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喆

中美经贸摩擦从今年2月开始，随着美国针对全球的贸易战不断升温，反反复复。

许多人将特朗普的上台当作中美经贸摩擦乃至“战事”的发端，这并不是一种正确的认识。

贸易战源自美国结构性转型困境

必须说，当前美国发动贸易战，是缘于一种结构性转型的内生动因，是缓解国内矛盾、强化国际地位的需要。

从美国国内看，特朗普的上台，与奥巴马当选类似，都是民众对传统政客及政策不满所进行的“非常规”选择。而这种“不满”主要来自于其经济结构的深层次问题，尤其是贫富分化与阶层固化问题。近几十年来，美国国内不平等现象扩大日益突显：最富有20%人群拥有总财富的84%，最穷20%人群只拥有财富总量的0.1%。这是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出现的系统性问题。当前，金融资本赚取回报的能力越来越强，GDP中资本报酬占比上升，劳动力报酬占比下降。美国经济面临着结构性转型的困境。

从国际上看，二战后建立的国际贸易体系等秩序与框架在逐渐发生变化。1964年到1967年的GATT肯尼迪回合谈判，达到了战后贸易自由化的最高潮；此后，WTO谈判日益艰难。随着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集体壮大，其在国际贸易格局中的地位上升，在国际多边贸易体系中的话语权也逐渐增强。美国对于自己绝对影响力的相对下降非常担忧，“吃力还不讨好”的自我感觉越来越强。从国际关系结构看，美国同样面临着结构性转型的困扰。

这两方面矛盾，都是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同时交互叠加，加剧了美国内部矛盾的激化，引发族群冲突、阶层撕裂等等现象。这是自以为是的“精英主义”的传统美国政客被抛弃，而反对传统政治作风的特朗普被认可的重要原因。

但美国要实行变革并不容易。所以，人们看到的是大规模“减税”的自由主义政策与“修边境墙”的保守主义举措并行的奇特景象。

与此同时，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正在不断发展壮大，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不可避免地成为美国所忌惮的“对手”。对美国来说，制造中国这样的“假想敌”，既有利于缓解其国内经济矛盾，又有助于强化其“全球老大”的国际定位。

美国贸易政策一直在逐步倒退

其实，美国保护主义与遏制中国倾向一贯存在，只是随着其国内外结构性矛盾愈加激烈，保护主义与遏制中国倾向愈加猛烈。

20世纪70年代以后，国际贸易格局开始发生变化。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的贸易环境变化加快，2005年其经常项目赤字达到8049亿美元的历史高峰。由是，一些美国学者抛出了自由贸易是“别国在占美国的便宜”“发展中国家的福利增长是以发达国家的福利损失为代价”等等论调。其实，类似的思维和政策可以追溯到更远。

当前美国政府强调的“公平贸易”，在里根时期便被提出且得以贯彻；以美国庞大的市场为主体，诱使和迫使其他国家趋于同化，则是小布什时期的主张；至于把出口当作国家战略来支持重点产业，是克林顿的构想和“政绩”；奥巴马任期中，美国的贸易保护措施频繁，平均约4天就会有一项贸易保护措施出台。

从上述历史轨迹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贸易政策的逐步倒退——从自由贸易主义退守到贸易保护主义，由全球主义退守到区域主义，由多边主义退守到单边主义，进而发展到危及现行世界自由贸易体制。

笔者以为，美国当前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并不新鲜。美国重塑既有国际贸易体系的意图由来已久，以自身利益为核心建立国际贸易新规则，是其在当下的新目标。就中美经贸摩擦而言，两国过去一直处于“缠斗不已”“斗而不破”的往复过程中，而此次美国政府行事方式更加高调和独特，格外引人瞩目。

美国“蛮干”只会制造新问题

美国政府恣意妄为，四面出击，大打贸易战。但是，能不能达到目的，则不是美国政府的一厢情愿说了算。

现在引起人们关注的所谓“欧美”“欧日”贸易同盟等，其实就类似前些年美国积极推动而未果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从TTIP、TTP的谈判反复中，我们可以看到，欧美、日美的贸易结构存在着天然矛盾，双方在农产品、能源等的进出口意向上很难完全达成一致。

从美国自身看，美国在失业率3.9%的历史低位下，财政赤字不断攀高。美股正在历史高位，继续加息后，保持繁荣将愈加困难。而抢夺一个中国工人的工作所获收益，相对于金融精英在资本市场剥夺无资产民众的收益而言，实在微不足道。

从全球经济看，蕴含的危机仍然不少。国际金融协会（IIF）最新的全球债务监测报告显示，2018年1至3月，全球债务从2017年12月31日的238万亿美元，增长至历史新高247万亿美元，且2018年第一季度的增幅创下近两年来最大增幅度。全球债务已经占全球GDP的318%。

从全球政治看，国际政治牵涉面非常广，蝴蝶效应无处不在。能够成功获得平衡的政策，都不是直线思维能够解决的因果关系。例如，特朗普扬言推翻伊核协定，想以此撬动解决美国的中东战略、国内选举等问题，却有可能会引起无数的连锁反应，从而把问题推向更加难以解决的泥潭，给整个世界留下一个遗患无穷的“大麻烦”。

当今世界，全球事务和世界经济不能缺少发展中国家的参与，仅凭发达国家就能决策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可以说，目前全世界及很多国家都处在结构性转型期，大家的诉求都有不一致之处，各国都有自己必须面对的国内国外问题。即使在当前美国政府的强力压制下，这些问题依然存在。美国想要突然强力改变现有格局，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蛮干”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还只会制造新的问题。

做好短中长期的应对

《孙子兵法》说，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看清美国对我贸易战的背后实质，有助于我们建立配合得宜的短期战术和长期战略。

从短期看，我们不必亦步亦趋，随美国“起舞”。本届美国政府时常使出一些“非常规”路数，其最为“非常规”之处是获取选举支持的能力和方式。也因此，将中美关系“炒作”成大新闻，为美国社会找出“假想敌”，以及玩弄各西方大国于掌心，逼迫各国“就范”，都会成为本届美国政府的“重头戏”。其主要手段是不断测试底线，争取最优条件。我们在战术上切忌亦步亦趋、患得患失，而应该清楚自己的底线和空间，拿出博弈的韧性和技巧，尽量争取自己的最大利益和最小损失。

从中期看，我们不必卷入美方的非理性竞争。从美国经济社会深层次问题可以看到，当前美国发起的这场博弈中，非理性竞争占据了重要地位。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应充分认识到，不能让自己的发展进程被外部环境变化扰乱。当美国因自身结构性转型期陷入困扰，急需以冷战思维等手段“树敌”以转移矛盾时，中国应巧妙规避，以自身在国际、国内事务中既定的定位和既有的发展目标为导向，保持战略定力，尽力延长战略机遇期，进一步扩展发展空间。

从长期看，则要做好必然竞争的打算。国家要发展，利益冲突就不可能完全避免。国际竞争势成必然，增强国家竞争力是唯一路径。一方面，我们必须要坚持对外开放、深化改革，加快结构性改革、市场化改革的速度、力度、深度、广度。虽然目前部分领域确实面对着开放市场的风险问题，但我们要清楚认识到，这种症结的形成，并不是因为不能开放，而是我们对市场化的理解和践行不够，市场监管水平不够带来的风险。找准市场化的精神和逻辑，积极进行改革，打开死结，就能让市场化向高质量行进。另一方面，我们要认清国家竞争力之战是企业、技术、人才的争夺战。美国施行减税、发起贸易争端，均是为了吸引企业、资金回流，把技术、人才留在本土，因为这些才是国力、国运的基础。美国能够从蛮荒之地发展到世界头号强国，长久稳定地吸引人才、激发技术创造力、给予企业充分空间，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中国能够在近短短几十年里创造发展“奇迹”，也是与政策为企业和人才创造宽松环境、提供正向激励密不可分。

现在，中国出现了一批世界著名企业，但总体而言，优秀企业数量不是太多而是太少，能够供企业与人才发挥的平台和空间也不是太宽而是太窄。现在的改革不但需要强调放权，更要用“建制”来规范权力，让市场更加公开透明，让企业和所有人有更多的机会施展身手，在公平的机制下获得最大的发展。这才是吸引企业与人才，同时促进技术发展的基石，也将一直是国家竞争力的一个基础。

（作者系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