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当代中西方科学文化的交流、会通，须进一步深入到思维方式与语言逻辑问题。中华象思维基于“取象忘形”，与西方理性思维的抽象概念与形式逻辑不同。通过发掘与阐释，象思维的基础与规律是“名－象”与象数逻辑。象数逻辑蕴涵在中国象数算法与传统数学中，具有两大推衍法则：比类推衍与太极推衍，其规律为“相似律”（或“生长律”）、“时序律”、“太极律”（或“演化律”）。中国传统数学的程序化算法体系与象数算法一脉相承。而象数逻辑则可谓中国古代算法逻辑和生成逻辑，它们与当今计算机数学及系统科学相通。

随着21世纪的来临，人类正在经历着从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的重大变革。在这一历史的突变点上，中国传统的科学文化如何与西方科学文化对话交流？是否具有贡献于人类今天与未来文明发展的文化思想资源？目前，在经过中国有没有宗教，有没有哲学，有没有艺术的争辩后，焦点已经且必然集中到中国有没有科学，有没有逻辑的问题。与已经成形的科学文化相比，思维方式是自始至终起作用，并不断开创与发展着传统的活的源泉。反过来，文化的大格局又决定了中西各自不同的思维方式。抽象概念与形式逻辑是西方理性思维之基础与规律，也是西方科学的根基。今天，如果我们试图说明中国具有可与西方相比较而对应的数学与科学传统，并试图与当代科学交流、会通，就不能不追根溯源，探索作为中华科学文化根基的思维方式与语言、逻辑问题。

一、中华象思维与“易经”符号推衍系统

中西文化有着不同的源流，几千年来各自生成了具有不同传统的科学文化类型。近年来，有关中华传统思维方式的深入探究引人注目：如王树人先生提出的中国悟性的象思维，刘长林先生提出的中国“意象思维”，以及胡孚琛先生所揭示的中国特色的感性的“象”思维与灵性的“意”思维。文中统称“象思维”。然而正如王树人先生所说：近代以来，中国人对曾经开启了中华传统文化与科学的象思维已经“日用而不知”甚至“集体地失去记忆”。最基本的问题往往也是最深远的，以下简要论之，以待来者。

1. 何谓“象思维”？

简言之，西方传统的概念思维是一种基于抽象的知性－理性的认知方式，亦可谓一种静态分析的空间性思维方式，而抽象的前提正是“心物二分”，“主客二分”，它从理念（Ｉｄｅａ）出发，通过抽象定形，排除“月下世界”变动不已的混乱之象，确定静态之形，由此思考和认识现象之外或背后不变的“本质”，并以“纯粹形式”的方式建构确定的知识体系（如纯粹数学、纯粹科学）。康德后，西方文化哲学的种种转向多为解决并试图超越“二分”带来的问题。

而中国的象思维则是一种“取象”的感性－悟性的实践感知（或“智知”）方式，亦可谓一种动态整体的时间性思维方式。取象的前提恰在“心物不二”，“道器不二”，“体用不二”。它从生命实践出发，通过“取象忘形”，即取事物“整体流动与转化”之“象”，超越暂时确定的实体形态，循“大象无形”之方向，试图把握乃至融入蕴涵在宇宙万物生生不已现象中的形上之道。

显然，理性的概念思维与悟性的象思维是文化取向与层面不同的两种思维方式。两者会通的根据与限度何在？我们唯有一步一步深入比较，首先明确分判，才可能寻求两者的对应与互补，真正为会通开辟道路。

王树人先生指出：象思维与概念思维的根本差异，乃是“非实体性，非对象性，非现成性，富于原发创生性”。由此，象思维不可能产生西方那样的抽象概念与形式逻辑。

但“人只要有思考，就必须有概念，思想要有条理，推理的方式就藏在里面。而逻辑一定在推理中”。“条理是最根本的，是一切之基础。”语言、因果律、科学都建基于其上。

那么，象思维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究竟有没有其内在的条理与秩序，是否存在与西方不同的推理方式与逻辑呢？今天，我们能否追根寻源，从中国文化资源中发掘并梳理出象思维的来源、基础与规律，阐明其中所蕴含的独特的逻辑内容，为建构中国的逻辑学开辟道路呢？

牟宗三先生曾指出：在中国，以期科学之有成，“其必经之路当追踪于周易一支。”周易从远古起源，经自然易，占筮易，哲学易，科学易的长期发展。其前，中华民族的智慧汇聚于此，其后，中华文化各家思想流派，分支领域，亦皆由此开出。易经的创立与发展，伴随着中华象思维的生成与发展，作为中国文化的“生成元”，蕴藏着象思维的全部秘密。可以说，易经最基本的核心内容是一套完整的“象”“数”“名”统一的象数符号推衍系统，该系统蕴含着象思维的基本特征与逻辑基础，它启发我们进一步追问中西方科学文化的分际所在与会通之道。

2. 何谓“象”？

象思维的“象”，不限于现象。根据易传的阐释，“易”的创立，乃基于“取象比类，称名辨物”。与本文相关的“象”，主要有以下三层含义：

（１）“见乃谓之象”，指人所能见自然而然呈现的现象。“观物取象”乃观自然存在之事物，而取其整体流动与转化之“象”。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象”并非静态的实体性“形象”，而是动态的“大象无形”之“气象”。根据易传，“形而上者谓之道”，“道”无形无象，肉眼看不见。“形而下者谓之器”，“器物”有形有象，乃西方近现代科学的基础。惟有“气”，有象无形（或不定形），可谓“纯象”，乃象思维之客观依据。如果说西方经典科学的世界图景是不变粒子的结合与分离，那么象思维的世界图景便是气的凝聚与消散。关于“气”究竟属于形上还是形下，历来争论不休，笔者认为，“气”属于“形而中”，既非形上，亦非形下；既可通形上，亦可通形下。以气为基础，物乃气的向下凝聚，道乃气的向上提升。这正是中国文化“超越世界”与“现实世界”能够相通的根据，也正是象思维致思的范围与主要内容。

（２）“象也者，像也。”“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与天地相似，故不违。”（《周易》系辞上传，六、四）“象”表示对自然现象与规律的直接模拟、描摹与效仿，由此与天地相似，因此不违背其本然的自然规律，并试图“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周易》系辞上传，六），与天地一致，能包罗万象，囊括天地一切事物之普遍规律。

（３）“设卦观象”。设定卦爻，观察卦爻符号表征之象，这里“象”指卦象。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先贤最早意识到文字语言的局限，“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故“立象尽意”，创立卦象符号系统以穷尽宇宙真理与价值意义，表达圣人之意。故所谓“得意忘形”，本意乃试图循“大象无形”之方向，领悟与把握大道，超越有形。

3. 何谓“象数”

追根溯源，“易经”卦象的创立，一开始便与数不可分，具有“象数不二”之特征。所谓“物生而后有象”，“象生而后有数，易之卦象，则因数而生”。

“数学中最简单的元素是数字，自然界中最简单的模式则是数字模式。”“数术是寻找模式最简单的方法。”据传伏羲在创八卦的同时即创“九九之数”，每一卦同时代表一个自然数。随着“易”的发展，先人们“备象以尽数”，“极数以定象”，并将基本的“象”与数字发展成了一整套象数计算与符号推衍统一的模式或象征系统。

比较而言，西方以形＋模式为形式，并在抽象概念与“纯粹形式”基础上规定推理法则，通过理论建构，建立起逻辑学——即关于思维形式及其规律的科学。中国则是以象＋数为象数，应用卦象符号与象数算法给出推衍（或推理）规则，以建立世界模式。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偏重体悟，忽视甚至排斥知性－理性，缺少对思想与思维方式的研究，故无逻辑学，其逻辑蕴涵在象数算法与卦爻推衍中。

从科学的角度，静态、确定的形式适于研究实体性物质构成与运动现象，而动态、不确定的“象数”作为一种不断重复，连续传播的模式，更适于探索信息性生命现象。

4. 何谓“名－象”？

值得注意的是，象思维与概念思维最根本的差异是“取象”而非抽象。象思维自始至终离不开象。因此象思维没有抽象定义的概念，近代以来，人们所认为的中国的概念，大多是“象”的简化。而可与概念相比较、对应的，实际上是基于“取象比类”的“名－象”。但两者不能简单等同。其差异或分际在于：

概念乃根据对象的抽象性质下定义，通过分析，进行判断，并成为分类的依据。而“名”则是在“取象比类”基础上，以“象”为依据进行比较分类，然后“称名辨物”，赋予各大类事物以名称，由此分辨事物，进而“据象归类”。显然，“名”虽可代表或标志一大类事物，但与概念不同，“名”是直接加诸经“取象比类”后的事物，其本身并无界定、概括作用。分类与归类的依据在“象”而不在“名”。“名”与“象”不可分，故“名－象”与概念对应。

“开而当名，辨物正言”，即开释卦爻之义，使之与卦所表征的“象”之“名”相当或相符。这里含有“名”“实”相符的要求，所谓“实”非谓事物之本质属性或物质成分，而指一大类实际具体事物的整体演变之“象”，或事物自然而然的整体功能或行为关系。故“名－象”或可谓“功能性”划分定义，而非“实体性”实指定义。其作用在“象”的区别，而非“形”的界定。

分辨物类的目的，在正确言说。与古希腊先哲不同，中国先人认为“月下世界”虽繁杂，但却是有序的，“方以类聚，物以群分”，万物“各从其类”。故要求“其称名也，杂而不越”。“称名”虽复杂，但有序而不互相逾越。值得一提的是，与西方规律（ｌａｗ）对应，“序（ｏｒｄｅｒ）”乃是中国数理乃至文化的基本原则。与之相关，西方语言注重语法和逻辑结构，中华语言则讲究语序与排列组合。因此，这里所谓“正言”的本意，乃是要求名实相符而井然有序，从而“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也，言天下之至动而不可乱也”（《周易》系辞上传，六）。即讲天下最为复杂的事物不厌恶，讲天下最为变动的事物不混乱。

譬如：乾卦“≡”。

其卦象为“≡”，称名“乾”，涵义为“大哉乾元，万物之始”，即万物生命之创生，表征宇宙的创造性原则。据此，具有相似功能或行为的事物，如天、父、龙……等等，皆归于乾。这里卦象“≡”本身即“象”，“≡”是对自然现象的直接模拟与简化，而非“抽象”，“乾”乃卦象的名称，代表一大类事物的特征，而非归纳，以“名－象”为标志，可不断将相似的事物归类于此。故“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周易》系辞下传，五），“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周易》系辞上传，二）。

综上，周易的象数符号体系是对宇宙万物整体生成演化自然之序的模拟，其过程可简示为：观物→取象→比类→称名→辨物→正言。

比较而言，概念思维通过知性以法则性的概念思考对象，试图为自然立法；象思维则通过悟性以直觉性的“名－象”感悟生命，试图为天地立心。概念思维离不开语言，语言的界限就是世界的界限，可谓“言思维”。而象思维离不开“象”，“言以著象，象以尽意”，象是根本的，语言只是为了著明象。如果说，形式逻辑的第一步是概念，那么，象数逻辑的第一步则是“名－象”。

康德曾提出知性最基本的概念有十二范畴，与之相应，最基本的名－象“范畴”或可列出以下十对：阴阳、有无、虚实、刚柔、动静、死生、终始、先后、上下、进退。每一对都是相反相成、对立统一，这正是中国象思维范畴之特点。

在以上范畴体系的基础上，我们亦可根据中国自然哲学与传统科学，给出相应的范畴：如时位、生成、终始、有无、虚实、动静、内外、往来等。

二、象数算法与中国传统数学

逻辑研究的主要内容就是推理法则，而数学是最纯粹而严谨的推理系统。因此，有什么样的逻辑，就会有什么样的推理法则与数学。反之，有什么样的推理法则与数学，也就应有什么样的逻辑。

1. 象数统一的符号计算系统

在两种思维方式下，中西发展的方向与道路不同。古希腊先有逻辑学，后有欧几里得几何学，笛卡尔前，代数与几何互相独立。而中国则先有一套６８中华象思维的算法特征与逻辑基础符号推衍与计算系统，其后发展出以算法为基础，几何代数化的传统数学，逻辑则一直隐含在象数算法与传统数学中，未曾开出独立于数学之外的逻辑学。

追根溯源，“易经”的创立首先源于观天象，流传至今的伏羲女娲象，一人举规（圆规），一人拿矩（矩尺），正是观天象所需之“圆方”，可以设想，古人乃通过观天象使用“规”“矩”而得“数之法”，即数字计算方法。显然，这种数与数的计算与天象及其变化不可分，而易之卦象，则“因数而生”。由此可以说，《易经》与中国传统天文学（或天象学）本来一体同源。

众所周知，《易经》阴阳两爻的推衍隐含着二进制的数学思想与计算法则，尽管其没有也不可能发展出纯粹形式的二进制数学，但它对莱布尼茨创立二进制曾有所启发和贡献。从八卦到六十四卦，古人以不同长短的蓍草作为基本“算子”，生成了一切可能的卦象排列与组合。简单的数字算法不断重复与阴阳两爻的不断变换一一对应，由此，“参伍以变，错综其数”，自然演变之“大化流行，可以数示，可以象言，而象之与数，恒相转化”。其后，该系统进一步纳入干支纪年、阴阳五行，成为具有内在时空结构与生克关系，从而更具解释力和操作性的模式，可谓一种“古代通用算法”。中国的象数算法由此进一步发展为蕴含多种进制（如二进制、三进制、五进制、十二进制等），藏有某种混沌之序的推衍系统，而与当今非线性数学有所相通。

2. 象数算法之主要特征

象数算法之主要特征可简要概括如下：

（１）实践性与实用性：象数算法既不神秘，亦非偶然巧合，它是中国先人从生成整体论的自然观出发，通过生命实践直接观察、体验的结果。

（２）时序性：以时间生成之“序”为最基本的自然规律。象数算法之卦象与数字皆按特定秩序排列组合，卦爻变化与数字计算亦按先后次序进行。

（３）整体性：卦象与卦的组合皆具有整体性，改变其中任何一个符号或数字，必导致整体变化，计算结果亦不相同。

（４）算法性：“根据简单的符号变换或计算法则，重复推衍或运算，给出答案。”

（５）象数不二：卦象推衍与数字计算统一。卦爻推衍之准确性与必然性乃基于蕴涵其中的数字算法的准确性与必然性。

在中国文化体用不二的大格局中，由于象数算法乃对自然本然变化之序的直接描摹或模拟，故被看作中国数学之体。尽管古人认为数可达道而不能尽道，但本着道法自然的精神，试图通过对自然直接的观察、体验与描摹，效法自然之道，与天地同参。“此是趋于真具体，此是叫人观察自然”，因此是关于本体的数学。经乐律、历律为中介，《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承体启用，开启中国古代数学，创立了基于实际生活与生产活动的“度量衡”的数学。

3. 中华数学的程序化算法体系

吴文俊先生经深入的比较研究，业已证明：中西数学乃是“人类数学发展的两大主流”。“我国传统数学有其自身的发展途径与独到的思想体系，而以机械化为其特色；方程求解尤其是贯穿两千多年发展中的一条主线。这与遵循古希腊传统的西方数学的公理化演绎体系大相径庭，旨趣回异。在历史长河中，数学机械化算法体系与数学公理化演绎体系曾多次反复互为消长，交替成为数学发展中的主流。”

与西方数学公理化演绎体系比较，中华数学程序化（即机械化）算法体系的特点概要如下：

（１）不是从公理出发，而是从问题出发。“据象归类”，总结出同一类型问题的一般原理、原则与解决方法。

（２）不是以定理证明为中心，而是以算法为中心。以算为主，以术为法。运用算筹排列成特定的数学模式，以不同的位置表示数量关系，根据给定算法，按程序不断重复，经有限步骤，给出数值解答，由此发展出一整套“筹式”演算，形成具有构造性的程序化算法体系。

（３）不是几何、代数分立，而是形数合一。几何代数化，空间形式与数量关系始终融为一体，几何问题化成代数形式，代数问题具备几何背景，并运用程序化算法求解。

（４）不是以逻辑论证为主线，而是寓理于算。算法所依据的构思和原理蕴涵于算法程序或演算的步骤之中，尽管“析理以辞，解体用图”，其中含有丰富的逻辑内容，并与图形的直观方法结合，但理论的逻辑一致性始终隐藏在程序的算法有序性中。

（５）不是纯粹形式体系，而是基于实践，偏重实用，重“法”轻“理”。

吴文俊先生指出：“中国的数学导源于长期实践经验，……这与古希腊几何学脱离实际……走到纯逻辑推理的形式主义道路是有别的。”而若将中国传统数学的基本特征与“象数算法”作一比较，则不难发现其中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中国数学发展主流的方程求解——即开元术，其方法正与象数算法如出一辙。其步骤是：首先以“天、地、人、物”立元为未知数（根据具体问题，可从一元到四元），然后将事物的数量关系按“元”的位置排列为矩阵，“根据给定算法，按一定程序进行计算。其中，数字排列与计算之序具有不可对易性，乘法交换律不适用。”有趣的是，西学东渐后，人们发现西方 “equation” 与中国“方程”需解决的问题及答案相同，故将 “equation” 译为“方程”。深入追问，两者背景与涵义却大异其趣， “equation” 应译“恒等式”，表述基于对称性的守恒律，而“方程”则模拟基于有序性的演化律。 “equation” 属于公理化演绎体系，方程则属程序化算法体系。然而，这一事实却生动说明，“中西数学具有等价性，通过适当方法，是可以互相转换的。”

4. 吴文俊的突破

总之，中西数学各有长处和短处，发源于古希腊的西方传统数学，以抽象数学概念与性质及其逻辑关系为对象，注重定理证明。而源于象数算法的中国传统数学，则从实践出发，具有构造性、计算性与程序化特色，长于数值计算，更有助于实际问题的解决。但缺少理论建构与纯粹形式系统，亦规定了其发展的限度。

如今，随着计算机与非线性数学的兴起，中国数学在历经百余年的停滞与消沉后，正越来越为人们所重新认识和重视。“大哉言数”，或许古人在观天察地的实践中已领悟今天“计算机科学的真意”正是——“在自然界中无处不在的大写的计算。”中国数学以筹为算具，数学问题模式化，计算方法程序化的特征，恰与现代计算机的应用“融合无间”，可谓古代“计算机数学”。吴文俊先生正是在对中西数学深入比较，兼收并蓄的基础上，一举解决了初等几何命题的机器证明问题，他预言中国古代算术的思想与方法，必将“以另一种崭新面貌在未来的数学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

吴文俊的突破已远远超出数学领域，为中国科学文化的转换性创新与创新性转换提供了极为宝贵的思想和重要启示。

三、象数逻辑的基本法则与规律

逻辑代表思维的规律，而中国的逻辑却隐藏在象数推衍与算法中，未曾给出明确的推理法则，我们如何理解象思维的规律呢？

1. 象数逻辑

中华民族古时以竹为算筹，进行敷演运算，以此模拟，推演实际事物的情况与发展。而逻辑始终没有从算法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学科。中国古代数学“寓理于算”，“算理蕴涵于演算的步骤之中”，“原理和设计的构思，脉络清晰地体现在其算法程序中”。因此，算法程序本身便涵有推理法则。由此，“运数”便成为古人对事物发生、变化及其结果进行思考与判断的主要方法。“筹策”“推策”“运筹”过程本身就是一种逻辑推理过程。

至此，需进一步厘清的是，逻辑推理与象数推衍不同，两者的分际在于：推理是根据公理与定理证明从已知判断推出未知判断。推衍则是重复简单变换或计算，不断延伸扩大。《易经》所谓“大衍之数”，意即伟大的推衍之数。我们或可将推衍看作另一种推理方法。由此，中国基于象数算法的推衍法则与蕴涵其中的逻辑，当称为象数推衍法则与象数逻辑（亦可称为算法逻辑或计算逻辑）。显然，它与西方形式逻辑及其推理是不同的。而中华象思维的基础与规律不是概念和形式逻辑，而正是“名－象”和象数逻辑。

2. 象数逻辑的推衍法则与规律

根据中国象数算法与古代数学，中国的象数逻辑含有两大推衍法则：比类推衍与太极推衍。

（１）比类推衍：西方类比方法运用概念，以事物的抽象性质为标准进行比较、判断。而中国的比类推衍则基于“取象比类，称名辨物”，根据类聚群分之自然现象，“按普遍的相似性原则，‘象其物宜’，‘观其会通’，以‘象也者，像也’的方法”，取事物自然的整体功能或行为之象，比较分类，然后给予名称，进一步分辨各类事物，据象归类、运数推类，由此，“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周易》系辞上传，八），将类似事物归于各自名下，不断推衍而延伸扩大，恰如系统之自相似性生长。故“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由此，比类推衍具有某种归纳作用，或可谓中国式的归纳逻辑。

与形式逻辑的同一律比较，比类推衍的规律乃相似律，即要求某一事物与自己相似。此与当代分形几何学关于系统生长的自相似性相通，可谓“生长律”。

有人将“比类推衍”称为“名辨逻辑”。而根据“名”以“象”为根据，亦可称“名－象逻辑”。

（２）太极推衍：从“一阴一阳之谓道”“万物负阴而抱阳”的宇宙观或自然观出发，古人“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周易》系辞上传，十一），可谓太极推衍的起源，而“非偶不立”正是太极推衍的基本原则。与之相应，“中国古代对自然数的理解，不仅有奇偶之分，更有‘生数’、‘成数’，‘天数’、‘地数’之分。”而且自然数从小到大并非按线性排列，具有某种层次结构。简示如下：

…………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0 1 2 3 4 5 6 7 8 9

显然，数的进位不只是数量的增加，更重要的是层级的递进。从１到９（其后发展出０），基本数字不断重复，故古人说“１到９，天下数尽矣”。如上所示，这种简单而独特的数字排列，意味着数字的增加，亦是某种超循环式的生长。由此，阴阳二爻的推衍，生数成数的排列，皆涵自然生成之象，其中推衍与排列之序即涵太极推衍的法则。

太极推衍是中国最具特色的推理方式，它“揭示了宇宙万物无中生有，静则为一，动生两仪，‘动而愈出，其用不勤’的创生过程与规律”。其中涵有丰富的逻辑内容，决定了中国人特有的思维逻辑，但却未能发展出明确的推理法则和逻辑体系。在此试提出以下太极推衍法则：①阴阳两极相反相成，互涵共存。②阴阳两极相生相克，互斥互补。③一阴一阳，此进彼退，此起彼伏，此隐彼显。④原始反终，否极泰来。

当今系统科学证明，倍周期分叉是系统演化的基本模式，而所有系统的生长乃基于两种相反相成力量的相互作用。由此观之，太极推衍正是一种最基本而质朴的系统演化规律与逻辑。与西方形式逻辑的矛盾律与排中律对应，太极推衍的规律可谓太极律（或演化律）与时序律。与矛盾律，排中律不同，太极推衍不是非此即彼的明确分判，而是对立两极相互作用以及相互转化的序列。这里须特别注意的是：必须明确主次隐显以及一阴一阳起伏进退的时间有序性，不可混乱。在同一时间，“不得两起”“不得俱出”，否则便成诡辩。

太极推衍亦可称辩证逻辑，它与黑格尔辩证法相通，但却相似而不同。西方辩证法实际上是在形式逻辑的基础上增加辅助性假设，而中国之太极推理乃基于“非偶不立”之原则，试图“广大悉备”，“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周易》系辞上传，四），故具有完备性，同时不违背其自身逻辑的一致性。

3. 中西思维方式及其逻辑的差异与会通

综上，与西方形式逻辑演绎推理与归纳推理，以及同一律、排中律、矛盾律对应，中国象数逻辑具有比类推衍与太极推衍，以及相似率、时序律、太极律等三大规律。恰似太极之两仪。实际上，健全的人类思维本来两者兼具，本自俱足。只是不同文化侧重取舍不同，发展方向不同，而此隐彼显，此起彼伏。

中西思维方式及其逻辑各有长处和短处，董光璧先生指出：中国传统思维之逻辑特征“是比类推理和互补推理”（即指太极推理）。它们恰好可“弥补形式逻辑不对称的缺失”。中西科学文化亦各有长处和短处。从科学的角度，西方之概念思维或理性的思维方式基于概念与形式逻辑，具有确定性、精确性，空间性，由此建立公理－演绎范式，适于分析还原，描述实体性的空间运动与物质结构，具有从认知出发的“主体间性”的客观性与抽象的普遍性，有利于确立共同的规范和标准。而中国的象思维或悟性的思维方式则基于“名－象”与象数逻辑，具有灵活性、包容性，时间性，由此形成问题－算法范式，适于采用整体“还元”方法模拟信息性的时间演变与生成过程，具有基于实践的自然而本然的客观性与“具体的普遍性”，但难以转化为公共知识并确立共同标准。

与西方逻辑与科学的价值中立不同，中国的象数逻辑与传统科学可谓中国古代“生成逻辑”与“生成科学”。“天地之大德曰生”，中国先贤一开始就将最高善引入了“本体宇宙论”，“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周易》系辞上传，四）万物之生生不已作为宇宙“道德创造性”与实践性的发用与实现，价值贯通于逻辑与科学之中。

诚如爱因斯坦所说，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形式逻辑体系，以及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的道路，“那是用不着惊奇的”。正因如此，中国文化不可能开出西方那样的近现代数学与科学。它所开出的，只能是中国传统数学与科学。

“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周易》系辞下传，三）。如今，随着西方科学，特别是系统科学的发展，西方逻辑亦有许多新的发展，西方与中国的科学文化思想已日益相通。具有本原性和质朴性的中国象思维、象数算法及所蕴含的象数逻辑，对解决当今智能科学、认知科学、生命科学等面临的难题当有重要启发意义，对建构新的科学规范亦应有所贡献。而作为中国学者，如何在吸收西方科学文化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取长补短，返本开新，推动中国科学文化的现代转型与现代重建，尚任重而道远。

全文完 · END

作者简介：

李曙华，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科学思想史、系统科学与系统科学哲学、中西科学文化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