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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源：2030年的世界格局与大国博弈方式展望

作者：洪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军控与防扩散中心秘书长。研究方向为军备控制与国际冲突

本文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7年8月上

观察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来的人类社会战争史，会发现在各种不同的冲突中，对世界体系和国际关系影响最大的是发生在大国（Great Powers）之间的战争①。二战结束以来的70多年间，大国之间并没有发生战争，较之二战前的历史，这是大国间得以和平相处最长的一段时期。大国间的和平相处并不意味着战争将永不爆发。恰恰相反，随着大国间直接冲突的减少，非传统安全威胁获得了新的生机，导致更多不受大国和国际规则控制的冲突的爆发。此外，大国之间直接冲突的减少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完全放弃以发动战争来实现国家目标的手段，通过各种方式和手段对发展中国家施加影响和发动代理人战争仍然是大国追求实现国家目标的选择。毕竟，大国间未爆发直接冲突并不意味着世界主要大国“已经忘记了如何与对方开战”。

当今世界总体和平，但地缘冲突仍旧严峻，在部分地区战争曾一触即发。随着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世界变得越来越多极化，无人机和网络攻击在现代战争中的应用，直接降低了发动战争的门槛。大国间虽然无意发动直接冲突，但稍微的战略误判便会造成大国间战争的爆发。因此，通过对二战后大国间无直接冲突的原因，美国霸权的特征，欧盟、日本、俄罗斯的政治军事力量，美国新技术兵器及平台的研发，以及大国冲突的战略地缘因素的分析，展望2030年大国冲突方式，对我国在未来时期制定军事战略、应对战略风险，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的战略意义。

二战后大国间无直接冲突的原因

二战结束以来的70多年间，大国之间并没有发生直接冲突，这是大国间得以和平相处最长的一段时期。相比于前几个世纪大国战争爆发的规模和频率，这是战争史上所罕见的②。第二次世界大战除了美苏两个国家外，所有潜在的国际竞争对手都被消灭了。美国和苏联国力空前强大，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全球范围内相互竞争，但整个冷战时期美苏间没有发生直接的冲突。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支配和维护世界秩序。冷战后的20多年间，美国强劲的军事实力稳固了其在全球秩序中的首要地位，其主导的全球秩序同样维护了大国关系的稳定。冷战后的今天，大国间仍处于一种和平状态，往往通过外交和经济手腕而非军事手段进行较量和竞争。纵观二战后的人类发展史，国际秩序的建立和核武器的威慑作用是战后70多年来大国间无战争的关键因素。

战后国际秩序的建立。二战中后期，盟军在全球各个战场处于战略反攻的形势下，美、英、苏、中等大国相继举行了开罗会议、德黑兰会议、敦巴顿橡树园会议、雅尔塔会议、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波茨坦会议等，签订了一系列宣言、公告、声明、决议、协议等，对战后的世界做出安排。二战结束后，战胜国又通过与一些战败国签订和约，进一步补充了这种安排。这些国际文件形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秩序。

战后的国际秩序，对战后和平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主要内容包括：第一，从组织、思想、社会等各方面消灭法西斯主义，防止其死灰复燃。从1945年至1948年，反法西斯同盟国分别在德国和日本设立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纳粹战犯和日本甲级战犯进行审判，分别有12人和7人被判绞刑。中国政府在南京、上海、北平（北京）、台北等地，盟国在马尼拉、新加坡等地也设立军事法庭，对日本乙级和丙级战犯进行审判。与此同时，美、英、法、苏在德国的各自占领区均实行了“非纳粹化”或“根除法西斯残余”行动，整肃法西斯主义并进行民主政权建设和思想教育。在日本，美国盟军总部主导了清除军国主义的民主化改革，制定了保证日本和平发展的1947年“和平宪法”。但由于冷战的发生，日本的民主化改革并不彻底。第二，进行了领土安排。重新确定了战后欧亚地区的政治版图，特别是划定了德、日、意等发动战争的法西斯国家的国土边界及其被占领地区的归属和边界。在亚太地区，《开罗宣言》明确规定同盟国的宗旨是“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在太平洋上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并严正指出“日本亦将被逐出于其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土地”③；《波茨坦公告》强调：“《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④。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在《终战诏书》中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⑤；同年9月2日，日本政府在《日本投降书》中承诺“忠实履行《波茨坦公告》的各项条文”⑥，这就意味着日本必须放弃其所攫取的所有中国领土。1946年1月，《盟军最高司令部训令第677号》再次明确规定了日本施政权应包括的范围是“日本的四个主要岛屿（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及包括对马诸岛、北纬30度以北的琉球诸岛的约1000个邻近小岛”。另外，规定日本须将库页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以及千岛群岛交还苏联，美国单独占领日本⑦；美、苏以北纬38度线为界分区占领朝鲜；承认外蒙古独立。第三，建立联合国组织，作为协调国际争端、维护战后世界和平的机构。联合国的根本宗旨和原则是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尊重基本人权和自决原则，尊重国家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不干涉内政，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加强国际友好合作，促进全球经济、社会、文化和福利发展，等等。还必须指出的是，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敌国条款”：“本宪章并不取消或禁止负行动责任之政府对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本宪章任何签字国之敌国因该次战争而采取或授权执行之行动”⑧，对防止法西斯国家东山再起破坏世界和平具有重要作用。第四，对德、日、意殖民地和国际联盟的委任统治地实行国际托管计划，促进被托管地区的和平及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等方面的发展，直至最终独立。1994年，联合国的最后一块托管地帕劳共和国独立并被接纳进入联合国，全球进入21世纪后不再有殖民制度的目标也基本实现。

二战后主要由战胜国建立的国际秩序，尽管仍然存在大国强权政治的烙印，但是这一国际秩序对维护战后世界和平有着重要作用。首先，它第一次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和平共处原则正式纳入了国际关系，在总体上制约了美、苏产生争端时的行为方式，即双方不能以战争手段，而要用和平手段，通过协商谈判来解决，由此带来的战后稳定的国际体系恰是几十年来大国无战争的原因⑨。因此，即使在二战后东西方紧张对峙，局部战争始终不断的情况下，冷战中的两个主要角色美国和苏联之间从未发生过直接的军事冲突，这便形成了冷战的最基本特征：它既是战争，又是和平，从而使世界维持了整体的和平状态，同时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其次，冷战过程中所提倡的和平、民主、独立原则，对战后世界的发展有很大作用，即使在冷战结束后，它仍然决定着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潮流。

核武器的威慑作用。1945年原子弹的诞生和使用无疑是破天荒的第一次。核武器出现之前，利益冲突的结果总是有一方胜利而另一方失败。核武器出现之后，利益冲突导致的战争则有可能使双方都遭到毁灭。这种因双方冲突而共同毁灭的可能性，却反而成为双方规避全面冲突的根本保障。从某种意义上讲，核武器的出现是一场“核革命”（nuclear revolution）。⑩正是这样一场前所未有的核革命，使得原本规模越来越趋于无限的大国间战争在很短的时间内变得荒谬，甚至无法想象。⑪相较于常规武器，核武器有着巨大的政治效应。首先，核武器在战争中所造成的破坏程度巨大到难以想象。作为常规战争的两次世界大战无论再怎么残酷和惨烈，所摧毁的也不过是战败国家的政权，而核战争则会直接将国家本身从地图上抹掉。其次，参与核战争的所有国家都将遭到毁灭，没有真正的赢家。常规战争的意义就在于总有一方会获胜并获得由此带来的好处，而核威慑则使这种意义不复存在，最后，与传统战争相比，核战争带来的破坏非常迅速，危机往往短时间内可能迅速升级为一场致命的全方位战争。此外，常规战争的结果往往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为战争的发动提供了机会主义的动机。而核战争的结果则是确定无疑的，使得核威慑远比常规威慑可信⑫。正是基于核武器的这些独特属性，在任何危机中，核威慑都要远远比传统武器威慑稳定，也更容易生效。⑬

核武器的巨大破坏力使人们倾向于认为，避免战争比赢得战争更为重要。这也正是冷战时期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国无战争时期的原因。大国无战争不只意味着大国之间没发生过直接冲突，而是指大国在主观上从未考虑过与其他大国开战，甚至恐惧大国之间直接发生战争，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变化。而导致这种变化的核心因素就是核武器的出现。随着1945年“原子革命（Atomic Revolution）”和20世纪50年代中期“热核革命（Thermonuclear Revolution）”的完成，氢弹研制成功，再加上洲际弹道导弹的出现，所有的大国领导人都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世界已经彻底发生了变革，相互摧毁使得任何一个战争参与者都无法幸存。⑭大国的领导人认识到，新的世界大战爆发时，参与并赢得这样一场战争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正是这种“相互确保的摧毁”，使得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尽管在很多战略目标上存在巨大分歧，但在一个问题上始终高度一致，那就是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以及美苏之间的一般性战争和核战争。⑮为实现这一目标，美苏双方在整个冷战期间的全球竞争中都努力将冲突限定在可控范围内，这种默契合作的形成则源于核武器的出现。⑯事实上，冷战体系与1945年以前国际体系的一个最显著的区别就在于冷战时期大国对战争的极端谨慎。正如罗伯特·阿特（Robert J. Art）和肯尼兹·华尔兹（Kenneth N. Waltz）所言：“美国和俄罗斯之间或北约与华约之间的战争可能性几乎是零，因为他们始终保持着对每次军事规划和部署升级到一般核战争的恐惧。”⑰战争被大国看作是解决冲突的无效方法——与潜在利益相比，战争的代价和风险太高了。在使用战争有可能导致美苏两国直接军事冲突的情况下，出于对热核战争的恐惧，美苏两国宁可选择放弃战争，哪怕这么做会使大国间权力对比向着对自己不利的方向改变。这一点无疑是此前的国际体系所不曾有过的。⑱正是由于对冲突升级为核战争的恐惧，使得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或者北约与华约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在实际上几乎为零。⑲冷战后，核威慑对国家安全和大国间和平的维持作用得以延续。除美国之外，中国、英国、法国等核大国都明确地将核武器力量的部署作为捍卫本国核心利益的首要方式。强大的核力使得大国能够自信地慑止任何一个国家对其发动的打击。总之，核武器的出现及核威慑的存在，对大国国家安全和世界体系和平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

大国对战争态度的改变。二战后70多年间，大国普遍认为战争是可恶、丑恶、不道德、不文明的并且最终是徒劳无效的。⑳与潜在利益相比，战争的代价和风险太高了，不足以实现国家的既定目标。

冷战后，大国认识到“繁荣已经成为一个压倒一切的目标”。一个国家要强大，就必须获得高水平的经济实力。因为繁荣和经济增长是大国国际政治地位的基础，所以对经济繁荣的追求是今天大国的中心目标。当大国谋求经济繁荣时，他们意识到使用战争似乎是有风险的，战争不是获得经济利益的好办法：“从纯粹的经济角度来看，战争是一个非常可疑的计划。”“战争，特别是在发达国家的战争，在经济上起了反作用，这一观念被广泛地接受。”大国决策者是理性的，他们知道发动战争不是实现国家经济繁荣安全可靠的方法。正如美国学者约翰·缪勒（John Mueller）所指出的：“发达国家间发生战争是极不可能的，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是这样的。”然而，“如果决策者采取令人困惑或疯狂的不理智的行为，并且他们的价值观转而认为战争再次成为取得既定目标的合理的程序，那么大国间仍有可能发生战争。”“因此，大国战争爆发的可能性仍然存在。毕竟，过时并不是消失，世界主要大国并未忘记如何与对方开战。”

“一场重大战争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因为大国改变了他们对世界上最想要的，或如何最好地实现其目标的看法”。一方面，大国决策者可能追求除经济繁荣外的其他目标——比如人权。大国对这些新价值目标的追求可以取代对财富的追求。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从纯粹的经济观点来看，大国对于战争的态度会再次变得理性。另一方面，战争可以再次被视为经济理性。大国间是否出现战争，不在于大国是否改变了他们的目标，而在于大国决策者是否改变了对战争效用的评价。现在，经济繁荣并不总是压倒一切的大国目标，如果我们不相信追求经济繁荣是当今各国的根本目标，那么就没有理由相信大国战争已经过时了。

美国的世界军事霸权与经济霸权特征

美国作为二战后和冷战后唯一的超级大国，有着其他国家望尘莫及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美国的军事霸权和经济霸权是实现全球战略的主要支柱，是谋求全球领先地位的强有力后盾。随着二战胜利后国际秩序的建立，经过冷战时期，大国关系经历了起伏不定、跌宕坎坷的发展之后，开始出现相对平稳的发展态势。从总体上看，和平相处仍然是大国往来的主要方式，实现国家利益是大国追求的主要目标，以军事和经济为主的综合国力之争已成为国际舞台上的焦点。新的时期，在国际形势总体趋缓的同时，美国的军事霸权和经济霸权不仅没有消失，在其寻求全球霸权的过程中，它们仍然是举足轻重的因素。美国利用其绝对优势在各历史阶段对中小国家动辄以武力相威胁或实施所谓“有限军事打击”，以服务于其全球战略。

美国军事霸权特征。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雄厚的军事实力是其单极世界战略图谋的主要支柱，是其谋求全球霸权的强力后盾，也是其推行霸权主义和新干涉主义的主要手段。具体来看，美国的军事霸权特征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直接使用武力，在全球范围内实行军事扩张。二战后，美国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实力对可能威胁到其战略利益的国家不惜直接动用武力。据统计，从1945年到2008年的63年间，美国共参加了全球30场战争。不计持续时间，美国平均每2.1年卷入或发动一场战争。从1945年到1991年，46年的时间里美国共参加了全球18场战争。不计持续时间，美国平均每2.6年卷入或发动一场战争。冷战结束后，从1991年到2008年17年间，美国共参加了全球12场战争，不计持续时间，平均每1.4年卷入或发动一场战争。据美国官方统计，从1990年到1997年，美国对外用兵42次，年用兵频率比冷战时期高出约一倍。近年来，美国在海外频繁用兵或以武力相威胁。1998年底，美国无视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关系准则，一意孤行地实施“沙漠之狐”计划，此后又对伊拉克进行了多次军事打击。1999年3月，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在未经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对南联盟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南联盟成了美军高科技武器和北约战略新概念的试验场。“9·11”事件后，美国更是挟道义之威，祭起反恐大旗，发动了阿富汗战争，迅速推翻了塔利班政权，从而进入了梦寐以求的中亚地区。2003年3月20日，美国又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借口，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其实质就是要按照美国的意愿改造伊拉克，进而改造中东。通过这几场地区性战争，美国的军事霸权得到强化，美国试图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计划有了实质性进展。

第二，建立和扩大军事同盟，利用盟国维护其地区利益。自二战以来，美国全球范围内构建的覆盖广泛的同盟体系虽是冷战时代背景下的特殊产物，但其为美国击败苏联赢得冷战立下汗马功劳。尤其是在奥巴马时期，美国国力有所衰落的情况下，美军无力应对来自各个方面复杂多元的安全威胁。所以，在面对国际安全紧迫性挑战时，如打击恐怖主义、摧毁“伊斯兰国”、抗击“埃博拉”等行动，美国更加注重发挥盟友与伙伴的合力作用。在欧洲，美国提出“北约东扩”计划，旨在进一步巩固冷战成果，压缩俄罗斯的战略生存空间。1997年，北约正式接纳波兰、匈牙利、捷克为其新成员。在亚洲地区，美国继续强化与日本的军事同盟。1996年4月，《美日安全联合宣言》发表，重新确认美日安全同盟在冷战后的长期性和必要性，并在实际上将中国视为其未来的主要军事对手。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不断加强其同盟体系。美国的亚洲同盟体系由原来的“美国+盟国”双边互动模式，逐渐转变成“美国+盟国+地区组织”的多边互动模式。美国不仅重视加强与亚洲的关系，而且逐步改善与地区组织的关系。奥巴马政府明确提出：“我们将继续使这些必要的双边联盟现代化，同时加强我们盟国之间的安全关系。”早在2014年8月，美国时任国务卿克里在美澳防长与外长“2+2”会议后举行的记者会上就表示，美澳双方同意加强与拓展同日本的三边关系。这种多边化的同盟体系或将成为今后美国应对所谓的地区威胁的重中之重。事实上，奥巴马政府已经感受到这种作用，如在利比亚战争期间实施“幕后领导”（Lead From Behind）战略，英法等国的先锋作用凸显无疑；在乌克兰与俄罗斯达成的“明斯克协议”中，德法两国承担了主要责任。这些也成为美国利用盟国，维护其地区利益战略的具体实践。

第三，不断完善军事战略理论，以适应新形势下在全球范围内保持领先地位。1997年，克林顿政府提出了“塑造—反应—准备”新军事战略，即“按照美国利益的需要塑造有利于美国的国际安全环境；对各种各样的危机作出有效反应；从现在开始着手为不确定的未来做准备”。1999年，“北约战略”新概念问世，将北约的职能、军事行动范围扩展到北约成员国以外的区域，北约由冷战时的一个防御性组织转变为一个可以进行区域外干涉的进攻性组织。美国2004年发布的《国家军事战略》报告中指出，战争准备的基点仍是同时实施并打赢两场大规模战争，并进一步提出了以“1-4-2-1”型为主要特征的建军模式，即美军要保护美国本土，在海外4个地区（欧洲、东北亚、东亚沿海地区和中东、西南亚）威慑敌对行动，在同时发生的两场战争中迅速击败敌人，并至少在其中一场战争中取得决定性胜利。从未来美军军事战略的调整来看，在“先发制人”理论用于伊拉克战争后，拉姆斯菲尔德又提出了“10-30-30”的战略构想，即美国作出在某个地区运用武力的决定之后，美军要能在10天内部署到战区，并且在30天内打败敌人，在随后的30天内准备战胜下一个敌人。根据这一构想，美军一年内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打5场战争。美国的这种军事扩张战略向世界发出了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美国打算利用其超强的军事优势加强对全球的军事控制。这将进一步引起全球范围内主要大国间的军备竞赛，恶化国际安全环境。2012年1月17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颁布《联合作战介入概念》。从多军种联合以及陆军和海军陆战队跨军种联合的角度阐述了“作战介入”的问题，同时为“联合作战介入”概念提出了重要思想，充分使用陆、海、空、天、网、电、磁等6个作战领域的作战力量，力求实现作战力量的优势协调和互补，产生整体效能大于个别作战力量之和的效果。强调传统作战领域和新兴作战领域的结合和各种作战力量之间的相互配合，显现出太空和网络空间领域的优势以及联合指挥协调能力在未来战争中的意义。

美国经济霸权特征。美国经济实力是其霸权最基本的力量之源。一战期间，时任美国总统威尔逊就曾指出，谁以资本供给全世界，谁就应当管理世界。回顾历史，对霸权的兴衰起决定作用的往往都是经济实力；冷战期间的美苏争霸，苏联失败的根本原因就是经济实力不如美国。谁在经济领域拥有绝对优势，谁就会在当今世界拥有最大的利益和权力。

第一，无与伦比的经济实力和经济创新机制为美国的霸权主义政策提供了动力。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总体运行态势良好，整个90年代是美国经济科技迅猛发展、综合国力显著增强的10年。此间，美国经济年增长率为3%，企业盈利率为10%，股市增长率高达17%。其中，1999年，美国的GDP达到9.2561万亿美元，约占全球GDP总量的28%（同期英、法、德、韩GDP为1.4695、1.4334、2.1066、0.4067万亿美元）。到2000年12月底，美国经济持续增长117个月，打破了20世纪60年代持续增长106个月（1961年2月～1969年12月）的记录。整个90年代，美国经济持续稳步增长。克林顿入主白宫以来，美国经济出现连续8年的增长，失业率降到2%以下。1998年，美国29年来首次实现了692亿美元的盈余，而通胀率远在危险线之下，股市也一直保持强势。总之，美国经济呈现出高增长、低赤字、低通胀和低失业率的良性循环状态。更重要的是，美国经济从资源消耗型向知识和技术型转化，率先进入了知识经济的新时代，通讯、信息及其相关产业和服务业在美国经济中占主导地位。1998年，信息产业的产值超过传统产业的发展，成为美国产值最高的产业。由于信息技术的应用，信息的数字化、网络化和电子化又反过来极大地促进了美国的劳动生产率。以信息技术的运用为标志的美国新经济一度成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榜样。

第二，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和控制力也是美国经济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经济实力的强大不仅表现在其GDP和对外贸易总额在世界雄居高位，美元在世界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上的主导地位等“硬实力”上，而且更表现在美国市场经济和高科技经济对世界经济的控制力、扩张力和影响力上。美国凭借在二战后建立起来的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标志的国际金融、贸易体系，在世界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税和贸易总协定所确立的国际经济制度已经成为美国控制和管理世界经济的得力工具，而这种主导地位反过来又增强了美国的经济实力。通过WTO推动贸易自由化，美国建立起符合自己利益的全球化自由贸易体系，保证资本畅通无阻。而世界贸易组织关于信息化的协议，就是在美国的推动下制定的，为美国实行“信息霸权主义”创造了便利的条件。乌拉圭协议规定对电脑和电话设备进行全球性降低关税的同时，加强了对电脑软件和其他高技术产品的知识产权的保护，有利于美国打开别国市场和发挥竞争优势，从而有利于巩固它在经济上的霸权地位。

美国学者罗伯特·基欧汉非常强调军事和经济力量对霸权国家的重要性，他在《霸权之后》一书中指出，一国只有拥有足够的军事和经济实力，才能对其他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产生影响，从而实现对国际体系的操纵和控制。而美国的霸权正是建立在其雄厚的经济基础和强大的军事实力之上的。

欧盟、俄罗斯、日本军事力量及其政治影响

欧盟军事力量及其政治影响。欧盟是国际秩序构建的重要参与者，战后长期和平的关键缔造者之一。二战以来，欧洲的安全防务问题一直是“跨大西洋议题”的重中之重，直到1991年《欧洲联盟条约》通过，确立“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以下简称CESP）为欧盟三大支柱之一，才开启了欧盟发展独立防务的新篇章，并取得了极大的进步。基于CESP的政治框架，欧盟启动“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ESDP）作为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组成部分，并通过《里斯本条约》等进一步完善，最终形成了政治与安全委员会（PSC）、军事委员会（MC）、军事参谋部（MS）来负责欧盟的共同安全与防务，组建了数支可供选择的军事力量，如欧盟快速反应部队（RRF），用于实施小规模任务的欧盟作战部队（EU Battle groups），用于维持地区治安的欧洲宪兵部队（EU Gendarmerie Force），原属于北约机制、后成为在北约和欧盟之间共用的欧洲集团（EUCORPS）。

据欧盟防务EDA的不完全数据显示，2015年欧盟27国军费总开支2000亿欧元，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1.40%，而同年美国军费开支在5000亿欧元左右。2014年部队人数共计142万。英国退出欧盟后，欧盟内只有法国是核国家，拥有500枚核弹头。实质上，欧盟并没有常备军事力量，当最坏的情况发生时，欧盟只能依赖成员国的军事能力来渡过难关。欧洲仍然受到北约（NATO）盟友的军事保护，欧盟成员国中有22个国家也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支持者或者缔约国。在理论上欧盟现役军人超过150万，拥有近7700辆坦克、2450架飞机（包括直升机）以及近550艘军舰和潜艇。

然而，欧盟的独立军事力量有明显的民事行为倾向，北约仍是确保欧洲安全的核心力量，主要用于欧盟以外地区的维和、冲突预防和加强国际安全，多是通过实施人道主义援助、维持当地秩序来避免新的军事冲突爆发，或者利用军事力量资源帮助当地国家恢复和重建安全、司法、警察系统，推动这些国家建立欧盟设计的现代国家管理制度。截至目前，欧盟已经开展了20多项独立军事行动，但都具有明显的国别倾向，基本以法国为支撑，因此弱化了欧盟以一个整体实施军事行动的意义。尤其是在英国脱欧后，欧盟自主防务建设开始进入快车道，计划建设永久性军事指挥部，实现欧洲军队的防务一体化。并且，欧盟在2017年6月宣布设立总金额达55亿欧元的欧洲防务基金。种种措施表明，建立自主的安全防卫力量，是欧盟在面对国际局势的巨变下寻求自我防卫、减少对美国依赖的现实诉求。目前，欧盟仅仅是在进行从规模扩张向技术创新扩张的转变，但随着欧盟整体性一体化的加强，可以预计，欧盟防务一体化的力量将在各个方面有所增强。

从历史上看，欧盟政治力量呈现出减弱的态势。欧盟自主安全与防务的力量其实从侧面反映了欧盟政治在全球政治中的现实与期望。欧洲是当代政治、法律、社会、经济思想与体制的发源地，因此长期以来，欧洲（主要是西欧）都在用规范性的权力来影响别的国家，以构建符合欧洲价值体系的世界观。此外，欧洲也通过欧盟和国家身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以增强欧盟整体的影响力。

毫无疑问，欧盟是国际政治的主角之一。从经济上看，欧盟拥有世界第三大国际货币欧元，每年对外支付500多亿欧元的援助，受惠方遍及全球。欧盟科研实力强、人口素质高，人口总数达5.2亿，仅次于中国内地和印度。从政治上看，欧盟在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拥有两个席位，在G8中占一半席位，在G20中占有五席，同时是重要的经济金融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构的成员。从外交上看，欧盟与美国、俄罗斯、中国、日本、印度等国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与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签有双边或多边协议，在多数国际危机和热点问题的解决过程中都能听到欧盟的声音，看到欧盟的身影。

但正如上文所述，从强权角度看，欧盟在军备力量上显然与美国差距悬殊。而欧盟似乎更倾向于采取“软实力”，即树立价值观、建立规范来提高国际影响力。比如，在贸易保护主义、宗教极端主义、能源短缺以及气候变化等国际议题中，欧盟通常通过国际化欧盟规则来谋求更长远的利益。从结果来看，除宗教极端主义及相关的恐怖主义无法控制之外，欧盟在货币国际化、贸易规则的制定、碳排放的治理以及气候全球大会上都取得了预期的成果。以标准为例，欧盟的技术标准起步最晚，但已经成长为与美国、日本相抗衡的全球标准之一，欧洲技术标准一直是欧盟进行全球经济竞争的首选战略，以年均增长率3.3%计算，欧洲标准的贡献率可以达到0.9%，仅次于资本的贡献率。

近年来，随着欧盟内部债务、失业、体制僵化、经济衰退、难民、恐怖袭击等一系列问题的接踵而至，欧盟国际影响力的局限性也逐渐暴露出来。首先，成员国内部在重大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以2011年的利比亚危机为例，尽管英法两国表现出强烈的干涉意图，但由于德国的反对，以及缺乏联合国安理会的直接授权，欧盟并未采取武力干涉的行动，而是先由英法两国联合其他国家自组多国部队，而后由北约接手。其次，欧盟无法摆脱美国的影响，比如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欧盟原本希望达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国际协议，最后却是美国与新兴大国达成一致，欧盟没有如愿以偿，在此次会议谈判中欧盟可以说是被“边缘化”了。再次，对欧盟的“普世价值”持反对的国家越来越多，如人权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末尚有75%的国家支持欧洲的人权提案，但是在2011年时联合国大会的决议与欧盟立场相吻合的比例只剩44%，在联合国192个成员国中，有117个国家经常对欧盟的提案投反对票。

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者查尔斯·库普乾（Charles Kupchan）曾在其著作中把欧洲走向一体化视为“20世纪最重要的地缘政治事件之一”，认为“它代表了一个转折点，在每一点上都跟美国作为一个联邦建国具有一样重大的意义，甚至可能更重要”。欧盟无疑是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发明，但要进一步发挥欧盟的国际政治影响力，却超越了设计者当年的构想。要想维持并扩大欧盟在国际上的声音，扮演好全球的领导者之一，还需要从经济结构和政治制度上再做更为深入的改革。

俄罗斯军事力量及其政治影响。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格局进入了一个急剧变动的新时期。但无论对国际政治演变作出何种判断与预测，俄罗斯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俄罗斯国力渐衰，但无论在地理幅员，还是在军事力量、经济科技潜力及国际政治影响力方面，它仍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之一，许多国际问题的解决仍旧离不开它的参与。俄罗斯对国际体系的影响既取决于其军事实力，更取决于其对外战略的目标。俄罗斯是倾向于扩张和挑战国际体系，还是试图维持现状，都会对国际政治格局的走向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接下来，本文从兵力、军费、武器装备、核武器等方面对俄罗斯军事力量进行综合分析。第一，在兵力方面，俄罗斯现役军人近80万人，其中陆军人数近27万人。第二，在军费开支方面。2000年到2013年间，俄罗斯军费开支呈逐年上升趋势，2013年俄罗斯军费开支为883.53亿美元，相比于2000年的92.28亿美元，其军费开支增幅达到近857%。2016年的俄罗斯军费开支约为692.45亿美元，相比于2015年年度军费开支增加约28.27亿美元，增加幅度近4.2%，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5.3%。第三，武器装备方面，俄罗斯陆军拥有T-90、T-80、T-72等型号主战坦克约2700辆。俄罗斯海军拥有1010艘水面舰艇，总排水量近204.9万吨。其中，航空母舰1艘、巡洋舰4艘、驱逐舰14艘、护卫舰32艘、潜艇69艘。俄罗斯空军现有约1340架现代作战飞机，其中第四代战机总量达到812架，即米格-29飞机158架、米格-31飞机112架、苏-25飞机200架、苏-27飞机199架、苏-30飞机32架、苏-33飞机18架、苏-34飞机57架、苏-35飞机36架。同时，俄罗斯空军拥有轰炸机140架，其中图-160轰炸机16架、图-95轰炸机60架、图-22M轰炸机63架。第四，核武器等方面，截至2016年1月，俄罗斯拥有约7300枚核武器，以及由两个导弹集团军组成的战略火箭军（SRF）。2011年1月，俄罗斯约有50枚RS-20V重型洲际弹道导弹处于战斗值班状态。RS-12M是三级固体燃料和公路机动的洲际弹道导弹，携带单弹头，截至2011年1月，俄罗斯被认为有18枚RS-12M1导弹和51枚RS-12M2导弹在服役。2017年，俄罗斯综合军事实力在全球处于第2位。

冷战后，俄罗斯继承了苏联的衣钵，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其在国际事务中拥有巨大的发言权。虽然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经济发展缓慢，影响力并不大。但是俄罗斯控制着欧洲四分之一的能源，它的军事力量依然是超级大国的级别。论军事实力，俄罗斯可以对整个欧盟构成致命威胁。所以，俄罗斯仍然可以引起世界性的惊涛骇浪，其国际影响力依然是不可忽视的。

日本军事力量及其政治影响。二战后，日本接受盟军的改造，放弃国家保持的武装力量，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在东西方对峙的国际环境中日本经济取得了奇迹般的飞跃。冷战结束后，作为经济大国的日本一心追求世界政治大国地位，企图通过扩大军事影响力，增强综合国力，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大国。

接下来，本文从兵力、军费、武器装备、军事技术和核武器等方面综合分析日本的军事力量。第一，兵力方面。作为日本军事力量主体的自卫队，在2017年通过的《新防卫大纲》中编制定额为255229人。第二，军费方面。1976年日本制定的《防务计划大纲》规定防卫费控制在国民生产总值l%以下。1987年1月，日本政府决定，从当年开始，防卫费突破上述限额的规定。2016年的防卫开支约为48607亿日元，相比于2012年年度防卫开支增加约2243亿日元，增加幅度近4.5%。2017年的防卫预算为48996亿日元（约合445亿美元），比上一年度增加389亿日元。第三，武器装备方面。日本陆上自卫队已建成压制火力系统、野战防空火力系统和反舰反坦克反装甲火力系统，装备最先进的自行榴炮、自行火箭炮、多联装火箭炮、“霍克”中程地空导弹、81式近程地空导弹、“毒刺”便携式地空导弹、反舰反坦克导弹、反坦克直升飞机以及应对导弹攻击的基于宙斯盾舰高空拦截与爱国者导弹PAC-3末段拦截联动的自动警戒管制系统（Japan Aerospace Defense Ground Environment）。日本海上自卫队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大力发展舰载导弹和直升机，主要水下、水面舰艇开始导弹化和直升机化。据统计，目前日本拥有可搭载直升机的准航空母舰4艘、驱逐舰42艘、护卫舰6艘、潜艇17艘、扫雷舰25艘。日本空军自卫队现有1594架飞机，其中战斗机和攻击机575架、运输机481架、训练机447架、武装直升机119架。第四，军事技术方面。日本政府鼓励科研机构及企业进行独创性研究，并积极开展未来有潜力的研究，从2015年起启动了防卫省独立融资制度（安全保障技术研究推进制度（竞争性资金）），批准了9项研究课题。2016年4月，日本实现了先进技术验证机（X-2）的首飞。日本政府积极推动与外国进行防卫装备和技术合作，为了确保日美通用装备的保养基础，在采购F-35A战斗机之际，日本政府就在企业参与制造及设立保养基地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还将美海军陆战队鱼鹰机和陆自鱼鹰机（V-22）维护保养等业务安排至木更津基地，积极与澳大利亚就未来潜艇项目展开合作，并且分别在2015年12月和2016年2月与印度和菲律宾签署《防卫装备与技术转让协定》。2017年日本综合军事实力在全球排名第7位。

战败后的日本在国际政治中丧失了政治权力，这既是日本战败后由战胜国强加给日本的结果，同时也是战后初期日本政府根据自身实力与利益所做出的自愿选择，即日本尽量避免参与国际政治事务，而一心一意地发展经济。日本在处理外交事务时属于“经济中心型”，即把发展经济作为头等外交任务和政治目标，突出地表现出非军事的和平主义特色，与大国外交特色存在着本质的区别。而且，长期以来很多日本人也倾向于认同“日本小国论”的国家定位。与此同时，日本从未停止过增强国际地位、扩大对外政治作用的意图和努力，但战败国的地位、衰弱的经济力量、追随美国的国家外交，使日本在当时所能发挥的对外政治作用极其有限。但日本也正是得益于其经济中心型外交，经济力量迅速恢复与增强。日本经历20世纪60、70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期后，经济大国地位逐渐确立，而政治大国的影响对于作为经济大国的日本越发凸显出来，日本要求提高国际政治地位、发挥政治作用的意愿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而同步增长。冷战的结束、国际格局的变动，意味着给每一个国家带来了机会与挑战。作为经济大国的日本也不失时机地谋求实现“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的转变。冷战后日本的国家战略就是利用强大经济力量在有利的国际形势下积极发挥政治作用，以取得与自己经济实力相适应的政治大国的地位。日本通过加强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回归亚洲——追逐亚洲地区的主导权和争取进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来实现成为政治大国的梦想。日本试图利用自己的经济、技术优势，通过国际社会易于接受的方式在全球性问题上发挥主导作用，如开展环境外交，增大日本在全球环境问题上的发言权，利用资金优势推行援助外交并不断增加ODA的政治色彩，积极协助联合国在军备控制与裁军领域发挥作用。

自上世纪60年代早期起，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除了美国以外的西方国家。尽管日本海外军事力量有限，但他们也有着巨大的国际影响力，日本提供的对外援助金额一直处于较高水平。到1980年底，日本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已超过除美国以外的任何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成员国。总而言之，在不包括日本的情况下，人们无法在20世纪的后半部分讲述大国政治的故事。

美国军事技术创新和新兵器及平台的研发

2016年，为应对大国挑战、全谱备战“混合战争”，美军积极推进军事技术研发创新，借助民间力量促进军事科技创新。美国以“第三次抵消战略为牵引”，全力打造“未来军队”，全面建设“新型能力”。

美军积极探索军事技术创新。美军将识别、研发、列装突破性技术融入新的作战概念和组织构架，充分发挥技术创新的效力。在国防部长办公厅下设的“战略能力办公室”的领导下，重新审视现有力量，开展技术创新以取得优势。第一，创新装备用途，将防空反导的“标准-6”导弹和对陆攻击的“战斧”导弹用于反舰作战，用传统火炮发射超高速射弹，将F-15战机雷达改进为移动、地面雷达。第二，发挥集群作用，将B-52、B-1战略轰炸机和C-17、C-130运输机改装为“武机库”与F-35、F-22协同作战，构建“杀伤网”，研发“阿凡达”项目等。第三，融合军民技术，利用商业、智能手机探测器为空军超过3.7万件武器提供不依赖GPS的智能导航，利用大数据深度学习建设信息通风用作战图（iCOP），利用3D技术打印“山鹑”无人机等。2016年11月，美国国防部长卡特签署命令，将战略能力办公室改为永久性建制机构。

美军积极开展新式兵器及平台的研发。在陆军方面，美国陆军训练与条令司令部司令大卫·帕金斯（David G. Perkins）提出陆军未来应重点发展八大关键能力，包括作战车辆、远征任务指挥、跨域火力、先进攻防、网络电磁战、垂直起降、机器人与自主系统、单兵/编队作战能力、对敌优势等。在海军方面，美国海军提出“加强海上和来自海上的力量”，重点完善“分布式杀伤”概念，发展“载荷”而非“平台”。2017财年美国海军重点投资战术飞机、水面舰艇和水下力量，即维修保养旧飞机，采购F-35、F-18；为水面舰艇加装作战系统、“战斧”和“标准-6”导弹、新型鱼雷，升级电子作战系统；为水下力量加装载荷模块，升级潜艇作战、静音和传感系统，发展无人潜航器。在空军方面，升级老旧飞机的电子战、雷达、通信等系统；发展太空、网空等高端作战能力，推进核武库的现代化。在未来太空领域，更新换代地基态势感知系统，2016年10月，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正式向美空军太空司令部移交“空间监视望远镜”，新一代“太空篱笆”将于2018年开始运行。2016年8月，两颗同步空间态势感知项目卫星发射升空，完成四星布局。为了提高全球打击速度，美国加速研发高超声速武器项目，包括空军“高超声速打击武器”（HSSW）、“高超声速吸气式武器概念”（HAWC）、战术助推滑翔项目（TBG）及陆军“先进高超声速武器”（AHW）项目等。

无人机作战是未来主要的作战模式。自2001年以来，美军的无人机“定点清除”作战模式在反恐行动中不断取得成功。无人机可以长时间留空的优点，在战场上空形成持续的监视能力，在发现特定目标时发起攻击。使用无人机执行“定点清除”成本低、隐蔽性强、机动性大、命中精度高，还能避免美军士兵伤亡，与传统作战模式相比具有极大的作战优势。2012年2月、6月和12月，美军无人机接续立功，消灭了基地组织头目，无人机作战模式在美国军事作战中已日趋成熟。同时，随着无人机使用频次的增加，美国中情局、国土安全部、国防部等部门的情报协调配合以及通信保障系统与无人机作战的无缝连接也已日臻完善。2012年，美国海军在圣迭戈建立了其首个拥有有人直升机和无人旋翼机来执行远征任务的混合直升机中队。在这种混合打击模式中，美军将战场研判能力较强的有人机作为指挥中心，将战场机动能力、感知能力和隐蔽能力较强的无人机作为攻击主力，代替以士兵为主的攻击，实现信息获取最大化、火力打击高效化、人员伤亡最小化的未来作战样式。

“两超多强”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形势变化速度之快、影响之深广超出大部分人的预期。在这短短17年的时间里，世界遭受了三次大的冲击，导致世界大国频频崛起，西方力量整体下滑，权势东移，全球性问题集中爆发。“9·11事件”可以说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的第一次冲击，从侧面反映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争斗，从形式上看两大体制的斗争似乎终结了，但这种终结并不代表人类文明冲突的终结。在这场冲击中，美国的国力遭到巨大损害，世界力量对比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第二次冲击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其阴影持续至今，遗留问题仍在不断发酵。第三次冲击是2016年“黑天鹅”事件的集体爆发——英国脱欧、美国大选，尤其是非传统政治家竞选人特朗普的上台，使世界的权势之巅面临着更多不可预期的巨大变化。在这个变化中，中国越来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美国则作为冷战后的“单极”越来越暗淡。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全球治理及国际制度的制定中，对外政策也变得愈发自信，积极寻求有所作为的外交路线。大国之间相对实力的改变，最终会促使新的国际格局形成。但是，这种格局形成的具体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某个关键时期内大国之间相对实力的变化调整。当今世界发生的三次冲击恰恰造成了大国相对实力的剧烈变动，为中美成为世界两极创造了条件，为“两超多强”的世界格局奠定了基础。

从现有的实力对比来看，在中、美、欧、俄、日所构成的国际格局中，美国无疑仍处在“一极”的地位，中国实力上升远远超过欧、俄、日，成为“准极”，其他三方则属于强国。也就是说，世界处在以中美两国为极的“两极多强”格局之中。美国已经与欧盟和日本建立了联盟关系。在美苏对峙的冷战时期，美国实际上已经按照“一超多强”的格局塑造和构建了西方体系，即以自身为轴心建立各种联盟体系，既可以防止潜在强国之间的结盟，从而防止其他国家威胁到自己的“一超”地位，又可以凝聚力量，增强自身的实力，以对抗苏联。冷战结束之后，这种“轴辐”联盟体系更成为美国维护自身霸权地位的基石。在欧洲，美国以北约为基础不断进行东扩，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并与俄罗斯产生了越来越尖锐的冲突。在亚洲，美国最近几年也积极通过“亚太再平衡”战略，试图制约和限制中国的发展。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在“两超多强”的格局下，尤其是在未来多强鼎立的图景中，中国应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战略。作为内在发展潜力巨大、成长迅速，并且崛起之势不可阻挡的大国，中国的综合国力以及相对实力已经达到“准极”状态。因此，坚持自身稳定、快速和健康发展，对中国而言至关重要，而采取跟随、与某个强国或“一超”结盟，或与其他大国发生纷争的战略等都是非常不明智的选择。这种战略选择将引发美国的激烈反应，带来两败俱伤的恶果，从而使中国丧失战略发展空间，摧毁自身发展态势。中国要顺应国际体系变迁带来的复杂性影响，适应复杂局面，介入复杂效应，争取复杂平衡，巧妙利用“复杂性”带来的机遇，拓展世界影响力。

结语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二战后的较长时间段内没有爆发大规模战争是大国战争终结的一个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事实上，当今大国无战争并不是国际制度过时的迹象，而是目前处于一个暂时的和平时期，一个与世界秩序兴衰息息相关的更为宽泛的大国战争周期。世界大国之间的战争过时了，并不意味着世界大国间彻底摆脱了战争发生的危险，正如约翰·缪勒（John Mueller）所言，大国间的战争并非消失了，而是目前世界正处在战争不被使用的阶段。

当然，大国战争的过时并不意味着总体战争的衰落。事实上恰恰相反，进入21世纪后，大国间战争几乎消失，但非传统安全威胁包括游击战、恐怖主义、核武器扩散、地区冲突等，获得了新的生机，从而引发了更加不受大国控制的、不规则的冲突。此外，大国之间直接冲突的减少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完全放弃以发动战争来实现国家目标，对发展中国家事务和代理战争的干预仍然是大国追求的可行选择。最终，虽然战争本身并没有消失，但似乎大国战争正在变得不合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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