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张明亮

近些年来，长沙有两个地名，经常在一些文人墨客的笔下生花，那就是树木岭和圭塘。不是说树木岭上林深叶茂，便是讲圭塘周遭稻菽千重。当然，他们在引经据典描绘这人间仙境的时候，都清楚地知道那是“曾经”，曾经的树木岭上，曾经的圭塘周遭……

其实，在这曾经后面又有曾经，曾经的树木岭有大机械工厂的豪横——长沙矿山通用机械厂（以下简称“矿通”），曾经的圭塘有民族大品牌的辉煌——长沙正圆动力配件厂（以下简称“正圆”）。

当然，还不要忘了树木岭上上下下，圭塘河左左右右的许多大小工厂，如长沙鼓风机厂、长沙汽制厂、华云机器厂、长沙铜铝材厂、长沙无线电厂、湖南医疗器械厂……等等，都是长沙工业数十年的“曾经”。 醒目的树木岭站牌，耸立在树木岭下，耸立在崭新的现代化地铁站口，耸立在劳动东路繁忙的车水马龙旁。

这个站名，早在几十年前就有了。当然那时不是地铁站名，因为那个年代长沙还没有地铁。站牌也没有这么大这么醒目，只是在一块小小的铁牌上印着站名。所以当年的树木岭站，就是极普通极平常的公共汽车站名。而且这里的人们还习惯把树木岭站，也叫矿山站或矿通站，就像有些人有大名也有别名一样。

“树木岭”三个字是这个站的大名，它印刻在站牌上，更是深深印刻在几代人的记忆里。它能使人想起当年从树木岭到圭塘、或者从圭塘到树木岭的那一段马路，以及马路两边工业建设峥嵘岁月的无数“曾经”……

“正宗圭塘”在原劳动东路尽头

长沙市这个曾经的树木岭，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还只有一座简易的公路桥跨过京广铁路。

1970年代前后，从天心阁城墙下天心路口发车的6路公交车，开过跨线桥，下了陡峭的树木岭，便到了树木岭站。上下客后，只要天气好，路况还正常，它就继续前行，到达6路公交线终点站正圆厂。当年这两个公交车站有点特别，都建有一个能遮风挡雨方便候车的小房子。

整个6路线矿通站以前的道路，基本上还是不错的。但从矿通到正圆的这段路，却有点险象环生。它原来是运送正圆新厂建设物资的简易路，在稻田水塘山丘和圭塘河畔，七弯八拐通到圭塘建厂工地的。1960年代初，长沙市政府决定，把已通到树木岭下的马路，再向前延伸到长沙正圆厂。从矿通站到正圆厂大门囗，或者那个大门囗还过去一点点的那口大塘边，正好是一公里。后来，东塘到正圆的马路被命名为劳动东路，这一公里就成了劳动东路的最后一公里。

本世纪初，现代化大型立交桥替代了简易的跨线桥后，一条高规格宽路幅的劳动东路诞生，老劳动东路便改名成了树木岭路。应该准确地说现在树木岭路全路，就是原劳动东路的最后一公里。

当年，这最后一公里的尽头，除了有囗大水塘，就只有长沙正圆厂一家工厂。那囗大水塘，当年许多人都认为那就是“正宗的圭塘”（究竟是不是，谁也没有见过古代典籍上讲的圭塘，反正大家都公认，那就是绝对正宗的圭塘了）。

盛夏酷暑，从南门囗新来到这里工作、生活的人们，都喜欢在神龟戏过水的圭塘波光潋滟中，洗脱闹市的尘埃和烦恼，一展自己健美的泳姿，沾沾神龟的仙气，身心顿觉格外舒畅、清爽。

车间紧挨着田头的特殊风景

现在雨花区辖下的圭塘河地区，是大约28公里长圭塘河流经的一片相当广阔的区域。但六十年前所说的长沙市南郊圭塘，只是指的现在北起自然岭王家祠堂（即现在的航空路囗附近），南至圭塘这一片地域（即现在树木岭路曲塘路圭糖路三条路路囗交汇处）。

当年这片地域除了叫南郊圭塘，也统称树木岭，所以现在把这条路定名为树木岭路，是有历史依据和渊源的。

有道是良禽择木而居，从城南路机械工业街上飞出的金凤凰，选择树木岭下的圭塘再鹏程，在当时应该说是不错的选择。

但是，长期习惯了南门囗闹市环境的长沙正圆厂职工，乍到树木岭圭塘很不适应。当时这里的情况，确实不像古代典籍上描述的那么好，加之那个年代搞建设是先生产后生活，生活设施远远跟不上生活需要，比如人们日常生活中离不开的各种商店，从60年代到70年代，只在现在叫正圆巷（当年还是无名巷）的巷囗，有一家不足三十平米买日用小百货的国营小商店。

从树木岭站候车的小房子，到正圆厂站候车的小房子之间，沿路两边全是稻田、水塘和一段圭塘河的淙淙流水。

当年建起的一幢幢新厂房，就耸立在广阔的田地之中。红砖厂房与绿色田野，中间无缝无隙，紧紧拥抱，显得工农之间格外“亲密无间”。

工人们回忆起早年在圭塘新厂区上班的情况时说：“那些年我们在车间里做工，农大哥就在车间外的水田里干农活，中间只隔着厂房墙壁上高大透明的玻璃大窗。工间休息时，我们出车间脱了鞋就下田捉青蛙，农大哥则拖着两腿烂泥巴从田里上来，就直接进车间拾“废铁”。”车间紧挨着田头，展开的这样一道风景，真还有点别开生面。

神话战胜不了泛滥的洪水

工人们与农大哥密切交往时，还听老农指着那囗堪称水库的圭塘，有鼻子有眼地说：“很久很久以前，经常能看到一只好大好大的白乌龟在那里玩水……”

这故事有点老套陈旧，文人墨客的文章里差不多都是这么说，而且都说那是一只神龟。只不过他们笔下的神龟，浑身散发祥瑞之光，能映照到岳麓山麓山寺的宝殿之上，而老农讲那神龟，则是说它能使这一带地方风调雨顺，年年丰收。后来不知什么人得罪了神龟，神龟就走了。从那以后这一带地方，便风不调雨不顺了，圭塘河还年年涨大水，把农田淹没，把房屋冲垮。

有人说：“这是神龟生气了，你们还天天龟塘龟塘地叫个不停，冲了名讳犯了忌。只有改了名字不犯忌了才会好。 ”

改一个什么名字好呢？大家脑壳都想烂了，也没有想出来。后来搭帮来了一位高人，他指点着那囗塘说:“两个土字叠罗汉，是‘圭’不是‘龟’。嘴里说出来是‘龟’，手上写出来是‘圭’，镇妖避邪之神龟。”

听高人这么神神叨叨摇头晃脑地一阵说道，大家觉得神乎其神的，或许真能镇妖孽驱邪恶。于是就都同意把“龟塘”改成了“圭塘”。

1966年初夏，连续多天的暴风骤雨，带来一场空前的大洪水，三十万平方公尺的正圆生产区，大部分泡在一米多深的浑汤浊水里，被大水冲来的毒蛇、虫蝎、蜥蜴爬满车间门窗梁柱和大小机器之上。工厂因此被迫停产半个月，全厂职工全力以赴抗洪抢险。

由于工厂没有围墙，厂房与农田连成一片，车间里的各种工业用油在暴雨洪水中渗到了农田里，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污染。洪水过后，工厂还得给农大哥一笔不菲的赔偿。

可见改“龟”为“圭”就大吉大利了，就能镇妖驱邪了，那只是人们一厢情愿，杜撰的美好故事而已。

1968年初夏，长沙又落大雨，圭塘又开始涨大水了。这时正值文革造反派掌权，厂里许多职工对于当年把厂址选在圭塘有意见，认为1960年代初，东塘、侯家塘有足够的土地建一家当时规模的正圆厂，没必要到树木岭下的圭塘来，而且又是按苏修的设计，把厂房建在地势低洼的水田里，既破坏了农业生产，又埋下了年年遭水灾的定时炸弹，因此，这是“走资派”的阴谋。于是，把当年负责选厂址的厂长王正岗，和负责基建的党委书记邓煌辉揪出来批斗，发动全厂职工声讨他们把新厂建在圭塘的“滔天罪行”，并强令他们两人当着全厂职工面互相扇耳光。

一个来小时的批斗会，就像演了一场极其荒唐的恶作剧，让全厂职工看过后，才押着他们和全厂职工一起在暴风雨中扛沙包堵洪水。

用科学战胜天灾

其实，把厂址选在水患频繁的圭塘，责任并不在老厂长、老党委书记。据有关知情人士透露，当时中央从全国工业整体战略布局考虑，曾经打算北有中国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南有中国长沙第二汽车制造厂，打算建长沙二汽匹配的汽车零部件基地。曾经设想以长沙正圆动力配件厂为基础，从南郊圭塘开始，建设一个绵延数十里的汽车配件城。所以，选择在长沙市南郊圭塘建正圆新厂的同时，也正在选择一个合适的地点，建设一个生产汽车轴承的工厂，这就有了后来距离长沙市区更远的鹿芝岭长沙轴承厂。

另外，圭塘正圆新厂的整体布局设计，是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他们在欧洲平原伏尔加河畔建工厂，低洼平地一般用于建生产区。所以，在南郊圭塘建新厂，也是把生产区建在平整低洼的地方，没有考虑中国南方多雨多洪涝的问题。

好在这一年中央拨了专款解决这个问题，记得申请部里拨这笔专款的具体事宜，还是肖寿松去办的。那是1968年10月下旬，我也在北京办事，住虎坊桥机械工业部招待所时，巧遇肖寿松，刚一见面，他就把这个喜讯告诉了我。为了这个好消息，他特意邀请我去珠市口湖南便饭馆共进晚餐。可见当年这个问题是多么重要，能得到解决就是一庄大喜事，值得庆祝一番。

第二年，部里就安排部属洛阳某设计院，派人来长实地勘测后，设计了一套不会给农田造成环境污染的排涝系统，在生产区与田地之间砌工厂围墙的同时，把这套排涝沟渠建成。

这样，才在1970年结束了生产区和原劳动东路尽头小雨小涝、大雨大涝的历史。当然，从此农大哥、老大哥在田头车间，各取所需的奇葩风景再也看不到了。

长沙正圆不忘建厂初心

1968年11月，第八机械工业部发文，宣布长沙正圆动力配件厂改名为“长沙红旗内燃机配件厂”。十多年后，上面又下文把厂名改回去，仍然叫“长沙正圆动力配件厂”。

改来改去还叫正圆，说明了什么？说明极左的干扰排除了，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

“正圆”这个厂名，是民族资本家戴桂蕊（即戴子骥）兄弟，在1943年建厂时取的，他们取这个名字的初心是要创造民族品牌，把产品质量做到最好最圆满，让生产出来的每一片活塞环，都是符合质量要求的“正圆环”。

现在仍然使用民族资本家最初取的厂名，那就是明确表示认同他们的初心。而且，几代正圆人正是本着这个初心，脚踏实地不断攻坚克难，一步一步攀上一座又一座高峰，成为了举世公认的“活塞环世家”。

工厂刚搬到圭塘的时候，活塞环铸造还是最原始的冲天炉熔炼，手工抬包浇注，一群人蹲在地面手扒脚踩搞翻砂。这样的生产劳动，既繁重又危险，还保证不了产品质量，必须改变这种落后状态。厂长、科技人员、工人三结合，在生产一线，大搞技术改造和革新，上电弧炉熔炼，行车吊包浇注，造型机生产线造型，使企业生产技术水平上了一个台阶。

改革开放的春天里，国家先后投资9000多万元，引进英国、德国、美国、日本、瑞士的设备和技术，工厂派出多批科技人员出国考察学习，消化吸收这些新技术，使企业冷热两大方面的技术都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尤其是德国格茨公司的工频炉熔炼，自动浇注造型整条生产线的引进投产，使企业能大批量生产出多种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新材质产品，填补国内曾经不能生产的许多空白。

这家工厂是这个行业的龙头，其中的许多科技人员为全行业整体科技水平的提高，作出了无私贡献。他们引进德国格茨公司先进技术的时候，组织全过程录相，回国后制成录相带发行到全行业各厂。高级工程师邓开明还把自己学习引进德国格茨公司先进技术的理论成果，撰写成高水平的专业科技论文，发表在国家级科技期刊上，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国家相关机构召开的学术会议上，多次邀请他去作专题演讲。

所有的这些努力和贡献，都是为了一个目标，生产满足国家现代化建设需要的优质产品。

所以，长沙正圆厂总是把质量放在第一位，不仅每道工序每个岗位都严把质量关，而且还有一套完整的质量管理体系。省里要求正圆厂总结这方面经验向全省推广，厂里主管产品质量的副总工程师郭正伦，把写作这篇总结文章的任务交给了我，这就有了发表在1979年10月8日《湖南日报》第四版上的，题为“努力生产又多又好的产品”一文。文章是以“长沙红旗内燃机配件厂质量整顿管理办公室”名义发表的。

1981年，正圆厂的105系列和95系列活塞环，被国家授予全国活塞环行业唯一的银牌产品奖。

1982年元月8日《湖南日报》第二版，发表了我写的“但愿老牌变银牌”的工商随笔。希望有众多百年老牌的古城长沙，都能像“正圆牌”一样不断努力擦亮牌子，使百年老牌成为闪耀着金光银辉的高品质名牌。

树木岭的大厂小厂

早在六十年代末，长沙无线电厂就迁到自然岭来了，离长沙正圆厂只有几百米，这是一家不大的工厂，长沙正圆还曾派出黄益河、贺文斗两位中层干部，去该厂分别当任过厂长和书记。这家工厂生产收音机，市场上一度十分畅销。

属于长沙市医药器械公司的长沙医疗器械厂，于1980年代在树木岭上建厂。

在这家工厂大门外不远，便是劳动东路过京广铁路的跨线桥。很长一段时间，这里除了火车经过时，有地动山摇似的声响外，平时显得特别空旷寂寥，半夜下晚班与工友们结伴骑自行车通过这里，有进入了无人区的恐怖感。自从长沙医疗器械厂在此落户，树木岭上便有了人间烟火气，逐年欣欣向荣起来，曾经设在这里的警民联防哨，后来也撤了。

不久，离树木岭公共汽车站牌不到十公尺的地方，敞开了一张大门，早晨七八点钟之间有一批人，从6路公交车上下来就行色匆匆地直奔那张大门。原来他们是去华云机器厂上班的职工，这是一家生产各种机械产品的工厂。

在长沙正圆生活区西侧不远的一家工厂，叫长沙汽车制造厂，简称“长沙汽制”。

五、六十年代，湖南人曾经眼巴巴地盼过，中国第二汽车制造厂在湖南在长沙落户，但却是一场梦。为了圆这个梦，1970年长沙试制出了第一台“洞庭130”汽车，翌年便把整装这种汽车的任务交给了长沙正圆，1972年正圆整装了94台。1973年，根据上级指示，这种小型卡车的整装任务就移交给了长沙汽制。

“洞庭洞庭，一动就停。”当年许多人这样戏说洞庭汽车，不知是不是忌讳这个戏说，不久便把“洞庭130”改名为“长沙130”轻货，这款轻卡的设计，脱胎于北京牌BJ130轻卡，一度引领中南地区的汽车制造行业，连续生产到1997年才彻底停产。

这是湖南人圆汽车制造梦的开始，或者说湖南汽车制造业有今天的发展和规模，第一步就是正圆人和汽制人，先后在树木岭下圭塘河之滨迈出去的。

1980年代中期，长沙铜铝材厂搬到航空路来了，这是一家有五十年历史的老厂，由治金局辖下的两家工厂合并而成，职工有两千四百多人，在长沙应是一家大型国企了。

树木岭下的矿通厂，《档案里的长沙》有专文介绍过（参见《长沙重型机器厂的风雨》），这里就不赘述了。只补充一点，这家工厂的科学技术协会，是当年长沙市许多厂矿科协中的佼佼者。得益于他们有几个很能干的科协工作者，尤其谢昌福，80、90年代，我们经常在市科协开会时相见，他也曾代表矿通厂科协，热情邀请长沙市各大厂矿的科协工作人员去该厂参观。我记得那次去参观，老谢还把他们厂的书记柳协春请来，和我们一起研讨如何搞好厂矿科协工作的问题。遗憾的是听说老谢走了，十分怀念这位老科技工作者。

1980年代初，原劳动东路最后一公里尽头，荡漾着碧波清浪的圭塘之畔，长沙鼓风机厂搬来了。这是一家1950年建厂的老机械工厂，搬来前在浏城桥下复兴街囗。1958年开始涉足罗茨鼓风机制造，1986年从日本引进先进的罗茨鼓风机（真空泵）设计制造技术，并得到充分的消化吸收，自主开发了具有完全知识产权的一系列新产品，填补多项国内空白，拥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专利技术10多项，4种产品获部优，10种产品获省优。

作为行业内技术主导型企业，长沙鼓风机厂还拥有国内先进的罗茨鼓风机测试中心，和集设计、工艺试验研究于一体的省级技术中心。六十多年来，这家工厂生产交付国内外客户各类罗茨鼓风机六万多台。几代长鼓人的奋斗，使得长鼓和长鼓产品享誉国内外。

长沙工业记忆的标杆

圭塘、树木岭，它们之间曾经是绿水伴青山的美好，但那是悠远的历史，要在“之乎者也”的字里行间寻找。 到了1949年前后，它们之间已是荒山共恶水的难姐难妹，那片荒凉，曾经触目惊心。

1950年代以后，正圆人、长重人、长鼓人、汽制人等等，一批又一批改变历史的人相继来到这里，拓荒治水，建起厂房，安装好机器并开动起来，创造民族品牌，生产部优、省优产品，让树木岭圭塘发生了第一次沧海桑田的巨变，穷山恶水变成了各种工业名牌产品诞生的摇篮和沃土。

改革开放的春风拂过，树木岭圭塘开始第二次沧桑之变。 那些在共和国现代化大工业历史进程中，建树了功勋的大厂小厂，都功成身退，易地去再展雄风了，还了这里一泓秀水，一片清新。曾经的青山树木岭，已经融于大城市的繁华市井之中，不可能再青山依旧，但高楼也很巍然，更有绿树相伴林荫相绕。今日人间仙境，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奋斗中创造。

因此，原劳动东路最后一公里上，渐渐地高楼林立，商贾繁荣。每逢良宵，这里的老哥老姐们，便会在灯红酒绿中，轻歌曼舞起来。

树木岭曲塘路五江天街，这里曾是广延十里的良田 张明亮摄

然而，人民不会忘记，历史不会忘记，这里曾经的大工业辉煌，和创造辉煌的人们。一位人大代表最近建言，应该在树木岭圭塘，树立起国家银质奖活塞环，和部优省优罗茨鼓风机的纪念性标杆，彰显当年长沙市、雨花区工业现代化建设曾经的华彩。

据说这个建议，雨花区人大常委会作出了积极回应，表示完全采纳代表的建议。因此，我们可以期待，那纪念共和国工业现代化伟大成就的标杆，将会高高树立起来。让我们的子孙后代看到那高耸的标杆，便能知晓，当年的树木岭圭塘，曾经有过大厂小厂的峥嵘岁月，壮美韶华！

END

*本文由城市记忆CityMemory独家发布，作者 | 张明亮，编辑 | 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