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李永博

近代日本与军事主义的暧昧关系从来都是学界研究探讨的核心议题。从九一八事变开始，日本仿佛走上了一条“民族切腹之路”，而这条路的终点导向了太平洋战争。

回顾太平洋战争前的这十年，我们不禁疑问丛生——近代日本的军政结构与对外战争的决策逻辑是什么？作为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胜利者，近代日本又会有哪些迷思？太平洋战争可以避免吗？

近日，在新京报文化客厅联合甲骨文举办的译想沙龙NO.1上，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副主任沙青青对这些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看法。二战期间，美国驻日大使约瑟夫·C·格鲁的个人视角对观察与复盘这一历史事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作为《使日十年》的译者，沙青青从一位关键人物入手，解释日本如何最终走向了太平洋战争。

沙青青，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副主任。长期关注中日近现代史，著有《暴走军国：近代日本的战争记忆》，译有《日本还是第一吗？》、《使日十年：1932~1942 年美国驻日大使约瑟夫·C.格鲁的日记及公私文件摘录》。

“二二六事件”：日本少壮派的军国主义野心

1932年，日本正式建立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并不惜退出国际联盟和《华盛顿条约》，企图主宰亚洲和西太平洋。就在这危急关头，大洋彼岸的美国，为了维护其远东权益和地区稳定，决定派遣资深外交官约瑟夫·格鲁出使日本。

时间回到1936年2月26日。当日上午，美国国务院收到驻日大使馆发来的一份电报，内容是说日本当地发生了军事政变，一些军人占领了政府机关和东京的部分都市，据说也暗杀了一些政治界要人，电报还提到，具体情况是否属实还在核查当中，但是希望通过电报来确认驻日使馆跟华盛顿之间的联络是否正常。

“二二六事件”当天格鲁发给美国国务院的电报。

电报的发报人正是约瑟夫·格鲁，当时的美国驻日大使。在这样一个节骨眼上，他发了一封电报给华盛顿，第一时间报告日本国内出了件大事。

“二二六事件”对熟悉日本近代史的人来说并不陌生。1936年2月26日，一群日本少壮派军官刺杀了非常多的日本政要，甚至企图刺杀当时的首相冈田启介。他们的目的，是希望推翻之前的政党内阁形式，为昭和维新建立一个纯军事化的政府。

格鲁正好目击了整个政变过程，他在自己的日记里把发电报的过程详细地记载下来。有趣的是，就是在“二二六事件”发生前一天，格鲁就和“二二六事件”当中的一些受害人在一起。2月25日晚上，美国大使馆邀请了很多日本权贵政要来大使馆参加晚宴，其中包括了前首相斋藤实以及天皇侍从长铃木贯太郎。

根据格鲁在日记中的描述，晚宴直到深夜才结束，过了11点格鲁才和这些客人告辞。而仅仅五六个小时以后，斋藤实就在“二二六事件”中被暗杀了，铃木贯太郎身负重伤。值得一提的是，铃木贯太郎后来成为了1945年二战的终战首相，可以说是大日本帝国的最后一个首相。

“二二六事件”的导火索，主要是由于皇道派和统制派的派系之争。当时日本陆军内部分成了皇道派和统制派的两个派系。双方的派系之争可以说是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明治维新的时代。

皇道派主张通过武力的方式，颠覆掉当时的政党内阁的政治框架，希望建立一个以天皇亲政为核心的军国主义政权。统制派则希望在日本现行的框架下，通过一种自上而下的方式，比较稳定地推进军部的独裁。两者在本质上都希望日本能够成为一个所谓的高度国防国家，只是在方式上存在差异。

1936年2月26日，日本《时事新报》的号外。

当时统治派的军事高层打算把被皇道派占据的部队调离东京，这批部队在得知这个调令的之后决定冒险发动政变，但整场政变实际上只持续了四天的时间，最后是以政变部队的投降而告终的。

按常理来说，军事政变失败之后，掌权者应该对军队内部进行整肃，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比较吊诡的是，日本军方在通过这次政变之后，反而形成了更强的一股力量，直接介入日本的政治决策。同时，军方也把政变当作了一种给政客施压的武器，如果不采纳政策，就有可能会导致政变，类似魔咒一而再、再而三发生。

格鲁本人在日记当中对此也有过观察，他在日记中曾经写过这样一句话，大意是说，日本的政治体制全部迁就军人，军人的行动会有天然的合法性。而军人的行动一旦在国外受到了抵制，全国的民众又会不分青红皂白地来支持知识军人，从而导致一个恶性循环。

比如说，“918事变”之后，日本在国际联盟受到了批判。日本国内非但不会去约束军人或者是批评军人的暴走，反而会转来支持军人，认为国际联盟或国际社会对918事变的批评、制裁，某种程度上不仅是对日本军方的侮辱，也是对日本国民和整个国家体制的侮辱。在格鲁看来，面对经济和政治的双重压力，面对国际上的多方困境，日本民族绝对有可能会做出剖腹自杀的行为，格鲁把它称之为一种“民族剖腹”。

《使日十年：1932~1942 年美国驻日大使约瑟夫·C·格鲁的日记及公私文件摘录》，约瑟夫·C.格鲁著，沙青青译，甲骨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3月。

军政结构如何影响日本对外战争的决策逻辑？

近代日本有一个独特的军政结构，这种结构直接导致了日本近代以来的一系列对外战争的决策逻辑。

自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实行了一套西方式的政治制度，但这套制度本身又跟英国的代议制精神体现相差甚远。一方面，日本在法律上没有保证国会的多数党天然地拥有组阁权。除此之外，日本的军事体制和他的政府体制是截然两分的。

根据明治时期制定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当中以法条的形式明确规定，军事统帅权直属天皇，其中的第11条规定，天皇统帅陆海军。同时，日本帝国宪法的第12条又规定，天皇决定陆海军编制、常备军数量。换言之，天皇不仅拥有战时的指挥权，他也拥有平时对军队的统帅权。根据这两条宪法的条款，日本的军事大权直属天皇，而且独立于内阁政府之外。

日本帝国宪法的影印件。

当时的日本为什么要设计这样一种制度呢？明治维新以后，一批政府元老非常担心出现一种状况：万一议会选举上台的政党反对天皇，或是反对现行政治制度怎么办？为了预防这种情况发生，他们觉得有必要把军队的权力归属跟政府的架构进行分割。这样一来，哪怕出现了一些反对现有体制的政党夺权或通过议会竞选上台，也能够让当权派通过军队继续影响国家的发展。

日本海军有一个组成部分，就是耳熟能详的“联合舰队”。联合舰队其实就相当于一个机动兵力，他们执行的政策听命于军令部发布的军令。然而，由于军令部是直属于天皇的，因此联合舰队一切的军事指挥行动，原则上不必告诉总理。

日本在战争时期还有一个奇怪的机构叫“大本营”。何为大本营？大本营是日本战争时期最高的军事决策机关，直接向天皇负责，成员包括了陆军的参谋本部，海军军令部，海军联合舰队以及陆军的各相关野战部队。非常讽刺的是，大本营的成员中并不包括总理，换句话说，日本首相是没有任何的战时军事指挥权。

这种独特的架构自甲午战争以来就一直持续，直到日俄战争以及侵华战争。真正的改变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东条英机的上台。因为东条英机他自己既是总理、陆军大臣，又是参谋总长，等于身兼数职，他是通过这种方式把政府体制跟军队体制整合在一起，实际上也只有东条这么一个特例。

近代日本的军政结构图。（来源于NHK纪录片）

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胜利者的迷思

日本军方和右翼分子为什么急于达成一个所谓的“高度国防国家”？他们为什么把军队的位置看得这么重要？我们能从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之中寻找到一些背后的缘由。

日本经过甲午这一战，从清政府手中获得了2.3亿两库平银的赔款，折合当时的日元大概是三亿五千万日元。根据事后统计，超过将近85%的赔款都直接用于了军事相关的用途。通过甲午战争，日本的海军和陆军力量都获得了极大的增强。

尽管甲午战争的失利让中国人刻骨铭心，但日本在这场战争中付出的代机是很小的。据统计，当时日本陆军在整场甲午战争中阵亡的人数大概是13000人，而其中有将近一万人死于台湾。实际上，战争的惨烈程度远低于日本国内之前的西南战争。用如此小的代价换来如此大的战果，这让日本人感到非常惊喜。

十年之后的日俄战争，让日本人从一场非常轻松的胜利走向了一个骇人听闻的人间惨剧。举例来说，日俄战争的第一场大规模战役—南山战役持续了一天，当时日军这一天的弹药消耗量就几乎是整个甲午战争的1.6倍之多，伤亡人数也大大超乎了当时日本人的想象。

回顾整场日俄战争，战争期间日本动员的兵力超过100万人，而当时日本全国人口也就不到5000万人，军费开支更是骇人，超过了17亿日元，相当于日本当时六到八年的财政支出。

旅顺日俄战争炮台。

日俄战争让日本人突然意识到，作为一个资源贫瘠的小国，日本很可能无法承受近代化工业化战争的消耗。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人更加感到他自己的国力可能很难支撑一场世界大战级别的总体战。这种深深的危机感，催促着日本将国家改造成一种彻底的战争机器。

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很多日本军人都有丰富的日俄战争和一战经验。当时日本方面很多的一些决策者或者是战略家，比如永田铁山，石原莞尔

（九一八事变的始作俑者之一）

都担心日本的体制无法适应这种总体战。当时，他们的夙愿就是要让日本成为一个所谓的高度国防国家，这直接导致了我们后来所看到的日本的军国主义化。

格鲁与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等人的合影。

太平洋战争可以避免吗？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前一年，日美之间进行了马拉松式的谈判。直到1941年9月日美关系彻底破裂的前夕，美国驻日大使格鲁甚至还与当时的日本首相近卫文麿有过一次长达三小时的密谈。

谈判与谈和似乎一度成为舆论的导向。1941年的九月、十月之间，日本政坛最大的传闻是说，首相近卫文麿打算访问美国，直接跟罗斯福面谈。然而，仅仅一个月以后，近卫文麿倒台了，东条英机成了新的首相，谈和的可能也彻底破灭了。

格鲁在日记中记录了一个有趣的细节。在1941年的7月27日那天，格鲁写道，“谣言四起，有人说日本正在计划，一旦与美国决裂，便会出动全部力量大举偷袭珍珠港，然后当时我就把这个事情向我们政府报告了”。偷袭珍珠港实际上是发生在1941年的12月份。换而言之，偷袭珍珠港并不是一个天方夜谭，这样的传闻实际上已经在日本流传很久了。

格鲁（左二）与贝比鲁斯（右一）、正玉松太郎等人的合影。

上面这张照片中，左二就是格鲁，他的右手边是正玉松太郎，是读卖新闻的创始人

（读卖新闻是日本现在发行量最大的报纸）

。比较有意思的是最右面这一位很高大的，身材有点发福的人。他是美国棒球历史上最著名的球星贝比鲁斯，他也是1934年美国访日明星队的成员之一。

就在战争前夕，美国棒球队还去访问日本，有这种错觉的并不是少数。当时的《芝加哥每日论坛报》上曾经有过这样一句话，“当外交官和海军将领，在石油海军目的上争论不休之时，日本民众似乎找到了他们与美国人的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棒球和贝比鲁斯，日本人对棒球的热情，让所有的美国人大吃一惊，当美国人到达那一天，有关战争的话题，在他们进入日本帝国24小时后都消失无踪了。”

实际上，在日美正式破裂之前，类似的假象发生过很多次。在1936年日本侵华前夕，著名的美国盲人作家海伦·凯勒也访问过日本，当时在日本也形成了很大的风潮，上至首相下至平民百姓都趋之若鹜。当时的人很难想象，这个国家在仅仅四五年之后就会跟美国发生一场全面战争。

总体而言，日本走向太平洋战争的过程，可以分成两条逻辑。第一条是事实逻辑，经历甲午战争轻松的胜利，又经历了日俄战争惨烈的胜利之后，日本人意识到了工业化战争的可怕，为了迎接或者打赢未来战争，资源贫乏的日本就必然要成为一个资源自给自足的高度国防国家，来迎接一场可能到来的全面战争。在这个逻辑的支配之下，日本的军国主义和对外扩张是一个必然的历史趋势。

与之并行的是政治制度的逻辑。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建立了以天皇专政为基础的宪政体系，同时为了保障天皇的统御权，又让军事和政治制度彻底分开，军队不必向政府负责。明治天皇以后的天皇，对政治事务都采取不积极干预的方式。这就导致了政治和军事系统完全不协调的状态。在事实逻辑支配之下，军部的扩张、军部的暴走和对外扩张成为了一个难以避免的历史抉择。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格鲁作为一名资深外交官，正好目睹了日本这十年中的巨变，在拨开了一系列所谓的日美和解，或者是日美和缓的假象之后，他必须面对直视日美冲突难以避免的必然性，这也是格鲁日记当中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一方面，他觉得自己作为外交官，最理想的方式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另一方面，他也意识到日本国内的趋势必然会导致日美矛盾不可调解的结果。

整理｜李永博

编辑｜罗东

校对｜李世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