位消息人士透露，那一年，《名利场》的时尚广告收入下降了31% ，超过了整个公司24%的降幅。

与此同时，据该公司的一位代表说，在纸质和数字媒体端，《名利场》的读者不断增加，而且比Jones到来之前更年轻、更富有、更多样化。

广告收入的下降严重加剧了2019年4月与Lynch开会时达到顶峰的紧张局势，这意味着公司有着更多时尚广告收入的巨大压力，以及对谁该为亏损负责的担忧。

规模较小但受媒体关注度较高的刊物《Teen Vogue》 ，在2018年盈利后，其2019年的时尚广告收入也遭受了损失。那一年，这份数字出版物重新夺回了其在2016年特朗普当选总统之前和之后的超政治复兴中失去的大部分时尚广告。

2018年10月，年轻的黑人女性、前市场编辑Lindsay Peoples Wagner，成为了这本杂志的主编，她以热爱时尚和直言不讳的观点而闻名。但在2019年，这本杂志时尚广告收入减少了50% 以上。那一年，该杂志在6月和12月刊上分别拍摄了穿着Chanel的女演员Storm Reid和穿着Pyer Moss的音乐家Chika。(2018年，这本杂志暂时停刊，只保留了线上版。)

据一位消息人士透露，2019年整个美国分部的时尚广告收入再次下降。《Teen Vogue》更多地依赖于去年缩减预算的美国品牌。但两名员工表示，Plagemann在公司内部明确表示，这本杂志不够“雄心勃勃” ，不足以让她成功地推销给广告商。

康泰纳仕集团的一位代表说，Plagemann传达了市场的反馈，并补充说，在2020年，即使在品牌因疫情预算削减的情况下，《名利场》和《Teen Vogue》都达到或超过了广告收入的预期。

观看率优先

CNE也出现了类似的紧张关系，该部门于2011年成立，负责开发和制作电影和电视项目，现在是增长最快的业务部门，它把大部分注意力放在为YouTube平台创造视频上。该出版商在 YouTube 拥有最多的观众——超过4500万订阅用户，每月有数亿次浏览量。观众人数越多，就越容易与广告商签订数百万美元的合同。

在上周为广告商举行的一次演示中，Drucker Mann多次强调了观众规模的重要性。她形容康泰纳仕提供的视频“比网红更有规模，比电视更有影响力”。

对观看数字的关注在CNE和该公司的杂志团队之间造成了一种时而紧张的关系，这些团队认为该部门没有沟通，也不理解品牌，并将编辑方面的担忧视为次要命题。

例如，Jones担任主编的第一期封面就是作家兼导演Lena Waithe，一名黑人同性恋女性。这是一道大胆的声明，也是一个展示她的新方法的指标。据知情人士透露，为了配合这个封面故事，其团队制作了一段视频，但CNE高管认为，该视频在 YouTube上“不会火”。于是，它被埋在《名利场》自己的视频播放器里，只有通过网站才能看到。

Katzeff说制作过程自然会有些紧张，“因为在康泰纳仕有很多有创意的人，有很多意见，这就是我们讲故事如此精彩的部分原因，”他说：“但归根结底，作为一名领导者，我希望我的团队能够尊重员工，能够合作。”

员工们说，在某些方面，CNE的经营理念与出版物不同：CNE 不是努力引领文化，而是根据他们自己的观念向广告商销售，CNE 基本上是对 YouTube 算法做出反应，这些算法偏爱那些已经拥有大量观众的名人的视频。

CNE决定不与2018年热门电影《摘金奇缘》(Crazy Rich Asians)的主演们一起拍摄视频，因为在电影上映前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主管们说这些演员们的视频“不会火”。但这部以亚裔为主的电影成为了10年来票房收入最高的浪漫喜剧。

“如果是关于同性恋内容的，如果是关于拉丁裔观众的，那么这些内容将不会被采用，用他们的话说，不会火，”康泰纳仕的一名编辑说。

Katzeff在一次采访中说，当 CNE 决定投资制作一条视频时，很多因素都会起作用，比如所涉及的人物和视频的格式。 “会不会火是其中的一部分，但讲故事也是，品牌增长也是如此，”他表示。

他还表示，CNE需要进化。“我们需要并且想要讲述更多不同的故事，这不仅仅是讲故事的问题，而是我们把谁作为团队的一部分带进来的问题。”

但员工们表示，对于女性和有色人种的员工来说，CNE可能是一个艰难的环境。

前CNE总裁Dawn Ostroff在2018年加盟Spotify，此前在他的领导下，该部门的领导层中有更多的女性担任领导角色，尤其是在最重要的创意岗位上。 但员工们表示，在Katzeff于当年12月加入该部门之后，一个“男孩俱乐部”已经在内部获得了越来越大的权力。本月早些时候，Katzeff因多年来关于妇女和墨西哥移民的攻击性推文而受到了抨击。

一位前雇员说: “在那里，女性创意人已经很难了，后来变得更难了。”。

康泰纳仕集团的一位代表说，Katzeff加入CNE时，直接向他汇报工作的员工中只有两名是女性。现在，他的八个直接下属中有五个是女性。这位代表还说，其他女性领导人包括音频负责人、社交平台创意发展负责人以及其他角色。

但员工们表示，在三年内进行了三次重组后，创意事务的决策权集中在一个人手中：创意开发高级副总裁Joe Sabia。 他的部门独自负责提出视频系列的新创意，尤其是“高优先级”品牌: 《Vogue》、《GQ》、《纽约客》、《连线》(Wired)和《名利场》。

CNE的一位代表说，该部门的开发团队由Sabia领导，节目编排团队由Reginald Williams领导，共同指导整体内容策略。而且，CNE的一些热门系列，包括《AD》的“开放门户”(Open Door)名人家居访谈栏目，不是他的创作，而是他的团队或与杂志编辑团队合作的创作。

让Sabia一举成名是他担任了《Vogue》系列视频“73个问题”的创作者和配音人，这是康泰纳仕最成功的视频系列。自2013年第一则Sarah Jessica Parker出镜的内容播出以来，已经获得了超过4.5亿的点击量。

Sabia在接受采访时说，他第一次拍摄的时候就有这个想法，在一个5分钟的镜头里问这位女演员100个问题。

Shruti Ganguly当时是康泰纳仕全日制外约合同的制片人，与 Sabia 一起工作，然后也以自由职业者的方式和其他人一起制作第一版的“73个问题”以及随后几个月的其他节目。Ganguly说是Parker 建议减少问题的数量。后来，当CNE的高管们不愿意播放这样一个长长的、未经剪辑的视频片段时，Ganguly 首先提出了这样的观点：这个视频成功的关键就在于一个无缝流畅的长镜头拍摄。

“73个问题”系列也开启了Sabia 作为公司视频创意领袖的职业生涯。2014年秋天，他被聘为开发部的负责人。

在拍摄了第一集“73个问题”之后不久，Ganguly就得到了一份职员合同，头衔比她之前的工作低，高管们告诉她，这是唯一开放的职位。 (在她职业生涯的这个阶段，她获得了两个硕士学位，并有近十年的工作经验，其中包括制作故事片的经验。) CNE 经历了一次重组之后，将 Sabia提拔到了一个新的职位，但没有给她带来任何提升，Ganguly 说，她意识到她在公司没有未来，于是辞职了。

“Sabia在一个让我这样的人窒息的体系中蓬勃发展，”她说。

在过去的五年里，Sabia和创意策略和视频节目副总裁Ian Edgar一起，在 CNE 获得了更多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员工们表示，内部情况很清楚，只有那些确保不反对Sabia和Edgar、Duckor和Katzeff的“男孩俱乐部”的人，才能在部门内获得晋升。

“没有人会去争论Joe是不是一个聪明和有才华的家伙，”一位前雇员说：“这里没有其他任何人的空间...... 没有为大量的实验留出的空间。”

康泰纳仕旗下的许多品牌都以女性为目标用户，这种差异让一些员工感到更加不安。

例如，在2017年为《Allure》杂志创作一个关于女性健康系列视频的头脑风暴会议上，Sabia否决了一位女性制片人关于女性节育的想法，据在场的两名员工说，Sabia表示这是一个女性已经知道了的话题。当与会的其他女性不同意时，该视频被批准，但被分配给了一名男性导演。

CNE的一位发言人没有证实这次会议的说法，但表示这并不代表该部门的做法。

CNE的新任高级编排副总裁Reginald Williams上周向广告商承诺，他将为视频部门带来新的思维模式。他是一名黑人，去年12月加入 CNE，之前曾在嘻哈文化媒体公司Ambrosia For Heads 和BET工作。他和其所在部门的部分职责是与杂志品牌团队合作。

Williams说：“我进来的时候，眼睛睁得大大的，我们的品牌多年来代表了什么，包括好的和坏的。我们致力于为新的声音、多样化的内容和具有包容性的节目提供一个平台，代表我们的受众和社群。”

同样在上周，《Bon Appétit》的视频编辑Matt Hunziker因为不明行为被 CNE 停职。消息人士告诉Business Insider，这是因为Hunziker在社交媒体上发帖批评该公司，而且其是单位有色人种的“倡导者”。

该公司的一名代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有很多人对Matt表示担忧，认为公司有义务进行调查，他已被停职，直到我们达成解决方案为止。”

不仅仅是个公关问题

最近几周，随着这间媒体公司努力应对总是雇佣同类人才的体制，其雇佣行为也受到了密切关注。 康泰纳仕集团的员工告诉BoF，尽管近年来，该公司在低层业务中引入多元化的努力取得了成功，但该公司的主要决策者仍主要是白人。

员工们表示，康泰纳仕集团的人力资源部在寻找不同职位候选人方面帮助不大。 如果经理们想雇佣常春藤盟校那些富有白人之外的人，他们通常不得不自己出去寻找。

“这是一个系统性问题，因为问题的根源在于人们在自己的圈子里招聘，”一位编辑部员工表示。

与前任不同，Lynch承诺采取行动，进行改革，并在全公司会议上公开谈论公司面临的挑战。 正是在其中一次会议上，他迅速驳斥了Wintour将离职的谣言，并为在之前的一次会议上说员工应该早点公开反对歧视的言论而道歉。

Lynch还承诺将增加各级人员的多样性，“对当前和历史上所有关于薪酬不平等和工作场所行为不当的指控进行调查并采取快速行动。” 他说，该公司将聘请一位全球首席包容官，并组建一个外部委员会，为反种族主义努力提供建议。

“随着社会的变化，康泰纳仕正在改变，”Lynch在周二这样告诉潜在的广告商。

但自从2019年4月从Pandora来到康泰纳仕以来，Lynch一直没有对公司的未来有一个清晰的愿景。康泰纳仕的财务困境可能会破坏任何改变公司文化的长期努力。这家新近统一的全球性公司本应在今年恢复盈利。2019年，该公司将美国和国际部门合并。疫情及其造成衰退的影响对这间媒体公司造成了更可怕的后果。

从根本上说，康泰纳仕正面临着其他所有创意企业目前都面临的问题，尤其是在时尚领域：一种过时的专有性和精英主义体裁不再能保证手袋或广告位能以更高的价格销售，雇佣“像我们这样的人”是创意和创新的障碍。

康泰纳仕集团的高管们经常谈论公司品牌的力量。 像《Vogue》和《名利场》这样的名字仍然拥有权威，但它们不再是唯一的守门人了。而那些为其文化辩护的、有利可图的生意再也不能承受它的重量了。但是为了真正的改变这一点，公司的领导人需要意识到其内部的革命不仅仅是一个公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