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衢州90岁的黄锦云老爷子，历时40年研究数学，得出了两套完整、严谨的数学公式。随后，他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寄给很多教育机构，希望可以得到认可。然而，专家却回复他：“类似祖冲之，只可惜，当代社会已经不适用，若生在古代，他或许就是祖冲之。”

一、学到老，活到老

我们常说：活到老学到老，年龄不是问题，问题是人未老心已老。

从小老师告诉我们，学习科学文化的最终目的是应用，能把自己学的东西，应用到解决实际问题中，才是实现了知识的价值。黄锦云老爷子能够将自己的毕生所学，用在为其他人带来实际效益上，这也许就是我们学习的最高境界。

一个人从三岁上幼儿园到二十多岁大学毕业，二十多年的求学之路，不仅能让我们获得知识，还能让我们的视野更加开阔。在遇到事情的时候，有理性的解决方法，运用智慧将我们的认知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当今社会，想要在社会中生存，如果一无是处的话很难。只有通过学习，了解到各种生存的技能，我们才能够清楚地知道应该做什么，应该怎么做，不至于在社会这个大课堂里像个“小白”一样没有头绪，到处乱撞，也只有学习，才能让自己找到通向成功的钥匙，打开属于自己的那扇大门。

在衢州市龙游县庙下乡庙上新村，已经90岁的黄锦云，是村里有名的“大数学家”。他的出名，是因为他帮助乡亲们做了一件大好事，不仅解决了大家长期以来的困惑，还提高了水稻的亩产量。

20世纪80年代，在当时百业待兴的历史背景之下，政治、经济、文化空前地贫瘠，农村文化建设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里也迫切需要知识的引领，带领农民加快发展的进程。1930年出生的黄锦云，1949年高中毕业，这时候一个高中生在村子里就是知识分子的象征，于是，他担任了村里的会计一职。

在职期间，黄锦云发现，很多乡亲到水田里插秧还是沿用祖辈的经验，完全是采用“估计”的方式，对于一亩水田栽种多少秧苗，没有具体的概念，如果出现秧苗太稀疏的情况，事后还要第二次补栽。也就是说，农民要花费双倍的工作量，才能够确保这亩水田最大化地利用。

这样的“估计”对于农民来说，并不合适，很容易造成秧苗间距太近影响生长，最终一亩水田的亩产量很低；或者秧苗距离太远，浪费土地，过后补栽又耗时费力。

那么，如何合理安排一亩水田里秧苗的数量，才能够达到既不浪费人力，又能提高亩产量的效果呢？黄锦云开始琢磨，怎样才能合理利用土地，又省时省力的好办法。

此后，他开始拿着米尺到田地里一遍遍地测量，在得出一亩水田的长度和宽度之后，再通过数学公式，计算出这亩水田里需要的秧苗数量。在计算出结果之后，他先到自己的水田里试验，结果很喜人。不仅水田土地得到最大化地利用，还不用二次补栽。

乡亲们对于黄锦云的计算结果都感到不可思议，他们都没有发现自己的身边原来藏着这样一位“能人”。习惯了以经验来种田的他们，在黄锦云的指导下，在水田里精准地插秧，相应的收成也有所提高。

从此，大家都亲切地称呼黄锦云是“大数学家”，感叹他学识渊博，也感谢他为乡亲们解决了大难题。

黄锦云从小就喜欢数学，遇到难解的数学题，就是不吃饭不睡觉，也要解开它。在其他同学眼中晦涩难懂的数学公式，在他眼里反而都是有趣好玩的东西。

成年后，黄锦云对于数学的热情，一直延续到了生活中。在帮助乡亲们计算出了一亩水田，种多少秧苗之后，他深感知识对于改善乡亲们的生活、劳动是多么地重要。他希望能用自己的数学知识，为乡亲们做更多的事。

二、务实求真的演算

关于民间“科学家”，网上有很多这方面的报道。之前的一则新闻中，江苏省的一个少年天才刘汉清，曾经红极一时。他十六岁考上哈尔滨工业大学，成为大学里年龄最小的“神童”。他在大学里的学习成绩也不错，导师对于这个特别聪明的学生寄予厚望，希望他将来能用所学为国家贡献更多的力量。

谁都没有想到，他会在大学二年级执意退学，回到家里潜心研究数论。数论是一门高深的数学理论，对于普通人来说，没有一定的数学基础知识，是无法在这个领域有所造诣。

但是，他自命不凡，认为自己和其他人不同，一定可以在数论的研究中做出一番大事业。从此他与世隔绝，沉浸在数论的世界里。有专家对于他的论文提出异议，他拒绝不接受，认为是专家不懂他的研究内容。

在研究数论期间，刘汉青生活完全依赖年迈的父母照顾，而立之年，父母离世之后的他，生活一塌糊涂，靠着政府的救济金度日。

做学问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容易，再高深的学问，也是以基础知识为支撑。就像我们平地起高楼，没有地下牢固的地基，就无法实现这样的愿景。

一切没有理论基础关起门来，闭门造车的研究，都是空中楼阁，没有实际的应用价值。

相对于其他学科，“数学”是比较生硬的一门，可以说，数学领域中强调丁是丁、卯是卯，没有中间地带。这个得数是多少，就是多少，来不得半点虚假和水分。这就要求我们，秉承严谨的态度，把握较高的精准度。

庙上新村与庙下村相邻，地处龙南山区，这里的耕地面积不足一千公顷，山林却有几千公顷，山林面积是耕地面积的几倍。在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年代里，这里有很多的木匠手艺人，以雕刻木头工艺品为生。

黄锦云观察到，木匠到山林获取原材料，只是简单粗暴地把整棵树砍掉搬回去，之后在制作成品中，极其容易造成浪费。

本着合理利用原材料，在制作成品过程中不浪费木料的原则，他开始在农闲之外，反复计算，研究木材测算公式。他说：“山上的树好多年才长成，不能太浪费。”

四十多年间，他带着尺子和笔纸到山上测量树木的周长；到木匠家，测量各种木料的尺寸。在一次次的演算中，2017年，他终于得出了两套完整的数学计算公式。

黄锦云对自己的数学公式很有信心，这是他联系实际，且反复论证的结果。于是，他把自己的心血寄给很多教育机构，希望能够得到专业的指导和认可，将他的数学公式应用到更多的领域，帮助到更多的人。

几经周转，黄锦云的计算公式和运算过程，得到了当地数学领域专家的关注。

在经过多位专家的共同研讨之后得出，黄老先生的数学公式，无论是从演算过程，还是数学公式本身来看，思路都没有问题。

唯一不合时宜的地方就是，就目前科学发展的速度而言，黄老先生的数学公式已经无法适应这个时代的需要，现在已经有了更快捷、更简单的计算公式。

其实，四十年的坚守，无论结果怎样，对于黄锦云来说，都是人生中一笔巨大的财富。我们常说，教育孩子，言传不如身教，黄老爷子好学务实的学习态度，对于他的后辈子孙影响很大，他的孙子都学习成绩不错，考上了很好的大学。

三、认真严谨的精神

实际上，除了黄锦云，还有很多这样求真务实的“科学家”农民。

吴吉昌，1910年生人，曾经获得全国劳动模范称号，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在周总理的嘱托下，搞棉花种植试验。

吴吉昌原本就是山西省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他心细胆大，在种田上，其他人不敢尝试的方法，他都敢。其他人不敢去的地方，他也大胆闯一闯。

在他看来，只要是和棉花种植有关的消息，他都愿意去采纳、尝试。从培育种子，到记录棉花每个生长周期不同的变化，他把自己的家安在了棉花田里。

一个科研成果从无到有，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吴吉昌先后尝试过很多的培育办法，经历了上百次的失败，才终于创造了“芽苗移栽”等新的培育方法。

他没日没夜地在棉花田里，无数次地论证自己的猜想，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以参考。每一项试验，都需要论证、推翻、再论证，从中比较，才能够得到最终的结论。

为了不辜负党和人民的信任，他吃饭都在地头上吃，乡亲们都开玩笑地说：他看到棉花地，比看到肉包子还馋。为了提高棉花的产量，在“文化大革命”中，面对其他人的误解，他从来没后悔自己的选择。

他告诉所有人，他不是为了名利，他的执着是因为他肩负着周总理的重托。无论如何恶劣的生活环境，都不能阻挡他研究棉花的决心。

直到有一天农科院的学者走进他的棉花试验田，看着眼前繁盛的棉桃，大家赞叹不已。吴吉昌用自己的行动证明，只要坚持，再多坚持一下，就能够收获意想不到的惊喜。他首次开创了“一株双秆”，棉桃的增多，相应地提高了整亩棉田的产量。

吴吉昌始终牢记周总理的重托，将棉花种植的研究成果在各地推广，受到大家的喜爱。

在无利不起早的今天，老一辈人的奉献精神显得弥足珍贵。他们为了帮助乡亲们，为了造福人民群众，不计付出，克服重重困难的无私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