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语言、文学史——“华语语系文学”研究的再思考

“华语语系文学”是近年来海外学界对于离散华人创作的一种命名，成为颇受关注的学术话题，在中国大陆也引发诸多争论，主要集中在概念辨析、后殖民理论批判、不同学者论述差异等方面。“华语语系文学”虽然是一个从文学出发的概念，但与其他学科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体现了海外汉学界跨学科、跨文化的特点，打开了过去文学研究的封闭范式，也使我们反思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诸多盲点。本文尝试分析“华语语系文学”如何借鉴其他学科和理论资源进行论述以及存在的偏颇。

一、“华语语系”与“新清史”

如果我们把“华语语系文学”仅看作是对“中国文学”的挑战，就不免小看了史书美等人的企图心，实际上它是伴随着“中国崛起”的现实而产生的一种对“何为中国”的质疑。“中国问题”已成为西方学界共同关注的焦点。

正如罗岗所认为的：“从现实的视野来看，‘中国’以及与之相关的‘中华民族’正在经受严峻的挑战，这些年来，无论是西藏的问题还是新疆的问题，都在挑战中国以及与之相关的‘中华民族’的概念，并且将中国逐渐窄化为‘汉民族’/‘汉语’密切相关的政治共同体，这使得‘中国’是否能容纳如新疆、西藏或者边疆其它各少数民族，就大成问题了。而且这个问题既表现在现实各种各样极端主义思潮中，一方面以‘一个民族、一种语言、一个国家’的模式强调自身的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进而强化了不同形式‘独’的倾向，另一方面则在学术的层面上不断地‘解构中国’，在时间上质疑‘中国’是否具有内在的连续性，在空间上强化‘中国’内部的断裂性。”[177]

这种趋势深刻反映在历史研究中，海外的“新清史”研究正是在这个思路下操作的。“新清史”的研究是在费正清“冲击—回应”模式陷入瓶颈后开辟的新思路。“新清史”强调清朝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满族从边缘入驻中央，与聚居中原的汉族相互交融，从而塑造了中国史上最大的版图。“新清史”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日本二战前为侵略扩张合法化而主张的“清朝是异族统治，满蒙非中国”的“满蒙叙事”。同时“新清史”也是西方学界对民族—国家史学传统的突破和解构[178]，反对中心主义，与流行的族群研究、内亚研究、多元文化主义、新帝国史、新文化史相交织。

“新清史”的特点一是去“汉族中心化”，重视清朝边疆地区，强调维持满族特性是清朝统治成功的原因，强调其与历代汉族王朝的区别，试图建立一种“满洲中心观”；二是强调全球视角，主张将清史纳入到全球史的范围内讨论，把清朝视为与海洋帝国相对的“内陆帝国”，更有甚者把它对周边的统治，视为一种清朝在内亚扩张的“殖民”行为；三是强调满语及其他少数民族语言的重要性。[179]

“新清史”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汉化”与否。一些海外学者把“汉化”建构为“中国学者基于狭隘的‘民族主义’而创造出来的带有强烈沙文主义色彩的一种意识形态化叙事。”[180]他们否认清朝汉化的成功，否认满族与汉族双向互动，否认满洲元素与中华文明的融合，而只强调满族建立的清朝与历代汉人建立王朝的区别。突出清朝统治中的非汉族因素，把满族视为“异族”，是为了对历史上“中国”、“中国人”、“中国民族”等一系列概念提出挑战，由此不把清朝等同于中国，而是一个超越“中国”的满洲帝国。[181]在他们持有的后现代史观看来，“中国”的概念一直随着疆域、地理、人口组成、文化的变动而变动，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有任何纯粹的“中国”或“中国性”。[182]所以激烈者主张将清朝与中国相剥离，强调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应该继承的是明代中国，有效统治范围是中国内地。[183]它最终指向和质疑的是1949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疆域的合法性和民族融合的有效性。“新清史”虽然谈的是历史问题，但映射的却是当下中国，有着特殊的政治考量。

史书美最初提出的“华语语系”观点主要指向海外的离散华人，后从“新清史”汲取灵感，加上后殖民论述，衍生出更为激烈的“华语语系”理论。她指认中国进行了三重殖民，第一重是中国内部的领土殖民。《反离散：华语语系研究论》开篇就借用“新清史”观点：“近十五年来在美国的中国史学家对清帝国（1644-1911）的历史与特性考察及分析时进行理论性爬梳，将其定义为一个内陆亚洲帝国。他们详尽研究清朝对北边与西边大片疆域的军事扩争与殖民统治，证实清朝约自十八世纪中叶起即成为类似西方帝国的内陆亚洲帝国，此纵深的历史观点对我们如何看待今日的中国有重大的启示。”[184]在“新清史”的启示下，她认为1949年后的中国接续了这种“殖民”：“继承或重新殖民满清所占领的大片区域，包括新疆、西藏、内蒙古与满洲，将‘中国本土’原本的领域扩张两倍以上。”[185]她放过了“中华民国”，认为在1917-1949年之间的中国不算一个帝国，因为那时的民国正如临深渊。[186]却又把1945年“中华民国”对于台湾的接管也视作一种殖民行为，她的论述中充满了这种区别对待和自相矛盾；[187]第二重是文化殖民。首先是语言，史书美把中国视为多语帝国，在1949年之后遭到了汉语和语言政策的殖民，并引发了抗议。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日常生活、文学创作也被认为遭到了汉文化的殖民。还有普通话对方言的殖民；第三重在中国的外部，华人离散海外形成新的社群，传播中华文化，却被史书美认为是对当地土著的一种“定居殖民主义”。

通过指认这三重殖民，史书美把中国从受害者的角色变为加害者，并批评中国政府的民族主义史观叙述——把中国打造成“受害者”从而逃脱了对它“殖民性”的批判。可按照“新清史”的观点清朝是由满族统治的帝国，而史书美想要批判的是“汉族中心”和“汉族帝国主义”。在这个逻辑转化过程中，她借用了“汉化”，认为通过“汉化”，汉族刚好在殖民侵略中不弄脏自己的手，合法继承疆域。[188]

为了支撑自己的批判理论，史书美随意借用“新清史”观点，左右两条路径批判中国，从中国历史的连续性来看，中国一直是个具有侵略性的“帝国”，从清朝到“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更迭来看，中国又不该继承那么大的疆域。赵刚指出，史书美为中国设计了两条道路：其一是按照她所想象的西方多元文化民族国家模式进行自我改造，范本是美国。其二是将汉地等于汉人等于汉语等于国语等于中国。透过这个等式，把中国从统一多民族国家置换为一个单一汉族国家，在置换过程中，新疆、内蒙古、青藏，乃至“满洲”，都应离中国而去。[189]

可以看出史书美版“华语语系”的操作正是将复杂的“中国性”简化为“汉族中心主义”，加以第一层批判。再把“边缘”切割出去，鼓励它们或自行独立，或与周边联合为“华语语系社群”，制造“中心”与“边缘”、“强大”与“弱势”、“单一”与“多元”的对立，站在“受害者”的角度号召边缘、弱势联合对“中国霸权”进行第二层批判。

为了制造二元对立，她先是错误地把历史上汉族与少数民族间的相互交融看作是军事镇压、经济统治、宗教同化等殖民手段，更关心种族冲突而非融合。再把中国人在海外漂泊离散，看作是对当地土著的“定居殖民主义”，他们身上的中华性既是一种“殖民性”，也因其保守对落地生根产生阻碍。只有驱除中华性，真正成为当地人，才能洗刷掉殖民痕迹，而“中文”和“中文文学”正是这个驱除的阻碍。在史书美的论述中，离散华人一面扮演着“殖民者”的施害角色，一面扮演着难以融入当地的受害者角色，充满了矛盾。事实上华人内部有更细致的划分，如坚守中华性与中国保持密切联系、分享共同命运的华人，讲求实际、与中国发展贸易同时较好适应本地社会的华人，以及已经充分融入当地的混血化的土生华人。[190]他们跟当地殖民者的关系也不尽相同，有些扮演着殖民统治下管理者或者代理人的角色。史书美将殖民矛头对准中国，只选取其一作为批判对象，以偏概全。“华语语系”理论与真正的华人历史、现实并不完全相符。

史书美另一根本性的错误在于所论述的“华语语系”地区里，中国的少数民族边疆、台港澳地区，本就属于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为了号召这些地方对中国加以反抗，她借用“新清史”的激烈观点对中国的多元一体性进行颠覆，把清帝国至中华人民共和国都视为一个可类比西方帝国主义的殖民现代帝国，把民族政策、“一国两制”方针视为对边缘地区的殖民统治。[191]稍懂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这种殖民关系并不存在，历史学者早就指出“新清史”里存在诸多谬误，但史书美依然“拿来就用”。

不光史书美，连“温和”的王德威也认为：“作为主权国家的‘中国’是二十世纪以来的现象。在此之外，中国也指涉一个朝代兴亡的漫长过程，一个区域文明合纵连横的空间，一个文化积淀或消失的谱系，一个杂糅汉胡、华夷的想象（却未必和谐的）共同体。我们必须在更深广的格局里，建构或解构‘中国’。”[192]他把“中国”视作一个动态的过程，强调其多样性和富于变化，可能是知识体系、文明传承，也可能是民族想象或是欲望爱憎对象，[193]而非一个完整的、现实的政治实体。史书美论述里那个被视为稳固的、霸权的“中国”，在王德威这里变成了一个飘忽不定的“中国”。[194]

何为中国？沈卫荣认为，“中国”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概念，既是历史的、人文的概念，又是民族的、地域的概念，还是一个政治、法律的概念，若只选取其中一个方面来谈论一个抽象的中国，都是不全面和不恰当的，也无法与现实中国相对应。此外，“中国”还是一个处于不断变化和发展中的历史性的概念，“中国”的内涵和外延时刻都在变化和发展之中，今日之中国的形成无疑是以上所有这些因素长期互动和发展的结果。[195]但“中国”有其内在的连续性，作为一个复杂共同体，从建立之初就采用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模式，中国历代王朝也始终坚持着“大一统”思想和统治方式，虽有其历史变化的复杂性，但始终包容着多样性，汉民族和少数民族共同构建了中华文明。“新清史”和“华语语系”都只剪裁了其中的历史片段来为当下服务。

以欧立德为代表的“新清史”学者认为“新清史”不仅是认识论的转向，同时也是语言学的转向，是对于满文作为一种学术语言的重新发现。他们在研究中重视满文材料，尤其是满文档案，认为汉文官方档案的国家立场和鲜明的政治指向对史实进行了遮蔽，而满文档案可以启示汉文材料所隐藏的事情。满语更能表达满族人的生存经验和独特感受，满文和满文档案蕴藏着更为丰富的内涵，需要研究者加以学习研读。[196]

中国大陆学者则指出“新清史”学者满语研究的诸多错漏，且并没有提供新的资料和知识，满语水平的运用和满文资料的掌握较为有限。沈卫荣通过分析其处于美国学界的“新语文学”运动背景，即强调土著语文资料的重要性，并运用语言学和历史学两条学术进路来处理这些土著语文文献，以为弱势、边缘发声的姿态来表达政治正确，来论证“新清史”对于满文的提倡更多是一种学术姿态。他也批驳了“新清史”一些学者为了强调满文文献的重要而质疑汉文文献篡改了历史记录，这种怀疑源于后现代史学对任何文本之真实性的根深蒂固的怀疑。但他们只怀疑汉语文本，而坚信满文、蒙文和藏文文本的真实性，同样是意识形态作祟。[197]

“华语语系”同样是强调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重要性，彰显对于这些语言和文学作品的“重新发现”，认为使用这些语言的人更能表达自己真实的思想感情，而无须经过汉语、普通话的“翻译”、“遮蔽”。“华语语系”设立了一个鲜明的反对目标——标准汉语，认为规范化的语言代表着一种霸权，一种自我审查、遮蔽的不可靠。由此制造多元VS单一、真实VS虚假、生动VS沉闷的二元对立。“华语语系”鼓励少数民族语言的文学创作，对于使用汉语创作的“华语语系”作家，则认为他们应该杂糅进当地的主流语言、音译方言，使汉语变得不再纯粹，变得“克里奥尔语化”，由此和标准汉语背后所代表的“中国”进行脱钩。

但从实际操作来看，“华语语系文学”更多是加入了一些繁复修辞和方言口语，当他们想从句法层面反抗标准汉语时，不是退回到传统中国文化借助文言资源，就是模仿西方翻译文学，难以走出一条自己的路。并且随着离散的久远，“华语语系”写作者的基本语文功底不断退化，他们已不再遵循汉语语法规则，作品变得愈发怪异。但文学不是历史档案，它以达成广泛阅读交流为目的，这种修辞、语法的怪异、分裂为广泛交流制造了障碍，最后只能变成少数人的身份密码，又阻碍了他们自我意识的彰显。而且中国对于少数民族语言一直采取保护的态度，有专门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化产品出版，借助汉语的中介，不同民族之间得以相互交流，少数民族文学同样属于中国文学的范畴。

“华语语系”由“新清史”引发诸多问题思考，但没能对其谬误进行辨析，还把其中复杂的纠葛做了简单化的处理。它过于强调二元对立，凸显边缘的主体性，想要颠覆中心；或者强调汉族主体性如何压抑了少数民族主体性的发展。但实际上两者是相互促进的关系，满族吸收了汉族的先进文化，获得了汉族士大夫群体的认可，满族也为了凸显自己的统治者地位，保留了独特的身份认同，以一种持续的满族意识自觉地再造了中国，发展了中国性。[198]汉与非汉民族之间是一种互动关系，摩擦、吸收达到文化交融，而非颠覆的二元对立关系。与其说是“汉化”，不如说是一种在地化，无论汉族入驻边疆，还是少数民族统治汉地社会，都是因地制宜，在保留原有文化、制度的基础上稍加调整，以更适应当地的发展。[199]而海外学界在处理族裔问题时，总是刻意强调冲突而非融合。

选择以“文学”为场域，是因为史书美看到文学对“想象共同体”构建的巨大作用，中文、中文创作是“中华性”的有效组成部分，正因为使用中文，使漂泊在外的华人组成了一个个社群，尽管血缘日渐稀薄，但文化始终维系着他们和中国的牵绊。史书美的“华语语系”想要通过“文化介入”展开实践，一是把汉语、汉语文学、汉语文化政策视为中心、霸权，指责其压制了泛华语世界中多元性与异质性；[200]二是凸显“华语语系文学”在特定时间、地点的情境性、行动性，号召“弱势”华语文学联合抵抗汉语霸权，[201]而非追求抽象的审美价值，所以在“华语语系文学”论述中少见对于作品文学性的论述。更不去提华人是如何依靠华语文学创作和坚守中华文化传统来反抗当地真正的殖民者。史书美一味鼓励“华语语系”作家在创作中驱除汉语的残留，终结离散状态，落地生根，摆脱和中华母体的文化羁绊，实际上是对语言、文学背后所代表的文化—中国的身份认同进行干涉，消解文学作品中的国族想象，进而达到解构政治认同的目的。

“新清史”作为海外史学界的思潮，在史料运用、理论方法、研究思路上都有所创新，所提出的“内亚视角”为中国北方民族研究提供了借鉴，但其中不少问题值得商榷。史书美的“华语语系”、“华语语系文学”直接借用了“新清史”中偏颇的观点，指认清朝是现代意义上的殖民帝国，把中国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和华人在海外的离散都视作殖民行为，把中国语言、文学的发展视作对于少数民族、海外华人的文化压迫，衍生出了一个文学版的“新清史”。使得“华语语系文学”从一个有启发性的学术视角，变成了一个越来越与现实勾连的政治概念。

二、“华语语系”的语言问题

作为一个由语言引出的概念，“华语语系”最重要的是“语”的问题。语言学家韩礼德认为讲话人选择何种语言时，实际上是在界定、塑造乃至“发明”了一个“自我”。[202]王东杰认为尽管全球化已经把人卷入更加异质和混杂的情境中，但语言仍是各类民族主义或准民族主义的动力来源之一，是民族国家建设的积极“创造者”和“推动者。”[203]

史书美从“语系”入手，是看到语言对于民族主义塑造的强大作用，人们也可以通过改造语言，进而改变社会。史书美制造了汉语和华语、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标准汉语和方言间的二元对立，认为汉语是汉族中心主义的，是一元的、标准的，是单一民族国家的通用语，是压抑了其他语言和文化异质性的。而华语是丰富的、混杂的、不标准的、是与民族国家脱离的，可以“打破大一统与整体性的表象”、“推翻以标准语言达成统一的霸权想象”的。[204]史书美通过对标准汉语的否定，进而否定这种语言所界定的“主体”，即“中国人”和“中国”。

“华语语系”希望那些在海外说着方言或在中国说着其他民族语言的人在全球化变革中脱离中国融入当地，进而解构“中国性”。但“华语语系”在“语”的问题上有三点偏颇：一是秉持西方的“语音中心主义”，只谈声音，少谈文字的作用，因为相比众声喧“华”，汉字却是统一的；二是强调标准汉语对于方言的宰制，不考虑两者的同源性和方言应用的范围；三是过于追求国界与民族及语言疆域相互重合的“语言民族主义”，以单一的语言要素对“文化”、“文明”加以界定，忽略中国是一个多语言、多民族、多宗教、多文明的跨体系社会。[205]

语言分为口语和书面语，声音和文字共同构成了我们的文化系统，共同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形成。“中国的文字是统一的，中国的方言是分歧的，这是谁都知道的事实”[206]。“华语语系”只听到声音的“喧哗”，而不谈文字的统一，是片面的。

因为对于中华文化的传承，文字比声音还重要。汉字的确也曾遭遇过危机，被视为人们接受先进文化的阻碍，激进者把文字改革关联到中国救亡图存的深刻历史变革。但章太炎认为识字不光是掌握字的形音义，还是掌握关于字的相关文化、在历史上的整体意义，成为重新约定中国性的单位。[207]王东杰也认为：“比起‘识字’这一具体行为，‘文字’的象征意义以其所营造的文化氛围对于塑造中国民众的心灵同样重要：识文断字，就自动承担了一份道义责任；不认字者，也有见贤思齐的义务。因此，对于大多数中国民众来说，文字文化的影响主要在价值取向上，而不是‘技能’层次上。”文字不光用于考取功名，更塑造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观念世界，代表了优雅与秩序。[208]书写营造了一种文化的公共性，文字所形成的器物，如牌匾、对联，被当作文化氛围一种，出现在寻常百姓家中。王德威正是在马六甲古城一家古玩店看到对联式招牌“庶室珍藏今古宝，艺坛大展华夷风”而发明了“华夷风”的概念。汉字不光作为文化象征，更是千年文明的传承标志。至今“华语语系”地区仍使用繁体字，汉字所代表的中华文化传统和汉字本身所具有的美感对于当地华人仍有吸引力。“华语语系”的写作者常以文字繁复为特点，锤炼文字，是因为在特殊历史背景下，尤其是其他语言的压迫下，他们对汉语更加敏感，反而容易成为一种特殊的写作实验，一种对汉语的再造。“华语语系文学”刻意回避表意文字系统为主的汉语书写，鼓励混杂当地语言，再造一种表音文字系统，从而创造一种区别于汉语的“华语”，驱除“中华性”的残留。

再谈声音，“华语语系”提倡众声喧“华”，认为“汉语中心主义”压抑了方言、少数民族语言的言说空间，认为“方言其实可视为不同的语言”[209]，所以应该摆脱汉语的影响。那我们具体来看汉语与它们之间的关系。

方言概念最早大约出现在周代，所谓“殊方异语”。[210]随着民族国家建设经历了一个不断内缩的过程，从“方域”之言到“地方”之言。[211]我们今日意义上的“方言”属于汉语内部，汉语方言中的“向心力”超过了“离心力”。王东杰进行三点总结[212]：一是因为汉字的统一约束了方言的分化。语言学家袁家骅也谈到，方言虽处于半独立状态但从属于统一的书面语言，各方言平行发展的同时不断受到书面语言的影响，读书音和口语音在有些方言里形成了双重系统；[213]二是通过对语音、语词、语法等层面的共时性比较，证明各地方言之间同大于异，因而皆属汉语；三是通过历时性研究，方言本就具有同源性，沈步洲指出：“方言者，乃同一种语言中由历史所经之情境所发生，非两种源流不相同之语言由历史之机会而接触者也。”[214]

方言是同一个语言的地域性变体，但都遵循汉民族的统一标准、传统。[215]方言也从标准汉语中源源不断地吸收养分、丰富表达。而且不光有地域方言，还有社会方言，即便在同一语言内部还关乎职业、阶级、性别、年龄等要素，不能一概而论。[216]

正因方言所具有的向心力，使其同样承担着强化“国民性”的使命。日据时期，面对强大的日语殖民压力，台湾出现了“台湾话文派”，借鉴了中国大陆的“国语运动”和“文学革命”，追求台湾话的“言文一致”，是台湾年轻一代知识分子为对抗殖民统治、启蒙大众，希望通过语言文字寻找文化身份认同、确立民族精神的艰难尝试。[217]1945年光复后，国民党在台湾推广国语时，采用了“从台湾话学习国语”的方式，通过“对照、比较、类推”，在台湾话和国语之间建立一种感性对应关系，拉近台湾人民与祖国的距离。[218]1940年代，在港的南来文人受解放区文学和“讲话”精神的感召，发起了“华南方言文学运动”，以《华商报》为平台面向底层百姓，粤语方言为主，客家话、潮汕话、四川话、闽南话为辅进行创作，尽可能运用群众日常生活语汇，凸显地方色彩，使文学作品通俗易懂、深入人心，落实了文艺大众化的实践。[219]

史书美把推广普通话视作国家（中央）政治和文化权力对地方文化实施的压迫，[220]认为方言作为“华语语系”应该独立存在，是感觉到汉语（普通话）和方言之间有着复杂的不平等状态。

这种不平等是因为语言的作用分为两种，一种是交流工具，比如我们日常的口语，另一种是为了培养出特定认同目标，充当意识形态的教化手段，比如官方语言。[221]在清朝，各地讲方言，但如果想当官，就必须学习以北京话为基础的官话。英国殖民时期，香港人日常交流使用粤语，但为了培养港人对英国的认同，在正式场合要讲英语。交流语言和正式语言一般可以分开，在正式场合和公共政治空间，我们认为讲方言是低于普通话的，因为方言为广泛沟通设置了障碍，降低了行政效率。但在私人生活里，方言被认为是情感维系的重要纽带，在传统伦理社会里更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方言不光是一个人地方身份的重要标示，更关乎伦理道德，不说方言就是忘本。在地方家庭生活里如果讲字正腔圆的普通话，会阻碍与长辈间的沟通。并且在特定时刻，比如遭遇殖民的时候，面对强大的外语势力，方言会加固一个地区的情感共同体，促使人心向祖国从而抵制外来的文化侵略。[222]在有些地区方言说得标准与否，更能决定一个人的在地尊严，当地人会歧视外地人方言说得不够纯粹。所以当下中国人多是采取普通话加方言的模式来交流。

交流语言和正式语言也可以相互转化。二十世纪初留美人士彼此方言不通，最初只能使用英语交流，后来有志之士有意识地推广“官话”交流，使其成为大众教育和启蒙的有效工具。[223]中国的官方语言在海外反而成了便捷的交流语言。

方言也能促进汉语的发展，它更多保留了古音古字，是统一汉语形成的基础，可以补足汉语中表述方式的不足。[224]汉语要想生动、活泼、丰富，追寻更多文化传统，就需要从方言里汲取营养。文化中心区也由此将方言区丰富多彩的文明吸收其中。汉语（普通话）和方言之间，不存在压抑被压抑的关系，而只是在面对公众、正式的场合与面对私人、日常场合间的不同选择，以及根据不同历史情境做出的使用策略调整。

统一一种标准语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在20世纪初的混乱局面下，中国文字艰深、方音复杂、言语不通，心气也没法整合。有人认为方言众多且各自为政，才导致外语横行，反客为主。为了提高国家管理的效率，增加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机会，对抗外国语，不光要开民智，更要聚民情，统一、推广一种标准语势在必行。[225]同时统一语言也关联起文化身份建构和民族国家建立的宏大叙事，说国语是培养新型国民的重要手段，以此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团结国人、促进认同。[226]但对于统一标准也产生了争执，知识分子围绕着古音、今音、南音、北音，寻求一个调和方案。瞿秋白则主张发明一种符合无产阶级口语表达习惯的“活人的”普通话，以此和知识分子群体的欧式“新文言”相区别。在推行统一国语过程中，不同方言地区遭到的阻碍也不相同，广东地区内部的方言就难以统一，粤语标准都无法确立，文艺创作也是白话、文言、粤语相互混杂，还一度出现了复兴文言浪潮。广东文化人致力于通过捍卫粤语保护地方文化，足见语言统一过程的曲折和中国文化转型的复杂面向。[227]

1949年后，为了巩固统一的民族国家，更需要以语言的统一来促进文化的统一，提供强大的民族认同，推动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建设。[228]而且方言已经难以应对时代发展所出现的许多新事物、新思维，缺乏相对应的词汇，导致失语。在吸收了“国语运动”争论的一些思想后，政府以“普通话”取代“国语”，想要减轻中央与地方、官方与民间的对立，也包含着对于方言、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尊重。

可即便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在民族危难之际，在新中国建立百废待兴之时，也只是想建立、推广统一的一种语言，而非追求语言的统一。中国在统一语言时，并不打算消灭方言，而是鼓励其存在和发展。直到2015年还约有4亿人不能用普通话进行交流。[229]统一的语言只是起到了一个整合和调节的作用，而非对其他语言的宰制。普通话和方言一直并存，方言的词汇还能丰富普通话的表达。作家周立波就认为：“采用方言，不但不会和‘民族的统一的语言’相冲突，而且可以使它语汇丰富，语法改进，使它更适宜于表现人民的实际的生活。”[230]

方言在当代文学创作里同样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周立波《山乡巨变》运用湖南方言，金宇澄《繁花》以沪语写作，年轻作者颜歌、周恺熟练运用四川话创作。几种语言混合的现象早在1940年代香港流行小说里就已出现，《经纪日记》是一部“三及第”小说，混合了白话、文言、粤语以及其他的地方流行方言，让非粤语区读者大致也能明白。[231]粤语方言已经深刻影响到了香港作家书面语的语感。在使用方言创作时作家也会有意识地进行改造，以方便大众阅读。随着大众媒介发展，方言文化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也促使一些年轻人主动学习方言，了解地方习俗。这些都凸显了中华文化是由众多地方社会文化所构建的“共同体”，不同的方言使得中华文化呈现了多样性和活力。

“华语语系”的产生是因为使用汉语及汉语方言的人四处离散，语言发生了新的变化。汉语的流散可分为：汉语的域外方言和海外汉语方言，前者是指古代中国与周边国家交往频繁，文明相互碰撞，它们大量吸收汉语的字音、字形，有些沿用至今。后者指随着中国人的离散，把汉语和汉语方言散播在世界各地，与当地主流、非主流语言碰撞后继续发展演变。[232]

早期移民有群居的习惯，会召唤老家的亲人一同移民，也会和来自同一地区的移民居住在一起，于是形成了一个个海外华人移民社群和方言社群，方言成为华人在异乡生活的重要凝聚力。但不同的方言交流起来也有障碍，华人作为一个整体在异国生存，与中国交往密切，需要一种通用的语言成为华人社会的共同语，这种被称为“华语”的通用语就是标准汉语。[233]尤其在20世纪初，中国遭遇深刻危机，为了倡导海内外华人团结一致，塑造华人的整体意识，强化中国认同，突破狭窄的地方主义，新马华人社会兴起了现代华文教育，借由印刷、出版、演讲等文化形式普及华语，打破方言间隔。海外华人和中国人经由同一种语言和共同的危机意识紧密联系在一起，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自卑感更强化了认同中华文化的民族自尊感。[234]

不同地区华人社群使用的方言也有所区别。由于古代离散的主体为东南沿海的中国人，所以海外流行的汉语方言主要为粤语、闽南语、客家话等南方方言，但也有使用北方方言的华人社区。可“华语语系”把“华语”窄化为南方方言，以此对抗以北方官话、北方方言系统为基础的标准汉语（普通话），使其中包含着南与北、民间与官方阶层的对立，把“华语”范围变得狭窄。随着社会发展粤语在方言里逐渐超越闽南语成为主流，大多数华人都是双语或是多语者，即汉语普通话+单方言或是多方言。[235]汉语普通话和方言的使用取决于文化背景、族群、地理、阶级、当地政策、交流对象等不同因素，同时也受到电影、戏曲、音乐等其他文化形式的影响。像1970年代新加坡为了推行“讲华语运动”，刻意压制了方言的使用，也影响到了马来西亚华人。[236]

现在“华语”既指以现代汉语普通话为标准的华人共同语，[237]也指不同华人方言。“华语语系”则用其专指不同的华人方言，凸显方言的“政治性”，以此区别于标准汉语。随着时代发展，普通话和方言相互交融成为华语的特色，缺少生动方言支撑的华语容易变得干扁。华语还吸收了当地异族语言的成分，变得多元、混杂，但依然作为一个整体在海外与其他语言并存、竞争。“华语语系”刻意把华语跟汉语制造为一种对立关系，凸显前者的混杂性和后者的标准、单一化，是偏颇的。华语作为一种真正多元开放的语言，不应该排斥标准化，因为这为华人间的广泛沟通，华人文化被更好地了解创造了有利条件。向宇就指出：“在海外华语从来不是殖民语言，而是弱势的少数族群语言。海外华语社群所面对的语言霸权更多来自所在国，如新加坡的英语沙文主义、马来西亚的马来语中心主义等。因此华语的使命与其说是对抗‘单语的普通话’，不如说是和普通话携手反抗所在国的语言沙文主义及其背后对华裔系统性的排斥和拒绝，表达华裔在多元语言、多元族群语境中的生存体验、生命感受和文化经验，建构华裔作为少数族裔的主体性和独立性。”[238]

“华语语系”所以感觉方言受到压抑，还因为汉语方言存在着言文分离的情况，缺乏书面表现形式，没有对应的字形，只能依靠已有的字形空洞化，当作纯粹的表音符号，难以用来进行创作，无法反映活的语言，无法建立自己的主体性，也因此没法“有深度”地讲述自己的故事。作家只得以不同的方式进行语言实验，黄锦树举例有人主张用音译表现，产生陌生化的效果。有激进者干脆主张重走“国语运动”时期汉字拉丁化的道路。有人试图从古籍中找到被遗忘的古字，复活古语、召唤古典，却使得行文晦涩，并且阅读者也需要精通古典文化，影响了普及。还有受到西方现代主义影响的作家们，或着眼于语法、句法西化，或把汉字变成可任意植入意义的空洞符号，把中文从整个文化/书写传统中抽离出来，进行再符号化。[239]诸种操作，虽然形成了“华语语系文学”的特色，是对“白话”书面语的一种反叛，但也因此具有了一种“表演性”，难以真正反映现实。

在被当地主流语言压迫，又缺乏书面表现形式的环境下，坚持用中文进行创作的人更强调文字的中华性，更充满着中华文化认同，李永平、温瑞安、潘雨桐等作家为了追求纯粹的中华性去往台湾，成为“旅台马华作家”。他们把中文写作作为一种极端的语言实验，向中国传统文化寻找资源，重新建构一种理想中的中文，实践着离散人群对于家国的归属，达到了文化与国民身份的双重认同。[240]但他们也拉大了口语与书面语的距离，追求一种极致的文学书面语的同时，在“华语语系文学”内部也造成了断裂。

我们也必须承认，少数民族语言处在一个尴尬的地位：它们既非（汉语）方言，又是（中国）方言。[241]少数民族语言被忽略的现实，为日后“华语语系”论述留下了突破口。

在“国语运动”时期，知识分子就注重边疆的语文教育，看到语言的不统一所造成的民族隔阂，以及统一语言对统一民族意志、加强多元民族融合、塑造国家认同的重要。推行国语也为提高当地文化水平、加强边疆建设创造有利条件。[242]但少数民族学习汉语，却被史书美视为一种殖民压迫——“今日中国强行在少数民族地区——比如西藏、维吾尔、内蒙古等地区强行推广汉语和汉字学习——这其实反映了一种殖民关系。”[243]

但诚如汪荣的研究：“汉语涵盖两个面向：一方面是汉民族的语言，另一方面是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公共语言。从作为公共语言的汉语来看，它又是一种进行跨民族交流的‘协商的汉语’。”他进一步借用美国华裔学者石静远在《中国离散境遇里的声音和书写》中的论述：“汉语并不是一种收编、压抑或整合的政治工具，而是一种‘文化媒介’。语言的使用本身就带有因地制宜、与时俱变的繁复动机，而语言具有能动性（agency），汉语本身就具有合纵连横的潜力。汉语就是作为整个华语世界最大的公约数来使用的，汉语本身就是一种协商的结果。”[244]也就是说，没有纯洁的母语，也没有纯粹的汉语，随着各民族交往，语言也在彼此交流、沟通、混杂。汉语被少数民族用来表达，少数民族语言也影响着汉语的发展，少数民族作家的母语思维也影响着汉语创作，这种转化的过程为汉语带来了更丰富的变化，也形成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特色。[245]在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汉语作为一种有着最广泛使用基础的语言，有助于少数民族更广泛地展现自己的文化特质，讲述民族故事，更好地融入到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来，并不存在压迫关系。而且也“没有必要假定每种语言和文化天生对应着某个特定的种族，抑或每个种族及文化必然局限在一种语言之中”。[246]

“华语语系”也提醒我们，少数民族语言里隐藏着丰富的文化密码，如果只依靠翻译去了解一个民族，获得的认识难免有限。[247]应该有更多研究者去努力学习、了解少数民族语言，从而能够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发展进行更深入系统地研究。

三、“华语语系文学”的文学史书写及研究存在问题

2004年史书美强调开创“华语语系”研究的迫切性是要应对中国文学史写作中的两种趋势：“忽视或边缘化中国大陆以外出版的华文作品，同时又意识形态化、选择性和武断性地摘取某些作品进入文学史里。”[248]她直指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编撰的不满，把中国现代文学史看作一种“帝国叙事”——为了巩固中国对抗西方的二元对立，而忽视少数民族和边缘主体的声音。[249]进而提出对于“中国文学”的质疑。

过去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书写主要强调时间的连续性和文学演进的脉络性。尽管有学者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民国文学”等诸多新的命名，但依然缺乏一种开阔的空间感。究其原因，吴景明、李忠阳认为除了历史书写的惯性以外，“长期以来，民族国家范式支配着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由它来划定文学史的时空边界，并且由它主导此间纳入与排除的关系、中心与边缘的分配。”[250]在以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为决定性因素时，一些未能和民族国家建立同步的地区就会被放置在边缘。一些因为身处边缘，未能推动“想象共同体”构建，未能跟中心地区读者产生想象联结的作品，也被文学史叙述排除在外。

比如香港和香港文学，香港学者陈国球曾质疑内地对于香港文学的关照仅限于沿海省市，并且充满了傲慢。他以《读书》杂志为例，发现1979-1998二十年间内地知识分子对于“内地文学”、“世界文学”、“香港文学”的定位是：世界文学最先进、内地文学正努力追赶，香港文学却停滞落后。[251]陈国球又考察了1990-2000年间内地编纂的各版本当代文学史著作，发现对于香港文学的处理不外乎：一、板块组合——把香港文学视为拼图边角的一块碎片，甚至是可以随意割弃的盲肠；二、情节结撰——以“想当然”的手法编撰香港文学发展史，简化复杂性；三、秩序的冲击——把香港文学视为一堆庞杂凌乱的材料，如“天外来客”冲击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井然有序的秩序；四、评断失衡——以貌似宽容的态度容纳香港文学这个“陌生事物”，却在评断标准上失之偏颇。而对于香港人的身份探索和更深层次的社会与文化的关涉都缺乏处理。更多文学史只涉及内地，忽视不同地区间文学发展力量的横向关联。[252]

香港具有双重边缘性，一是地理位置、身份的边缘，由边缘渔村发展起来，长期被英国殖民，讲粤语方言；二是香港的文学创作没能完整地纳入到构建民族国家的叙述以及相伴随的“现代化”范式中，甚至在一段时间内还是“反现代”的。根据赵稀方的研究，英国统治下的香港尽管在政治上拥护内地“五四”爱国运动，但在文化上却没有呼应激进的新文化运动，而是集结了一批旧文人，维护中国传统文化。内地的中国文学史写作沿用新旧对立结构，将“五四”时期香港文学中的文言或文白混杂视为封建残余不去理会，只选择白话文的“先进”部分，以启蒙主义为叙事线索，这就使得香港文学的全貌难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呈现。[253]

但香港曾是一个重要的文化场域，在抗战时期成为南来作家的避难所，一度作为全国抗战文学的中心。1950年代随着南来作家回归，内地和香港本地文坛产生隔膜，此时美国为了对抗亚洲的社会主义阵营，对东南亚华人展开心理战和宣传运动，选择香港作为宣传反共文化的中心。[254]这种从左翼中心到反共中心的巨大转变，难以被纳入到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叙述中。1960年代相较处于封闭状态的内地，香港更能感受到世界的风云变化，不同思潮轮番角力，超乎狭隘政治立场，形成雅俗交涉、面向逐步年轻化读者群的多元特色，亦生成自己的本土意识。香港文坛一直兼容并包，远非“文化沙漠”，而是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领域里的前哨阵地。[255]中国文学史上一些重要作品也诞生于香港，张爱玲等作家在香港的生活经历成为他们重要的创作素材。香港生产的大量文化产品不光对中国内地影响深远，也主导了海外华人的文化消费，是联结华人社会的重要枢纽，缺乏对香港文学的研究使得中国文学的面貌不够完整。

尽管一些学者开始试图将台港澳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纳入到中国文学史来，但论述的资源依然是“中华性”和“中国传统”。“海外华文文学”、“世界华文文学”、“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命名争论，一直遭到空间、语言、包容度等方面的质疑。史书美、王德威等人更是批判这些命名背后的“中国中心主义”和对边缘文学创作成就的忽视，以及想要用“中国性”对边缘收编的企图。这些命名下，中华文化依然被视为“超稳定心理结构”，评判的标准是对于中国的向心力，并且为了强化这种向心力而遮蔽或夸大了一些作品。被关注的“华文文学”仍是以中国大陆的文学标准进行创作，目标读者和主要市场也面向中国大陆，题材也无甚新颖，多是异乡生活的不适和对故土的思念，也有对中国历史、经验的“贩卖”。研究者只是把它们镶嵌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谱系里，并没有深入去了解华文文学创作环境和发展脉络、文体形式和写作手法上的特殊性，没能还原“边缘”独特、复杂的面貌，以及和“中心”的纠缠关系。

直到“华语语系文学”的出现，无论是史书美的将中国大陆文学排除出去，还是王德威将中国大陆文学“包括在外”，都是以“空间”为坐标，将视野扩展到不同国家地区、族裔身份、政治立场背景下各华语社群的文学生产与彼此联系。[256]强调这些边缘的“主体性”无须经过中国、中华文化的中介，寻求与世界直接对话。“华语语系文学”在外围重构了有关中国的文学叙述，更具有全球视野，但贺桂梅认为战争、冷战和意识形态的区隔造成的区域性历史经验的差异，使得它提出的问题十分尖锐。[257]

过去“华语语系文学”只是概念性提法，缺乏代表作和文学史的书写。2018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王德威主编的《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这部由143位作家学者联袂撰写的文学史，是近年英语学界“重写中国文学史”风潮的又一次尝试，也是“华语语系文学”的一次文学史实践。来自世界各地的作者利用他们华裔与非华裔的跨族群身份，彰显众声喧“华”的特色。[258]他们把线性的历史大叙事，变成一个个特定时间节点辐射出来的文学小叙事。

王德威希望借该文学史编纂引入“华语语系”的概念，在比较视野下，扩大中国现代文学的范畴，增加其丰富性和“世界性”。他反对以“民族国家”作为文学史的建制单位，想要跳脱单一民族国家内部的视野来研究中国文学。他认为直到20世纪初，“中国”才与现代意义上的政治主权和国家概念挂钩。[259]王德威也认为1949年后，囿于各自意识形态和文化本质主义，“大陆文学”和“台湾文学”走出两条不同的路径。何谓“中国”？传统指向何方？王德威想要以一种超出国家限制和官方叙事的眼光去探寻此前从未发现过的中国，发现的方式有三种：一个是离散的中国作家，以异乡、异域、异国经验反观中国；二是考察台港澳地区、马华、新加坡等华人社群与中国大陆的交流互动，关照各自中华经验在文学中的表达；三是从古代到未来，穿梭中国经验的发展。正所谓“多重缘起”。[260]《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采用了横向、纵向两种方式论述“中国”一词应该包含如下含义：作为一个由生存经验构成的历史进程，一个文化和知识的传承，一个政治实体，以及一个“想象的共同体”。[261]

这并非王德威的独创，一是全球史论述兴起，后现代史学观对单一线性的民族国家历史叙述进行反思，关注不同国家、地区间的空间、关系重组，常采取一种解构视角。文学领域不断“去中心化”、“去等级化”、“去畛域化”，注重彼此间的流通、融合，以世界文学代替国别文学，特别关注离散族裔文学的跨国现象；[262]二是近年史学界流行“从周边看中国”的论述，“中国”“中华”这些习以为常的概念重新得到梳理。身处边缘的人，更会对民族国家历史提出新的思考线索，他们特殊的生存经验和对“中国”这个“想象共同体”独特的建构方式得到彰显。[263]

《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想要打破单一民族国家叙事线索，强调从清末到当代种种跨国族、文化、政治和语言的交流网络。通过打破文体，展现更复杂的生命经验。[264]为认识中国社会变迁提供一个文学的切入口。王德威的思路值得大陆文学史研究者的借鉴与反思，但写作者大部分为海外学者，他们由于和中国经验的隔膜，难以体贴、全面地理解中国想象与文化认同的建构方式。他们身处异乡，由外而内观察中国文学难免带有局限，篇幅限制在2000多个单词，强调文学性和情感性勾连的同时，不可避免地简化了历史的复杂性。以单个作家作为论述起点，强调个人的能动性，想要发现“个体与大时代对峙时的现代性经验”[265]，却不免对中国的群众文艺路线有所忽略，并未能全面回答“什么使得中国文学现代”的问题。并且“华语语系文学”内部也存在华人创作的非华语作品、外国人创作的华语作品，以及被冷战意识形态主导的华语文学创作等不同情况，需要更细致地辨析。

“华语语系文学”强调横向关联，既关联海外华语社群，也关联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社群，但要避免以压迫VS反抗的二元对立简化汉语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间的关系。

虽然身处中国，但由于语言问题，少数民族文学需要通过汉语翻译才能进入更大的关注视野，在翻译过程不免被改写或丧失掉一些东西。少数民族作家用汉语写作，由于被汉语思维影响，有不被本民族母语文学圈认可的风险。于是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一直处在一个两难的局面，是想要保持纯粹性，还是被更多的人看到？同时，少数民族历史的复杂，景观的丰富，使得海外学界长期关注于此，只不过他们在破解一元化的中国想象之外，建构了一个精神的、虚拟的少数民族乌托邦，如《消失的地平线》里的香格里拉，把想象出来的乌托邦强加给现实中国，掩盖了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历史、阶级、社会发展和宗教层面复杂的现实困境。[266]一些少数民族作家也会故意自我东方化，迎合西方的趣味。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完全可以成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一条独特路径。如汪荣的研究，中国的民族分布不是完全与现代国家地理界限一一对应，有很多跨境民族，他们具有共同的文化背景，这时文学就成为跨境民族交流的重要渠道。很多中国少数民族母语文学创作可以辐射到邻国，既彰显本民族特色，又展现人类关怀。少数民族在跨国跨文化交流中也会形成一种弱势的联结，以弱势民族的共同感作为情感结构，产生人类共同体的感觉。但他们所反抗的对象不是中国、中国性，而是西方所建立的普遍性和西方中心主义。[267]

汉族作家也一直在进行少数民族题材创作，共和国初期就有“边疆书写”、“西南边疆诗群”，作家以文学的形式参与着“边疆”和“国家”意识及其合法性的建构。[268]当代汉族作家迟子建、范稳、李娟致力于书写少数民族生活，他们的作品为当代文学带来了新的民族想象，凸显了中国内部景观的丰富性、差异性。作为汉族作家，他们既站在观察者的角度，力求客观地讲述少数民族的故事，也耐心、深入地研究，把自己融入他们之中，更加体认和了解不同族群生活，让不同民族文化相互交融。

少数民族文学可以展现中国内部的丰富性、多元性，呈现少数民族人群真实的情感记忆，起到在现实民族生活里的情感联结作用，构建对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认同。这需要更多研究者投入关注，充分重视少数民族自己的文学、口头叙事，把他们更好地纳入到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叙述中来。

目前“华语语系文学”研究集中在海外，已经取得不少成果，但仍存在诸多局限，如对美学价值的搁置、缺乏经典作品、对中国文学内部的丰富性不够了解等。“华语语系文学”研究还可以从四个面向进行拓展：

一、正确评价当下中国文学的创作

二、美学价值与经典化问题

三、媒介研究与文学生产

四、与中国大陆文学的比较、关系研究

在现有“华语语系文学”研究中，存在着忽视中国大陆文学并以意识形态来衡量中国文学创作的倾向，研究者将中国境内的文学创作与政治捆绑在一起，充满了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误读与不熟悉。他们认定中国的文学创作需要经过政治审查，所以把那些反抗意识形态，充满了对历史、地方经验别样书写，表现中国社会发展非理性，暴露现实阴暗面的作品树立为典范，认为其凸显了少数对于多数的反抗，也正符合“华语语系文学”对自己的定位。

但实际上中国文学内部有着丰富的层次，从横向看，地方性写作日趋丰富。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早就呈现了众声喧哗的局面，彰显中国经验的差异化，这种差异并非是地方对中心的抵抗，而是在被中心影响下，相互渗透的“全国地方性”，是多元性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不同侧面。[269]“华语语系文学”只寻求地方与中心相互对立的例子，认为地方是因无序、暴虐才呈现生机，把地方性写作视为“边缘的抵抗”是偏颇的。

从纵向看，代际差异呈现了不同的文学风貌。以年轻作家为例，郝景芳的《北京折叠》里呈现了阶级分化与割裂造成的贫富差距悬殊这一全球性的普遍问题，获得了第74届雨果奖。双雪涛、班宇、郑执等人直面东北在中国发展进程中的衰败，作品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鲜明的时代感。他们用自己敏锐的内心描绘败落如何渗透进日常生活，但又不是带着怨恨，而是充满幽默、反讽，这源于东北特殊的地域性格。[270]不同世代作家以不同角度表达中国复杂的现实经验，不能一概而论。

“华语语系文学”一直以另类自居，渲染抵抗精神，却忽视了对于文学经典性的追求，只强调存在价值，不强调审美价值，把“有”等同于“好”。如同德里克指出的，当“华语语系文学”从事的是对同质化的中国国族主义的质疑与解构时，也根本地动摇了文学的身份。当文学企图与殖民、移民、族群议题对话，并对特定时空下文学的生产、传播、接受具敏锐度，文学的美学价值已被搁置或解构，成为跨领域人文与社会学科的另类研究方法。[271]史书美等人对于中国文学史的编撰表示不满，但文学史写作是以文学性为主要衡量标准，经典作品才有资格进入文学史，像王德威把私人信件、歌词都纳入文学史的做法还有待商榷。“华语语系文学”为何缺乏经典？借用德勒兹、瓜达里在论述“少数文学”的观点，首先是可以代表“华语语系文学”的作品往往充满政治性、抵抗性，冲淡了文学性，沦为理论的附庸；二是“华语语系文学”强调集体性，它的成就不归于具体作家，而是作家们共同构成的一种集体行为，这就使得单个作家难以脱颖而出。[272]除此以外还有评价体系过于封闭，把本土性优先于文学性，以及由于渲染对抗关系，它无法再持续吸收中国大陆的文化资源。种种原因，使得“华语语系文学”无论是面对当地的主流文学，还是面对中国大陆文学，都作为“他者”出现，纠缠于语言问题，而非文学表现力。于是作品成为反映华裔社群身份认同和历史意识的社会文本，用何种语言书写变成具有象征意义的政治行为。[273]如何增强文学性、产生经典，呈现真实的情感记忆和深切的现实关怀，吸收不同的文化资源是“华语语系文学”需要努力的方向。

文学的经典化也取决于各种文学奖项的加冕，越来越多的辐射整个华语地区的文学奖项设立，如香港浸会大学的“红楼梦奖”，《南方都市报》的“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台湾的“联合报文学奖”、“时报文学奖”等。詹闵旭、徐国明认为，在文学奖上各地“华语语系文学”得以相遇，进行跨文化的接触，进行复杂的地方文化权力交会和地缘政治运作，在这之中产生了复杂的纠葛，每个文学奖项的争夺都是不同“华语语系”地区间认同政治的一次博弈。[274]但“华语语系文学”的典范应该由谁来认定？是西方世界、“华语语系”地区，还是中国的读者和批评家？各种华语文学奖在评委构成、评审标准上有着怎样不同的考量？如何在更大范围内为“华语语系文学”经典寻找一个坐标，是有待继续探讨的问题。

对于“华语语系文学”研究也需要思考媒介的问题。由于缺乏文学期刊，东南亚华文文学主要发表在报纸副刊上，散文、随笔、诗歌、微型小说等形式较为发达，内容过于浅显直白，如果想要发表长篇幅的作品就要转投其他华语地区的文学刊物。媒介的限制影响了文学形态，进而影响了“华语语系文学”的发展。曾经印刷媒介促进了“想象的共同体”的形成，香港的刊物可以联结东南亚和台湾地区的华人世界，传递中国内地的信息，但被美国利用开展反共宣传，使得中国内地被“妖魔化”且负面影响至今。当今网络时代交流更加便捷，虚拟世界打破了实体区域的分界，达到了真正的流动。北美华人文学就主要发表在网络论坛，台湾网络文学对中国大陆年轻一代影响深远，现在大陆的网络文学又在台湾风靡，网络媒介的文学生产打破了“华语语系文学”间的界限。目前“华语语系文学”论述还集中在纸质出版物上，对于蔚为大观的网络文学创作缺乏关注，事实上这已成为中文文学走向世界的一条新通道。

从读者接受的角度来看，“华语语系文学”的读者首先是全世界的中文使用者，他们都希望通过风格鲜明的文学作品来了解不同地区的发展，看到不同华人的生存经验和情感记忆。无论是中国作家还是“华语语系”作家，都希望自己的作品在更广范围内传播，寻求最大的共鸣。“华语语系文学”不应甘心成为小众文学、边缘文学，它完全可以辐射到更广泛的华语地区，尤其是中国。中国有出版机构专门从事台港澳地区及海外华文文学出版，使得袁哲生、张贵兴、黄锦树、李永平、黎紫书等华文作家被中国大陆读者所熟知。这一切得以实现的基础是大家使用着同一种语言。尽管因为社会发展、文化背景不同，表达方式有所区别，但华语可以达成有效沟通，让多地共构的“华语语系文学”成为可能，而不应该局限在特定范围传播，变成少数人群身份认同的“密码”。“华语语系文学”预设了两个反抗目标：一是中国大陆文学，二是“第一世界”英语文学。但事实上面对国际读者，“华语语系文学”和中国大陆文学都是作为“第三世界文化”语言的中文创作，尽管存在各自的地区和意识形态差异，但它们依然在世界文学谱系里被视为一个整体。[275]理应携手突破。

对中国大陆与不同国家、地区间华文文学互动关系的研究也有待于进一步展开。刘俊就发现新加坡众多华人作家都曾得到过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滋养和哺育，会自觉不自觉地流露、表达出自己的异时空回响和新加坡式敬意。[276]旅台马华诗人陈大为坦言，大陆当代小说对他创作上的滋养，超过了其他文类，他的故事技巧和核心精神，主要源自大陆当代小说。[277]王安忆将大陆和台湾的小说语言进行比较，总结各自特征，探索语言差异背后依托的文化背景之不同。[278]借由聂华苓在爱荷华大学主办的“中国周末”，两岸作家得以在美国相遇并加深了解。随着两岸文化交流日益密切，台湾文学的创作特点深深影响了大陆年轻一代作家，他们在缺乏生活经验、实感的基础上转而通过修辞、语法寻求突破，使得两岸文学呈现了相似的风貌。要想对“华语语系文学”与中国文学间的关系做出切实的、具有说服力的研究，需要研究者既熟悉中国现当代文学，也熟悉华文文学，打破学科分野。而比较的意义在于提供新的参照系统，反观各自的文学发展。

结语

“华语语系文学”作为海外学界的一个热点，并不局限在文学研究，而是和其他学科相互勾连，获取论述资源。史书美“华语语系”的论述起点就是借鉴“新清史”中偏颇的观点，把中国指认为“殖民帝国”，把中国的民族、文化政策，中国人的海外离散视作“殖民”，由此展开一系列二元对立的论述，为的是落实对于中国的批判，其背景是中国崛起的现实和西方冷战思维作祟，以及她自己所处的“边缘”不被看见的焦虑。她最终希望的是“用华语语系取代中国，以指涉语言与文化的异质实践”。[279]但她回避了全球化发展中复杂的阶级面向和经济压迫，使“华语语系”内部问题得不到讨论。我们应该对这个概念细致辨析，对其背后复杂的意识形态产生警惕。

但“华语语系文学”依然具有借鉴意义，它是一个跨学科、跨地域的综合性研究，打开了过去文学研究的封闭范式，从更立体的角度进行思考和观察。它站在海外边缘的位置反观中国文学发展，重构了有关中国的文学叙述，给予我们不一样的启发，为我们构建了一个理论框架。[280]它也使我们反思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诸多盲点，促使我们思考如何整合不同地区的汉语文学经验，关心中国文学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而非把中国文学视为封闭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