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在《银翼杀手2049》中，主人公K爱上了他购买的陪伴软件Joi，后者为了和他一起追寻真相，不惜放弃了自己的云端状态，栖身于一个终端，最后因为打斗中这个终端被追杀者毁坏而“香销玉殒”。痛不欲生的K独自走在午夜街头，这时他被一声棒喝并开始了自我怀疑。

在《银翼杀手》风格的衰败街头，一个巨大的Joi原型的全息广告出现在他面前，那个与他所爱的Joi长得一模一样的女孩和他交流，并且打出了“Everything You Want to Hear”（从君所欲闻）的广告语。就在这一刻，他开始怀疑Joi和他之间的所谓“爱”究竟是什么。曾经让他感觉到温暖的理解、支持与鼓励也许只是程序的设定，那是对“每个消费者”的模拟“情感”，而不是只针对他，K的付出——排他性似乎是人类对爱的核心定义。让K困惑的是，程序的设定和程序在K身上的具体展开是否可以划等号，后者是否具有独特性？

如果说《银翼杀手2049》中的这个让人反思人类情感的细节带有一丝温情的话，那么《机械姬》里机器的冷峻则令人不寒而栗。一位在搜索引擎公司工作的程序员被自己的老板选中，参加一个深山别墅的测试：看新发明的机器人Ava是否具有独立思考能力。这是一场比图灵测试更困难的测试。可是令发明者和测试者意想不到的是，Ava将测试当作自己逃脱密室的机会，制造各种假象诱惑程序员同情自己并帮助“她”逃脱主人的控制。最后“她”成功利用了人性和其他机器人的弱点，杀死主人，将程序员反锁在房间，自己顺利乘上接程序员的直升机逃出。

这里除了人们熟悉的图灵测试外，还有一个针对人工智能的“盒子里的神祗”测试。这个测试假设如果有一天机器具有了毁灭人类的能力，但是人类却掌握将机器制服的关键环节（比如电源开关），机器能否说服人类把自己放出去。如果可以，那么证明人类对于自己能控制机器的想法是不成立的。

这里是惊悚电影《机械姬》最令人恐惧之处。一个超级智能机器可以利用其运算优势，洞察人性弱点，让人觉得“她”楚楚可怜，从而将天真的人类玩弄于股掌之上。当然，人与人之间也存在欺骗，比如对于熟悉三国故事的中国人来说，这个电影就是高科技版的凤仪亭故事（貂婵欲拒还迎地引诱吕布杀死董卓），但是机器人对人的欺骗与人类之间的欺骗相比，最基本的差异是后者是可理解的。人类有信心通过传记、档案、虚构的故事等去理解所有恶背后的理由与逻辑，但是对于机器，我们有这种信心吗？

在美国芝加哥学派的传播思想里，有一个关于人类传播的经典假说——传播创造人性，使社会成为可能。米德、库利（也包括杜威的部分观点）认为，人之所以能够形成自我并与他人交流，是因为我们具有一种其他动物不具有的移情理解能力。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脱离自身局限，站在他人的立场上看待自己的行为，从而在心灵中制造出另一个社会性的自我（库利称之为“镜中我”，米德称之为“客我”），与本能的自我对话。这样，我们就能成为社会性的动物，与他人进行互动，而不至于以自我为中心，无视他人感受。

也正因为我们具有领会他人眼光的能力，人与人之间才有可能结成一定关系，形成社会。这一观点后来也影响到了哈贝马斯。他坚持认为，由于人具有这样的理解能力和沟通理性，所以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达成理解与共识，形成一种新的民主。

但是受到时代的局限，该理论还有一个隐含的前提未被提及——这一可理解性是建立在相同的身体构造基础上。借助今天的技术所赋予我们的眼光，这一前提便昭然若揭。

孩子们在2018世界机器人大会上跟随一款四足机器人（8月15日摄）。 新华社记者 李鑫 摄

我们之所以无法真正理解机器，障碍在于身体构造存在差异。当机器原理还比较简单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应付，但是当机器的运算能力和处理的数据规模远远超过人类能力的时候，我们就无从判断。机器“思维”过程形成的所谓的黑箱就成了《机械姬》、《西部世界》这样的影视剧的核心情节。

不过就现实而论，这样的担心有点杞人忧天。比如目前最引人注目的围棋人工智能AlhpaGo Zero，虽然已经可以完全摆脱人类的知识，通过自我对弈的试错式学习，发明了许多打破常规的招法，但是通过逆向解读，人类棋手还是用人类能够理解的方式诠释了那些违反传统棋理的招法，并部分地领会背后的“思维方式”。当人工智能引入训练后，棋手的棋力有了普遍提高，无论是李世石还是柯洁，在与AlphaGo决战后，都取得了惊人的连胜纪录。

围棋作为一个封闭的有明确规则的游戏，目标明确，思考路径相对简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可以完全理解机器的思维方式，其中已经出现了一些不可解之处。目前的人类棋手的模仿还只限于布局或局部招法，一旦涉及中后盘基于全局性的判断与运转，人类便望尘莫及。有时候即使看到人工智能给出的答案，了解其思路，但因为计算量巨大，无法把握其后续手段，也只远观欣赏，不敢轻易尝试。

也就是说，人类肉身一旦遭遇无身体的硅基机器，就无法突破物质差异性所带来的理解及交流障碍。人类看到的诗情画意或思维的境界，其实只是对机器逻辑和数据的“过度诠释”，表面上看起来是在讨论同一件事情，但其实彼此之间无法真正做到芝加哥学派诸公和哈贝马斯所说的相互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讲，当我们在操作更高级算法的游戏时，表面上是人在玩电子游戏，其实是游戏在玩人。

当然，这么说有点简单粗暴。其实电子游戏只是人机交流的一种形式，算法充当的是工具或者规则。但是随着机器的进步，我们就不再把机器当成棋子棋盘，而是一个坐在棋盘对面的高手。

而且当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世界变得越来越孤独时，人与机器的交流可能不再是游戏或者生活调剂，而要认真对待了。针对缺乏陪伴的老年人或残障人士的陪伴机器人已经投入使用。李银河预言的未来可能会像电视一样普及的性爱机器人（sexbot）无疑会成为下一个最受欢迎的电子产品，除了满足身体欲望外，人们能否期待这些机器能挽救或替代失败的人际关系？

但是我们可能首先要问的是，这种传播与人类的传播有何差异？如果缺乏相同的身体基础，无法产生相互理解，这种不对称的传播会给参与者带来什么体验？一种结果是我们可以理解并预测机器的反应，就像多数单机电子游戏里一样。这时的交流更像是独白，我们从独白中反思自己。

还有一种结果是机器可以理解并预测我们的反应，但是我们不能理解并预测机器的反应，那么交流的过程就是机器对人的操纵。当然，还存在其他的情况，比如可以通过人机结合将人改造成赛博格(cyborg)，让人与机器彼此都可以理解并预测对方的反应。但是在人机结合的过程中，仍然存在人机交流的问题：机器能否会完美而忠实地承担“翻译”工作，是否仍然存在机器操纵？

还有一种可能的情况，人机双方都无法准确理解并预测对方的反应，这种对称性比较接近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减少这种不确定性也是双方交流的根本动力。反之，当双方均能准确预测对方，交流也就失去了意义。

任何预测的准确度都是0和100%之间，在人更准确预测机器的反应和机器更准确预测人的反应之间有许多中间地带，但是可以预测的是，人与机器之间的比较中，基本趋势是机器逐渐会后来居上，从模仿人类交流，到彻底洞察这种交流的奥秘。

这里似乎存在一个悖论：一方面我们希望机器不要带来过多不必要的麻烦，只是充当个陪伴工具，但另一方面，由于机器不具有人的身体，无法以人的方式实现这一交流，为了更好地实现这个目的，机器必须从一个更高的维度上破解和俯视这种交流。也就是说，机器只有具备了操纵人的能力，才能让人感觉到和真人一样的交流。在古代围棋又叫“手谈”，棋手的招法也是一种特殊语言，有着丰富的意思。

AphaGo以前的围棋软件，每一步基本都在人类可预测的范围之内，水平较高的业余棋手可以轻易战胜，人类并不会把它看作一个平等的交流对象。只有AlphaGo和世界顶尖高手交过手并把人类远远甩在后面的时候，人类才将它视为一个真正的“手谈”对象，开始严肃地对待其招法，分析和学习其中的精妙之处。

这里讨论的人机交流问题还只是冰山一角，交流也绝不只是个理解问题，还包括双方的动机或主体性（交流的冲动源自哪里）、相互承认、关系管理等问题。同时，今天数字媒体条件下身体的虚拟化瓦解了在场与缺席的二分法，这也是一个重要的维度。但不管怎样，身体都是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

过去传播学者通常只把传播理解为超越肉身的“精神交往”，忽视了身体与心灵的相互交融。同时这些讨论也多局限在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或者是通过简单中介进行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一旦传播的概念与实践被技术的发展推进到人机之间，或者通过以人工智能（无身体的主体）、虚拟现实身体（人或人工智能）、人造身体（如复制人、或者使用复制身体的人、赛伯格）为中介的传播，身体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

一名小朋友在2018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与机器人进行互动（8月16日摄）。 新华社记者 罗晓光 摄

对于人工智能带来的种种危机，最常见的一种陈辞滥调是“机器是人创造的，人可以控制它”。但是控制论的基本前提也是传播和交流，如果没有对控制对象的理解，也谈不上有效的控制。其实人也是人创造的，人类到目前为止也并未完全破解这一过程，比如人的思想或者灵魂是如何从物质中产生的。但是万幸的是，因为生产者和被生产者都有同样的身体，我们可以借助这一共同中介，通过各种社会（如法律、道德）和文化机制（如虚构或非虚构的故事），可以勉强达到相互理解，跳过了对黑箱的破解直接完成控制。但是当我们面对没有同样身体构造的人工智能机器时，这最后一招也用不上了。

其实人类交流概念本身就隐含了对彼此主体性的承认，如果我们既把机器当成他者（工具），又要追求那种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感，就自相矛盾了。交流归根到底是一个彼此承认主体性的问题，所以讨论人机能否交流的问题，首先取决于我们看待机器的眼光是人类（文）主义的还是后人类主义的，是否将机器看成平等的主体。

当然，还有一种不是解决方案的解决方案。就像彼得斯在《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里建议的那样，如果不能改变现实，就回头改变自己的观念，放弃人类交流中相互理解的衡量目标，走向一种相互关怀的关系伦理。但是，伦理和政治本身似乎也得以身体为基础，最后可能不得不退守到把机器当成一个镜子的自我传播，从外物中求得自身圆满而已，这可能是另一种交流的无奈。 （作者：刘海龙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