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姜长青 来源：《炎黄春秋编辑部》

导语：1949年底，苏联、朝鲜、蒙古、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等国家，都与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于是，向建交国派遣驻外大使成了当时外交工作的重中之重。时任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亲自点将了第一批驻外大使，他们中绝大多数都是曾经驰骋疆场的将军，对外交工作非常陌生。为此，外交部根据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指示，举办了“大使学习班”。就是在这个学习班上，发生了不少有趣的故事。

1949年11月8日，周恩来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讲话，强调应该根据马列主义的观点，认真整理抗战以来的对外斗争经验，“使它科学化、系统化，而成为一门学问”“我们应当把外交学中国化”“外交是代表国家的工作”“一切都要正规化，堂堂正正地打正规战”[1]。

在周恩来的亲自领导和部署下，至1950年底，新中国的外交队伍建立了起来。第一批15位大使当中，除了王稼祥、姚仲明、吉雅泰、王任叔、冯铉为党政干部外，其余10位皆来自野战部队，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将军大使”。

外交部举办“将军大使”学习班

为了让突然转行干外交的将军们更快适应“大使”这一新的角色，外交部根据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指示举办了学习班，地址就设在北京前门外的新华饭店，由外交部办公厅一位副主任具体负责学习班的工作。参加学习的除10多位大使和他们的夫人外，还有部分参赞、武官，共40余人。学习班的学习安排非常丰富，外交部先后请来了精通外交知识的学者、专家讲授一系列的外交知识，大到外交政策，小到衣食住行，都一一详细讲解。

外事活动少不了外交礼仪，对此，学习班专门组织学员从细节入手，教授学习班的每个人掌握全面的外交礼仪。从如何吃西餐、着西服到如何会晤讲话、怎样跳舞等等，可以说，涉及外交生活的方方面面。教官们边讲解边示范，将军们认真地听，认真地做，如战场上执行作战方案那样一丝不苟。为了让大家学会跳舞，外交部东楼小礼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每个周末都举行舞会。为了学习西餐就餐礼仪，学习班的成员们专门到北京饭店观摩服务员如何摆台、上菜、斟酒，跟着他们学习如何使用刀叉，如何喝汤、让酒、布菜，如何尊重女士等等。后来担任驻马来西亚、苏联大使和外交部副部长的王幼平回忆说：“授课老师要求我们，吃西餐时如果吃着骨头了也不能往外吐，吐出来就不雅观，所以吃西餐时千万别把骨头吃到嘴里，我们都把骨头当地雷一样看待，特别小心。”[2]往日指挥千军万马得心应手的将军们，面对小小的刀叉，一度显得笨手笨脚。加上身着笔挺的西服，又要保持优雅的动作，有的人常常为吃一块牛排，搞得满头大汗。着实是经过一番苦练，昔日的将军们终于熟练掌握了刀叉的使用，在言行举止上变得越来越像合格的外交官。

学习班先后请来了各方面的学者、专家讲授国际法、外交史、领事条约、外交文书、国际法庭、联合国宪章、外交特权与豁免等方面的知识。主要请来国内的学者何思敬、王铁崖等人讲授国际法，请胡济邦、阎宝航等老外交工作者讲外交文书和外交礼节，请国家各部门领导人介绍情况。其间还举办了外交文书展览，展品中有国书、照会、备忘录、电报、会谈纪要、双边协议等各式各样的文件。这些文件，大使及其夫人们过去谁也没有见过，看后大开眼界。他们对这些即将使用的文件看得格外仔细，逐字逐句地琢磨。黄镇夫人朱霖突然冒出一句：“这国书不就是介绍信嘛！”引得大家哄堂大笑。

学习班还邀请苏联、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等友好国家的驻华大使前来介绍他们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情况、使馆工作情况以及外交工作体会。苏联和东欧国家大使作报告时，主要由毛岸英当翻译，毛岸英还给学员们讲了他在苏联留学期间的所见所闻和体会。

1950年3月10日下午，罗马尼亚首任驻华大使向毛泽东主席递交国书，这可是难得的一次见习机会。经周恩来同意，将军大使们被安排在递交国书的勤政殿旁边的小房间里，透过捅破窗户纸制造的小孔，观看递交国书的全过程。仪式开始前，周恩来特定嘱咐窗户上的小孔不要捅得太大，以免被外国人看见殿堂里到处有小孔不雅观，只准每人用铅笔戳个小洞。他告诉大使：“洞虽小，但你们要善于小中见大啊。”[3]就这样，将军大使们透过小洞观看了递交国书的全过程，也在实践中明白了“以小见大”所蕴含的深意。

毛主席和周总理对新中国第一批大使们的学习培训十分重视。大使们学习期间，周恩来总理多次前往看望。周总理鼓励将军们把在战场上几十年积累起来的“武打”经验，灵活地运用到外交场合的“文打”之中去，巧妙地把“外交”与“军事”联系在一起，将军们一听都来了精神，不仅对外交工作开始越来越有了兴趣，还真正动起了脑筋，像琢磨军事工作一样，开始一心一意研究起外交工作。

毛主席接见学习班全体人员

就在1950年3月10日，毛泽东在外事活动后专门接见了首批驻外大使学习班的全体人员。毛泽东说：听说你们不久就要出国赴任了，总理要我和你们谈一谈。你们是新中国的首批驻外大使，大都是从部队征调来的高级干部，都是将军。将军当大使好！现在建国伊始，百废待举，各个部门、各行各业，都需要干部。我国和许多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需要大批外交干部。我们新中国的外交是“另起炉灶”，需要新的外交干部。现在我们的高级干部中懂外语的很少，但暂时不懂外语也可以当好大使。他接着列举了汉代的班超、张骞的故事，指出尽管他们不懂外语，但他们出使西域，不但能够不辱使命，而且功绩卓著。毛泽东告诉大使学员们，虽然暂时不懂外语也可以当好大使，但是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还是要像总理所说的，学点驻在国的语言文字，只有懂得外语，才能阅读当地报纸，才能和别人交谈，也才能做好调查研究。

毛泽东讲话中还特别提到了将军当大使的优点：首先，你们出去我们放心，因为你们不会跑掉。第二，你们中间有好几位是参谋长，参谋长擅长调查研究，当然政治部主任也善于调查研究。所以，你们到国外当大使仍要发扬在部队的长处，也要开展调查研究。对于调查研究，毛泽东非常重视，他联系宋代的沈括讲了如何进行调查研究，指出：“对于通过调查而了解到的情况，必须加以研究，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研究很重要，只有通过研究，才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凡事都不会孤立地存在，要看到事物间的联系。比如，在一个地方看到有冷却塔，再观察一下周围，看到配套的建筑设施，经过分析综合，就可以知道这是一个发电厂。再如，一个国家要出兵事先总有很多迹象，如动员、军事运输增加以及舆论变化等等。通过对这些迹象的研究，就可以得出是否要打仗的结论。从报刊和书本中，也可以获得很多有用的东西。有时，从报纸上看到一条不起眼的消息，经过研究，也许能从中发现一个大问题。谈到调查研究，我们不妨学学宋代的沈括，他每到一个地方，总要把那里的城镇关隘、山脉河流，详细记载下来，并绘成地图，还把当地的土地物产、风俗人情都了解得一清二楚。所以，当朝廷派他和辽国进行划分边界的谈判时，他对有关数据、资料十分熟悉，脱口而出，对答如流，使辽国占不了便宜。总之，要重视调查研究，重视学习。”[4]

毛泽东还提出要学习外国的长处，他指出：任何一个国家、民族都有其自己的优点和长处，我们要通过研究，认识和学习别国的长处。资本主义国家的长处也要学。资本主义的政治不能学，但是他们在经营管理、生产建设中的好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学是为了用，要把学到的好的东西运用到国内建设中来。毛泽东对即将担任驻瑞典大使的耿飚说：“你是到西方国家去，要了解和学习他们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中瑞关系的建立，不但将使两国人民之间、我国和北欧国家之间的友谊得到加强和发展，而且也将有助于世界和平。”[5]在接见中，毛泽东说：“你们这些将军出国当大使，不算转业，可以保留军籍。”[6]

学习班顺利结业

1950年7月，学习班结束后，外交部正式宣布了去各国的大使、参赞和秘书的名单。7月12日下午，周恩来召集即将赴任的大使黄镇、耿飚、谭希林、王幼平、彭明治等开会。会上，周恩来向大使们细细叮嘱交代：中央对你们这些同志，选了又选。现在你们脱下军装搞外交，武仗不打了，文仗还要打。

耿飚在其回忆录里对自己赴任大使的经过有比较详细的记载。耿飚曾回忆道：“1950年7月初，外交部催促我即刻赴任，因为瑞典驻华大使已经来到北京上任。我偕同使馆的外交官和其他工作人员，连同家属共二三十人，乘坐国际列车，离开北京向莫斯科进发。这是我第一次乘坐国际列车，也是第一次出国。这列火车是苏联的列车，虽然是国际列车，却比我们国内的火车还要陈旧。每节车厢之间不是用挂钩，而是用铁链拉住，车子一开，就咣当一声；一停，又是咣当一声，震得人头脑发胀。有一次铁链没有挂好，两节车厢脱开，前面一半列车已经到站，我们后面的一半列车还在铁路上慢慢地蹓跶着。一到莫斯科，我们立即通过我国驻苏联大使馆同瑞典外交部联系。但是，得到的回答却是每年的7月和8月是瑞典法定休假期，瑞典国王和王室成员已离开首都斯德哥尔摩的王宫，到一个岛上休假去了，外交部的官员们大都也去休假了，只有少数工作人员留守值班。所以，这位值班人员希望我们到9月份再去瑞典。根据这个情况，我召集同志们商量后认为，既然瑞典国王不在首都，我们去了也无法呈递国书，而且和瑞典外交部及其他政府部门也无法联系工作，那就在苏联逗留一段时间。在莫斯科停留了将近两个月，到8月底，派去斯德哥尔摩的先遣人员来电，说瑞典外交部通知：现在可以赴瑞。于是，我们一行便在9月初离开莫斯科，取道列宁格勒，搭乘一艘客轮，“犁开”波罗的海的碧浪，向瑞典进发。这艘吃水约3000吨的轮船，不是直线开向目的地，而是先沿着芬兰湾北面的海岸线绕行，中间还在芬兰的港口停泊，然后再穿越波罗的海。所以，航行了整整七天，才于10日抵达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在这并不太长的海运线上所花的时间，竟和从北京到莫斯科的铁路线上所花的时间差不多，这表明当时北欧的交通也不方便[7]。由于当时中国与丹麦的建交谈判已取得成功，两国决定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因此，耿飚被宣布为驻瑞典王国大使后，兼任驻丹麦王国大使。

新中国成立初期举办的首批驻外大使学习班，是国家在特定历史时期培养驻外大使的一个创举，在新中国外交发展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首批大使在很短的时间内成功实现了从将军到大使的角色转变，学习班的作用功不可没。随着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1955年国家设立的外交学院，成为专门培养外交人才的机构，开始源源不断地为国家输送外交人才，使新中国的外交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注释：

[1]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9—10页。

[2]杨春：《新中国的“大使训练班”》，《人民网》

。

[3][7]耿飚：《耿飚回忆录》下册，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8页，第25—27页。

[4][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00—101页，第101页。

[6]罗元生：《耿飚将军：新中国外交舞台的“将军大使”》， 1024320u。

【作者：姜长青，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炎黄春秋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