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王塞北

《体内湿气不除，睡再久也睡不够！教你逼出体内湿气》、《看看你买的菜和肉有多脏！这个东西能“吃”掉农药残余与抗生素？》、《注意！这些常见食物这样吃会致癌》……微信朋友圈、家族群里，三姑四舅郑重其事地发来一条条这样的养生推送。你一边不好拂了长辈们的好心关怀，“口是心非”的感谢提醒。一边又担心他们听信谣言，分分钟被权健公司割了韭菜，卖房去交智商税。

微信朋友圈的世界里，似乎没有什么食物不是致癌的，但又似乎所有的食物都是养生的。

在自媒体时代，流量为王的互联网生态下，标题党成了自媒体提高点击率的利器，渐渐一些主流媒体也不能免俗，为生存而选择一些夸张、耸动的标题。这固然是出于现实考量，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报道已经严重损害了媒体的公信力，连爱讲大话的特朗普都可以底气十足地指责他讨厌的CNN新闻为“Fake News（假新闻）”。甚至本应严肃准确的科学研究，也被一些科学记者夸张报道，这损害了科学的准确性与权威性，也给读者以误导。

陌生人社会的冷漠心理和夸张歪曲的新闻报道

2018年，美国迈阿密大学神经学博士威廉·麦考利夫

（William McAuliffe）

和他的研究伙伴在《自然：人类行为》

（Nature Human Behavior，《自然》杂志子刊）

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人际互动的论文。研究认为：在一个人际关系相对不那么活跃的环境中，人们作出经济考量时，往往不那么慷慨。

也许是为了让这篇研究成果占领较多的新闻版面，迈阿密大学新闻中心在发布相关研究消息的时候，刊发的标题为《都市生活会侵蚀善良天性》。之后的媒体报道则成了似乎大家都知道的“真理”——《城市生活让人们更陌生》，一篇认真严肃的认知神经学研究，在媒体的报道后，变成了朋友圈日常转发的鸡汤文。因为这些报道多是断章取义，并不准确，麦考利夫团队的论文只是在实验室中针对一些志愿者匿名交际活动的研究，并非关乎笼统的人性分析。

但是最令麦考利夫感到郁闷的是，这些夸张不实报道的始作俑者就是迈阿密大学新闻部。因为一位研究同事说：“研究结果有点像传统观念认为的，城里人似乎没有乡下人热情好客”，新闻中心因此做出如上报道。

麦考利夫的经历不是个案，许多科学家都有过相似的经历。科学新闻把最新的研究发明向大众普及，让人们了解到这群世界上最聪明的、花着上亿预算的人都在忙些什么，本是很有必要的。但常常让科学家们沮丧又恼火的是，他们的研究经常被媒体夸张、歪曲，甚至成了反科学。

在媒体的报道中，几乎我们日常食物都兼具防癌与抗癌的作用，叫人无所适从。图片来自Vox

比如那些见诸报端的最新癌症治疗方法，当记者充满热情地向读者传达这一福音的时候，他并没有说的是，这些治疗方法只是在一些小白鼠身上有效，距离临床应用还有相当长的过程。还有那些长辈们在家族群里积极转发的养生文章，比如关于某些食物“致癌”或者“治癌”的功能，但是却对达到其效果所需要的强大剂量只字不提。再如“海水稻”，本来是耐盐碱水稻的俗称，却被一些媒体夸张为可以直接用海水浇灌种植的水稻。

美国Vox新闻网专栏科学记者布莱恩·雷斯尼克（Brian Resnick）日前撰文指出，高校里那些关于科研新闻的研究，并没有让我们的科技报道变得更专业。大部分情况下，媒体的此类报道都是在不断重复，不管好坏。如果媒体不能给我们准确的报道与立场，我们又如何对研究人员的成果作出正确评价呢？

科普新闻是如何成为反科学鸡汤的？

2014年，Vox上一篇名为《为什么大部分养生文章都是废话》（Why so many of the health articles you read are junk）的文章分析道，当消息源，也就是大学新闻中心发出夸张性消息的时候，后续报道的媒体常常作出更加夸张的报道。文章指出，大部分科学报道都是在鹦鹉学舌般夸大负面消息——这样会有更多的点击量。

科学家本人的研究论断与媒体报道的结论，就像我们玩的传话游戏，常常会在传播的过程中失真。比如一份基于神经学研究人类购物时愉悦感成因的文章，新闻标题为《大脑最诚实，科学研究称：购物和做爱一样爽》，关于犬类对人类情绪感知的研究，则报道为《狗狗能够读懂我们的心思》。作为大学对外沟通的渠道，其新闻部门本来可以也有义务在第一个传话人的位置上确保消息源的准确真实的。

2014年，来自卡迪夫大学的克里斯·钱伯斯

（Chris Chambers）

教授的团队认为：如果夸大报道的源头在大学新闻部，并且在新闻发布前得到研究人员的签字同意，那么，当他看到不实的报道后，不能再用学者惯有的清高去批评记者：“你搞错了。”然后又是用一堆专业术语去解释与批评。反之，如果不是出于为南阳水氢这样的项目站台宣传的话，研究人员应当积极澄清，让公众知道他研究的真实面目。

最近，钱伯斯和他的团队重新评估了当年的研究，为了找出大学新闻中心在其中的关键作用，钱伯斯团队做了一个实验。他们和英国9所大学的新闻中心合作，拦截了312份即将发表的科学新闻稿作为研究样本。实验团队随机选取论文进行干预，采用各种措施确保干预后的新闻稿真实客观地反映了研究情况。比如在新闻中强调某种现象只是用来类比，并非在暗示其中有因果关系，后者则是媒体常常想当然强加上去的，而这恰恰是最容易误导读者的地方。

比如，一个刊发在《每日邮报》上的典型例子：《智能手机让我们变蠢？研究称：谷歌搜索会让我们精神懒惰》，也许妈妈刚刚给你这样的警告，是不是？许多老师和家长又可以在课堂上和朋友圈里继续打着科学的大旗诅咒手机这个现代科技的产物。事实上，论文本是研究网络检索的结果容易限制我们的视角，这里只是一个类比，研究者也称这只是论文开始的一个类比，并不是主要论述的内容。钱伯斯说，准确一点的新闻标题应该是《智能手机依赖与惰性思维有关》。

他们的研究成果发表在权威医学期刊BMC Medicine上。论文称：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当大学新闻部在消息源上更为清晰和准确并尽可能避免夸大的时候，媒体记者们也能保持冷静，作出相对客观准确的报道。而且，研究发现，脱离了夸大炒作的科研消息，并没有因此曝光度下降。也就是说，高校不需要夸张炒作研究成果。钱伯斯说：“我们团队的研究结果表明：准确客观的消息发布并不会影响科研成果的曝光度，而且还都是好新闻。”

不实报道是科普的杂音

当一些科研消息被标题党们炒作起来会怎样呢？记者们一些不严谨的报道（比如直接说饮酒会有致癌风险）会带来哪些不良影响？ “我们认为这类报道是不好的，因为这样会逐渐损坏科学最基本的公信力”，钱伯斯说，“最终你在《每日邮报》上读了50篇关于咖啡因致癌和50篇咖啡抗癌的文章，人们读过就是读过了，不会有任何印象。这为公众正确地理解科学增添了很多不确定性和无谓的杂音。”

在脸书检索“疫苗”，会出现许多“反疫苗”的联想。

布莱恩提到了2016年美国大选时爆出的“比萨门”为例，造谣者不需要亲自向大量用户传播他们的假消息，以免暴露自己。只需要一小部分人相信，假消息就像瘟疫一样蔓延开来。再比如美国的麻疹疫苗的接种，大部分家长都会及时给自己的孩子接种麻疹疫苗，但是也有一部分深信疫苗阴谋的“反疫苗”家长，比如他们从社交网站和一些不负责任的媒体上了解到疫苗是政府控制人民的工具，干脆不去给孩子接种疫苗，导致近年麻疹疫情卷土重来，其中就有美国、日本和英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叫人担忧的现实是，在科学家开始辟谣之前，谣言就已经深入一部分人心了。

“我认为确保传达给公众准确的新闻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钱伯斯说，“科学家的责任是保证这些新闻稿要尽可能准确；大学新闻负责人尽可能多聆听科学家的意见；而科学记者有责任在他们的能力范围内去阅读科学家发表的原始论文并且尽可能的坚持减少对研究发现的夸大，尽管我们（研究者）为此付出了很大努力。”

也有一些科学家直接跳过学校新闻中心和记者，直接自己用普通人能接受的语言亲自来传达他们的最新发现，这些文章虽然相对简单，但是并不简短，因为有大量的术语和例子需要作通俗的解释。这种科学家放下身段，亲自向公众普及最前沿发现的行为是可敬的。科学记者通常也最喜欢来自科学家本人的邮件说明而非新闻中心或其他媒体转来的二手材料。但事实上，钱伯斯指出，许多科学家缺乏直接面对媒体和公众的热情，这种情况需要改变。

编译参考：

作者

：王塞北

编辑

：李永博；校对：薛京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