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在前面的专栏中，作者介绍了一些城市学领域的基本规律。从本期起，解释城市专栏将关注城市中的一些重要变量，透过这些变量解读城市发展的一般特征和共性规律。

本期，文章将聚焦地区生产总值，透过地区生产总量看“大城”与“强城”的异同。

惟GDP论早已在官员考核中被摒弃。

然而，岁末年初，当发布未来1年宏观经济预测的时候，GDP仍是离不开的重要指标。

那么，除了GDP之外，还有哪些指标可以衡量国家或城市的经济实力？

一、GDP、GNP、GRP、GMP和GCP

说起国内生产总值（即GDP），相信大部分人都不陌生。

“二战”前，各国在研究国民经济收入和国家经济增长时，其实普通采用国民生产总值（即GNP）来测算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活动强度。

1937年，当时的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即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也被称为GNP之父）在给美国国会的一份报告中提出，应当使用GDP代替GNP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1944年布雷顿会议之后，GDP才被各国广泛采用。

要说各国真正把GDP作为国家实力和经济规模的代表性指标加以对比，那已经是1991年的事情了。

这些年来，采用GDP衡量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规模和产出饱受诟病。一些反对者认为，GDP忽视了一些非市场性的经济活动、GDP没有考虑对资源环境的消耗、GDP并不代表居民收入或财富等等。

但是，它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产出和实力的代表性指标，地位仍然无法撼动。最大的拥护者莫过于美国经济学家亚瑟·奥肯（Arthur Okun）。他提出了著名的奥肯定律，该定律作为一条经验法则，认为实际GDP增速比潜在GDP增速[注：就是在一国（或地区）各种资源正常地充分利用时所能实现的经济增长率]提高2%，失业率就会下降1%。他这一定律曾被许多国家的政策制定机构奉为圭臬。通过提高实际GDP增速来降低失业率在一段时间内相当有效。

当然，城市层面也有GDP，用来衡量该城市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不过，中国官方统计机构一般不用城市GDP这一说法，而通常用“地区生产总值”（即Gross Regional Product，GRP）或地区GDP。美国或欧洲有时候也会用大都市生产总值（即Gross Metropolitan Product，GMP）或者城市生产总值（即Gross City Product，GCP）。无论是GRP，亦或者GMP和GCP，表达的意思都是相当明确的，即在一个比国家（或地区）更微观的地理单元上测度经济活动的产出规模。

二、从中美两国的地区GDP看大城与强城

上期的解释城市，笔者介绍过中美县域经济行政体系的区别。在GDP统计上，中美也有着巨大的差别。

中国的行政边界与统计边界严格一致，比如上海市的统计部门只负责上海行政范围内的统计，所核算的GDP通常也是严格落在上海市行政边界内的。

而美国的统计则不然，行政边界与统计边界是两回事。美国核算城市层面的GDP是基于核心区域的统计区划分（Core-based statistical area）。简言之，先找一个人口集聚区，然后加上周边区域形成一个统计区。美国依据人口密度情况分成392个大都市（metropolitan）和547个小都市（micropolitan）统计区。

而中国有333个市级行政单元，和美国的大都市区名称不太一样，容易形成美国的大都市区更大的错觉。

其实无论人口还是面积，在各自国内同样的位次上，中国的市级行政单元要普遍大于美国的大都市统计区，比如美国面积最大的都市区7万平方公里，中国面积最大的市可达25万平方公里；美国人口最多的都市区2000万人，中国则是3000万人。

尽管如此，但两国城市层面的地区GDP也表现出一些相似的特征。

一是不平衡性。中国地区GDP最高的城市是上海，2022年达4.47万亿元，折合6600多亿美元，是最低的地级区域的800多倍。美国最高的是纽约-纽瓦克-泽西城这个大都市统计区，2022年GDP达21632亿美元，是美国最低的大都市区的600多倍。两国的城市之间的发展不平衡都在百倍以上，两国地区层面的规模-位序图也传递出相同的趋势。

二是普遍表现出与人口的超线性关系。从图2中明显看出，2022年两国的地区GDP与地区人口呈现非常一致的超线性关系，通过计算，两者的异速生长系数都是1.10。尤其是美国大都市区的地区GDP的对数与人口的对数，基本就是一条直线（拟合的R2高达0.96，中国地级市也高达0.81）。这种超线性关系也揭示了“大城”与“强城”的对应关系。在同一个经济体内，“大城”与“强城”基本还是对应的，人口规模每增加1倍，其GDP有望增加1.14倍（2^1.1-1≈1.14）。

表1 2022年美国大都市区和中国地级市的地区GDP统计量

图1 美国和中国2022年各地区GDP与排名关系图

图2 中美两国地区GDP与人口的超线性关系（上图是美国大都市统计区，下图是中国的地级市）

三、GPI、EF靠谱吗

GDP表征城市的经济产出，除了本身的一些缺陷外，也容易造成各地方政府的“惟GDP论”。

其实，国内外曾一度想用一些指标取代GDP。真实发展指标（Genuine Progress Indicator，简称GPI）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尝试。该指标扩展了传统的国民经济核算框架，包括了社会、经济和环境三个账户（有点ESG的味道了！）。GPI将经济增长的正面和负面结果进行净值计算，以检验经济增长是否使全体人民受益。

近些年，世界银行推出的（Economic Fitness, 简称EF）也被众多学者认为是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测度，受到广泛关注和研究。从GDP到GPI再到EF，这些描述国家综合实力的指标能否被应用于城市体系中，仍然有待进一步研究和探索。

无论如何，地区GDP仍然是目前体现城市综合实力一个最重要的指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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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城市”专栏由上海发展战略研究所戴跃华博士主持，关注城市科学发展的前沿趋势，解释城市科学以及城市中人类行为动力学的一般特征和规律，探究利用前沿城市科学理论优化城市治理的路径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