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技术的善与恶，始终决定于使用技术的人。这篇文章讲述了无线电和政治的历史，那么无线电的发展史能否复制到互联网时代呢？当前的技术给我们带来的究竟是便利还是受控？我们又在这个时代做些什么？本文编译自Idlewords上原题为“Legends of the Ancient Web”的文章。

也许我最喜欢的技术类作品是一本2300年前的信息技术书籍——《传道书》。

如果你对它不熟悉的话，那我告诉你，《传道书》是一个愤怒而年老的无神论者的咆哮，由于一些编辑方面的疏忽，它得以进入《圣经》并流传于世。

它充满了关于科技的智慧，以及它如何与人类互动。

《传道书》的作者对于技术进步有这样的评论：

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

今天我想谈谈那些被遗忘的世代，我知道不管我说得有多糟糕，都不会被人记住。

我想谈谈无线电的政治史。

如果你不知道无线电的存在，那整篇文章听起来就像一堆伪科学的废话（……）

所谓的“无线电波”是看不见的，它能传输能量，能很轻易地穿透物质——包括石墙和人体，如果你把金属线恰好摆放得当，那甚至可以听到几百甚至几千公里远地方的声音。

1864年，麦克斯韦预言了无线电波的存在，他证明变化的磁场产生电场，变化的电场产生磁场，它们互相激发，电磁波就在不停的变化中以固定的速度传播。

而这一速度恰好是观察到的光速。然后机缘巧合之下，麦克斯韦遂（正确地）认为光本身必定是电磁现象。

1886年，赫兹证明这些相互支持的波是真实存在的的，而且可以被检测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它们被称为赫兹波。（有趣的是，当被问及无线电的实际作用时，赫兹说“这没什么用处”）。

1895年，马可尼建立了第一个实用的无线电系统，它可以在短距离内传输和接收声音——实际是无线电报的雏形。

就像互联网一样，无线电的时代突然到来之前，该项技术已经悄无声息地发展了很久，它来的润物无声，谁也没有发现这会是一项引发质变的新技术，更别说会有人发现这项技术会颠覆未来的政治世界。

在无线电崛起的时候，世界已经有了长途实时通信的方法——电报和电话。一开始人们还不清楚这种“赫兹波”可以在距离远超几百米的地方被探测到，更不提想到它们日后会成为传播人类声音的一种实用性方法了。

它们充其量可能会被证明是一种探测远处雷电或与海上船舶通信的有效办法。

在无线电面世的那个时代，有一群电报爱好者，他们经营着自己的小网络——即他们那个时代的“新闻组（Usenet）”，而且还有各种各样活跃的小规模电话网络，其中包括农村电话网，电话线穿过铁丝网栅栏，把三十个或四十个农场用电路连接在一起。

其中一些人成为了第一批无线电业余爱好者。

第一个无线电台使用了火花塞，所以只能发出嗡嗡的声音，因此人们用摩尔斯电码进行通信。 这是的业余无线电的时代，这个时代没有人知道电波的接收者是不是条狗（“在互联网上，没人知道你是一只狗”）。那些获悉了如何制作和操作这种设备的勇敢女性可以享受到无线电亚文化带给她们的无拘无束。

我们忘记了在大众传媒之前，农村地区的相对与世隔绝这一事实。然而，许多最活跃的无线电爱好者都生活偏远的乡村地区，这种活跃程度会随着新的通信技术发展一次又一次地出现。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设备的技术逐渐改善，范围也扩展到可以覆盖几十公里的地方。人们也学会了如何放大无线电信号。海军对无线装置的军事用途已经愈发地感兴趣了，并且在船上强制使用它们。

一篇关于早期无线电爱好者如何为海军制造麻烦的文章传达了这个时代的一些特点：

上周六，当朴茨茅斯海军基地的无线电报操作人试图获悉从世界各地返航舰队的消息时，他只能听到一条从巡洋舰Yankton上传回来的消息，该巡洋舰比其他舰只行程提前一千英里。

麻烦的是，空气中充满了波士顿地区年轻的业余无线电爱好者们发出的不重要的电文。 饶有兴味地尝试这种新型电传方式的业余爱好者们的人数令人咋舌，他们兴味十足，乐此不疲。

例如，一个纽约郊区的男孩有一台无线电设备，这台设备实际上完全是他自己动手做的。在傍晚或放学后，他经常坐在设备边上，跟另外六个拥有同样装置的朋友中的这个或那个“谈话”，或随意“听取”空气里遍布的信息。

一个叫“早期无线电历史”的精彩网站收集了许多这类的文章。那些文章读起来就像是早期的网络先驱的报纸简介，他们集书呆子的低调和技术上的成就于一身，载誉颇丰。

其实和现在来看，最大的区别在于，1912年那会儿乖乖呆在家里做妈妈的乖宝宝被认为是一个成年人应有的负责任形象，这意味着你不是在外面乱跑、干一些只有天知道的事儿。

1912年泰坦尼克号沉没的消息传到华盛顿已经是猴年马月的事儿了。因为有很多人同时在传播这一消息，结果就是相互串扰导致了信息传播反而变慢了。在这种情况下，塔夫脱总统开始抱怨监管的缺失。

1914年，欧洲爆发了战争。尽管来自业余无线电爱好者的恳求不绝如缕，但美国政府还是禁止在战争期间使用民用无线电。而五年之后，业余无线电爱好者都饱受摧残，消失殆尽。美国海军甚至在战争结束后尝试买下所有的无线电运营商以实现垄断，直到国会及时出面制止。

1919年该项禁令终于取消，无线电迎来了久违的春天，立即引发了一场全面的热潮，让人不禁联想到互联网泡沫。巨额资金开始涌入这个领域，人们三句话都不离无线电。还有一些关于男孩们和女孩们使用无线电来解决犯罪和冒险问题的小说——“无线电男孩”系列丛书。伴随着对无线电公司的投机，财富来来去去。

每个企业都被告知无线电会改变它们的生活。例如，珠宝商将不再需要租用专门的电报线来获取高端手表的确切时间信号。它们的贸易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解释什么是以太，它的工作原理是什么，你如何通过它来发送无线电波，以及如何通过阿灵顿的海军无线电发射机省下大把时间。

不过，无线电面向大众市场也意味着之前非正式的、参与性的广播网的终结。现在你如果要入局的话，就需要许可证和钱了。

公司之间的兼并每天都在上演，几年之内，运营全国无线电网络的就只剩下几个巨头了，而直到如今，我们还在致力于打破这种垄断。随着行业集聚，工作也变得越来越专业化。

这个行业起初的运作基础是热情和政府资金，不过后来它发现了一条可行的商业模式：广告。 场内的大玩家们就版权发起了一场战争，以确定艺术家应该如何通过这种新媒介获得收视报酬。

在短短几年时间里，无线电玩家从不拘一格的参与性业余爱好者变成了被动的消费者和专业的生产者群体。作为大众媒体的一种，它已然在新闻上占据了一席之地。

但与报纸或电报不同，这种新媒体可以“飞入寻常百姓家”，用人耳可听的方式来实现交谈。

极富政治敏感性的人只需要花很短的时间就可以发现怎样通过使用无线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在美国，这些先驱者中有一位名叫Charles Coughlin的天主教神父，他是早期的宗教广播人士，他注意到他关于政治话题的愤慨声讨要比他的宗教话语能够为他网罗更多的听众。

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 Coughlin拥有一千万的忠实拥趸，他们异常积极地听取他反对银行家和国际阴谋那掷地有声的豪言，虽然在2017年，这种方式听上去依然如此熟悉。

Coughlin神父在呐喊。

另一位善用无线电广播以实现自己政治目标的大师是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

面对纸媒被竞争对手控制的局势，罗斯福决定通过一系列被他称为“炉边谈话”的方式直接向人民讲话。

这些谈话不是形式夸张的的政治演说，更不是像Coughlin神父所倡导那种怒火中烧的右翼论调，这种炉边谈话的方式给人一种感觉，那就是仿佛总统正坐在你的客厅里跟你谈笑风生。

罗斯福巧妙地用无线电广播拉近了与民众的关系。第一次炉边讲话的时候，听起来就像是夜里大家跟亲人、朋友齐聚一堂，惬意轻松地跟总统聊聊天。

你可能不会觉得有关银行系统的演讲有什么吸引力可言。但是在那种危机的上下氛围里，人们倒是愿意花时间来听一听。这是他们第一次可以直接听到他们的领导人在自己的家中讨论问题，何况这些问题能对他们的生活造成巨大影响。

这些炉边谈话为罗斯福赢得了持续的声望和人气，让他足以在未来的岁月里连任三次，并使其竞争对手无可奈何。

Saul Bellow写过一段文字来描述听总统广播讲话是怎样一种体验：

司机们挨个把车停在路边，然后打开收音机听罗斯福讲话。他们把车窗摇下来，打开车门。到处都是同一个声音——那种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会惹恼中西部人的独特的东部口音。你走过他们时，不会漏掉讲话中的每一个字，你仿佛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人们默默地抽着烟，不怎么对总统的话加以辩驳，因为他们默认了他的话，仿佛从中获得了某种保证。

但是我们从Saul Bellow的话中，也嗅到了一丝关于此类新媒体的危险——

“不加思索，就予以肯定。”

这就是无线电广播的力量之所在，依靠情感、重复、熟悉和语气来说服，而不是通过事实或论点。一个成功的无线电广播会让你觉得自己是从属于更大团体的一部分，即使你是独自一人在倾听。

欧洲其实也有一位不世出的无线电天才，他就是纳粹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

1933年纳粹成功夺取政权后，戈培尔的第一个行动之一就是开始生产廉价的收音机“Volksempfänger”或着叫“人民收音机”。戈培尔认为，国家社会主义想要成功，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每个家庭都得有收音机，工作场所都得有扬声器。

在促进政治领域转变的同时，无线电技术还颠覆了战争的能力。

便携式收音机为军队提供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所缺少的东西——一种能够在移动中进行实时通信的方式。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军队因缺乏实时通讯而陷于瘫痪。战斗是按照时间表进行的，缺乏了实时通讯工具的帮助，协调士兵和炮兵成了不可能的事情。

同理，如果二战的时候，每个坦克驾驶员都没有收音机，那么著名的闪电战术就不可能实现了。

在二战中，无线电在其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它不仅是作为一种武器（雷达同样诞生于这场战争），还作为一种情报来源，一种指挥手段和一种宣传手段。

在战后的审判中，阿尔贝特·施佩尔认为，无线电广播也是第三帝国在政治上崛起的必要前提：

希特勒的独裁统治与历史上的所有前任的都有根本的不同。

他是第一个完全利用所有技术手段统治自己国家的独裁者。通过广播、扩音器等技术手段，8000万人被完全剥夺了独立思考的权利。

施佩尔在审判的时候做出了如上声诉，之所以他这么说，主要是出于其自身利益。但是他的百般遮掩之中还隐藏着些许真相：

无线电广播拥有一种劝诱的力量，与世界上曾出现的任何东西都不同。而那些为了达到政治目的而使用无线电广播的人有着旁人不可比拟的巨大优势。

在不到四十年的时间里，无线电已经完成了从技术科学到业余爱好，再到到大型商业以及颇具威力的政治工具的角色转变。

倘若其先驱者对此泉下有知，一定会震惊不已。

在其诞生之初，无线电仿佛就是纯粹是善的化身，这种把人们联系在一起的东西当然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啊。

无线电广播把音乐带进了医院和疗养院，还缓解了农村生活的孤立处境，同时让人们得以直接听取民选代表的意见。它为每户人家带来了欢声笑语，让遭遇海难的人得以生还，还第一次给人们带去了天气预报的消息。

但无线电波其实只是振荡电磁场罢了。它真的不在乎我们如何使用它。而它唯一所想的可能就是以光速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

人们可能很难接受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那些好人，满怀善意地开发出好的技术，想要造福人类，最终却可能是给邪恶的人造出一个强大的工具。

但我们不能屡次三番地在这上面犯错误，因为成本太高了。

在1994年卢旺达骇人听闻的种族灭绝时期，有一个电台，即Mille Collines电台，煽动造成了据估计高达5万人的死亡。他们以各种各样的笑话、舞曲和仇恨来鼓吹仇恨，煽动屠杀。

而不管任何时候，但凡有政变发生，叛军们最先控制的也一定是无线电台，绝无例外。

技术以复杂的方式与人性互动，人性中有一部分欲望是寻求权力操纵他人。而技术恰恰可以带来凌驾于他人之上的权力。

我们必须假设我们发明的新技术也有集中权力的能力。一项技术被政客采用和被大众熟知之间，总是存在着一条鸿沟的。尽管现在有了互联网之后，我们正在逐渐弥合这条鸿沟。

比如普京、鼓动英国脱欧的人、还有特朗普等，都有可能是像上世纪罗斯福那样的人，他们是当代的熟谙新兴媒体的天才。

不过，如果把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技术规模投入政治应用的话，我怀疑普京、特朗普之流都还只是刚迈进门槛罢了，毕竟我们还没有看到像Coughlin神父这样的人出现在互联网上，更不用说戈培尔了。

所以对于潜在的威胁，我们是缺乏准备的。

谷歌公司上周召开了Google I/O大会，展示了惊人的技术。 会议主题聚焦人工智能，不仅直接体现在其产品中，还体现在其为他人改进的工具中。潜台词是，尽可能快地将这些技术应用到现实生活中绝对有百利而无一害。

而未能说出口的话则是，为了训练人工智能，并为整个企业提供资金，需要一个大规模的监控计划。在我看来，那些从这种监控中赚钱的公司都不愿意过多谈及谈论他们的商业模式。

但就是这种商业模式，播撒了孕育极权的种子。

他们让你设计一台回答“好的，谷歌”而不是“好的，戈培尔”的机器。你其实没有得到什么清晰的警告，表明你正在做一些对世界不利的事情。

而且我敢打赌，就连戈培尔的工程师们也能够给自己的行为找到合理化的论点，那就是无线电广播让人们的生活更美好，而且这本身就是一个有趣的工程挑战。

但是，倘若你已经以自己的商业模式为耻，那这本身就是一个明确的警告，即你不是在干什么光彩的事儿。

重要的是结果而不是出发点。

《传道书》中对于大规模的监控是这么说的：

你不可咒诅君王，也不可心怀此念。

在你卧房也不可咒诅富户。

因为空中的鸟，必传扬这声音。

有翅膀的，也必述说这事。

现在我们的生活充满了这些鸟。无线电广播不只是跟我们说话，它们也在凝神静听，而且它们知道如何以我们感到有说服力的方式来向我们传达根据算法计算出的信息。

我们正在一手建立起一个可怕的世界。建设的方式是多选题不是单选题。我们没法不发明互联网，但我们可以制止它逐步滑向监视器的深渊。

我知道你没来听这种政治论调的宣传，但是你的行为和选择真的很重要。

让我再引用《传道书》上的话吧：

鱼被恶网圈住，鸟被网罗捉住，祸患忽然临到的时候，世人陷在其中，也是如此。

我想在文章的结尾讲述一个发生在波兰的真实的故事。

托伦市，一个射电天文学家组成的团体，Jan Hanasz是其中一人，他也是是1981年被禁的“团结托伦”分会的领导人。

1982年秋天，他那个组织的地下分会决定进行一些广播宣传，以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

华沙的人们曾试图在屋顶进行非法广播，不过这些发射机很容易就被安全局发现。

当然这些天文学家有更好的点子。

其中有一个人做过这样的计算：如果把一个低功率的无线电发射器悬挂在一个气球上，那么它的传播距离会有多远。最后他得出了一个惊人的数字——至少几公里。

这个团体的人本想使用气象气球进行广播，不过考虑到气球太容易追踪了，因此他们选择了可以在体育用品商店买到的充气沙滩球充当中转站。

一位化学家同事负责氢气供应并把它们保存在灭火器中。

（我脑子里居然浮现的是这个场景：这个灭火器就挂在实验室的墙上，用来恶作剧——比如对一个正在抽烟的人说：“嘿！让我帮你把烟灭了！”）

团体中的其他人想出了如何用铜箔制作轻便的天线。

最难找到的是磁带机，倒不是因为波兰政府的管制，而是因为美国对先进电子产品实行了禁运。最后，法国的一位同事想办法给他们弄到了汽车的磁带机。

正如Hanasz在接受采访时所说的那样：

地下媒体会提前发布广播通知，有时候也会在墙上粘贴传单，人们知道在特定时间特定频段可以接收到广播。不过我们没有公布特定的频率范围，所以不会有干扰。

广播开始时是一个长长的呼叫信号：“这里是团结托伦电台”，给人们时间来调整他们的无线电广播，接下来就是15分钟的节目。唯一的限制因素就是电池。

再引用Hanasz的话说就是：

这事儿其实挺安全的，我们没人被抓住。安全局那边提前知道了我们的广播。无线电测向车在城市周围巡逻，但就是找不到发射机。我们知道他们想找到发电机。然而一旦他们上了维斯杜拉河岸，就完全找不到它了。看到保安局如此无可奈何，我们这些厌恶戒严的人很有满足感。

1982年，波兰有十一个秘密广播电台被勒令关停。参与这项气球播音计划的科学家不仅冒着职业风险，而且还有可能面临牢狱之灾。

他们的挑衅行为没有使国家垮台。也只是给小几百人带了点希望和光明。

但是它仿佛存在着一种魔法，有无形的光芒，可以消除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甚至穿透最厚的墙壁。

我讲这个故事是为了让你们放心，因为现在的一切如此沉重、如此丑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像书呆子一样，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来对抗这些斗争。

我们热爱网络，因为它的乌托邦特质，即使它已经变得集中化和商业化，我们仍可以找到方法来保护它。

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与垄断的战斗即将打响，需要激发个人的创造性。

我们不能被大公司的权力颐指气使。我们必须找到办法废除这种控制到我们每个行为的经济模式——在它成为反对我们民主的政治武器之前。

最后让我再引用一段《传道书》的话吧：

凡你手所当作的事，要尽力去作。因为在你所必去的阴间，没有工作，没有谋算，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

希望你在走向生命尽头的这一段路程漫长而愉快。希望你们找到未来为之自豪的工作。

无论好坏，你在一个会改变世界的领域里披荆斩棘，你的决定很重要。

请在未来几周和几个月内仔细想想，不仅仅是作为技术工作者，而是作为公民和人类。

谢谢阅读！

编译组出品。编辑：郝鹏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