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尼奥·达马西奥

（Antonio Damasio，1944-）

美国南加州大学神经科学、心理学和哲学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美国国家医学院、欧洲科学与艺术学院成员。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直奋战在神经科学研究的第一线，其研究成果被各学科研究者广泛引用。首部著作《笛卡尔的错误》一经问世便获得热烈反响，自此以后，神经科学、心理学和哲学的研究都发生巨大的转向。

《笛卡尔的错误：情绪、推理和大脑》

作者：安东尼奥·达马西奥

译者：殷云露

版本：湛庐文化/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8年2月

通过丰富临床案例和富有洞见的理论假设，试图证明情绪在人类理性决策中的重要作用。

《当自我来敲门：构建意识大脑》

作者：安东尼奥·达马西奥

译者：李婷燕

解释大脑如何构建心智、心智如何构建意识的原理，并着重强调了自我在构建意识大脑中的重要性。

“人啊，认识你自己。”——当希腊德尔斐神庙上的这句箴言被苏格拉底带到人间，人们就踏上了这条迷人而曲折的探索自我之路。

说“迷人”是因为，好奇与求知本就是出乎人的本能。两千多年来，人们对世界的认知和改变不断在扩展，从太空到海底，人类的脚步无所不在；但我们对自己仍知之甚少。我们怎会不好奇，当我在看、在听、在回忆、在做梦、在决定、在恋爱、在愤怒时，我究竟经历了什么？

说“曲折”则在于这条路太过坎坷，一路磕磕绊绊。许多哲学家、科学家、医学家、心理学家，甚至是如今的人工智能专家等等，都为之前赴后继，但结果并不尽如人意。认识“自我”的努力，仿佛永远是在和一个无影无踪的幽灵捉迷藏。

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是笛卡尔打开了潘多拉魔盒，释放出了幽灵。他著名的论断：“我思故我在”就是这个幽灵的旗帜。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我正在思考的心灵或者说我的理性独立于我的身体，它并不需要空间，也不依赖于任何实在物质，然而它却是最确定无疑的存在。

哲学史上，将身体和心灵二分，笛卡尔并不是首创者，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中世纪神学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类似的论述。但不可否认，笛卡尔是立碑者。笛卡尔之后，身心二元论的范式就深刻改变了哲学和科学研究的进程，人们开始像研究机器一样研究身体，而以主观的方式接近心灵。这里强调“接近”是想表明，当心灵可以脱离身体而存在，它就不可避免地穿上了神秘外衣，而变得难以捉摸。

当然，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大旗在神学弥漫的当时，仍具有不可替代的启蒙意义，数学、近代物理学、政治学、现代医学自此获得了跨越式发展。与此同时，对二元论的批判也并未间断。在哲学领域，萨特、尼采、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是其中的代表。而在经济领域，行为经济学对传统经济学的突破，同样暗含着对笛卡尔的反叛。

众所周知，传统经济学是建立在“理性人假设”之上，理性人是纯粹的、会计算、并且完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人。然而越来越多的实践表明，“理性人”假设太过于完美以至于几乎不存在，在此基础上的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日常生活的解释都存在瑕疵。而行为经济学，则抛开纯粹的理性人，把人作为整体来研究，并引入认知科学、心理学、社会学的成果，使得经济学的市场解释能力大幅提高。

所以，行为经济学的成功，在本质上仍然仰赖于认知科学对人、对意识的深入探索。这种探索不仅打破了笛卡尔幽灵，修正了理性人假设，也为人的行为、决策提供了科学意义上的解读。

安东尼奥·达马西奥无疑是当代认知科学领域重要的代表人物，他的代表作《笛卡尔的错误》直接影响着维农·史密斯，而后者早在2002年就凭借着行为经济学方面的研究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笛卡尔的错误》

脱离情绪的“纯粹理性”不存在

《笛卡尔的错误》中不乏诸多脑科学、解剖学方面的研究，但在此我们只想专注于他的论证，试图用更加通俗的方式来解读这个复杂而深奥的问题：人是如何思考和决策的？

达马西奥的讨论从一系列脑损伤的病例着手。一个著名的例子是，铁道工菲尼亚斯·盖奇的悲剧故事。盖奇在一次工地事故中被铁棍“穿颅而过”，奇迹的是，他竟活了下来，但却从此判若两人，从一个平和、干练、稳妥的人变得放纵且粗俗、毫无目标。

类似的情况发生在埃里奥特身上，因脑肿瘤而切除了部分脑组织之后，他的智力、记忆力和逻辑思维能力完全正常，甚至一些测试还高于常人，但他却根本无法作出正确决策。

也就是说，当他们特定部位的脑组织损伤后，他们构建自身角色、遵守社会伦理和作出选择的能力消失了。达马西奥对他们进行了各方面检测，结果发现，这些脑损伤患者在决策缺陷的同时无一例外都伴随着情绪和感受的缺失，例如当看到惊悚的图片他们没有任何反应。换句话说，他仍可以感知（know）却无法感受（feel），因而他们也无法从自我感受出发作出正确决定。

在此基础上，达马西奥论证得出，理性决策并不仅仅是逻辑思维的产物，还需要情绪与感受的支持。如果情绪被排除在外，那么推理过程就会漏洞百出。

那么情绪、感受是如何帮助决策的呢？达马西奥构建了躯体标记假说。我们可以简单解释为这样一种过程：我们的身体如此灵敏而自动化，当我们预想到一种负面结果出现时，一种不愉快的躯体感受会立刻袭来；相反，预想积极结果则会体验到愉快的感受。这种感受就是“标记”，这种标记会指引我们放弃可能出现负面结果的选择，而选择积极结果。

人类经历了漫长的演化，这些灵敏的躯体标记逐渐积累、加深。一部分来源于生物本能，例如寻求快乐逃避痛苦；另一部分则来源于对社会、文化的学习，例如追求奖赏躲避惩罚。

这些标记，已经深深扎根我们的身体中，它们隐秘而高效地帮助我们进行决策，很多时候我们并未意识到它们的存在，“直觉”就是一个典型的体现。简单地说，很多时候我们“并未思考，即可决定。”

从躯体标记假说出发，达马西奥在身体和心灵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给笛卡尔的二元论以致命一击。他用更科学的方式表明：心灵或理性根本无法脱离躯体而存在。心理现象的产生是在循环往复的交互中形成的，包括大脑和躯体的交互，躯体和环境的互动。

换句话说，并不是那个虚无缥缈的“理性”让人与众不同，而正是精妙的人体才产生了复杂的心智过程。

《当自我来敲门》

确立意识科学的新范式

如果说《笛卡尔的错误》是对笛卡尔式的身心二元论范式的突破，那么达马西奥2010年出版的《当自我来敲门》则是一种意识科学新范式的确立。两者一破一立，互为补充。在《当自我来敲门》中，达马西奥小心翼翼而又野心勃勃地用神经科学的成果，试图构建出一套关联起“心智-自我-躯体-大脑”的完整理论。

我们每个人大脑中都有数亿个神经元，我们可以把它们想象成勤劳的快递员，时刻不停地将大脑信号传递到躯体，同时从躯体和外界接受信号传回大脑，从而形成的一个共振回路，只要生命还在，这个回路就永远不停。

达马西奥的自我理论，以这种回路为起点发展而来，其中涉及了原我、核心自我、自传体自我、内稳态等许多专业词汇。它们可以通过设想以下场景得到解释：我从沉睡中苏醒，我感觉头有些痛、腿有些麻；我睁开眼睛，看到窗外阳光明媚，听到楼下狗狗的叫声；我看了一眼手机，猛地惊起：“今天又要迟到了！”

按照达马西奥的理论来看：“我感觉头有些痛、腿有些麻”——这就是“原我”，是由于躯体和大脑之间的时刻不停的回路让我产生了最原始的感受；“我看到和听到”——这是“核心自我”，涉及我和世界的关系，感官将外部信号映射到大脑，大脑如同一个制图员，以自己的方式模拟着周边发生的一切；“我看了一眼手机，猛地惊起：‘今天又要迟到了！’”——这则是“自传体自我”，它由回忆所构成，是我全部生活经历的总和，它把我的过去和未来连接起来，让我具有统一的人格。

简单来说，大脑与躯体、躯体与外界、外界和自身在互动，这些互动时刻产生着各种各样的表象，这种表象的基点就是“自我”，而通过心智将这些表象统一到自我当中，产生了意识。

意识的重要功能则在于，高效地管理和维系生命。简单来说，要让自己活下去、活得好。

这种对生命的调控叫做“内稳态”。一般动物只具有基本的内稳态，即通过无意识地体内调控来维系生命；而人类由于大脑、躯体的复杂性，拥有了复杂的意识，并通过积累、加工形成了强大的记忆、推理、语言能力，创造出了一种独特的调控方式：文化。法律、政经、艺术、医学等都是用文化来调控生命的手段，目的是让生命更有价值。在这个意义上，有意识、有心智的人类形成了一种全新的、独特的社会文化内稳态，在与其他动物的竞争中取得了绝对优势。

这种理论也再次表明，人的心智以及由此产生的人类社会的科学、伦理、法律等理论，并不是虚无缥缈的主观理念，不是什么幽灵，而是人类逐渐演化的结果。达马西奥也善意地提醒我们，用生物学来解释意识，将心智自然化，并不会有损人的尊严，反倒是传统人文主义与现代科学的一种调和——因为“心智-躯体-大脑”之间的紧密联系一方面提示我们要敬畏与人性相关的一切；同时也令我们致敬无数代人为了让生命更有价值所做的不懈努力。□孟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