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告以四本新闻研究SSCI期刊2022年发表的研究型论文为索引，分析本年度西方新闻学研究的关注热点和研究旨趣。报告在综合关键词主题聚类结果和期刊专题的基础上，提炼出十个关键研究主题，即新闻与政治、新闻与新冠疫情、新闻与用户/受众、新闻生产、新闻专业主义、虚假新闻与事实核查、新闻与身份政治、新闻与社交媒体、新闻与环境/气候问题，以及另类新闻媒体，并对以上主题研究进行系统性的综述。报告发现，在对经典与前沿主题探讨不衰的同时，实践动态与学界意志是推动热门主题研究发展的主要力量。此外，理论与方法应用上的进益仍是当下新闻研究的主要课题。

引言

随着西方数字新闻实践的发展，新闻学研究成为一个初具凝聚力，也不断面临挑战的传播研究子领域。虽然对现代新闻业的学术关切可追溯至上世纪初的美、英、德等地的社会科学界，但是以新闻业为“终极关切”的“新闻研究”却一直面临着划定学术边界的难题，处在学界和业界、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场域之间反复拉扯的紧张关系之中，新闻研究的发展充满了冲突和不平衡（泽利泽，2004/2022：22）。最近二十多年来，西方新闻学才逐渐迈向一个具有研究共同体意识的领域，新闻学学术期刊的创刊、学术部门的创建和相当一部分学者共享的共同体意识，正在建构和展示“新闻学”作为一个单独领域的关切视域。

然而，新闻学研究内部面临的最大挑战仍是形成一套基本的认识论共识、整合的理论体系，从而将新闻业的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相连接的问题（Erjavec & Zajec， 2011）。Carlson等人（2018）曾提出新闻研究的六项核心关切或研究承诺（commitments），分别是语境敏感性、整体的关系性、比较研究倾向性、对规范性的意识、置入性的传播权力以及方法论上的多元性。若从这六项基本“承诺”出发，可将其视作新闻研究的“最大公约数”，进而勾勒近十几年来的新闻研究版图，探知新闻研究领域的核心认识论关切，即将新闻业视作社会公共事务信息的主要来源、生产、流通机制，并与其他媒体和传播形式有所区分（Carlson et al.， 2018）。

在此共识的基础上，近年来西方新闻研究呈现出关切多元、理论方法多样的特点。接续上年的研究报告，本文仍然选择以“新闻业/学”（journalism）为主题的四种英文学术期刊2022年刊发的全部论文，以此为基础讨论2022年度西方新闻学研究的主流话题和前沿关切。这四种期刊分别为《数字新闻学》、《新闻学研究》、《新闻学》和《新闻实践》，据2022年10月更新的SSCI期刊影响因子排名，它们分别位于传播学研究分区共96本杂志中的第4位（Q1）、第28位（Q2）、第36位（Q2）和第55位（Q3）。本研究从SAGE Publications和Taylor & Francis数据库中分别收集了四种刊物于2022年刊发的全部论文，排除书评、编辑语等非研究型论文，《数字新闻学》共有10期88篇论文，《新闻学研究》共有16期103篇论文，《新闻学》共有12期140篇论文，《新闻实践》共有10期127篇论文，总计458篇论文被纳入本报告统计研读。

Steensen等人（2019）将学术文本作为描摹一个学科领域研究旨趣、研究方法和引证关系等特点的入口，由此发展出一套较为完善的通过统计分析学术文本的关键词、摘要、参考文献等特征性数据分析研究样貌的方法。受此启发，本报告采取类似方法对全部论文的关键词抓取后，进行了编码、主题聚类和频数排序。在此基础上，本报告还注意到四本期刊均设有数量不等的研究专刊，如“新冠疫情”、“虚假信息”、“全球南方”等。作为学术期刊编辑部的专题策划，专刊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反映该领域学者一段时间以来所关注的重点话题，成为新闻研究领域学术知识生产多样化的重要方式（Ekdale et al.， 2022）。因此，专刊也成为确定关键研究主题的一个重要参考因素。对此，本文先将所有论文汇总，统一根据关键词编码；然后结合专刊情况，经过研读讨论论文后，对部分专题进行了拆解分散，最终确定了2022年新闻学研究的十个关键研究主题。根据不同主题在本年度期刊论文中被研究和讨论的频数排序，这十个主题分别是：新闻与政治、新闻与新冠疫情、新闻与用户/受众、新闻生产、新闻专业主义、虚假新闻与事实核查、新闻与身份政治、新闻与社交媒体、新闻与环境/气候问题，以及另类新闻媒体。下文将从本年度的十个热门研究主题入手，并以之为“经”，以不同的研究视角和方法为“纬”，讨论西方新闻学界是如何运用学术方法关切当下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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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与政治

新闻与政治的互动是新闻学界长久以来高度关注的议题，随着算法、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对新闻业的变革正产生越来越多的影响，在新闻与政治的互动关系中，技术也日益成为关键因素。Lin和Lewis（2022）面对这股技术浪潮，提出一个常被忽视的规范性问题：人工智能到底应该做些什么来帮助新闻业实现更广泛的民主目标？他们认为，人工智能应该在新闻生产和分发的各个阶段起作用，尤其是在公共事务新闻的准确性、可触达性、多样性、相关性和及时性方面。而算法新闻推荐则提供了一种有助于塑造公众话语的技术架构，多样化的新闻推荐对民主社会具有去极化的功能（Heitz et al.， 2022），媒体可以通过使用对价值敏感的算法设计达成多样化推荐，促进为公众服务的新闻报道的传播（Møller， 2022）。民主理论是算法推荐与新闻多样性的思想基础，Sax（2022）认为，目前主流的、以解决政治分歧为核心的自由协商民主理论并不如强调冲突不可避免和使冲突产生成效的激进主义民主理论适用，呼吁将激进主义引入算法新闻推荐的语境中。技术腾飞的羽翼下亦有阴影，互联网使模因（memes）得以大量衍生传播，其中不乏表面幽默讽刺，实则导向仇恨、破坏民主的内容，数字新闻业必须警惕“模因武器化”，避免成为使偏见和歧视娱乐化的同谋（Peters & Allan， 2022）。

近年来，部分西方国家的右翼势力抬头。在报道右翼政客丑闻时，一些西方媒体会通过操作话语框架来建构对错界限，将新闻报道中的反民主或种族主义言论正常化、主流化，这是损害民主、不负责任的做法（Ekström， Patrona & Thornborrow， 2022）。学者们认为，记者要意识到极右翼者伪装自己、使自己在公共领域合法化、正常化的“双重言论”倾向，并对此做出批判；要灵活处理角色转换，不能仅仅做客观冷静的观察者，必要时要坚定地站出来为极右暴力的受害者辩护；在报道冲突事件时，应尽量避免将其视为孤立、离散事件，而应将其作为一种社会病症进行主题报道；此外，记者应尽力采访在场的各类人士，呈现多方观点，鼓励公众进行政治参与，将当下的冲突事件放到更广泛的社会、国家和历史背景中去（Padovani， 2022；Perreault， Johnson & Klein， 2022）。越来越多的左倾人士期望记者在极右翼主义问题上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希望看到更多有争议的报道，以打击极右翼主义（Baugut & Scherr， 2022）。

2022年，研究者们除了从不同视角分析西方新闻业与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还将目光放诸非西方社会的新闻业，尤其是“全球南方”这一政治概念所辖的国家和地区。Al-Rawi和Iskandar（2022）对10个阿拉伯国家的官方新闻机构的数字平台进行分析后提出“话语传播者”这一理论概念，意在说明威权国家的国营新闻机构的信息影响力遍及整个媒体生态系统，作为官方新闻来源奠定政治敏感问题的报道基调。与之相似的是土耳其的国际广播频道TRT World，由于嵌入媒体生态的审查制度和政府干预，它已经从公共外交工具转变为信誉不再的政党喉舌（Elswah & Howard， 2022）。而巴基斯坦的新闻业则在政策不明确和军方不参与的情况下表现出一定的独立性（Hussain， 2022）。既有观点普遍认为言论自由与非洲的文化结构格格不入，但非洲的非殖民化新闻业通过表达争议性观点、揭示关于公共利益的真相，推进了言论自由，从而挑战了固有认知（Chasi & Rodny-Gumede， 2022）。津巴布韦政变后，政治环境迫使记者更多采用数字新闻形式，他们将强有力的调查性新闻发布在正逐渐取代主流平台的小型数字新闻平台上，以避免被国家“吞噬”，进而对抗权力（Munoriyarwa & Chibuwe， 2022）。然而数字新闻业的发展给埃及的记者工会组织“记者辛迪加”造成危机，被排除在合法体系之外的数字记者和传统记者之间存在着认知、利益等方面的分歧，这种内部分歧因缺乏激进的批判，并没有推动埃及新闻界的边界扩张，反而成为一股阻碍变革、维持不平等的力量（Badr， 2022）。Ragragio（2022）通过阅读菲律宾新闻媒体发表的与科学相关的数字报道，发现不同类型的媒体采用的话语叙事不同、对民粹主义的影响也不同，例如，“政府科学”将包括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反科学情绪在内的官方叙述纳入主流，而“另类科学”则传递出非官方声音，挑战了政府关于科学的议程设置。

随着非殖民化运动的蓬勃发展，亚非拉多国走向独立，但在全球化传播过程中，由于西方国家的卫星和有线电视网络在世界各地扩张，进入新世纪进一步建立起数字帝国，全球新闻媒体中出现了一种新兴殖民主义（Thussu， 2022）。正如Kotišová和Deuze（2022）所建议的，后殖民时代的学术研究不应太过强调西方和非西方之间的划分，这并不是要忽视研究对象的国籍或种族，而是以一种更具活力、更多样、更少霸权、更少二元性和西方中心主义的知识生产架构来进行身份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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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与新冠疫情

新冠疫情之于新闻业不仅是一个“有待报道”的社会危机事件，还是一个可能改变新闻业作为社会信息服务系统之角色与功能的关键时刻。因此，疫情新闻既具有此前危机新闻的特点，也有新的变化。这些“变与不变”成为西方学者关注疫情新闻实践的起点，并将疫情中的新闻生产常规、策略变化作为首要研究关切。

Kim（2022）讨论了在作为突发新闻现场的新冠疫情中，记者是如何平衡本土受众兴趣和全球事态发展、提供持续新闻价值的，并对英国、美国、韩国的疫情新闻生产做了横向的比较。她指出，在以上国家的疫情报道实践中，记者虽然内化了全球观念，但仍强调疫情是来自全球南方的危机，不断完成着一种对“去领地化”的“再领地化”，并试图跳脱突发新闻的叙事框架。还有学者使用民族志的方法细致描画疫情对新闻生产常规的改变，以印度尼西亚的广播电视新闻生产为例，探讨疫情之下新闻制作条件、实践地点变化以及对专业权威的影响。研究发现，疫情冲击下，广播电视记者将“新闻室内的新闻制作”视作不可让步的专业性实践，对信源地理上的可接触性成为塑造媒体与信源关系的重点；此外，对于当地新闻记者来说，身入现场比预录报道或深度分析更重要。这一研究从第三世界国家的新闻室现场切入，展现了与发达国家不同的疫情新闻生产常规（Saptorini， Zhao & Jackson， 2022）。随着新冠疫情进入常态化的波动期，其影响还波及到细分条线的新闻常规，如受制于接触限制和赛事停摆，体育新闻濒临“无米之炊”局面，进而加剧了本身存在于体育新闻中远离直接信源、依赖官方信源、偏向数据和分析驱动报道的实践趋势（Velloso， 2022）。可以说，在长期疫情条件下，新闻业的关切已经从聚焦突发现场逐渐转向常规报道，且呈现出丰富的地区差异。

在新闻生产实践受疫情影响、重塑的基础上，研究者还关注到疫情中新闻工作者的劳动状态。在疫情初期的封控冲击下，记者们首先面临的是高度的工作不稳定性和收入骤减，进而是复杂的情感劳动和职业认同挑战（Libert， Le Cam & Domingo， 2022）。关注记者职业压力的研究发现，记者们在疫情期间面临更密集的社会信息需求、高强度的疫情新闻接触，以及居家工作条件之下的压抑情绪（Šimunjak， 2022；Tandoc Jr， Cheng & Chew， 2022）。疫情中记者的情感劳动不仅包括处理因工作产生的负面情绪，还有更多来自要对公共情感敏锐感知、专业处理的挑战。有学者将大流行视作一种“发生在家门口的创伤报道”实践（Jukesa， Fowler-Watta & Rees， 2022）。在危机报道中，记者无时无刻不面临着道德挑战，即如何在创伤和疗愈中取舍、如何共情且冷静地传递情绪等，而大流行作为席卷所有人的“家门口”的危机，记者不再是灾难现场的“局外人”，记者也生活在这场灾难中，进而改变了传统创伤报道中的记者—信源关系。

除了从新闻生产角度探讨疫情与新闻业，用户在疫情期间新闻的接受习惯和态度也成为研究者透视疫情影响新闻流通结构的一面透镜。Broersma和Swart（2022）关注疫情期间用户新闻使用习惯的形成和调整，归纳了五类新闻使用习惯类型，分别是新闻回避者、从关注转为回避者、稳定阅读者、频繁阅读者和新闻沉迷者，展现了疫情影响下的复杂新闻消费习惯。人们在疫情期间对新闻的使用态度，反映了社会对新闻角色和功能的期待。有研究者对比了传统新闻渠道中的信源使用情况和受众反馈的信任偏好，发现在英国的疫情新闻中，尽管官方信源仍然占据主流，但受众更倾向于信任科学声音，更青睐独立科学家作为信源出现（Cushion， Kyriakidou & Soo， 2022）。这证明了新闻受众仍然期待新闻能够批评、监督政府的危机决策，特别是在涉及科学问题的疫情状态下。更多研究还关注到数字媒体条件下，新闻用户对疫情新闻的使用习惯（Zhang & Zhu， 2022）和批评行为（Gutsche， Forde， Pinto & Zhu， 2022）。前者以社交媒体上信息传播的可见性为研究关切，发现在社交平台上含有突出情感性或理性要素的传播内容更受青睐，而媒体品牌性因素的影响并不突出；后者则通过分析社交媒体上用户对晨间新闻栏目的批评，发现大流行期间用户对“好新闻”的想象仍在很大程度上贴合硬新闻的传统标准。

从受众对疫情新闻的接受习惯和态度来看，在危机中人们仍然保有对“好新闻”的期待，这也可以理解为对新闻专业规范和边界的审视和介入。由此，新冠疫情对于新闻业自身来说也成为一个展演专业主义和元新闻话语的重要场合。新闻专业主义的实践选择（Saptorini et al.， 2022）和关于危机中的职业认同表述（Libert et al.， 2022）都展现了对元新闻话语的表达。而以英国、美国和奥地利的新闻行业期刊与媒体社论为经验材料的研究则更集中地考察了危机中元新闻话语的表达策略，以及其如何成为新闻专业场域的“稳定器”（Perreault， Perreault & Maares， 2022；Finneman & Thomas， 2022）。

因此，除了探讨疫情如何改变了新闻业的既有常规、建构危机报道范式，研究者更关注长期疫情条件下，新闻业是如何调整、合理化专业主义理念、稳定职业场域的。然而，既有研究从个案和经验上扎根的较多，从社会理论高度关注疫情作为一个现代风险事件的系统性论述较少。新冠疫情带来的特殊性在于，它既从微观结构上改变了社会行动者的行为常规和互动方式，又从宏观结构上作用于社会场域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与病毒共存的漫长未来，新冠疫情还将不断对新闻场域产生持续的影响，留待今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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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与用户/受众

在新闻学对新冠疫情的研究中，受众的新闻消费是一个重要面向，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最近几年数字新闻学受众转向的体现。与经典新闻学对受众的忽视不同，数字新闻研究者开始更加系统地对用户进行探讨，不仅对用户的新闻使用有大量系统的研究，还特别关注到用户的新闻参与、用户的新闻评论等。

研究者首先希望更多了解研究用户的新闻使用行为和习惯。Peters等（2022）重点关注18—24岁丹麦青年的新闻使用偏好和经历，探索出年轻人新闻使用的五种类别。研究者也关注到超本地化信息环境下受众的信息使用情况（Örnebring & Hellekant Rowe， 2022）与全球南方如肯尼亚的日常新闻使用和错误信息处理情况（Tully， 2022）。Van der Meer和Hameleers（2022）认为受众新闻选择中存在否定性和确认性偏差，会导致过度负面和扭曲的世界观。在此基础上，研究证明媒介素养干预可以作为一种工具来对抗在线新闻选择中的负面偏见。除了媒介素养，研究者还从情感等角度试图改善受众的错误新闻使用情况，总结了应对情感规则与情感体验之间错位的四种策略：中止、继续使用违反情感规则的媒体、区隔化和合理化（Lehaff， 2022）。

值得注意的是，受众的新闻使用正在走向两种不同的方向。第一种是关注新闻乃至积极地参与新闻生产。虽然新闻编辑室中的制度僵化导致人们不愿意让新闻生产更加协作（Schmidt， Nelson & Lawrence， 2022），但是公众参与新闻仍然是当今新闻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Chung和Jeong（2022）强调公民视觉贡献者对新闻的贡献，Ristovska（2022）则提倡通过使用现场目击者图像来提高当地声音的可见度，Chung和Nah（2022）讨论了美国社区报纸如何整合社区成员的新闻参与活动。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媒体与公众之间的界限被打破，公民的新闻参与和协作不断改写着新闻业实践和传统价值观念。研究者们倡议媒体应继续重视公民的贡献，同时有必要向公民明确表明他们的贡献价值，从而保护他们的言论自由和获得真实信息的权利（Sixto-García et al.， 2022）。但受制于专业新闻生产的封闭性，用户依然主要是通过评论来对新闻生产施加影响。由于用户评论对个人和社会意见形成具有潜在影响，用户的新闻评论质量一直是人们广泛关注的话题，用户讨论的质量既与用户的论证有关，也与新闻机构的决策有关（Marzinkowski & Engelmann， 2022）。Miro （2022）考察了《纽约时报》评论版面中记者把关和受众参与的情况，认为读者喜欢对抗性的、直接的、一致的评论，记者更喜欢和解的、清晰的、多样化的评论。Baek等（2022）则关注恶意评论，研究发现韩国恶意评论者的人口学特征倾向于男性和年长者。

第二个受到学者关注的方向是在信息爆炸、快速变化的媒体环境中，受众的新闻回避、新闻疲劳等现象。Ohme等人（2022）澄清了低新闻使用、一般新闻回避和新闻主题回避三者概念上的差异，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例如新闻策展、新闻快餐和验证性参与等新闻使用行为会成为用户潜在的反新闻规避策略。新闻回避不仅由个体特征所塑造，而且会作为特定时间框架和社会文化因素的一部分表现出来（Villi et al.， 2022）。Villi等人（2022）在不同的国家背景下，全面细致地了解新闻回避的驱动因素、实践和模式。研究区分了有意新闻回避的两个驱动因素：认知驱动和情感驱动，在此基础上，认为认知驱动因素受到不同国家层次的背景因素的影响，而新闻回避的情感驱动因素则在不同的国家背景下共享。除了新闻回避，持续性的新闻议题同时会造成受众产生新闻疲劳，Gurr（2022）以英国脱欧问题为重点，认为用户的新闻疲劳与他们对新闻媒体的评价互为因果关系。

尽管新闻学研究对受众的关注日益增加，但是，新闻学研究仍然是一门以生产为中心的学科，受众研究往往会自动地从与新闻产业相关并对其有益的问题出发（Swart et al.， 2022）。对此，Swart等（2022）认为新闻界应该主张一种更为激进的受众转向，将新闻学研究推向超越规范和行业关切的领域，从受众本身出发。在此基础上，他们为推进新闻业的受众转向制定了四个建设性的出发点：通过关注非新闻和采用非媒体中心的方法进一步去中心化；扩大受众的范围，把被认为在商业上没有吸引力的受众包括在内；将焦点从什么是新闻使用转移到什么是信息经验；将受众定位为能动者。然而，这种激进的受众转向也为新闻学研究带来了根本性的困境，使人们对该领域的研究对象、所考虑的新闻使用空间和语境，以及作为领域的新闻学研究的目标产生了疑问。研究者需要进一步思考如何从受众的角度来概念化新闻和信息需求，以及如何理论化这对新闻在社会和日常生活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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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生产

作为新闻学研究的重要领域，新闻生产关注的是媒体日常实践中如何生产或制造新闻产品，探讨的是具体的、现实的实践活动。从具体实践来看，技术变迁已然是当下新闻生产研究固有的底色，影响到新闻生产的方方面面，体现在技术创新、新闻从业者工作状态、新闻专业主义话语实践与元新闻话语等各个维度。

在如何利用技术呈现新闻故事方面，新形式诸如图像、视频、大数据等依旧是学界研究的重点。Ristovska（2022）研究了作为西方新闻媒体报道全球战争和冲突重要内容和抓手的目击者视频和图像，以《纽约时报》视觉调查部为案例，指出媒体机构的既有逻辑、社交媒体的盈利考量以及地缘政治的力量持续塑造声音的表达。此外，学者还研究了海地地震报道中的漫画新闻（Macdonald， 2022）、以色列媒体对互动可视化技术的运用（Klein-Avraham & Reich， 2022）。数字技术为全球的调查记者访问公共数据提供便利，但记者们面临掌握和运用新技术的挑战和压力，尤其缺乏在数字领域保护自己和线人的必要技能，也因此，跨专业团队合作成为解决方案之一，传统的新闻调查手段也依旧扮演重要角色（Kunert et al.， 2022）。

随着越来越多的新闻机构开展数据新闻实践，关于数据新闻的形式和功能的讨论多以西方为中心，而Wu（2022）重点关注处于严格监管环境中的新加坡新闻编辑室。研究显示，媒体更倾向于将受众视作新闻消费者而非公众，并积极改善受众体验，同时，也存在将政治相关的数据新闻排除在报道边界之外的趋势。新闻工作者中较低的数据素养也可能阻碍数据可视化的复杂性和多样性。Arrese（2022）通过分析经济新闻，对数据新闻生产提出了四项建议：保持数据的丰富性、新闻价值和解释数据的分析工具之间的平衡，可视化的目的应该是简化和阐明复杂的问题以及数据之间的关系，数据新闻需要将所调查项目与日常报道和谐地结合起来，数据新闻应该避免技术决定论。

2022年西方学界持续关注新闻叙事。Duncan和Luce（2022）区分了5种有关自杀事件的叙事类型，并提出可适用于全球的“负责任的自杀报道模式”，指导记者如何更有效地处理诸如污名化、模仿效应等报道风险。在新闻实践中，死亡图像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出现在日常新闻中一直是争论的焦点。Mäenpää（2022）指出其所研究的三个媒体组织在理念层面都有某些相似的新闻伦理观念，但在实践和惯例层面，实际先决条件、新闻业的自律、商业逻辑和国家法规的混合作用导致了图像选择的差异。在对著名球星科比·布莱恩（Kobe Bryant）去世的报道中，公众的批评和对好新闻的期望为重建公众对新闻业的信任提供路径，而记者通过对“公正与平衡”等专业价值观的强调以及对更透明的社交媒体指南的呼吁，在实质上开展了边界工作与范式修补（Velloso et al.， 2022）。

新技术的出现冲击了新闻实践。Jerónimo（2022）等人发现，数字技术已完全融入地方记者的日常工作，主要用于新闻收集和联系消息来源，但地方记者与公众的交流出于制作新闻的需求，而非寻求永久性对话。Nettlefold和Pecl（2022）研究了澳大利亚公共广播公司（ABC）与塔斯马尼亚州的科学组织合作开展的新闻实验项目Curious Climate。研究指出，媒体通过将关注点从科学家和记者想要谈论的内容转移到观众需要并且想要了解的内容，能够有效提高公众参与度和新闻的可信度。在此背景下，专业主义理念的一些核心价值需要被重新审视。Meng和Zhang（2022）以财新网为案例，考察了中国语境下以市场为导向的传统媒体在面对专业主义危机时，如何通过现场报道、职业反身性和调查报道的取向重新表达新闻理想。媒体在面临自身的重大专业错误时，不仅会发布“重大过失”声明，还会使用话语技巧来维护其职业身份（Salkin & Grieves， 2022）。

新闻业面临着一系列挑战，例如后真相环境中认识论权威的衰退、新技术冲击新闻生产传统模式。然而，也许最严峻的挑战在于它的制度性（institutionality），即新闻业基于其社会价值所获得的合法性与稳定性，因而新闻媒体应当被重新概念化。学者提出，媒介制度是由规则、活动、角色、技术、规范和集体意义框架的相互关联的网络构成的复杂社会结构（Reese， 2022）。随着更多具有不同结构的组织进入生态系统，新闻业的更多亚文化开始出现，Ferrucci和Kuhn（2022）在既有的五层影响层次模型基础上，提出媒体组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能力通过影响新闻实践来塑造新闻内容。

新闻学界对于新闻生产的探讨涵盖具体实践层面与理论层面。大多数研究扎根于地方经验，地域包括英国、美国、新加坡、中国、海地、以色列等地；从理论层面来看，研究多注重与既有研究的理论对话与理论创新。当下新闻业正处于剧烈变迁、不断演进的发展阶段，新闻生产实践与理论的未来将何去何从仍有待更多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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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专业主义

对新闻职业群体相关问题的考察一直是新闻学研究的经典主题，通常从专业主义、职业角色、职业规范等角度出发，探究它们在不同政治、社会和技术条件下的变化，这些变化则折射出新闻业整体情境的变迁。

由于新闻业处于持续的衰退中，记者群体在新闻危机冲击下对新闻这份职业及角色的看法受到普遍关注。例如，Nölleke等（2022）关注新闻危机影响下年轻记者的职业期待和现实实践中得到满足或失望的程度。由于受到新闻危机的影响，年轻记者普遍出现较低的工作承诺。研究者运用布尔迪厄的幻象（illusio）概念来阐述记者对新闻领域的期望和经验的理解，并发现自主性是新闻领域幻象的一个关键方面，既是新闻工作的理想，也是成为一名记者的优先理由。虽然受访者对日常工作中缺乏自主决策感到失望，但他们仍然坚持作为自主信息提供者的理想，因此仍继续从事这一职业。与之相仿，Finnema等人（2022）探讨“Z时代”的大学生如何看待他们作为记者的角色，研究认为“Z时代”的大学生更加强调与认同新闻服务和利他的新闻角色，而不是专业记者们所经常强调的新闻作为监督机构的作用或者规范化的职业概念。Powers（2022）考察了2015年至2021年美国西雅图记者的职业路径，认为白人男性更有可能保住工作；女性、有色人种、专业经验有限的人和只为在线新闻媒体工作的人退出的间隔相对较高；那些拥有名牌大学或研究生课程学位的人要么倾向于专业发展，要么离开新闻行业。Norbäck（2022）则聚焦于自由记者，考察它们如何生成和评价其自由职业工作以维持职业生涯。

上述研究多以西方发达国家为背景，在很多非西方国家，社会政治局势的动荡不安影响并更新着记者们的职业信念与认同。Ranji（2022）聚焦伊朗新闻记者的职业信念与认同问题，研究发现伊朗记者的规范性角色观念可以被具体化为对抗性的倡导者、侦察性的监督者、变革的推动者、教育者和告密者。尽管其实际职业表现和理想之间存在很大差距，但他们却相信自己偶尔会成功地扮演职业角色。在场域理论的视域下，记者的规范性角色观念和对角色执行情况的感知构成了新闻行动者与场域之间的契合关系，即“幻象”。这不仅激励了记者在压力下继续运作，也让新闻场域在伊朗限制性的媒体环境中得以长期存在和运作。与之相似，Cancino-Borbón等（2022）基于对在与FARC游击队签署和平协议的六年内发表的1462篇文章的定性分析，考察记者在哥伦比亚复杂和不安全的环境中的新的职业角色：有弹性的看门狗、精明的专家、十字军和社区嵌入者。研究进一步引入边界工作理论视角，揭示了记者的职业边界受到新的、通常是威胁性的方式的挑战这一事实。

研究者们还注意到一些新兴的记者群体在工作实践、职业规范、角色观念等方面的特征，尤其是数据新闻记者。Pereira和Mastrella（2022）分析了在巴西从事数据驱动新闻的专业人士和机构使用的元话语，从而确定了三种流行的元话语：网络行动主义、强化传统新闻价值观和权威。研究者认为这些自我指涉文本中的话语都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数据驱动新闻的颠覆性，同时强调这一职业边界的灵活性和划界性。在数据驱动的新闻工作中，研究者们还关注到受众对从业者的影响。Ekström等（2022）和Camaj等（2022）都认为数据新闻需要考虑到受众因素，并且受众因素影响到新闻业务与记者职业规范等各个方面。前者通过对斯堪的纳维亚传统媒体的研究发现，流量指标成为具有优先性的考虑，改变了传统新闻的价值和实践方式；后者则认为在世界各地的数据记者规范框架中，政治和以受众为中心的职业角色具有相同的中心性。

除了重视受众的选择对于新闻从业者的影响，研究者们还特别关注了新闻用户评论对记者的影响。Wintterlin等（2022）研究了记者们对“黑暗参与”的态度，以及对这些策略有效与否的看法和评估方式。所谓“黑暗参与”就是在数字新闻环境中，新闻用户针对新闻机构可能做出的不理性和负面的评论。Prochazka和Obermaier（2022）认为用户对新闻的评论往往包含媒体批评，影响他人对新闻质量的感知，并可能降低媒体信任。值得注意的是，在很多案例中，媒体批评已经异化为“在线骚扰”，出现了大量新闻用户对新闻机构和记者的网络攻击。学者们集中关注新闻工作者所面临的大量外部压力和威胁，从政治和商业干预到在线骚扰和日益增加的反新闻敌意，探讨记者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症状的影响因素（Shah et al.， 2022）。Perreault和Miller（2022）指出，对于生活方式记者而言，骚扰和仇恨言论已经常态化，美国专业记者协会的道德准则建议记者应该“让无声者发声”，然而记者自己似乎已成为无声的群体。新媒体环境的复杂性、新闻业边界模糊和权威的消解等变化，加剧了记者在工作中遇到的外部干扰和压力，这些反过来又增加了与新闻工作相关的工作量和精神压力，从长远来看有可能导致疲劳、寒蝉效应和自我审查（Hiltunen， 2022）。

新闻记者是直接感受新闻业变化的职业群体，研究者系统探讨了在不同工作情境与范畴下，记者们职业角色和职业规范所发生的改变。但既有研究揭示的更多是来自政治、技术乃至受众等外部力量带来的负面影响，使得新闻业所能提供的公共讨论空间进一步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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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假新闻与事实核查

随着新闻生态系统的变化，虚假新闻已经严重扰乱了信息秩序，进而对政治生态产生影响，因而成为政治学、传播学等学科研究的热点。新闻学则把研究重点放在虚假新闻的生产、传播和抑制等相关问题的研究上。

假新闻研究常与政治话题联系在一起。Wilczek和Thurman（2022）指出，越接近选举日，英国大报发布不准确的政治信息的行为就越多，并促使其他新闻媒体也违反准确性规范，这是因为在竞争加剧的媒体市场中，违反准确性规范所带来的预期收益高于新闻委员会制裁所造成的预期成本。而在2018年巴西大选期间，社交媒体的广泛使用使得虚假信息占据了公众讨论的中心位置，为了应对平台的反制措施，虚假信息的形式以图片和视频居多，或者用真实的图像混合虚假的文本（Ferreira， 2022）。Choi和Lee（2022）也指出，社交媒体的新闻功能增加了假新闻的曝光率，接触到假新闻的人更容易对其中的政治信息感到困惑，但这并非无解，当一个人在社交媒体中关注的专家越多时，这个人接触到的假新闻就会越少，从而其对政治现实的困惑就会越少。假新闻对民主的损害不仅因为其病毒性传播，还要警惕对“假新闻”一词的随意工具化，不能让假新闻成为限制公民自由和镇压合理化的话语工具（Neo， 2022）。

人们有时会主动分享他们认为可能不准确的新闻，因为其具有可以弥补自身潜在不准确性的特征，比如“如果是真的，会很有趣”（interestingness-if-true），这是一个不同于趣味性和准确性的新闻价值（Altay， de Araujo & Mercier， 2022）。相较于接触到事实核查，人们在对真假新闻进行个人评估时，会认为假新闻的真实性更高，并更愿意分享假新闻，这种现象在笃信宗教和最受社会结构性不平等影响（如受教育程度较低、主观收入较少）的群体中愈发明显（Brenes Peralta， Sánchez & González， 2022）。

视觉误导/虚假信息由于其数量大、传播速度快、微妙或不可见的欺骗性等特质，正成为记者、新闻媒体和社交平台的“心腹大患”，单靠记者的人工检测是不够的，还要依靠图像验证等数字工具，同时要注意使用机器学习的检测工具其数据集可能不够有代表性等问题，最好使用多种检测工具，以正确、完整地评估来源不明的图像（Thomson et al.， 2022）。在当前视觉虚假信息肆虐的媒体生态中，Gregory（2022）指出，新闻目击行为正面临着两大新威胁：一是深度伪造（deepfakes），即由人工智能生成的图像，它们看似真实，实则被彻底操纵，这会造成“假新闻”，更会削弱一线目击者的可信度；二是旨在测试深度伪造所使用的视听内容其独创性的真相挖掘技术，作者称之为“真实性基础设施”，由于隐私原因，它可能会成为伤害目击者的武器。

由此，如何应对“假新闻”、揭露虚假信息并阻止其传播，也成为西方新闻学界高度关注的问题。Tully等（2022）基于六个非洲国家36个焦点小组的数据，指出个人和机构对阻止虚假信息传播负有共同责任，个人要提升媒介素养，而政府、新闻媒体、社交媒体平台等机构也同样发挥着巨大作用。新闻媒体在进行事实核查报道时，要提及对此事做事实核查的重要性并传达一些负面内容，这样能够调动用户的评论积极性和参与度（Kim et al.， 2022）。一般来说，在新闻报道中加入第三方事实核查会增加报道的可信度，但Carson等人（2022）通过调查实验发现了一种逆火效应：第三方事实核查会降低读者对原始新闻报道和渠道的信任，这给新闻媒体提供了警示。记者作为新闻媒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事实核查技能对于揭露虚假信息通常是有效的，但当面临时效压力、消息来源似乎可信、对某话题缺乏深入了解等情形时，记者发布“假新闻”的风险提高，上文提到的深度伪造视频是记者最难核实的内容之一（Himma-Kadakas & Ojamets， 2022），因此记者在进行信息核查时要尤其警惕这些方面。

除了媒体和记者本身外，一个国家整体的媒体生态也会影响受众对事实核查的接受程度。新冠大流行期间，英国电视新闻凭借公正的媒体生态和公共服务理念让受众接受了其对虚假信息的揭露（Cushion et al.， 2022）。值得注意的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事实核查人员对其监督角色的感知与其所属机构的立场是一致的，因此，在不同媒体系统中，事实核查人员的看法可能彼此敌对（Ferracioli， Kniess & Marques， 2022）。诸如Google、Facebook等互联网技术平台也会依据各自对于网络虚假信息的建构，实施一系列干预措施，包括阻止虚假信息制作者获得平台广告激励、对内容和用户进行直接监管、以补助金和培训的形式支持第三方事实核查人员和记者等（Lien。Lee & Tandoc。2022）。但也有学者提醒，要注意这种汇总了大量事实核查成果的数据库，其作为数字基础设施具有固有的偏见（Nissen et al.， 2022）。Vinhas和Bastos（2022）也告诫政策制定者不要过分期望事实核查可以避免虚假信息。Opgenhaffen（2022）创新性地提出，可以通过社交媒体上的卡通人物如图蒂丝（Tootis）等，温和地指出某主张的不正确之处，这对用户来说是一种有效的事实核查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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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与身份政治

身份政治来自上世纪后半叶以来一系列权利争取与解放运动，描述了一种基于性别、种族、民族等身份认同的社会思潮。随着#MeToo（“我也是”）运动和BLM（“黑命贵”）运动风起云涌，身份政治运动在西方愈演愈烈并波及全球。一方面，身份政治所诉求的“平权”仿佛成为一种“政治正确”；但另一方面，身份政治也是造成当下政治极化的主要推手。由此，身份政治成为当下西方社会公共领域最具争议的话题之一，既激发对新闻业所建构和反映现实的反思，又波及作为社会组织的新闻业自身。

从以效果研究为主流的年代以来，大众媒介对特定社会群体的再现方式（representation）就成为身份政治运动重要的研究关切。沿着这条传统的学术脉络，学者们对不同领域、不同身份的媒介再现进行了批判式的分析，例如对女性政治家在选举报道中被片面呈现的分析（Hayek & Russmann， 2022；D’Heer， De Vuyst & Van Leuven， 2022），以及对大众媒体以缺省难民故事和人口流动成因的复杂性完成符号性歼灭，从而建构难民身份的研究（Wallace， 2022）。进入后大众传播时代，对特定身份的符号性歼灭仍在以更碎片、多样的形式出现。Gutsche 等（2022）就研究了在“因为是黑人而拨打911”这一社会现象中，社交媒体上的“话题标签”（hashtag）是如何成为一种象征性歼灭的。这些相关新闻的“话题标签”往往以打趣的话语呈现，比如戏称因黑人在公园烧烤而企图报警的白人女性为“烧烤贝基”，而过滤掉了新闻中严肃的部分、削弱了人们对种族议题的关注。

除了针对新闻对身份的再现方式展开批判的分析，研究者还关注了特定身份群体对新闻报道的主动参与和呈现形式。在数字技术和移动设备的中介与赋权之下，身份共同体成员的具身参与和主动介入，都形成了对以往新闻中刻板印象和符号歼灭的反抗或补充，亦折射了近年身份政治社会运动风起云涌的社会现实。Richardson（2022）从警察对黑人暴力执法时黑人目击者用手机记录的这一视觉现场切入，将当下黑人反抗的图像话语做了与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以来相勾连的考察，指出这一具身目击实践建构了一个“黑人视觉公共空间”。作者将以智能手机接近现场、记录传播警察暴行的这一“处在风险中的黑人身体”（black bodies at risk）实践视作一种重要的具身抗议新闻实践，并归纳了同类事件中黑人运动者广泛调用的两类图像语言，即“历史的并置”和“象征性的死亡”。Sliwinski（2022）则更进一步考察了智能手机在为黑人运动提供目击证词中的特殊作用，特别强调了那些目击证言的声音维度是如何助力公民反抗和权利争取的。

当然，新闻业自身也被裹挟在社会运动的进程之中，相关研究对业内的身份问题进行了探讨，批判新闻业内基于身份的不平等现象和结构。Douglas（2022）受CNN黑人记者在报道现场被逮捕的事件触发，以质性方法考察了英国主流新闻机构中有色人种记者的工作境况，认为西方主流新闻场中充满对有色人种的不公。研究发现，尽管英国主流新闻机构在表面上宣称坚守“种族多样性”的承诺，但这本质上仍是将少数族裔员工视作“种族资本”（racial capital）的策略，有色人种记者仍在经验着种族主义的符号暴力，并面临被排除在主流叙事之外的不平等困局。除了一线记者之外，还有研究追问了女性作为信源和嘉宾等外部参与者加入新闻实践的意愿和表现问题（Shine， 2022；Dhoest， Panis & Paulussen， 2022）。

还有学者更进一步，从理论角度讨论“身份”如何回应新闻组织的制度性问题。Geertsema-Sligh和Vos（2022）的研究从元新闻话语角度讨论新闻业内性别不平等的状态与对策。他们通过对2002—2019年间美国新闻行业出版物的内容分析，发现关于美国新闻业的元话语文本中，有大量反映性别不公的内容，这种不公包括女性记者遭遇的“不被充分代表”、“玻璃天花板”、“性骚扰”等。这些基于性别身份的不公逐渐变得可见，并被认为是对建设“更好的（更正确、更全面、更受欢迎、更具女性优势）新闻业”极为重要的。立足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视野，Pajnik和Hrženjak（2022）从父权制资本主义的理论视角切入，追问了媒体工作中性别区隔以及女性弱势的制度根源。研究以斯洛文尼亚从社会主义转向市场体制中的媒体组织为经验对象，讨论在后社会主义、高不稳定性的媒介市场中，作为“贪婪机构”（greedy institution）的市场化媒体将“企业家式自主性”（entrepreneurial subjectivity）内置于劳动者身上的现象；认为其生产了具有男性气质的、全情投入工作的、无需顾及家庭养育责任的职业文化，不断将女性置于更不平等的职业境地之中。

尽管当下新闻研究对身份政治话题的切入路径多种多样，但最为主流的仍是基于媒体呈现框架象征性意义的讨论，且呈现出鲜明的地区性或个案特性。这些关于身份政治的讨论反映了当前西方主流政治议题和社会矛盾，也突出了基于身份的“不平等”是当下西方社会中的客观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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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与社交媒体

在数字新闻时代，技术一直是形塑新闻业的关键变量。在本年度的报告中，这一主题集中体现在学者们对社交媒体与新闻业的研究上。作为一个持续被新闻学关注的热点话题，既有研究大多采用二元对立的视角，将社交媒体和传统媒体对立，以此审视社交媒体对新闻业带来的破坏，例如使用社交媒体搜索新闻的人数显著增长，随之而来的是新闻公信力的危机，以及对传统新闻媒体运作方式改变带来的担忧，如流量驱动带来的新闻价值改变。

2022年对于社交媒体的新闻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这一视角，研究重点仍旧是社交媒体与传统新闻生产逻辑对比。有研究认为，新闻媒体正在融入社交媒体的平台逻辑，以一种新的方式提供新闻，以增加媒体在社交网络中的新闻消费（Vázquez-Herrero et al.， 2022）。进一步而言，新闻媒体了解社交媒体平台改变了新闻文本和新闻话语传播的背景，削弱了新闻行业信任和权威的合法性，但新闻从业者和新闻机构对平台的持续依赖暗示了有形的短期利益如受众范围或商业目标的增加可能会超过对长期的利益——信任的追求（Ross Arguedas et al.， 2022）。Shin和Ognyanova（2022）以场域理论为模型，比较了两种不同类型的新闻资本——品牌效应和网站质量与社交媒体资本之间的关系，发现在新闻领域受到重视的专业规范，例如准确性、客观性以及透明性，并不能有效地转化为社交媒体资本。另一项有关新闻工作惯例的研究指出，记者在新闻中选择使用Twitter上的内容时，新旧媒体逻辑并存（Oschatz，Stier & Maier， 2022）。与之相同，Kapidzic等（2022）在分析新闻网站如何引用Twitter内容时也得出结论，记者倾向于根据他们的传统习惯使用Twitter，并将他们传统的新闻规范转移到新的环境之中，不愿因社交媒体的规范而改变他们的新闻生产过程。一项关于卢旺达新闻编辑室的研究分析了WhatsApp在新闻采集方面的可供性，尽管WhatsApp缩减了物理距离，延伸了新闻编辑室的虚拟权力，但物理环境中固有的障碍，如车辆短缺、恶劣天气也是新闻生产中的重要制约因素，这些物质因素共同构成了新闻生产逻辑（Moon， 2022）。而Riedl（2022）则从社会物质性框架与“可通约”性出发，为社交平台研究和新闻研究提供了两条本体论路径，突破行动者网络理论，更加注重物质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

随着新闻平台化趋势不断明显，新闻从业者在社交媒体环境下的新闻工作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Neilson和Gibson（2022）聚焦社交媒体编辑的角色变化，重点关注社交媒体编辑在网络新闻消费者、营销部门和新闻编辑室之间的独特地位，认为在数据饱和的新闻编辑室中，社交媒体编辑受到商业压力与职业规范的双重影响。Mellado和Hermida（2022）则进一步探讨社交媒体上记者身份的改变与平衡，提出了一个分析模型来理论化社交媒体中的新闻身份以及它们如何与数字空间中的内部和外部力量相互作用。传统的记者身份也在社交媒体环境下面临双重困境，研究者对法国国家日报记者的调查发现，尽管记者将Twitter的使用融入他们日常的新闻制作实践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但在将其用作来源或识别来源的手段时，记者们普遍持保留态度。记者对向Twitter用户开放纸质报纸的编辑空间保持谨慎，并重申他们的“精英”地位（Hernández-Fuentes & Monnier）。综合来看，新闻机构及其记者将社交媒体看作一种工具，而新闻建设、新闻传播以及打造品牌是最常见的三种使用场景（Humayun & Ferrucci， 2022）。

除了对新闻生产逻辑的关注，用户行为也是研究社交媒体和新闻业中的重点部分。Ahmad等人（2022）研究了Instagram上针对美国广播公司和福克斯新闻的恶搞模因，用户借此展现对这两个新闻机构政治表达的不满。另一项有关主流媒体在社交平台页面上的新闻内容研究显示，“受众指标”（曝光度、网页浏览量、输入URL、刷新页面、花费时间）正在使得发布在Facebook上的新闻软化（Lamot， 2022），而Walker（2022）则提到用户、公民记者和手机报道影响了突发新闻事件中记者的把关角色，通过使用社交媒体和与边缘化社区的联系，公民记者跳出叙事框架，挑战了传统规范的力量，从不同方面讲述社会事件。与此同时，社交媒体也在影响着用户认知，Oeldorf-Hirsch和Srinivasan（2022）使用认知调节模型对千禧一代在社交媒体上的新闻实践进行研究，发现尽管社交媒体能够作为他们最方便可得的新闻来源，但在认知阐述和认知学习层面，社交媒体能够带来的内容并不多。

对社交媒体另一个层面的研究与经典议程设置理论相关，Humayun与Ferruucci（2022）对尼日利亚2019年大选中总统候选人的推文进行分析，证明了社交媒体上的政治推文建构着媒体议程。与之类似，Joa和Yun（2022）检验了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新闻机构在Twitter上的新闻写作实践，认为“社交媒体上的情绪”是另一类型的议程属性。Landis和Allen（2022）则使用数据化过程展示了社交媒体平台对传统媒体机构议程产生的影响，并使用“级联激活”概念来表明用户使用社交媒体对新闻议程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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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与环境/气候问题

在以气候变化为主题的环境新闻中，新闻业往往扮演着教育与倡导性角色，建构公众对气候问题的认知，进而促进更积极的环保行动。2022年《新闻实践》杂志发布了气候协同效应的专题期刊目录，探究了气候变化的协同效应，这被定义为与气候变化有关的子话题聚合在一起时对社会产生的综合影响（Gutsche & Pinto， 2022）。相较于以往集中于全球北方的研究视角，最新的环境新闻研究将视线放在了全球南方的环境问题上。

Ejaz等人（2022）使用影响层次模型（HOI）在微、中、宏观三个层面上分析了巴基斯坦的气候新闻是如何被影响的。研究结果表示，记者缺乏报道复杂的气候变化问题时所需要的技能、松散的编辑协调结构、模糊的政策指南，以及国内和国际公司、广告商对气候新闻内容的施压，损害了关于气候相关新闻报道的质量。另一项研究分析了印度尼西亚气候报道中的新闻实践，发现三种典型的新闻来源中，政府官员是最重要的信源。而对印度尼西亚在线媒体与国际公共广播媒体进行的跨国新闻报道的分析中，作者认为一方面印度尼西亚的公众可以从中受益，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气候新闻资源从全球北方到全球南方的不平等力量（Rochyadi-Reetz， 2022）。Wadud（2022）的研究则描述了南亚自由气候记者的就业环境——低收入、不稳定的工作周期、安全感缺失是他们面临的显著问题，这不仅与自由新闻记者缺乏与新闻机构的书面合同有关，也与南亚的气候新闻环境有关。de-Lima-Santos（2022）对阿根廷一家专注报道环境数据的媒体的生产环境、新闻实践、规范惯例进行研究，结果表示获取开放数据、主题议程制定和公民参与是该媒体突出的三个特点。

除了对全球南方气候新闻的关注，最新的气候新闻研究还将关注点放在新技术带来的实践模式转变之中。Funk（2022）对哈维飓风期间当地的一家天气博客Space City Weather进行研究，混合技术、气象传感网络、大量计算机化数据形式以及业余气象学专家的灵活性，使得该博客成功预测了风暴。作为一个致力于特定地理空间的数字媒体，它的新闻报道实际上成为一种社区服务，报道内容也超越了传统气候报道规范中的灾难框架，其对降雨量和风险的讨论、专注预测和强调冷静的叙事模式，也为气候新闻未来的发展提供了启示。Brannon等（2022）使用内容分析方法来研究沉浸式新闻和交互式纪录片（I-Docs）报道气候变化内容的潜力，结果显示使用复杂的非线性叙事结构和沉浸式新闻叙事模式能够通过虚拟真实的体验模式增加参与者的存在感，交互式的模式设置既能使记者控制叙事的阐述，也能让用户积极参与到内容对话，以及通过利用多角色叙事的潜力来吸引分散的受众注意力。

气候新闻不仅被认为是一个气象事件，也与报道地的文化背景、意识形态息息相关。Song等人（2022）结合计算机辅助的定量语言分析和批评性话语分析，横向比较了美国、英国和中国的气候变化新闻报道，关注道德修辞在报道中的应用模式，结果发现英美语料库与中国语料库存在明显差异：英美倾向将气候变化描述为本地问题，而中国新闻则倾向于将气候变化置于全球性问题的框架之中。此外，也有研究指出，气候报道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政治化倾向，Mercado-Sáez等（2022）对西班牙三份报纸中能源和气候变化的报道框架进行分析，建立了生态无关、生态高效、生态可持续、生态激进四个叙事框架，结果表示认为能源发展与生态无关紧要的框架占据主导地位，证实了报纸的意识形态取向、生态框架与政党之间存在一致性。更明显的一个例子是Karyotakis（2022）对希腊马蒂野火新闻报道的研究，通过使用意识形态话语分析（IDA）检验了马蒂山火的新闻话语。研究发现，政府的努力不是集中在创造可持续的解决方案来保护环境和公民，而是为了赢得选票，新闻媒体并未将野火作为环境事件来报道，而是将其作为政治问题进行报道。

除了上面所提到的新研究视角，对气候新闻的研究也继续了传统的研究路径。Willig等（2022）调查了丹麦公众对气候新闻的看法，再次重申了气候新闻与传统新闻规范中的矛盾。在气候报道领域，传统新闻的规范性惯例对报道的准确性构成严重威胁，因为它很容易导致所谓的“虚假平衡”。Takahashi等（2022）对玛丽亚飓风登陆波多黎各之前的电视报道进行分析，提出了触觉理论（haptics theory）在气候灾难报道中起到的积极作用——表达意图、集体赋权以及情感连接。Guenther等（2022）研究了国际新闻杂志中有关气候变化未来的模式框架，讨论气候变化的文本和视觉框架，提出了三种随着时间线变化的框架模式：全球末日框架、局部悲剧框架以及可持续未来框架。

随着变革席卷新闻行业，记者如何应对动荡变化，如何识别、报道和解释气候变化的原因、提供可能的解决方案，都是需要气候新闻研究进一步去关注和应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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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类媒体

《数字新闻学》在2022年第8期设置了专刊“对抗主流：了解另类新闻媒体”，关注主流媒体之外的新闻实践，探究媒体的“另类性”如何在不同的政治和文化语境中被表达（Ihlebæk et al.， 2022）。2022年西方学界对于另类媒体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另类”媒体的定义与“另类”程度研究、“另类”媒体新闻产品和记者实践研究方面。

Harlow（2022）将对拉丁美洲数字原生新闻网站用户的调查与对在这些网站工作的记者的焦点小组访谈相结合，探讨了抗议参与与独立的数字原生新闻网站使用之间的联系，以探索该地区数字原生媒体如何重新定义“另类”的含义。调查显示，受访者之所以愿意浏览数字原生网站，是因为他们偏好诸如社区参与、反对不公正现象以及独立性等另类媒体特征。同样，焦点小组访谈表明，记者因其新闻创新、独立性、对社区的参与等新闻实践以及所采取的立场而与主流媒体新闻实践相区分。研究指出，这种独立的在线本地新闻网站的趋势并不完全适合另类或主流媒体新闻生产方式的分类，而是一种与主流媒体和另类媒体既相似又截然不同的混合报道方式，需要超越“主流—另类”二元论，考虑“主流中的另类方案”。

新闻框架体现意识形态观点，因此另类媒体框架和主流媒体框架的偏离程度可以被视为这些媒体的另类程度的指标。Klawier等人（2022）进行了德国主流媒体和右翼另类媒体（Right-wing Alternative Media， RAM）的框架分析，研究发现两种类型的RAM以不同的方式偏离主流。第一种类型的另类媒体公开反对移民、德国政府和主流媒体；第二种类型由RT等国际新闻提供商组成，展示了与保守的主流媒体类似的风格和框架。Cushion（2022）以英国左翼媒体the Canary和Evolve Politics为例讨论另类媒体与主流媒体的关系，研究指出，鉴于主流新闻在许多国家受到攻击，应更多关注另类媒体对媒体系统的系统性影响。

另类媒体存在和生产的合法性和核心维度之一是对建制媒体（established media）的批判，包括结构性批判、对体制内记者及其实践的批判和对内容的批判。Buyens和Van Aelst（2022）研究了另类新闻报道中所涉及的行为主体。研究者选取了4个另类媒体和2个主流媒体，以衡量另类媒体是否更加片面，以及它们是否有助于提升新闻环境中外部行动者的多样性。研究发现，另类新闻媒体在报道中关注的行动者类型不同。右翼倾向另类媒体更关注专业新闻中的意识形态和党派偏见，突出激进的右翼政治家和政党等行动者；左翼另类媒体则致力于应对主流新闻报道中的失衡。这表明另类媒体报道可能对新闻环境的外部行为主体的多样性产生影响，他们将自身明确地定位在主导意识形态的对立面，并传播他们认为在主流新闻媒体中很少被呈现的社会和政治声量，为整体媒介环境中呈现的观点提供补充。

右翼和左翼另类媒体行动者及他们的受众都认为新闻机构并没有达到自己的标准，并且都认为既定的新闻媒体没有代表足够多样化的观点（Ihlebæk et al.， 2022）。因此，用政治或社会/文化上激进的内容和风格来平衡或抵制这种系统性失衡，成为另类新闻媒体日常实践的重要主张。Chadha和Bhat（2022）在对576篇“事实核查”文章的文本分析中，确定了印度另类媒体OpIndia用来“指责”主流新闻媒体的六种主要修辞策略。这份研究揭示了另类媒体生产的一个明显悖论，即另类媒体系统地批评既定新闻媒体的偏见和党派性，同时又坚持自己片面的和出于意识形态动机的新闻是必要的纠正。

右翼另类媒体成为研究者们普遍关注的对象，如Mayerhöffer和Heft（2022）分析了右翼另类新闻媒体文章内引用的实践，将其区分为新闻逻辑和动员逻辑。新闻逻辑中引用的实践遵循追求真实性等既定的新闻生产方式，在动员逻辑中，引用实践以政治运动为导向。Müller和Freudenthaler（2022）以德国媒体为研究对象，提出右翼民粹主义党派偏见对另类新闻媒体的内容概况具有重大影响，右翼民粹主义另类新闻为不同的受众群体提供了熟悉右翼民粹主义叙事的各种起点。

另类媒体中的记者实践也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Medeiros和Badr（2022）基于布尔迪厄场域理论，比较了巴西和埃及记者在面对极右翼政府的限制时如何通过话语协商他们的专业立场。Ozgul和Veneti（2022）通过对在希腊和土耳其六个另类媒体项目中工作的记者的深入采访，发现两国另类专业记者的新闻生产因组织规模、规范理想、政治和媒体环境而异。

结 语

尽管已经发展成为传播研究中一个快速增长的子领域，但不少西方学者对新闻学研究是否已经构成一个独立的学科而众说纷纭。本报告无意介入这一争论，而是将关于新闻和新闻业的研究视为一个领域，通过对期刊论文的分析展示这一领域的知识积累情况。如果说2021年的西方新闻学研究年度报告更侧重研究的视角、理论与方法，那么本报告则以具体的研究主题为抓手，勾勒过去一年西方新闻学的研究重点。在关键词分析的基础上，本报告还兼顾了四种期刊上刊发的众多专题，由此提炼出本年度的十个研究主题。需要说明的是，受制于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局限，这十个主题或许不能代表2022年西方新闻学研究的整体面貌，但从中可以一窥当前新闻学研究的若干特点。

首先，新闻学的经典和前沿话题始终是当前研究的重点，如政治、技术、专业主义等。虽然本研究报告将它们进行了区分，但实际上对这些问题的考察贯穿在各个主题之内。举例来说，新闻用户和受众既可以作为一个单独的主题来讨论，着重分析他们的人口学特征及其新闻消费行为和习惯，也能在新闻专业主义、新闻生产等主题下看到受众的影子，因为他们的新闻消费行为会产生一些“未预后果”。针对记者的在线骚扰就是一个极端例证，这是最近两年英文学界非常关注的一个普遍性问题，记者因为政治倾向、性别、族裔等因素有可能成为被骚扰的对象，网络攻击已经超出了媒介批评的范畴，或将对新闻业产生巨大的破坏力。

其次，新闻学的研究热点固然与新闻实践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但学界也有很强的自主制造话题的意识。尤其是通过学术期刊的专刊这种形式，集中探讨一些看起来不那么热门的话题，引发更多研究者的关注。例如以往对气候新闻的研究多见于科学传播类刊物上， 2022年《新闻实践》杂志则提供了一个专刊进行讨论。新闻学界通过这种方式拓宽研究话题的多样性和作者的多元性，例如为了打破新闻学研究被“全球北方”支配的现象，仅2022年的《数字新闻学》和《新闻学研究》就刊发了两个专题讨论全球南方问题。这似乎构成一种新的“政治正确”，导致一些质量并不是很高的论文也出现在这些主流刊物上。

最后，从彰显领域学术特质的理论与方法应用方面看，新闻学研究虽仍保持着鲜明的跨学科、背景多元的特点，但也具有相对稳定的趋向性。从学术源流来说，大部分研究论文的关切是社会学的；而从方法论上讲，也更多青睐以访谈、观察为主的质化方法和以内容分析等为主的量化方法，或是将二者混合使用。当下，新闻学研究虽有较高的理论自觉（Steensen & Ahva， 2015），但在理论的系统性、适应性调用和延伸拓展方面仍有较大的耕耘空间。例如，Maares和Hanusch（2022）就检视了近20年间新闻研究对布尔迪厄思想的青睐，发现新闻学对场域理论的应用虽颇为流行，但仍是“局部的深度应用”，且对有些理论概念的调用极为模糊。此外，在本报告所检视的期刊论文这一学术写作体裁中，以实证案例讨论为多。这既折射了新闻研究领域对聚合层面的、理论化层面的探讨需求，也说明了本报告排除观察周期内诸如论著、研究报告等其他类型出版成果的视野局限，有待后续研究补充。

（白红义 施好音 梅桂 董凯燕 侯文君 沙帆：《2022年西方新闻学研究年度报告》，2023年第1期，微信发布系节选，学术引用请务必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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