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各地医疗队驰援武汉。/图虫创意

新冠肺炎疫情

历史将怎样记载2020年？这是震慑之年，人类在小小的病毒面前无能为力；这是突破之年，人类终于在年底找到了攻克病毒的疫苗；这是转折之年，许多人、许多行业的命运因此改变；这是分裂之年，人类在疫情面前不是团结，而是互相指责。也许都对。疫情见证了人类的坚忍与脆弱、团结与分裂、担当与推诿，也见证了人类的无知与无助。人类诸多沉疴，非疫苗所能拯救。

新冠肺炎以发热、干咳、乏力等为主要表现，少数重症病例出现呼吸困难，严重者会导致死亡，死亡率在0.6%左右（高龄组死亡率超4%），主要传播途径为直接传播、气溶胶传播和接触传播。3月11日，世卫组织宣布它为全球大流行（pandemic），这是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突发事件。

2020年，病毒以诡异的方式改变了这个世界，它让中国成为最早的受害国，又让中国最终成为幸运国，成为极少数经济保持正增长的国度之一。

2020年，病毒成为一种特别的压力测试，看谁的社会应急能力更有效，看谁的社会治理能力更强。当中国成功控制疫情之时，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疫情仍然此起彼伏。

2020年，病毒让许多事情反转，包括美股从四次熔断又到连创新高，包括从担心人民币贬值到担心升值过快，包括欧美的国家形象逐渐打折，包括要自由还是要死亡的纷争，还包括对“群体免疫”幻想的破灭，包括高呼人权却可以牺牲老人生命的虚伪。

2020年，病毒让许多国家转运，一些向下，一些向上，而中国属于极少数向上之列——中国即将跃升为全球最大消费市场，世界贸易组织（WTO）的统计显示，1至7月，中国进出口国际市场份额为12.6%；人民币资产成外资避风港。

2020年，病毒将人类认知打回原形，防止病毒扩散的不是什么高科技，而是戴口罩这种低科技。科技如此昌明，人工智能再不可一世，人类在病毒面前还是无计可施。

截至12月2日，全球新冠肺炎确诊患者累计超过6200万例，死亡人数近150万例。疫情还在持续恶化，人们只有在线等疫苗。无论历史如何记载2020年，这场疫情一定是堪比1929年大萧条的大危机。专家提醒，并非有了疫苗就可以一劳永逸，要做好长期与新冠病毒共存的准备。

新冠肺炎疫情将世界划分为前新冠时代和后新冠时代。2020年之后，世界永远回不去了。2021年，这个世界会好起来吗？但愿！

（执笔/肖锋）

武汉

武汉，挺住！不久人们就发现，应该是：“世界，挺住！”

尽管新冠病毒最早源头仍有待调查，但武汉无疑是较早的大规模暴发之地。

2019年12月30日，武汉当地卫生部门发布消息称华南海鲜市场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人。次日，武汉市卫健委发布疫情通报，指出发现27例确诊病例，提示公众戴口罩，同时也强调“可防可控”“目前为止未发现人传人”。这一天，中国卫健委派出专家组前往武汉。而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是在前一天晚上在聊天群组中方才得知武汉发生了传染病疫情。

1月1日，华南海鲜市场关闭。但直到1月19日，疾控专家才确信：新冠病毒有人传人现象！“因此我们呼吁，武汉人不要出去，外地人不要进来。”1月23日10点整，武汉“封城”，但此时已有500万人离汉。

接下来是轰轰烈烈的全国驰援武汉，4万余名医务人员白衣执甲，星夜赶来……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勇敢的防控措施，也是前所未有的主动牺牲，集中体现了中国的动员力量。

武汉是一座包容性很强的城市，但疫情后一些人似乎并不包容武汉。招工时许多地方拒招武汉籍，直到4月8日武汉“解封”，直到武汉以全民检测来自证“清白”。

今年上半年，武汉的国内生产总值萎缩了20%，官方统计数据显示，新冠肺炎死亡人数近4000人。如今武汉恢复了生机，但社会经济尤其心理层面的伤痕依然挥之不去。

疫情给武汉的冲击注定是暂时的。《武汉跃居“中国第五城”》一文提到，武汉GDP排全国第9位，消费力排第8位，常住人口排第9位，地铁里程排第6位，大学生数量和双一流学科排前5位。武汉是否“第五城”另当别论，但它的确代表中国的复原力——那种在大灾大难时表现出的坚韧和顽强。

武汉就是武汉，一座充满烟火气的城市，长江大桥、黄鹤楼、热干面、汉正街、武大等硬标签不因疫情而消失。

武汉解封后，许多机关和团体为表达对这座英雄城市和人民的敬意，专门来此举办活动。11月20日，《2020中国好声音》总决赛现场就安排在武汉。活动中途突然下雨，当一首《星·Sailing》唱完，主持人华少动情地说道：“谢谢老天爷，你让我们在风雨当中听到了这一首Sailing，听到了‘to be near you to be free’，只为靠近你，只为自由。在这片风雨中，就像这座城市，刚刚经历了疫情，但是我们战胜了它。”

祝福武汉！看好武汉！

（执笔/肖锋）

社交距离

疫情催生了一个新词——社交距离（Social Distance）。这个原本来自心理学的术语被应用到社会场景，规定人与人距离须保持2米的硬指标，并要求大家，不能搞大型聚会，不能在沙滩晒太阳，不能踢足球，甚至不能手牵手散步；进商场和结账要保持距离排队，大家缓缓入场、缓缓结账，比原来多花两倍时间。

社交距离测试出社会的自由度和管制能力。作为一项法规，有些欧美人干脆不接受，直接上街抗议。无论社交距离、禁足令或口罩令均在欧美遭遇抵制。政府告诫人们，即便你没事，但你会将病毒带给老者或免疫力弱者。但不行，至今还有人抵制。

在中国，社交距离早在2月就实施了，只不过叫“安全距离”，无论排队或交谈，请大家保持2米距离。相对于社交距离，口罩令更让有些欧美人难于接受。纽约州州长4月16日才签署口罩令，但彼时纽约已经哀鸿遍野。这个作业中国2月就做好了。疫情的演化就是个不断抄中国作业的过程。无奈有人就是不抄，非不能也，是不愿也，似乎有些人更爱自由。文化上，西方人注重个人自由，东方人注重集体观念。疫情判定：这回东方胜出。

疫情发展表明，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当属社会责任，跟民族性无关。无论是谁都不能过于自私，要有大局观。现在好了，无论东方人还是西方人都遵守社交距离法规了。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将全球行为范式统一了。

社交距离也测试出人性和社会紧密度。某种程度上，社交距离反而拉近了社会关系。大家回归邻里，回归家庭，回归生活本真。不仅夫妻关系，邻里关系也亲密了。因为大家共渡时艰，病毒无情人有情。疫情期间武汉社区互助买菜，大家靠微信群或App上的互助才挺了过来。平常不怎么来往的邻里一时间亲密起来。疫情期间巴黎市民举行阳台知识问答，两栋楼分成两队PK，一组脑筋急转弯10个问题，从音乐常识考到社会热点话题。还有浪漫的意大利人，用竹竿挑着酒杯互相干杯。本年圣诞节欧美人花费比往年多，将过去亏欠的时光补回来。生活再也回不到过去了，但生活还在继续。

狡猾的病毒是属魔鬼的，来离间和搅扰人类关系——你们人类离得越远越好，彼此猜忌越重越好。对此，人们当警惕。

社交有距离，人心可以无距离。

（执笔/肖锋）

报复性消费

“报复性消费”是后疫情时代的“戈多”——很多人宣称它即将到来，很多人在期盼它到来，但到头来还是没有人能觅其踪影。

一边是历史——消费已连续6年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拉动力，中国有望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消费市场；一边是现实——2020年上半年，猝不及防的疫情让社会经济陷入短暂的停顿，大量商家希望在“报复性消费”的刺激下恢复生产。消费券成为提振经济活力的希望，各地方政府、互联网电商、银行、商家等市场主体全数下场，实现了每1元钱的消费券带动超过10元钱的消费目标。

在种种消费优惠活动的刺激下，中国国内消费终于在8月首现年内正增长，截至10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8576亿元，同比增长4.3%，增速比上个月加快1个百分点。另一个证据来自今年的国庆中秋黄金周。中国文化和旅游部的统计数据显示，8天假期期间，各省市共接待国内游客6.37亿人次，同比恢复79.0%；实现国内旅游收入4665.6亿元，同比恢复69.9%。

消费带动中国经济继续复苏，尽管当前消费量还没有完全恢复到去年同期水平，但现有数据显示，消费已出现反弹。当前中国经济运行的变化主要还是一种恢复性增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表示，在当前收入恢复增长的情况下，消费增速不会超过GDP的增速，下半年不会出现报复性的消费。老百姓不会把钱全部花掉，而是首先补充上半年花掉的储蓄。等储蓄水平回到疫情前的水平时，才可能再考虑消费。

报复性消费仍然没有出现。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在11月16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国际疫情还在蔓延，中国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压力比较大，进一步促进消费恢复还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执笔/钟慧芊）

《民法典》

兵败后被流放圣赫勒拿岛并在那里度过余生的拿破仑曾感慨道：“我真正的光荣并非打了40多次胜仗，滑铁卢之战抹去了关于这一切的记忆。但是有一样东西是不会被人遗忘的，那就是我的《民法典》。”

正如拿破仑所言，他的帝国昙花一现，但他组织编写并颁布的《民法典》，成为许多国家立法参考的蓝本，有些甚至直接照搬，一些条文沿用至今。可以说，如今各国颁布的《民法典》，都能从最早的这一部中找到相似痕迹。

民法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支柱，是社会生活的基本规则与百科全书。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面临的种种事务、方方面面，几乎都在民法辐射范围以内。

拿破仑颁布《民法典》216年后，当年他所说的那头东方睡狮，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民法典》。

中国已然成为一个飞速发展、同时拥有全球最多人口以及丰富社会层次形态的大国，这个国家的公民也相应地会面临更繁杂的社会矛盾和生活问题。

生老病死、婚丧嫁娶、人格尊严、物权合同、侵权救济、亲属继承等，每件事背后都需要一套法律作为规范指导与权利保障。新中国成立的70多年里，民事法律逐渐形成体系，但随着新法出台和旧法修订补充，不同民事法律之间出现交叉、重复甚至冲突的情况，或者在某些方面仍有遗漏。我们迫切需要一套将所有民法纳入其系统，更科学合理、逻辑自洽的上位法典。

《民法典》的出现，回应了这个迫切需求。作为公民法律生活的重要指导，在传承人类社会与法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中国的《民法典》同时还结合了当今中国与世界的发展状况，以及对未来人类社会发展可能性的想象，对今天和未来的问题都作出了必要的回应。

对于中国人而言，《民法典》的问世，以及它往后发挥的作用，也是树立公民法治精神的重要一环。我们相信也期待着，有朝一日，法治精神会空气般渗透每一位公民的血液，成为我们的信仰与敬畏，无论同僚、伴侣、亲属、上下、政商、官民，每当我们与人、与社会产生交集，公正、规则与契约便如影随形，守护且起到震慑作用。

（执笔/李屾淼）

打工人

“不拼爹，不拼娘，不拼工作，我们打工人只拼命。”一夜之间，管你什么高管、码农、前台，大家都变成了“打工人”。打工人，即打工仔，为现在众多上班族的自称。

打工人成为继“社畜”、打工仔之后，展示当代年轻人在社会奋斗、努力工作的新词汇。这个梗为什么爆火？

从打工仔到打工人，从奋斗到佛系，从“前浪”到“后浪”，其实指向的都是工薪族。只是不同时代的不同称谓背后，代表着不同的社会情绪。年轻人都喜好自嘲，例如之前火起来的“社畜”“搬砖人”等，但自嘲得自嘲得有水平、有气度。据分析，“打工人”这个称呼在平凡中透露追求，在屈辱里努力表现倔强；虽然没钱，仍然有着不卑不亢的礼节。因此，“打工人”这个词迅速得到了网友的认可，成为新时代的社会建设者的称号。

既不想工作，又害怕失去工作，或许这是职场的常态；但假如你还能乐在其中，境界和气度就自然不同了。怎么样，听起来是不是很95后呢？

打工人都是“后浪”。今年“五四”青年节，一段名为《后浪》的B站演讲视频在互联网走红。这份“前浪”中年致“后浪”青年的献礼，一时间制造了社交媒体上的舆论分化：一半感动、追捧，另一半质疑、批驳。演讲中“你们拥有了我们这代人梦寐以求的权利——选择的权利”这句话，尤其受到贬斥。去年，有企业负责人说过一段充满争议的话：“996”是一种“福报”，因为同样辛苦，能挣到更多钱。某种程度上他说的是大实话。尤其是对今年毕业的大学生来说，有一个地方能够“996”，就算好运气了。所以，“选择的权利”只属于那些制定和掌握规则的人。

你可以理解，自嘲就是一种反抗方式。年轻一代自嘲，“不管什么后浪，都会成为社畜”。“社畜”一词来自日语，是在职场上辛苦打拼的年轻人的自嘲：在公司顺从地工作，被当作牲畜一样压榨。不管“996”是否是一种“福报”，年轻人的反抗是必然的。反抗就是一种社会进步。

2020年，最大的80后已经到了“不惑”之年，最大的90后已经“而立”，即便是00后，也到了20岁这个公认的“成年”阶段了。所幸，社会总是进步的，一代更比一代强，新的力量不断崛起，老一代人则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带着他们那套社会规则。

好吧，就让年轻一代一边自嘲，一边砥砺前行吧。

（执笔/肖锋）

内卷

2021年度公务员招考比例，最热门职位竞争比为4600：1。这没什么可说的，逐年升级罢了。关键是，人才尖子别浪费了。人才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

遥想当年，深圳人认为只有没出息才当公务员。现在的年轻人怎么了？有一种说法是，因为社会内卷化了。

通俗地说，内卷就是内部竞争。内卷（Involution）本来是一个社会学术语，大意是指生产模式的停滞化，最早属于农业经济词汇。1985年中国社会学者黄宗智在《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文中把“内卷化”概念带入中国社会，指封建社会生产力停滞后导致“劳动边际报酬递减”，由于人口众多，人们只得从“增量”竞争转向“存量”竞争。

现在该概念被网友活学活用，例如：国际形势不好，导致很多本打算出国留学的学生无法成行，因此考研或考“碗”竞争更加激烈，就是一种内卷；中小学生上补习班也是一种内卷。有个形象比喻：看戏时前排站起来看，后排也得站起来看，最终导致全场都站起来看，否则看不着。这是一个竞争不断加码的过程，也是一个煎熬的过程，这意味着你不这样加入竞争就被淘汰出局。于是小升初内卷化，中考、高考内卷化，大家只能不断加入补习班，而忘记了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培养成人，大写的“人”。

“内卷”一词在多灾多难的2020年为什么突然流行？“大家都不去创造新价值，而是想办法抢存量。”假设有10个人分一块大蛋糕，开始每个人都心平气和慢慢吃，都很满足。但如果人数增加到100人，争夺愈加激烈，体力消耗得更快。但如果不去抢食就会饿死，就这样，大家耗费了更多的精力却没有得到更多的回报，反而饿得更快。

Involution（内卷）的对立面是Revolution（变革）。从“内卷”一词中我们能嗅到一种集体情绪，那种不论怎么努力都无法破局的无助和人们受困于此的左右为难。

人口红利，入世红利，互联网红利，接下来是什么红利？答案仍然是改革红利。切忌未富先懒。

2020年是艰难的一年，2021年也不容易。唯有保持前行。与大家共勉。

（执笔/肖锋）

乘风破浪

“看我乘风破浪，多诚实的欲望，努力唱，吆咿吆咿吆咿吆咿吆咿吆……”伴随着主题曲《无价之姐》的魔性旋律，《乘风破浪的姐姐》成为霸屏三个月的现象级综艺节目，同时让“乘风破浪”成为整个夏天乃至下半年的热词。

6月12日中午12时，正值微博热搜停更，在几乎无宣发也不是黄金收视时段的情况下，芒果TV自制综艺节目《乘风破浪的姐姐》上线，并瞬间大爆。参与节目的30个“姐姐”，年纪最大的伊能静52岁，出道36年；年纪最小的金晨30岁，出道也已7年。经历各异的她们来参加这档节目，就是为了重新证明自己、重新定义新女性。有网友评论道：“这事儿本身就挺热血的，感觉自己的生活也有希望了一样。”

当众多女性观众喊出“《乘风破浪的姐姐》，我可以！”的时候，她们认可的是这档节目纾解了自己身为“女性”的种种焦虑：身份、年龄、外貌、婚育、就业、自我成长，等等。“看到这些姐姐，我有点不那么害怕变老了。”这是第一期节目播完后，被引用最多的一句评论。与“乘风破浪”同时成为热词的，除了“女性力量”，还有“飒”。

而“乘风破浪”这个词之所以感染人，就在于其“热血”的内核。“乘风破浪”源自南北朝时期的名将宗悫。宗悫年少时，出身士族之家的他偏偏喜好舞枪弄棒，是乡人眼中不成器的典型。他叔父问他有什么志向，他的回答是：“愿乘长风，破万里浪。”之后，他的一生都在践行这八个字。

不知道《乘风破浪的姐姐》节目组出于什么考虑用“乘风破浪”为“30+”姐姐们定调，也许是为了凸显姐姐们自信又充满斗志的一面？这个词所体现的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精神，正是它得到多方共鸣的原因。

《人民日报》评论文章写道：“或许，这个词非常适合形容时下人们的心境和姿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逆行者乘风破浪，他们以奉献精神和求实态度击退了疫魔；北斗的研制者乘风破浪，他们以自主创新的力量为中国人争了气；各行各业的建设者乘风破浪，他们立足平凡岗位拼搏进取，有一分热、发一分光……无数个‘我’集合成‘我们’，乘风破浪、砥砺奋进，为同心筑梦写下一个个生动注脚。”

（执笔/谭山山）

名媛

名媛本意为“有名的美女”“名门闺秀”等，后来引申出“交际花”含义。尽管词义有变，但“名媛”一词大体仍指代高端人群，具体地说，就是高雅、得体、聪颖的白富美群体。

但在2020年，这个词彻底跌入鄙视链谷底，饱受群嘲。

事情缘起于自媒体@李中二 的《我潜伏上海“名媛”群，做了半个月的名媛观察者》一文。作者花500元进了一个上海名媛群，观察到奇幻无比的伪名媛生态。所谓名媛群，实际上只是个高配版拼多多群，群里面的女孩什么都能拼单——别墅、酒店、包包，甚至买二手丝袜，借此修饰和提升形象，营造富家美女人设，然后“跳过挑选直接结交金融巨子、留学海归等社会精英”，目标精准，一步到位。因为她们这种买高端产品服务尽可能拼单的习惯，有人调侃为“拼媛媛”。

人们逐渐发现，虽然@李中二 卧底观察的是“上海名媛”，但全国上下都有这种现象。实际上，大量活跃已久的名媛群由外围群演化而来，其中大多数是希望用拼单换来奢侈表象，提升自我价值、吸引心仪目标、打入上流圈子的女孩，甚至有相当一部分男孩。跟名媛一样，有一类男生也热衷于拼单奢侈品、奢侈服务，只为拍照发朋友圈，将自己包装成精英人士。

于是有人忍不住想象这样的魔幻画面：如果那些拼丽思卡尔顿下午茶、Gucci包包的名媛，看上了拼理查德表、兰博基尼跑车，伪装成精英人士的男版名媛，那真是“拼友相见，眼泪汪汪”了。

名媛还衍生了诸如“有没有人拼上学、拼上班、拼对象”的“万物皆可拼”梗、“喜提第一台车，实现经济独立小目标”的励志梗。人们假装在落地窗和繁华夜景前拍照，并附上莫名其妙的定位和矫情文案，以此进行反讽。只是，人人都笑“上海名媛”，但人人都有成为“上海名媛”之虞：凡事都要比，活着靠虚荣，背后多的是不为人知的难堪——每个人是不是或多或少地也在干这种不自知的蠢事呢？

在如此功利的心态的驱使下，人成了定制商品，两性关系成了买卖，真诚相处成了蓄意欺瞒。名媛之风给本就低迷的婚恋市场砸下一记“资源互换、套路求胜”的重锤，公序良俗仿若无物，美好爱情成了笑话，真正的上流人士也莫名风评被害。这让人感叹：与其相信那些光鲜的表象，不如相信法律、常识和本分。

（执笔/詹腾宇）

小镇做题家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来自四五六线小城市、小县城乃至小镇的青年到大城市追逐梦想时，自嘲为“小镇青年”，他们的心态正如许巍在《执着》中所唱，“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注定现在暂时漂泊”；20多年后，同样在面对大城市时极度不适、同样是自嘲，但“小镇青年”变成了“985废物”“小镇做题家”。

难免有人说他们矫情：据统计，拥有大学本科学历的人在总人口中占比不到4%，也就是说，如果你本科毕业，你就已经跑赢了95%以上的中国人，更遑论毕业自“985”“211”高校。然而，仅在豆瓣“985废物引进计划”小组，就聚集了超过10万名成员，其中有个帖子的标题令人心酸：“学校有人跳楼，他们都以为是我”。一方面，人们认为他们已经站在金字塔塔尖；另一方面，这些站在塔尖的人却在认真地讨论“怎么心甘情愿地接受自己的平庸”。

“小镇做题家”拿到的剧本大多相似：出身于小镇，凭借埋头苦读、擅长做题，过五关斩六将地考上名牌大学，但来到城市后，他们意识到自己在眼界、见识、社交能力等方面的短板，也缺乏人脉的支持，最终无奈于泯然众人的命运，自嘲“应试教育下的废物”。有评论认为，与其指责做题家们负能量、“丧”，不如将他们的际遇放在宏观社会环境下考量，并理解他们的焦虑与不忿。

故事还是那个故事：一代又一代青年来到大城市，希望反抗自己的出身，逃离平凡的生活。巴黎、纽约、伦敦、东京、北京、上海，左拉这样的“外省青年”如此，以“乡下人”自居的沈从文如此，擅长讲述小镇青年故事的贾樟柯如此，《东京爱情故事》中的乡下傻小子完治也如此。2020年版“东爱”中，完治对莉香说道：“反复无常，刺激惊吓，每天风云变幻，对于从乡下来的我而言，莉香就相当于东京这座城市，一直都充满生气。同和东京一样的莉香发生关系，就感觉好像自己能征服东京这座城市。”

背景还是那个背景：如何实现阶层跃迁，以及随之而来的焦虑。

小镇做题家们深知，高考仍然是重要的上升途径，他们抓住了这个机会；但他们也知道，“个人奋斗固然重要，但家境、出身、父母资源、社会时局和运气也在一个人的人生轨迹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自身的短板，让他们自卑、无奈。他们渴求的，其实是通过奋斗实现梦想的公平机会。

（执笔/谭山山）

✎作者 | 新周刊

插图 | 翟砚军

原标题——2020十大关键词

首发于《新周刊》57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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