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河是上海的母亲河，在近代又发挥新功能，成为我国工业的发源地之一，其下游两岸汇聚了大量工业、企业，在有半马苏河之称的普陀段尤其密集。其中不少独领风骚，大名鼎鼎，据普陀区档案局、文旅局等部门统计，远东之最有3家，中国之最20家，上海之最9家。申新第九纺织厂位于半马苏河岸边，名列“中国之最”之首，头衔有“上海第一家纺织厂”“中国第一家棉纺织厂”“1949年以前中国最大的棉纺织厂”等。 而其前身是1878年10月由直隶总督李鸿章批准建立的上海机器织布局，为中国第一家机器动力棉纺织厂，有中国棉厂始祖之誉。“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作为上海的“母亲工业”，这家企业历史悠久、辉煌一时，但发展之路并不平坦，一波三折，历经艰难险阻，颇具传奇色彩。

1878年，一个被革职道员彭汝琮向李鸿章等禀请在上海设立机器织布局，李鸿章批准了其办厂请求和计划，并答应给予优惠政策，即织布厂生产的布匹只纳和洋布进口同样的关税，运往内地免交厘金，同时派郑观应为会办，协助彭承办织布局。然而该局筹备了12年，才于1890年部分开车。为何如此难产，主要原因有两方面：一是对现代纺织工业认识不足。上海所在的江南尽管盛产棉花，纺织业也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只是手工业，非机器工业。然而当时主张自行设厂织布的中国官绅大多没有认识到两者之间的差别，以为引进西方织机就可以利用本地原料仿制洋布，实现进口替代，殊不知中国棉花纤维短，不适宜机织，即使用机织，也只能织出粗布。这导致走了一些弯路，延缓了办厂进程。二是经营管理能力欠缺。彭汝琮以及李鸿章所派郑观应等负责人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使得织布局的创办一再受挫。尽管如此，上海机器织布局终于在杨树浦濒临黄浦江建立起来，1889年12月28日正式开工。

《万国公报》载李鸿章对彭汝琮呈请设立上海机器织布局的批示

一孕十二年，上海机器织布局才呱呱落地，但仍犹如早产儿一般，存在许多先天不足，这注定了其坎坷多舛的命运。先是亏本，李鸿章不得不两次改组，才使织布局步入正轨，渐有起色，并获利颇丰。正当李鸿章准备大规模扩充织布局时，1893年10月19日该局因清花间起火，蔓延全厂，焚毁严重。鉴于纺织业的巨大利润，李鸿章决定立即予以重建，委派盛宣怀负责其事。12月12日，盛宣怀抵达上海后,迅速展开复建工作。首先，调查损失，清理旧账。其次，筹集资金，实施重建。第三，规复完成，开工投产。1894年9月17日，华盛正式开工投产。不到一年就顺利复工，如此快速，引起外国报纸关注，专门作了报道：“上海织布局已于去年十月十九日被焚，这次火灾并没有阻住中国工业的努力建设。规模更大、设备更好的织布局又建起来了,并于上星期一开工。星期三，即十九日,大火之后整整十一个月，棉花已入厂，预计数日后即可出纱。”对此，盛宣怀也充满信心,认为华盛纺织总厂一定能出其不意，大赚特赚。

李鸿章“试办织布局折”

确实如盛宣怀所愿，在刚开始的两年，华盛纺织总厂经营不错，颇能获利。《北华捷报》曾披露说：“它们(华盛纺织总厂以及华新纺织新局)的获利情况,虽然从来未见公布,但据一般了解,这些纱厂的赢利确实非常可观。” 然而从1896年起，华盛的经营每况愈下，1895年发放股息6厘,1896年则降为3厘。此后一蹶不振,几乎连年亏损。面对如此困境，盛宣怀企图采取全厂租售或改组公司的方式，甩掉这个沉重包袱。他先后与英商英华公司、老公茂洋行、华隆公司等接触洽谈6次，均未成功，不得已实行包办，由马裕贵包办华盛南纱厂，但不到4个月，他就亏损银26600两，不堪赔累而退出。于是1898年底盛宣怀将华盛与其自办的大纯纱厂合并，更名为华盛大纯新公司，专管采购和销售，而生产则责成盛宙怀包办，然而仍然止不住颓势，亏损有增无减。由于股东们不愿继续投资，盛宣怀决定攫为己有，他设立集成公司“收购华盛总厂，以持产权；另立又新纺织公司承租工厂，以经营管理”。 1901年9月，他会同李鸿章、刘坤一上奏《上海华厂纺织亏累招商接办折》，称华盛厂股东亏折巨款，无力添加新股本，“应准其另招新商顶替，改换厂名，再接再厉”。清廷允准之后，集成公司盘购华盛就有合法依据，盛宣怀趁机宣布“所有华盛旧股票一概作废”。 华盛就此退出历史舞台，不复存在，取代它的集成公司则是盛家私产。

华盛纺织总厂

然而厂名从华盛换为集成后，立刻脱胎换骨，变了一副模样。本来亏损累累，却一举扭亏转盈，从1901至1913年，除1907年外，其余各年均有盈余，累计达78万两左右。这不能不令人既感慨又困惑，同样的厂，同样的负责人，为什么判若天渊呢？究其原因，是产权不明被盛宣怀所利用，并占为己有的结果。还在上海织布局创办之初，盛宣怀就对它意图不轨，等到他自己掌权后，更是听任其衰败，而不采取有力措施予以整治补救，最终用自己的企业归并顶替，大发其财。

有个学者说盛宣怀上奏招商顶替华盛纺织总厂，是想将该厂变为其私产的诡计；民国以后该厂果然变成盛家私产，为掩人耳目，乃屡屡更改厂名。实际华盛纺织总厂在民国前10年即已变成盛家私产，屡屡更改厂名确有其事，但掩人耳目可能未必。早在1898年底，盛宣怀就将华盛总厂改名为华盛纺织新公司；1901年为归并顶替该新公司，设立集成、又新纺织公司；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为避免集成、又新公司落入革命党手中，盛宣怀在香港注册三新纺织公司，聘英国人H.C.Marshall为总理，将两者秘密售卖给后者，又委托日本三井洋行代办三新公司3年。1913年11月底，三年代办到期，盛家收回自办，保留三新公司的名字。 从该公司几次改名的情况看，一脉相承，具有连续性，盛宣怀似对“新”字情有独钟，每次都保留该字，寓意新的开始、新的阶段。如果说前两次他都如愿以偿，那么第三次就由不得他了，毕竟他的生命是有限的，不可能一直为公司保驾护航。

三新公司收回自办不到3年，盛宣怀就去世了，分割遗产，该公司由其子孙共同所有。经营多年后，盛氏“小辈无意经营，乃将三新以八十万两押于汇丰银行。汇丰对纱厂经营既不熟悉，对工人又无办法，只得仍租与盛氏开车”。由于经营不善，连年亏损，负债累累， 1931年春，该厂终于停工了。当时美商大来公司为扩展业务，拟在上海建造船坞，看中了三新厂址，地方大，又滨江，于是与美商中国营业公司接洽。中国营业公司以银120万两从汇丰银行赎出三新纱厂，拟以每亩3万两转售给大来。但是大来公司只要地皮，不要其上的厂房机器，怎么办？中国营业公司最初“考虑把厂房机器卖给穆藕初，觉得他力量不够；卖给严裕棠，严的力量也不够；最后认为荣宗敬合适，因为荣宗敬虽然也没有钱，但他厂多，三新这些纱锭只须向申新各厂一分，问题就解决”。

为此，中国营业公司先后两次找荣宗敬商谈，第一次是说要把纱厂机器卖给他，限3年内搬走，荣宗敬答应了。第二次更具体深入，谈妥“三新厂凡是地皮上的东西，全部卖给荣宗敬，价钱四十万，钱可以欠，只要先付佣金五万两”。荣宗敬决定购买，但他手头没有那么多钱，便找亲家借。他亲家说多的没有，只有5万两。荣宗敬正好需要5万两，就顺利把三新机器买下来了。 由于三新纱厂牵涉几个买主，引起一位记者的注意。他认为“三新纱厂在我国新式工业史中，在棉纺织工业史上，均最有历史的价值”，因此数次前往该厂采访，想了解沿革状况，然工厂从厂主到具体负责人非但说不清楚，又不愿让他查阅相关档案资料，让他颇为失望，觉得该厂不可理喻，工厂主人品也有问题。据他调查，该厂虽有光荣的历史，但工作管理情形，可用“老大陈腐”四字概括，更令人痛心的是，竟没有国家民族意识，将之售卖给外国人，“我们实痛惜洋布局从此将名存而实亡”。

1931年3月的三新纱厂

据荣德生回忆，其兄荣宗敬买下三新机器后，确实是有分与申新其他各厂的打算，但看到三新有些机器很新，拆之可惜，遂就地成立申新九厂，聘请吴昆生为经理，“先试做，渐渐分拆”。 这个决定延续了上海机器织布局的血脉，仍旧保持这个中国第一纱厂的存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国人的痛惜之情。那位记者得知申新公司收买三新机器成功，满怀期望地写道：“三新为申新接收成功之后，或许就能开工”，并指出中国实业的振兴，“政府社会与营业人士都要放远点眼光，拿出良心，负起责任来，方才可以有希望”。不过，并非所有的国人都有此觉悟和认识。荣宗敬买下三新厂房机器后，经历了一番曲折，才完成接收工作，于4月24日发出布告，定于27日开工。“于是关厂一个多月的三新，……得以继续开工，三千数百余名失业工人的生活得以维持。虽说偌大地产已为大来公司所有，但能挽此一分权利，不能不说荣宗敬先生的维护纺织业的一番苦心”。

4月27日，申新九厂正式开工，秩序井然，状况良好，领导层信心大增，决定采取五步走策略：第一，先把纱锭、布机开齐；第二，全厂整理清洁；第三出数能率要尽量的发挥；第四出品要逐渐的改良；第五，凡大而费钱的计划暂且搁置一边。 这些步骤面对现实，既有针对性，又有务实性，效果立竿见影。“自接收后，未及一月，纱布厂即已开齐，整理亦日见进步。所出纱布，较三新时代为易推销，栈无积货，售价逐渐见高。” 在此基础上，申新九厂制定一系列规章制度，改造机器设备，进行技术革新，使生产得到提高，利润丰厚，又恢复了往日的生气与活力。三新纱厂棉纱商标有“金双马”“富贵”等，申新九厂除沿用外，又添“草牛”“马狗”两商标，甚为消费者所欢迎。

因租地期限将满，地主居奇，续租不合算，1932年申新九厂选定同属荣家企业的福新第二面粉厂后面、澳门路140号作为厂址，占地60亩左右，押借巨款建造厂房。原计划100万元建厂，100万元搬迁，但次年竣工，大大超出预算，建筑费246万元，电气装置100余万元，连添配机件及一切杂用，共约520万元。 限于新厂址面积只有杨浦原厂址的四分之一，不得不加高盖房，全厂基本为三层钢骨水泥厂房，并添建各项福利设施，如工人宿舍分为四区，分别为女工单身宿舍、男工单身宿舍、有家庭工人宿舍和养成工宿舍，还有食堂、医院、商店等。“当其时纺织业为不景气浪潮所袭击，申新公司之经济情形，困难达于极点，债台高筑，营运周转，全以抵押为挽注，九厂之勉力达成新厂建筑，及各项超时代之设备，非当事者坚毅不拔，无以臻此”。

申新九厂于1933年8月完成迁厂工作，9月即开工。由于作为企业主的荣宗敬深谋远虑，敢于投资，力度很大，申新九厂淘汰部分旧设备，添置一批新机器，同时锐意改进厂务，管理严密周到，软硬件水平一流，不仅为申新诸厂之冠，而且在当时我国各纱厂中也名列前茅，因此引起社会高度关注，各界人士包括记者、学生等纷纷前往参观、报道、实习。如1935年5月11日下午，各报社记者50多人前往申新九厂参观，荣宗敬与该厂领导殷勤接待，引导他们“先参观职工宿舍、职工医院、职工俱乐部、消费合作社、理发所、工友子弟学校等公益卫生设备，然后参观原料、粗纱、细纱、摇纱、浆纱、经纱、织布、检查、磨光、烧毛、漂染、印袋、打包各部分”。记者们大饱眼福，评价该厂“规模宏大、设备完美、管理严密”。 《申报》甚至以“大上海风光”为题头刊发一篇《申新第九厂参观记》的文章，详细描述作者两个小时的所见所闻。文章最后说：“在这两小时的中间，我们看到了粗糙的棉花，只经过几架机器的转动，便变成了白布，同时还看到了民族资本的核心，所以，我们带回来的是一幅完整的美好的印象！”

申新九厂厂门

当然，申新九厂不仅仅是看上去很美，它也采取一系列措施，努力发展生产，提高劳动效率。有记者前往实地调查，发现该厂“不仅对于劳工之努力改进，对于技术人员之延聘与裁减亦同时并进，对于机械则大事改革，产品出数近已大增。” 最为突出的表现则在新产品的研发创新上，所发明的金马牌八十支细纱“为国营纱厂所未有，质良品优，可与舶来品相颉颃”，“故自发行以来，竟有供不应求之势”。 由此可见，迁厂以后的申新九厂不仅未伤筋动骨，还在各方面有明显提升和改善，呈现出一派蒸蒸日上的景象。就此而言，申新九厂是在盛氏三新公司基础上的浴火重生，很好地接续了李鸿章创办上海机器织布局的初心和使命，继承了中国第一个动力机器棉纺织厂的光荣历史。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有申新九厂的存在，上海机器织布局不仅名存，实也未亡。

迁厂以后的申新九厂不仅未伤筋动骨，还添置新设备、革新技术，在各方面有明显提升和改善，呈现出一派蒸蒸日上的景象。因此，申新九厂是在盛氏三新公司基础上的浴火重生，很好地接续了李鸿章创办上海机器织布局的初心和使命，继承了中国第一个动力机器棉纺织厂的光荣历史。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有申新九厂的存在，上海机器织布局不仅名存，实也未亡。

在近代中国，洋务企业由地方督抚主持创办，从一开始便发端于地方而且依附于地方，属于一种幕府事务。上海机器织布局是李鸿章倡议并主持设立的，用幕府的方法进行管理。织布局开办后，究竟要如何运营，发展目标是什么，李鸿章并没有确切的想法和要求，而是交由自己物色的总、会办负责。他明知这些总、会办唯利是图，各有私心，仍非常信任，放手让他们自主经营，只有当他们中有不能胜任其职者或经营出现问题时，他才进行干预，多数是另外物色人选替代。经常走马换将，另起炉灶，各搞一套，对企业的发展非常不利，织布局就一直处于反复折腾中。荣宗敬收购其厂房机器后，借迁厂之机，花巨资汰旧换新，使得上海机器织布局的血脉通过申新九厂得以延续，浴火重生，走上一条现代企业的发展之路。当时该厂被誉为新工业的样板、国厂之模范，成为各界人士参观考察的重要对象。

但受时代巨变大潮的裹挟，申新九厂的发展之路也并不平坦，有高潮，也有低谷，迂回曲折，螺旋式前行，最终于2005年宣告破产，完成其近130年的上海“母亲工业”的历史使命。原址建成上海纺织博物馆，向后人展示和诉说着中国纺织业的前世今生和历史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