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0年5月13日伦敦，众多作家、演员、音乐家、出版商和政治家等前来参加桂冠诗人德莱顿的葬礼，其中有十几位来自一个成立于1690年代的“基特猫”俱乐部（Kit-Cat Club）。这样开场，显然是有寓意的，这是“猫仔们”（Catlings）命运转折的时刻。自此，“猫仔们”尝试引领英国文明的进程——尤其是在德莱顿最喜欢的文学和音乐领域，肩负起他们的“爱国责任”，大力培养英国本土的艺术人才。

集体肖像的两条线索

《“基特猫”俱乐部》书封

《“基特猫”俱乐部》（the Kit-Cat Club，London: Harper Press，2008；以下引用本书均只标注页码）的特点之一，是众多传记的缀合，最后一章（“尾声”）可以看作这幅集体肖像的“文献综述”。不妨以读者熟知的英国散文大家艾狄生（Joseph Addison）和斯蒂尔（Richard Steele）为例，略作介绍。十八世纪的书商柯尔（Edmund Curll）以第三人称撰写的《回忆录》，可以算作最早的群体传记，该书付梓之际，艾狄生刚刚去世。诗人蒲柏的《致阿布思诺医生》（1734）自然也是不可或缺的文献之一，其中的名句“阳里不屑一顾，阴里无限嫉妒”“明里把头点，暗中白一眼”，几乎奠定了半个艾狄生的形象。约翰生博士的《诗人传》，也选择性地征用了这些材料。其实，大多“猫仔”都在《诗人传》中露过脸。约翰生同情艾狄生，低估了斯蒂尔，尽管他也认识到后者的个人魅力。浪漫主义作家当然不会亦步亦趋。柯勒律治力挺斯蒂尔，认为他充满“十足的人性，这源于他的温和，心地善良”；黑兹利特（William Hazlitt）也喜欢斯蒂尔作品里“自然的印记”（384页）。

艾狄生（Joseph Addison）

整个十九世纪，艾狄生和斯蒂尔在英国正典中的地位是相当稳固的，部分原因自然是《旁观者》和《闲谈者》的大量发行，以及那些迎合英国学校、家庭图书馆和出口殖民地的廉价版本，更是数都数不清。艾狄生权威传记作家彼得·史密瑟斯（Peter Otway Smithers）断言，《旁观者》对英国社会方方面面的影响，可能会超过《圣经》以外的任何其他作品。二十世纪上半叶，尽管不再流行（伍尔夫曾感叹，从当地图书馆借阅他们作品的读者越来越少了），艾狄生和斯蒂尔在受过教育的英国人中，仍然是家喻户晓的。1960年代开始，猫仔们受到攻击，左翼批评家指责，艾狄生和斯蒂尔是资产阶级的“啦啦队”，又不忘巴结贵族。1970年代，社会学方法（最显著的，是性别和种族研究）在英国文学系兴起，但这也无助于“基特猫”俱乐部的研究。麦克瑞（Brian McCrea）在1990年出版了专著《艾狄生与斯蒂尔，寿终正寝了》，出色地分析了这群辉格文人缘何在二战后遭受了“有益的忽视”（柏克评价大英帝国对美洲政策的说法），倒是同一时期的“托利写手”（比如斯威夫特）获得了更多的关注和尊重（388页）。作者说，直到二十一世纪初，对斯图亚特王朝晚期和主导此一时期的辉格文学的兴趣，才被重新唤起。

其实，“基特猫”涉猎的领域极广，不仅关乎德莱顿钟爱的文学和音乐，还涉及建筑、园艺、室内设计、肖像画等，在烹饪、礼仪、报刊写作，尤其党派、议会政治等方面，都留下了深远的影响。《“基特猫”俱乐部》的写作，沿着两条路径展开。第一条是文化的，光荣革命后的英国精英阶层，不愿意继续被看作法国人的“哈巴狗”，他们昂首阔步，要建造一个后革命时代的充满文化自信的国家。这个理想到十八世纪中期，将会变成现实。届时，在英格兰的每一种艺术形式中，无论建筑，音乐，或者绘画，都呈现出一种混合着外国元素的，但又非常英国化的风格，欧陆的古典主义与英国历史的浪漫主义元素总是十分巧妙地结合起来。此种手法的创始者，就是这些猫仔。猫仔们苦心孤诣地借鉴法国戏剧、建筑和园艺文化，同时也从维也纳或者威尼斯引进其他欧洲国家的文化样板。不过，他们的最终的目的是挪用和完善这些舶来品，建立一个更现代、更独特、更具有英国情调的新古典主义。

俱乐部聚会场面

限于篇幅，本文主要介绍这本书的“半个故事”，也就是它的第二条路径，俱乐部和英国宪政的关系。

英国人偏爱俱乐部，由来已久。俱乐部数量的激增，则是在“基特猫”成立之后。单就十八世纪而言，大约一万两千家俱乐部，遍布于英格兰的大小城镇，苏格兰拥有不少于三千家，威尔士还有七百五十家。1730年代，此一趋势蔓延到了英国在美洲的殖民地。伦敦自然是俱乐部的重镇，十八世纪中叶，每天晚上两万多名绅士，活跃在这些五花八门的俱乐部里；十八世纪末，甚至出现了两性混合的俱乐部。按哈贝马斯的说法，俱乐部是“公共领域”或者“公民社会”的一部分，德国学者看重十八世纪的英国，不惟当时的经济蒸蒸日上，更因为它的社会流动、结社和新闻自由。乔治时代各种俱乐部的激增，并没有威胁到国家安全，仿佛它们和政府是可以共存的，甚至是互动互利的。

作者认为，“基特猫”是一所为英国指明发展方向的俱乐部。它的几个创始人生于1660年代，恰值君主复辟，而最年轻的一代猫仔谢世之际，约为1760年代，下院的地位大致确立下来，“贵族的世纪”已经拉开了帷幕。按着自由派历史学者普鲁姆（J. H. Plumb）的说法，1720年以后，英国社会进入了政治稳定期，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辉格当权者的“一党独大”（single party government）。一小撮和猫仔关系密切的“辉格小圈子”（Whig Junto），常常把俱乐部作为白厅之外的重要交流之地，这里丝竹并奏，烟雾缭绕，酒酣耳热，其乐融融，不仅可以加强内部团结和领导，还可以“将立法机构牢牢地控制在行政部门的手中”（392页）。猫仔们秉持共同的政治经济目标和文化价值观念，俱乐部就是围绕这一新意识形态而非凭借血缘关系或者王室恩庇形成和维系的。

不可小觑的“猫仔”

除了上面提到的艾狄生和斯蒂尔，还有谁是“猫仔”呢？第二章（“缔结友谊”）不仅引入几个重要的人物，更是搭起了全书的“理论框架”。威斯敏斯特公学1680-90年代正在扩招，为当时日益膨胀的政府部门提供新型绅士。这绝不是信笔写来的，作者了解当下英国历史研究的新领域，所谓的“财政-军事国家”。简而言之，“不流血”革命（切莫忘记，苏格兰和爱尔兰充斥着流血冲突！）之后，英国开始与法国进行了长期的争霸斗争，不妨称作“第二次英法百年战争”。“九年战争”（也叫“威廉国王之战”）算是第一场，据估计，它占了威廉治下公共开支的百分之七十五，大约每年要吞噬五百万英镑，到他统治末期，战争费用总计超过四千万英镑，政府债务超过了一千四百万英镑。接下来的“安妮女王之战”（也叫“西班牙王位继承战”）在1713年结束时，政府债务已上升到三千万英镑。连年的反法战争，不仅导致了政府投入和借贷的增加，还刺激了行政机构的扩张。英国政府各部门的职员规模飞速增长起来，尤其是税收部门和各种“委员会”。这些行政人员强化了政府的征税能力，而稳定的财政收入也保证了政府的信用，有利于政府进一步扩大借贷的规模，最终让庞大的战争机器得以良好有序地运转。（参见廖平论文《“财政-军事国家”论在西方学界的发展与演变》，《史学理论研究》，2022年第一期）

马修·普赖尔（Matthew Prior）和查尔斯·蒙塔古（Charles Montagu）就是在这所威斯敏斯特公学结成了深厚友谊。不过，他们来自完全不同的社会阶层，普赖尔出身非常卑微，父亲是个木匠。某日，小马修在白厅附近的莱茵酒馆打工，风流倜傥的多塞特伯爵照常进来饮酒作乐。关于这位伯爵，《诗人传》讲了一则趣事：几位爵爷在闹市狂饮，酒至酣处，仪表失态，引得民众指指点点，他们索性赤身裸体，狂骂围观者。小马修在酒吧后面，正捧着一本贺拉斯文集，伯爵便请他将其中一首颂歌译为英语，不一会儿，韵脚精致的译文完成了，伯爵大为震惊，选择不同段落，再三测验，结果屡试不爽。几年前，马修曾入威斯敏斯特公学，习得拉丁文，父亲去世后，不得不辍学。伯爵当即决定资助他完成学业。伯爵后来还为马修在海牙（英荷同盟总部所在地）安插了一个“外交部”秘书的职位。马修干得很出色，甚至得到了法王的青睐。某日，他应邀参观凡尔赛宫，路易十四的赫赫军功，被绘成精美的油画，多处悬挂。法国大使问：“贵国的王宫，可曾有这样的纪念物？”马修答曰，“王宫未曾有，民间随处可见”。

蒙塔古（Charles Montagu）

蒙塔古就是《诗人传》中的哈利法克斯（Halifax）。伦敦西区富丽堂皇的曼彻斯特宫，是这一家族在伦敦的宅邸，恰好位于莱茵酒庄的对面。蒙塔古的飞黄腾达，也少不了多塞特的引荐，他很幸运，娶了个万贯家财的妻子。当然，他在下院如鱼得水。1692年，多塞特、蒙塔古和萨默斯（John Somers），并列为枢密大臣。蒙塔古是“辉格小圈子”里最年轻的，日后，还兼任财政大臣。威廉国王对这位“猫仔”另眼相待，因为他大力支持军需供给法案，积极推动财政部的工作。为了解决政府卷入的战争困境，他在1693年一次性筹集了一百万英镑的长期贷款。历史学家麦考利将这笔钱视为英国国债的缘起。传统的借贷手段，多为短期的，比如政府通过向债权人发行海军券、军需券来抵押当年的税收收入，而债权人日后可以凭着期票进行兑换，获取他们的本金及利息。短期贷款的利息很高，而且很难延期偿还。在威廉统治期间，长期债务只占政府债务总额的三分之一。但日后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认购“国债”将成为投资者较为可靠和稳定的收入来源，成千上万的富人纷纷借钱给政府。

蒙塔古本人还为政府设计过带有赌博性质的彩票，这也是向公众借款的方式之一，彩票的面额比较小，只有十英镑。1694年，议会通过了筹备成立英格兰银行的法案，这更是蒙塔古的一大功劳。根据法律，英格兰银行可以在资本市场上筹集资金，然后“低息”贷款给政府（第一次出手，就是一百二十万英镑，又一次解了政府的燃眉之急），政府则授权银行出售股票、存款放贷和发行货币。计划和操作都很成功，十几天的时间，英格兰银行的全部股票就被抢购一空。正是凭借由此而衍生出的借贷制度，政府日后能够通过英格兰银行或东印度公司（以及1711年成立后的南海公司）以比较可靠和廉价的方式筹集所需要的贷款。这实质上是将“国债”转化为英格兰银行或东印度公司的股份。国债持有人将债券换成股票，而英格兰银行或者东印度公司则代替他们成为政府的债权人。当然，政府每年要向英格兰银行支付相应的债务利息以及管理费——威廉三世政府的贷款利率为百分之八，安妮女王政府的贷款利率为百分之五，在《乌得勒支和约》签订后，这一利率降至百分之三左右（参见Frank O'Gorman著The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London：Arnold, 1997, p.40）。1714年，财政部开始提交每年一度的预算，议会要对此进行审议和批准，议会的年度会议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制度安排”。议会实际上成为光荣革命后英国金融体系的担保人。可以说，这比《权利法案》具有更广泛、更深远的宪政后果，光荣革命的参与者恐怕很难预料到。

英格兰银行与猫仔的利益密切相关，蒙塔古本人为英格兰银行提供了两千英镑的本金，成为银行的股东之一。他还劝朋友效仿，比如另一位猫仔，大名鼎鼎的书商唐森（Jacob Tonson）也认购了五百英镑的国债。蒙塔古不忘提携自己的朋友，除了马修，还将几位校友“猫仔”推举进了“贸易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上面提到的萨默斯一手组建的，很快它将成为管理殖民地事务的核心行政机构。萨默斯在中殿法律学院进修时，以聪慧闻名。其父也是律师，在内战期间曾站在议会一边，萨默斯继承父业，同样加入了辉格党阵营。1688年6月，萨默斯为拒绝执行詹姆斯二世命令的七位主教担任法律顾问，出庭与国王抗辩。当伦敦民众在街上庆祝七位主教无罪释放的当天，威廉应邀入侵英国。又是一个历史转折的关口。詹姆士一意孤行，任命了十二名大法官，大大败坏了法官群体的风气。自威廉当政始，法官的任命就不再以“国王的满意”为依归，新兴的法官独立，是光荣革命最重要的成果之一，萨默斯是个难得的表率。

书商唐森（Jacob Tonson）

凭借辉格党资历和法律知识，萨默斯在政府中飞速晋升。他主持起草了《权利法案》，这是君主立宪制的基石；先后被任命为大法官，总检察长，掌玺大臣，并担任上议院议长。1695年，萨默斯已经成为四名“辉格小圈子”的领袖之一，这四人算得上是“内阁中的内阁”。它为何这么牛？在下议院，他们的绝活是有效地组织集体投票；再者，擅长说服伦敦金融城的财阀，让他们主动提供大额资金支持战争。一如他的猫仔同僚蒙塔古，萨默斯也是一位精明的筹款人。威廉国王在欧陆忙于战争时，萨默斯是英国的七位摄政之一。他还是一位藏书家。私人图书馆里的法律文献，十分齐备，这得益于上面提到的书商唐森。唐森小心翼翼地讨好这位在政坛上呼风唤雨的朋友，并定期与他在猫仔俱乐部会面。金融城的商业和出版，威斯敏斯特的政治和法律，就这样交织一处。另外，萨默斯其人，容貌言吐，雅有士风，让第二代猫仔、那位以《旁观者》闻名的散文作家艾狄生佩服得五体投地，甚至刻意模仿他的举手投足。日后，“旁观者先生”借助刚刚流行的期刊，将一整套的礼仪教授给了全体英国人民，乔治时代绅士举止的新理想，就这样普及开来。萨默斯还被称为是辉格党的“命根子和主心骨”，柏克有篇名文，自称是“新辉格”，祈求萨默斯这位“老辉格”的英灵来裁决一下，究竟谁（柏克抑或福克斯）才是辉格的嫡传。

俱乐部聚会场面

《“基特猫”俱乐部》的第四章详尽介绍了1697年某个冬日的聚会。在这次晚宴上，谈话转向政治和战争的讨论，年轻的猫仔们在赞助人面前，免不了要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伦敦詹姆斯广场上，公众正在为《里斯维克和约》举行庆祝活动，赞美和平的诗歌不绝于耳，但蒙塔古和萨默斯这两只猫仔心知肚明，《里斯维克和约》留下了一个悬而未决的根本问题，即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查理二世驾崩之后，谁是下一个继承人，这是控制欧洲权力平衡的关键。享有继承权的法国、奥地利各怀鬼胎，而英国和荷兰将全力支持奥地利，反对法国的任何图谋。所谓的和平，只不过英、法暂时喘口气而已。猫仔们主导了此后的战争政策，他们下定决心，除非军事上大获全胜，否则决不罢手。

马尔博罗伯爵

当然，这样的军事胜利离不开金钱的支撑，马尔博罗伯爵（后封为公爵，他是丘吉尔家族的开创者）对此一定是深有体会的。1704年春夏之交，他统帅数万大军急行两百五十英里，横越欧洲，驰援奥地利，军需给养问题是最最令人牵肠挂肚的。同年12月，这位公爵自欧洲战场凯旋，受到大英帝国臣民的热情欢迎。女王和大臣正讨论建造一座纪念碑，来铭记布莱尼姆之战的胜利。财政部非常愿意出资在牛津郡修建一座私人住宅，也就是布伦海姆宫。马尔博罗立马与范布鲁（John Vanbrugh）接洽。选择猫仔建筑设计师，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女王和整个国家都对这位公爵表达了感激之情，他当然也要有投桃报李之意。这位一度不乏托利情结的公爵，十分感念那个“辉格小圈子”，后者不遗余力地在议会通过推动军需补给法案，这是军事胜利的绝对基石。布伦海姆宫的修建，标志着马尔博罗公爵和“辉格小圈子”间形成新的政治联盟。

猫仔们力主欧洲战事，不惜血本地资助和维系英荷联盟，自然也引来了批评。自1690年代以来，某些托利分子一再指出，金融利益集团操控政府，歪曲民意，执意于扩军备战。当时的公共借贷机制十分复杂，如股票、期货交易所的萌生，股份公司的涌现，“股票贩子”“熊市”“牛市”等，成了人们习以为常的词汇。当然，最大的受益者，自然是新兴金融利益的辉格大鳄们。斯威夫特有篇名文《论同盟国的行为》（1711），令约翰生博士大为倾倒，其观点一言以蔽之，无非是：财政、信贷、军事和行政机构的扩张——这些东西实际是对威廉和辉格小圈子的欧洲战争政策之回应——是国家或者政府腐败和退化的苗头。这种对过度扩张和政府开销的担忧，显然是此后几个世纪托利思想中一以贯之的主题。

君主和议会：伙伴关系

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猫仔们”都在追求明确的具有辉格倾向的政治议程。作者告诉我们，1714年至1762年间，英国政府只有九年的时间不受猫仔首相掌控（392页）。俱乐部的最后一代会员里，就有英国的第一位首相沃波尔，其政治学徒生涯，是在这个俱乐部里熏染出来的。正是从“辉格小圈子”那里，沃波尔学会了如何利用报纸和新闻，将文化政治化，或者政治文学化，通过恩庇和私人晚宴来巧妙地行使公权力。

哈贝马斯看重的“公共领域”，是在君主立宪的框架下形成的，因而准确地理解此一时期议会和君主的关系，至为重要。首先，光荣革命的最初目的并不是要削减君主的行政职能。革命的参与者也许并不关心政治秩序的长期演进，他们彼时直接遭遇的是詹姆斯二世反复无常的行为所带来的眼前麻烦。即使是那些眼光长远的同时代人，似乎也更关心如何确保土地阶层的财产和特权，而不是维护和拓宽议会的权力。所以，威廉三世依然能够召集和解散议会，可以选择自己中意的大臣，实施自己偏爱的外交政策（他有时故意隐瞒某些重要细节，不让大臣了解实情）。在1696-1697年与法国的瓜分西班牙谈判中，威廉简直就是自己的外交部长，指派自己的荷兰代表进行操作，根本不让英国大臣参与其中。比较而言，在行使王权方面，安妮女王不如威廉三世那么积极主动。自1707年起，君主不再行使议会立法否决权，但在法律意义上仍然保留这一权力。而且，战争本身也创造了一套名副其实的恩庇体制，国王可以通过创设贵族、赏赐官职和年金、任命主教和上院议员等手段来控制议会，尤其是上院。威廉统治结束时，二十六位现任主教中，有十八位接受他的提名，一百一十二位世俗贵族中，至少有三十六位得益于他的封爵（The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p.41）。

逐渐地，王权和议会之间的权力平衡开始向议会倾斜，主要的原因无他，越来越多的事务要在议会进行。1689年至1702年间，议会颁布了八百零九项法案，而查理二世治下的二十多年（1660年至1684年），这个数字只有五百三十三项。威廉三世无法像他的前任君主那样，随意地宣布议会休会。与此同时，1689年至1714年间的历任君主，都面临着一些非常棘手的实际问题（尤其是军需供给和贷款），他们难以“任性地”行使行政职能。针对性的军事供给和专款专用等技术手段，在实践中慢慢地摸索出来，这些都意味着，议会投票通过的支持战争的物资和款项必须用于特定的目的和对象，威廉或他的大臣们很难打着“宏观规划”的幌子任意挪用。

在这样的相互利用和相互牵制的“宪政实验”中，君主和议会双方不经意地变成了一种伙伴关系。英国议会，与其说是王室的对手，不如说是国王在一系列保守变革中的同谋。辉格贵族竭尽全力支持君主制，而不是推翻君主制。就连麦考利和屈韦林这些辉格史学家也承认，光荣革命不乏防御和保守的倾向，旨在保护贵族之家的特权。不过，此一保守性或者防御性，不应掩盖如下事实：“辉格小圈子”对几位国王的顺从，那是绝对有条件的，兼有尊重与怨恨，并纳服从与独立，实为一种格于形势的、务实的举措，一种复杂的、巧妙的折中，这似乎是英国宪政的独特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