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钧给患者号脉。 张雨滴 摄

中新网杭州7月20日电(张煜欢 张雨滴)在杭州市中医院一条古色古香、明亮干净的走廊尽头，有一间22号门诊室。在那里，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在给一位年轻的病患号脉，随后他在病历本上认真记录下内容。这位老人是杭州市中医院终身学术导师、中西医结合肾病专家王永钧。今年87岁的他，依然每周看五个半天的门诊，一天看15个病人。

20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发布关于表彰第四届国医大师的决定，王永钧成为浙江省历史上第三位获得该称号的名老中医。国医大师也是中国中医药领域的最高荣誉。

王永钧用六十余载的呕心沥血，成功救治了无数危重急症患者，致力于中医药事业的传承、创新和发展。

漫漫行医路，他究竟是如何一路走来的？

王永钧在病历本上记录信息。 张雨滴 摄

被救者的初心与坚持

人们很难想象，这样一位“国医大师”，其从医生涯是“半路出家”的。

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年轻职员王永钧，因肾脏出了问题无法再继续工作。他四处求医问诊，却发现他的病当时各大医院都无法医治。后来，一位懂中医的西湖船夫，用中草药一点点治好了他的病。

正因如此，非医学出身的王永钧对中药产生了浓厚兴趣，萌生了学医的念头。正巧他所住的房东家收藏了许多中医书，他似懂非懂地看了很多本，越看越有兴趣，随即开始四处拜师求学。前前后后，他一共拜了7位老师。

回忆起在医院当中医学徒的日子，王永钧感叹，“当中医学徒很苦，每天早上5点爬起来煎药，8点钟煎好拿去给医生，然后开始一天的学习。”

学医虽苦，他却从未想过要放弃。

“我经历过病痛的折磨，希望其他人能少受这份苦，所以我一定会坚持下去。”王永钧说。

当中医学徒的他，也逐渐对西医产生了兴趣。“当时我的老师了解一些西医知识，他会看X光片，我觉得很稀奇。”王永钧受到老师影响，也一头扎进了西医的海洋，并考进了当时的浙江医科大学(现浙江大学医学院)的函授班，中医、西医的知识都没落下。

推开了中西医之间的这扇门后，在中医上遇到的难题，西医能给予启发——这是王永钧回首过往时十分庆幸的。

从医者的仁心与奉献

学医之路艰难困苦，行医之路道阻且长。

20世纪70年代，王永钧有过2次下乡行医的经历。彼时，通往农村的路还没有如今这般便捷。“那时候，我是坐着船去杭州余杭仓前一带看病的，连接城乡之间的‘马路’是那条余杭塘河，河上有一座独木桥，很窄，也很晃。”

王永钧至今仍清晰记得，有一回，他和一个护士在一座空庙里为患者看病。庙里来了一位村民说，“我没有钱，只有一些鸡蛋，能不能挂号？”王永钧看到了村民衣衫褴褛的样子，心知他无钱看病，但还是为其对症开了六颗药，也没有收他的鸡蛋。

还有一次，村中有一位老奶奶突然休克，王永钧和同行的医生急忙赶去，当时已经无法测到她的血压。“后来，我们把她的脚放到被子里捂着，通宵了两天两夜，才把人救活。”王永钧说。

亲眼看到村民的困难后，他也更能理解医务人员下乡的意义。“那个年代，村里缺医少医的现象还很严重，他们需要更多的医生。”王永钧说。

知民疾苦，为民效力。下乡期间，王永钧培养了一批“赤脚医生”，他们纷纷跟着王永钧来城里学习，后又回到各自的村里去，用更专业的医术继续给百姓看病。

在培养下一代医生时，王永均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要把病人当朋友，跟病人一条心。”

杭州市中医院。 张雨滴 摄

科研者的创新与思辨

在行医数十载中，王永钧从未停止过对医学的探索与研究。

2016年，王永钧与中国工程院院士陈香美联合申报的“IgA肾病中西医结合证治规律与诊疗关键技术的创研及应用”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王永钧介绍，IgA肾病是最常见的肾脏病，是国内尿毒症的首位病因。在过去，IgA肾病进展机制和中医辨证认识不统一，缺少有效治疗手段，是世界性难题。

历时数载，王永钧和项目团队通过反复实践，将中医整体观融入西医临床实践，通过2000余例多中心、大样本研究，创建了中医证候、西医临床、病理与生物标志物四位一体的生物信息资源库，形成规范的诊断基础，实现了中医证候的客观量化评价，首创IgA肾病中西医病证结合的评估体系。

“评审专家认为，这一研究的先进性就是将‘风湿’二字与西医的免疫介导炎症的用药联系起来。从而将风湿病的整个脉络从轻到重理清楚，治疗过程更透明，可以更好地对症下药。”王永钧说。

一路走来，王永均的科研硕果不断，荣誉等身。但对这位老人来说，多治愈一个病人，就对得起从医的初心，对得起身后的团队。

“治病救人，光靠一个人是不行的，要靠临床、门诊、病房等等部门一起，靠的是团队的力量。”王永钧说。

他时常告诉身边的年轻弟子，医生要有质疑的精神，永远不能满足。“要虚心学习，学医这条路是没有终点的。”

王永钧也用自己六十年的亲身经历，诠释着“医”无止境的意义。(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