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5世纪最后30年到19世纪中叶的英国圈地中，英国政府充分发挥了政府的主导作用。通过议会圈地运动，确立了土地的私有权，提高了农业生产率，为英国由小农土地所有制向资本主义大土地所有制过渡提供了制度保证。

圈地运动的两大阶段

英国的圈地运动可分为两个阶段：15世纪末到17世纪的早期圈地运动以及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的议会圈地运动。前者虽有暴力圈地但一般属于协议性圈地一般遭到政府的禁止或限制，而后者则是由政府以议会圈地法令的形式进行圈地，属于政府行为。自18世纪中叶，英国的局势发生了变化。人口大量增加“1740年以前，年增长率大约只有0.25%，以后增加到0.6%~0.8%。从80年代到19世纪20年代，年增长率达到1.45%;在1811~1821年，增加到1.8%。”

同时英国的工业化发展增加了对农产品的需求，英国由粮食出口国变成了粮食进口国，粮价出现了上涨。“1750~1789年英国粮食中每夸特小麦价格是31.25~47.32先令，……而在1795~1804年间，小麦的价格上升到65.67~84.85先令。”经营农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使得这一时期的圈地运动达到极盛。

人口增长的压力以及工业化对农产品的巨大需求使英国政府不仅承认了原来圈地运动的结果，而且“以议会方式进行，由非法变为合法，法律充当了组织圈地和掠夺自耕农的工具”。

议会圈地

议会圈地程序如下：“1.向议会递交一份请愿书要求圈地；2.接到请愿书，议会允许递交一份关于该地区圈地的议案;3.圈地议案要得到议会两院的同意；4.如果议案被议会通过，议会就组织一个圈地委员会到村子中进行分地；5.圈地委员会到所有的地主家中取证，而后分配土地”。

在重分土地的过程中，每一个土地所有者都会得到一份按照他原先所占有的土地的比例而获得的土地或是经济补偿。圈地运动并没有剥夺农民的土地所有权，特别是原来就拥有土地的独立小农如公簿持有农(copyholder)，自由持有农(freeholder)，租佃持有农(leaseholder) ，而是对他们土地所有权的确认，是对土地的一次在分配过程。因此议会圈地初期并没有造成小农土地所有者的减少而是增多，“如E·戴维斯通过对土地税的分析研究，认为在1780~1830圈地期间的小农数目反而有较大规模的上升。地区研究的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看法。据钱伯斯的调查，在林德赛37个村庄中小农的数目从1700年的277个上升到1830年的675个，小农所占土地的比例也从7.5%上升到18.5%。其中一直保持强劲上升势头的是年交地税在1镑以下、拥有不超过20亩的小农”。

议会圈地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在詹姆士一世时代，议会通过法案批准了赫勒福郡重新整顿田地的方案，看来这几乎是一件偶然发生的事件。……直到查理二世统治时才颁布了几项关于圈围沼泽和荒地以及莫尔文狩猎场的法令。在威廉、玛丽、安娜和乔治一世的统治下，又通过几项关于圈围敞地的法令。自从1760年后，英国议会圈地法案的数量明显增多“1760~1769年为385个，1770~1779年为660个，1780~1789年为246个，1790~1799年为469个，1800~1809年为847个，1810~1819年为853个，1820~1829年为220个”。

从这些数字我们不难看出议会圈地经历了两个高潮，一个是18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另外一个是拿破仑战争期间。在英格兰5，265件圈地法案中，“3，093件法案圈占了4，487，079英亩的敞地和公共牧场，另外的2，172件圈地法案圈占了其他2，307，350英亩的公共牧场和荒地。”

1815年后，圈地法案明显下降。到1830年，许多郡差不多已经圈围竣事“后来国会条例所处分的土地在米多赛克斯只有八百英亩，在肯特只有二千二百英亩，没有一个郡还有更多的土地有待圈围了”。到1850年后，“除累斯特郡外，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没有一个郡中圈围工作没有根据国会条例办竣了……此后，只不过是一些零星清理工作和间或看到的整教区的圈围而已。”但到1870年之后也基本停止。1876年，政府明令禁止圈地运动，从法律上肯定了近代英国的土地变革，标志着英国圈地运动的最终结束。

英国的圈地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圈围敞地，“受圈地影响最大的各郡计有沃里克、牛津、伯克郡，累斯特、腊特兰、北安普顿、杭廷顿、巴金汉、剑桥和贝德弗德，从这一区域往北穿过林肯郡西部和诺丁汉以东直至东莱定这一狭长地带，也受到了同样的影响。但是到1820在这一区域的大部分地方圈地工作都差不多完成了；敞地占优势的地方已几乎看不见。”

另一种是圈围公地和荒地：“虽然不列颠在一个很早的时期就丧失了它的大部分森林和林地，可是直到晚近，那么还残存着大片欧石南沙质荒地、沼泽地、粗放的山地牧场和普通的农村用地”。为了加快对公地和荒地的圈围，1801年英国议会通过了圈地总条例(General Enclosure Act)，简化了圈地的程序，降低了圈地的费用，从而促进了公用地和荒地的圈占。

拿破仑战争的刺激

1793~1815年拿破仑战争造成的粮价的上涨减少了谷物的进口，这刺激了土地所有者加速了圈地，公地和荒地被大量圈占。战争期间，议会圈地的数量达到了300多万公顷，“在19世纪前25年之末，因拿破仑战争时期人口增长的刺激而积极活跃起来的圈地工作，已经把旷地的面积减少到了无关宏旨的程度”。1820年之后，圈围公用地的工作陡然松懈了下来。

随着圈地运动的发展，小农虽占有一小块土地，但由于缺乏资金，经营不善，甚至不能支付圈地的花费。“圈地费用在1760年代平均为13先令，90年代为31先令，1800~1825年则高达43先令。”最后不得不卖掉自己的土地。同时由于圈地运动取消了公地使用权，使小农失去了保持其独立地位的经济保障，这使得靠“在公有地上放养的羊、家禽、猪、等来维持自己和家庭生活”的小农不得不要变成这样一种人：必须为别人劳动才能维持生活，成为农业工人。最终圈地运动造成了农民所有者数量的减少和土地的集中。

在1851年人口调查中，“占英国领土三分之二的英格兰和威尔士二千四百七十万英亩耕地之中，二百至五百英亩的农场占地远在三分之一以上（八百八十二万一千英亩），五百英亩以上的农场约令占六分之一（三百九十五万四千英亩）。一百至二百英亩的农场占总面积四分之一强（六百五十五万六千英亩）；留给十四万二千三百五十八个一百英亩以下的持有地农场主的土地只有总面积的四分之一弱，即五百三十四万五千英亩。

圈地运动造成了土地规模的扩大,这使得“农业经营方式改变了，农业技术和农具得到了改进，良种得到了改良，促进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迅速提高，使农业从业人数减少，地租收入增加。”同时议会圈地运动进一步增强了英国乡绅的力量。英国的乡绅是介于贵族和农民之间的土地所有者阶层。18世纪中叶后，随着英国议会圈地运动，乡绅占有的土地面积大量增加，收入得到了极大提高，使英国乡绅的经济实力得到提升，其社会地位和影响得到了提高，他们拥有议会下院的席位。在18世纪晚期至19世纪上半叶，由于圈地可以带来巨大的农业收益，因此乡绅有力地推动了议会圈地运动。

总结

由此可见，人口的迅速增加和工业革命的开展，使得农产品的需求增长进而造成农产品价格的上涨。连年不断地战争特别是拿破仑战争期间的大陆封锁使外国的粮食不能运到英国，进一步刺激了粮价的上升英国政府审时度势，从禁止圈地发展到议会圈地，规范圈地程序，从法律上确立了土地的私人所有权。18世纪中叶后后的议会圈地运动，使“英国的土地所有权、农业经营的性质和劳动力的使用均发生了全面而又极其深刻的变化”。英国政府在这种土地所有制的转变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有利于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有利于农业的革新进步，有利于解放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到19世纪中叶，英国完成了由小土地所有制向大土地所有制的过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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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陈曦文，王乃耀主编.英国社会转型时期经济发展研究

[3]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欧洲势力的顶峰（1830~1870）

[4]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三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