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丨王一平

在人类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年龄始终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孔子所言的“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代表了古人对不同年龄段人生态度的期许。随着工业革命的展开，人类社会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医疗水平逐渐提升，人类的寿命也获得延长，工作年限也获得了拓展。在这个过程中，生产力从土地中解放出来，被投入到大机器生产中，工人阶级随之诞生。机器“挤压”了劳动者的时间，亦催生了年龄焦虑。

而后，经过工人运动与资本主义的自我修正，到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生产力得到了进一步的解放。吊诡的是，技术发展却没有带来个人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当劳动者逐渐从土地与机器中解放出来，却转身被裹挟进写字楼的日与夜里。正如北京地铁站的广告牌所悬挂着的“望京十点半”，在灯火通明的都市背后，“年轻”的价值正在被分秒必争地压榨着。

出生于1998年的杨超越，凭借《创造101》走红时只有20岁。

当“年轻”逐渐消逝，中年危机亦随之出现。随着城市发展速度与节奏的加快，不再年轻的边界也逐渐从45岁变成了40岁，乃至35岁。于是，在社交网站上，我们听到了“35岁=工资下坡路”、“互联网不需要中年人”、“没有40岁以上的程序员”等种种声音。

年龄从单纯的数字变成了压力的代表，这当中不仅有自身人生状态的不稳定，更有代际更迭的竞争。内部的焦虑与外部的压迫，合力构建了都市年轻人提前到来的中年危机，这背后则是更深层的人口与经济转型的困境。

内部焦虑：经济青年与精神中年

在年初的热播剧《都挺好》中，家中长子苏明哲毕业于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系，却依然在35岁遭到裁员。同样的，在近日热播的《小欢喜》中，黄磊饰演的方圆同样面临着中年失业的窘境。在互联网经济时代，年龄歧视已经成为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电视剧《都挺好》中失业的大哥苏明哲。

美国职场机构Pal Sacle的调研指出，截至2018年，苹果公司的员工平均年龄是31岁，Google是30岁，Facebook只有29岁。这样的状况同样发生在中国，《财经》杂志在《被大公司优化的中年人》一文中指出，腾讯、阿里、百度、京东等互联网大公司，正在经历20年发展的第一次大规模收缩，35到50岁之间的“中年”员工正是被优化的主要对象。

互联网拥抱着前卫与年轻，亦抛下了传统与衰老。因而，在生理层面仍处于壮年期的年轻劳动者，被无情地归类到了“中年人”的阵营里。相比于上一代，新一代的“中年人”所面临的，不再是扩张的发展机遇与价格低廉的物质资源，而是高昂的房价、严格的户籍与缺失的社会保障与再就业机会。

从过往的发展规律来看，这批中年人本应持续稳定地获得财富积累，成为中产阶级，构成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然而，从下图的数据来看，无论以何种衡量标准与统计方法，我国中产阶级的规模都尚不成气候。经济上的“半中产”正对应着年龄上的“半中年”，年轻人们不可避免地迎来了错位的“中年焦虑”。

表格出处：朱斌《当代中国的中产阶级研究》。

某种程度上，这种焦虑亦是普遍性的。在2018年的韩国电影《燃烧》中，主角是毕业于创意写作专业的大龄研究生，因找不到工作成为一名搬运工，以此为生。同年的土耳其电影《野梨树》，同样塑造了一个迷茫的年轻人形象，大学毕业后的主角为了写作的梦想，放弃成为一名基层老师，因而游荡在城市与乡村之间，与各路偶遇者侃侃而谈，却始终没有出路。

电影《燃烧》剧照。

文艺作品着墨于极端的个体焦虑，同时又从中升华出普遍的生存性危机。这也正是失业的“中年”人所面临的困境，在经济的压迫之下，是精神层面的漂泊、迷茫与身心错位的惊愕与无奈。换言之，对年轻的推崇本无可厚非，无论是托马斯•曼的《魂断威尼斯》，抑或是白先勇的《青春》，年轻所代表的活力、勇敢、希望与美，一直是人类文明所礼赞的对象。然而，对年轻的过分推崇，只会催生更为严苛的评价标准，以及现实与标准的落差所带来的失落情绪。

精神的失落，进一步导向现实生活中的让步。于是，考公务员、当老师、回归传统行业，逐渐成为“中年人”口中的“上岸”。某种程度上，这种选择亦代表着对“中年”的妥协与和解。在外部环境造就的畸形年龄歧视下，年轻人被迫接受了提早到来的中年设定，并为此改变了自我的人生状态与未来规划。这或许是一种中庸的智慧，但又未尝不是大时代下“小我”的可悲。

外部矛盾：鄙视与压榨

中年焦虑，不仅源于自身经济状况与精神状态的变动，更来自于外在的竞争压力。以职场为例，在同等成本下，有一定资历的“中年”员工薪酬高、社保费多，与之相比，“物美价廉”的90后乃至95后年轻人，显然更符合企业优化结构的要求。

这种代际更迭的竞争与矛盾，更出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是广场舞大妈的污名化，还是被冠以“油腻、秃头、啤酒肚”等标签的大叔，乃至不足30岁的90后，也要顺应潮流自嘲一声“老阿姨”，年轻者对年长者的不屑，正在获得舆论场上的压制性胜利。

这固然是年少轻狂的自大，正如在电影《重返20岁》中，年轻的女生高喊着“过了20岁就去死”，历经岁月沧桑又骤然重返20岁的女主角听到这句高傲的宣言，心中却别有一番滋味。不过，从另一个角度讲，这亦未尝不是现实生活处于弱势地位的年轻人在网络世界的口头反抗。

电影《重返20岁》剧照。

微博上曾经有一句流行语：“能毁掉下一代的，只有上一代。”这句极端的宣言，足以表明当下代际矛盾之严重。以近年来多次引发舆论争议的实习生地位为例，低薪多劳的实习生在网络世界乃至现实生活中表露出对上司的各种不满，“见多识广”的上司们则指责实习生不能吃苦、不够靠谱。

另一方面，矛盾双方的真实年龄差，并不足以产生代际鸿沟，在社会经济地位与精神层面上，两者却旗帜鲜明地站在了鸿沟的两侧。严苛的淘汰机制，使得年轻者费尽心思提高自身竞争力以取代年长者，年长者则焦灼于不被淘汰。这种年轻劳动者内部的分化与互相倾轧，某种程度上固然是企业宏观层面的淘汰机制所造成的结果，亦代表着当下价值观的撕裂。

换言之，在“鄙老”的同时，我们亦在“轻幼”。对“老”的鄙夷，意味着当一个人创造的社会价值减少时，在整个社会评价体系中的降级；对“幼”的轻视，则是财富、地位、权势的衡量标准下，强者对弱者的不屑一顾。所谓对“年轻”的推崇，更多出于成本的功利考量，而非对其本身的呵护与向往。在这整个评价标准中，“人”正在成为商品。

资本的运作之下，个体成为螺丝钉。早在1936年的电影《摩登时代》中，卓别林便尖锐地指出了现代社会对人的异化。无论年长与年轻，在年龄歧视造就的体制之下，都将成为“因果效应”的受害者。歧视者会逐渐成为被歧视者，循环的封闭制度又使得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重蹈覆辙。

电影《摩登时代》剧照。

那么，这种鄙视与压榨的恶性循环，是否又是真的无解？代际矛盾的解决方法，不在于矛盾双方本身，而在于同时禁锢着矛盾双方的评价体系。年龄只是这个体系中可被量化的标准之一，其所代表的是外形、智力、社会关系、成本与可创造价值等方方面面。

想要破除年龄歧视，需要打破的不仅是年龄与整个评价体系的关联，更是潜移默化中形成的固定认知。也就是说，当我们衡量一个人时，不应根据年龄轻下判断，“老”未必等同于无用，“幼”亦未必不靠谱。在2019年的今天，科技飞速进步，生产力进一步发展，“人”本身的价值，也理应得到更多的重视。

当下与未来：边缘化的老年人

互联网科技等新兴行业的年龄歧视，诚然是市场因素下逐利的后果，同时亦折射出当下政策条规与人文关怀的缺失。近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亦逐渐显现，这也意味着人口红利的消退。人口结构的变动与经济转型相伴而生，这不仅是市场需要面对的挑战，更在制度与社会文化层面提出了新的要求。

电影《小偷家族》中凭借养老金生活的奶奶。

其他国家针对年龄歧视的做法，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参考。美国曾于1967年制定《雇佣中的年龄歧视法》，禁止雇主对40岁以上65岁以下的中高龄者在雇佣中因年龄而致歧视；1986年再次修改，对40岁以上任何年龄段者均给予平等就业保护。同样，日本在2007年的《雇佣对策法》中规定，企业在招聘及录用劳动者时，禁止以年龄为理由将劳动者排除于招聘及录用之外。

我国宪法虽然确定了平等劳动就业的原则，但并未在劳动法中对年龄歧视做出特别规定。除了制度层面的保障不足，对于高龄者的人文关怀不足，亦是当下所要面临的问题。在中国古代，“尊老”既是文化上的传统，亦是秩序人伦、三纲五常的体现。五四以来，旧有秩序逐渐被打破。当我们进入现代社会后，老年人却正在成为边缘群体。

时代的快速发展需要创新、活力与年轻，老年人在这个过程中无可避免地成为了落后者。2006年的国产电影《姨妈的后现代生活》就将镜头对准了退休的独居老人。女主角在公园中偶遇了周润发饰演的江湖混混，被其“美男计”所骗。人财两空后，她决定回到老家，但丈夫与女儿早已与她疏远。

电影《姨妈的后现代生活》剧照。

在2018年获得戛纳金棕榈大奖的日本电影《小偷家族》中，同样设置了一位孤寡老人的角色。树木希林饰演的老奶奶虽然有养老金得以保障基本的生活，但同时又与同为社会边缘群体的小偷、性工作者、弃婴等相依为家。在去年的纪录性访谈节目《和陌生人说话：菖蒲河老人情》，则罕见地聚焦于“老年人无处安放的性与爱”。

在无形的社会氛围中，“老”被贴上了许多标签：外貌的丑陋与性魅力的缺失，智识的退化与工作能力的不足，观念的落伍与人际交往的封闭，等等。这也正是当下的年轻人对“发量”、“养生”等问题尤为敏感的原因所在，因为衰老在我们的文化中正在成为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判断“人的价值”的依据，不再是人本身，而是其与整个社会评判标准的契合程度。年龄上的“老”，在这个体系中获得了低分，“老年人”的价值因此得到贬低。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当下社会人文精神的缺失。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从人的发现到人的觉醒，转眼到了当代社会，“人”却再次迷失了。

对年轻的过分推崇，使得大多数人成为了年龄上的弱势群体，或者说，虽然人类的平均年龄逐渐延长，现代社会却在肉体与精神上提前了我们的衰老。而一个人一旦被贴上了“老”的标签，其所要面临的不仅是就业上的年龄歧视，更是激烈竞争带来的安全感丧失、精神上的漂泊感、面临衰老的恐惧与迷茫，乃至被整个社会边缘化的无力与失落。物质层面上的不稳定，仍可通过转行、制度的保障、早年的财富积累、家庭的帮助等途径得以解决。改变精神层面上的年龄歧视，则需要整个社会心态的转变。

再者，年龄是流动的，对于年轻的过分推崇可以带来一时的发展红利，然而在不远的将来也会自食恶果。年轻与年长未必全然对立，年轻纵有百般好，年长也未必百无是处。扭转年龄歧视的心态，不仅需要法规制度与企业层面的改变，更需要年轻者与年长者彼此间的互相尊重。技术的改革推动着时代的快速发展，但良性的发展不应是追逐前进者而抛弃落跑者，“生而为人”的价值也不应因年龄与时代的变化而被泯灭。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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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王一平

编辑丨徐伟

校对丨翟永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