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9年到1966年之间（也就是所谓的“十七年时期”）的中国西藏学的历史不容易写，尤其是关于藏语古代历史文献（以及宗教文献）的翻译和研究的部分。在此期间虽然成立了中央民族学院（简称民院，今中央民族大学）及其研究部，西南民族学院（位于四川成都，今西南民族大学），西北民族学院（位于甘肃兰州，今西北民族大学），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民族研究所（简称民族所，其前身即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西藏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简称西藏调查组）等研究机构和组织，但是它们都是偏重于藏语拉萨话（通行的标准语）和各种方言口语的教学和调研，民族政策的论证和咨询，藏族和汉族干部的培养，藏区社会政治经济情况的考察，藏族及其亲缘民族的成分识别，吐蕃王国及其前后各个时期的社会定性和阶级划分等工作，比较忽视藏语古代历史文献的翻译和研究。

这种翻译和研究的工作当时主要集中于少数机构和组织的少数几人手中，其工作成果很难得到正式出版的机会，在多数情况下都是作为参考资料以稿本、油印本、晒蓝本和铅印本的形式在内部流通。要想重构十七年时期关于藏语古代历史文献的翻译和研究的历史，必须全面掌握这些稿本、油印本、晒蓝本和铅印本的情况才行。以前，这些只在内部流通的文献多是保存在有关机构、组织及其相关个人的手中，外间对这段历史感兴趣的人很难有接触到它们的机会。但是现在的情况已经大有改变，随着民族所等机构和组织的档案和藏书的散出，以及相关人士去世后私人文件和藏书进入古旧书市场，我们可以说是迎来了能够初步研究这段历史及其文献的最好时期。

这种研究甚至不用我们自己来开始做最基础的资料搜集的工作，因为早在十七年时期的末尾就已经有专业内的相关人士对这段历史做过总结，只是这类总结性的文件一直没有得到机会正式出版。2021年12月初，我从孔夫子旧书网（简称孔网）上拍的民族所档案中拍得一篇《关于组织各地人力，进行整理翻译藏文史料工作的初步意见》（简称《初步意见》；图一，图二，图三），一看就知道是少见的有关十七年时期藏语古代历史文献的翻译和研究的兼具总结性和前瞻性的历史文件，其中尤其详于当时仅在内部流通但是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知道的译文和原文的稿本、油印本、晒蓝本和铅印本，以及相关机构和组织收藏的藏语刻本、抄本和复制本（油印、晒蓝），值得特别介绍出来供研究这一时期中国西藏学的历史乃至一般东方学的历史的学者参考。

图一

图二

图三

关于整理翻译藏语史料的《初步意见》

我拍到的《初步意见》似是用复写纸抄的，写于北京市文化用品公司发行的四百字稿纸上，有少量钢笔批改，一共十七页。文章分为“国内已经翻译的藏文史料”“今后计划重点翻译的项目”“各有关单位和有关人员”三个部分，前两部分又分“书籍手稿”（这里的“手稿”指写本或抄本）、“考古文献”、“档案封文”三类叙述藏语古代历史文献的翻译和研究现状。文中提到“整理翻译藏文史料工作，是本组今后主要任务之一”，这里的“本组”指的就是西藏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由此知道此文属于该组尚在运行时期的文件。文中涉及的最晚时间是1964年12月（参看下文讲傅师仲译《白史》的部分），可知其大约作于是时前后。文中还提到“我们要求我所应掌握国内已经译出的藏文史料情况”“本所所藏资料”“本所保存刻本（传抄本等）”等，“我所”和“本所”都是指民族所。西藏调查组的人员主要来自民族所和民院，《初步意见》的作者既然以“我所”“本所”自称，可知其为调查组中属于民族所的人。

《初步意见》的全文如下（文中出现的藏语全部改为拉丁字[罗马字]转写，转写规则参照俄国东方学家伏斯特里科夫[A. I. Vostrikov, 1904-1937]杰出的遗作《藏语历史文献》的英译本[Tibetan Historical Literature, tr. from the Russian by Harish Chandra Gupta, Routledge Curzon Press Ltd., 1994]；凡是文中有明显错误的地方，都在方括号[]中注出正确的形式）：

关于组织各地人力，进行整理翻译藏文史料工作的初步意见

整理翻译藏文史料工作，是本组今后主要任务之一。近几十年，特别是解放以来，国内虽对藏文史料进行过一些翻译，但还远远赶不上目前对藏族社会历史研究的要求。我们提出这一意见的目的，是为了今后如何更好地组织各有关单位和各地翻译人才，挖掘潜力，发挥所长，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进行翻译藏文史料工作，以提供藏族史料，并推动各地对藏族史展开深入的研究。鉴于多年以来英、法、德、意、日、印等国已整理和翻译了不少的藏文历史文献，近几年来，美国也在这方面加紧追赶。此外，苏联也在原有基础上积极进行。因此，我们认为组织各地人力进行这项工作，是十分迫切刻不容缓的。

我们要求我所应掌握国内已经译出的藏文史料情况，今后分批提出重点翻译项目，组织各有关单位和对翻译藏文史料有所专长的各地人力，有计划地进行这项工作。此外，也应掌握国外进行整理和翻译藏文史料的情报。（我们把初步了解到的国内和国外已经整理翻译的情况制成简表附上[参见附件]，以供参考。）

兹将国内已经翻译的藏文史料，今后计划重点翻译的项目，各有关单位和有关人员列举如下：

一、国内已经翻译的藏文史料

据我们初步了解，大致归为书籍手稿，考古文献，档案封文等三类。

1、书籍手稿类

这类文献有全译本、摘译本（较成篇的）和编译本。

① 达赖五世：《西藏王臣史》（Bod-kyi-deb-ther-dpyid-kyi-rgyal-mo’i-glu-dbyaṅs）

a. 王尧译，一九六三年，稿本，一四六页。据藏文《西藏王臣记》，民族出版社一九五七年排印本译。我所选用《萨迦世系、帕主世系》，一九六四年复制打印，四二页。

b. 黄颢译：《西藏王臣记》，一九六四年，练习试译本。据同书排印本译。

c. 刘立千编译：《续藏史鉴》，成都华西大学华西边疆研究所，一九四五年版。

② 索南坚赞：《西藏政教史鉴》（Bod-kyi-rgyal-rabs-gsal-ba’i-me-loṅ-chos-’byuṅ）

a. 刘立千译、任乃强考注，载《康导月刊》，第二卷十一期至第三卷十一期，第五卷一期至六期，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三年。

b. 王沂暖译：《西藏王统记》，商务印书馆一九四九年版。

③ 蔡巴衮噶多吉：《红史》（Deb-ther-dmar-po）

陈来多吉译，一九六四年，稿本，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文系第一教研组藏。据我所保存传抄本的晒图复制本及民族文化宫传抄本译。

④ 根敦群佩：《白史》（Deb-ther-dkar-po）

a. 法尊译：《西藏政治史册》，稿本。西藏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一九六二年在拉萨复制打印，六四页，金钟校订。

b. 傅师仲译：《有关大蕃政治制度之王统记白史》，稿本。

⑤ 《土观佛教宗派源流》（Grub-mtha’-thams-cad-śel-kyi-me-loṅ）

（刘立千译？）《善说诸宗源流及教义晶镜史》，稿本，西南民族学院藏。我所一九六一年复制油印本，二一八页。

⑥ 《布敦佛教史》（bDe-gśegs-chos-’byuṅ）

a. 汤芗铭等译，稿本，北京中国佛教协会藏。

b. 李有义节译，《西藏佛教史IVB》，稿本，三六页。据英译本同书（E. Obermiller:《History of Buddhism Chos-ḥbyung by Bu-Ston》, Pt. Ⅱ, Heidelberg, 1932）译。关于佛教“前弘期”，及“后弘期”诸译师部份。

c. 邓锐龄节译，一九六三年稿本，据日译本同书（见：佐藤长：《古代チベット史研究》，下卷，东京，一九五九年）译。关于佛教“前弘期”部份。

⑦ 多罗那他：《印度佛教史》（Dam-chos-’phags-yul-du-dar-tshul-gsal-ston）

张建木（克强）译，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打印，一二八页。

⑧ 《弥拉热巴传》（Mi-la-ras-pa’i-rnam-thar）

a. 刘立千译：《弥罗热巴传》，稿本，西南民族学院藏。我所复制抄写，一九六二年。

b. 王沂暖译：《西藏圣者米拉日巴的一生》，商务印书馆一九四九年版。

⑨ 《莲花遗教》（Padma-bka’i-thaṅ-yig）

孙景峰[风]译，稿本（据于道泉先生介绍此人先在北京菩提学会，一九五六年后在上海文史馆）。

⑩ 嘉木样：《佛历表》（’Jam-dbyaṅs-bstan-rtsis）

王尧译：《佛历表》，稿本。

11 《宗喀巴大师传》（rJe-b[tsun]-tsoṅ-kha-pa’i-rnam-thar）

法尊节译，印本。

12 《玛尔巴译师传》（Mar-pa-lo-tsā-ba’i-rnam-thar）

刘立千节译，载《康藏研究月刊》第一至二十二期，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八年。

13 《德格土司传》（sDe-dge-rgyal-rabs）

任乃强节译，《德格土司世谱》，载《康藏研究月刊》，第十三至十六期，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八年。

2、考古文献类：

① 西藏古藏文金石铭刻

a. 《西藏古碑铭集》，西藏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一九六一年拉萨打印本，二三页。主要参考《吐蕃诸王陵墓考》（G. Tucci,《The Tombs of the Tibetan Kings》, Rome, 1950）英译部分碑铭译。

b. 李有义译：《吐蕃诸王陵墓考》，一九六二年，稿本，一二七页。据英文同书译。

c. 王忠译，稿本。据外文书刊所载碑铭原文译。

② 《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法文译本（J. Bacot, F. W. Thomas, Ch. Tous[s]aint: 《Documents de Touen-Houang Relatifs A L’histoire de Tibet》, Paris, 1940）。

a. 王静如译，稿本，据法译本译。西藏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敦煌古藏文史料》，一九六一年拉萨复制打印本，一〇七页。据王静如译本，并辑入王忠部分译文编印。

b. 王忠译，稿本，据法译本译。

c. 傅师仲译，稿本，据法译本藏文转写部分译。

3、档案、封文类：

① 各有关单位和藏族地区有关机关翻译的档案文件（待了解）。

② 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文系第一教研组据民族文化宫和本所所藏资料选译，稿本。

4、其他：

① 刘立千编译：《印藏佛教史》，四川成都华西大学华西边疆研究所一九四六年版。

② 常任侠：“拉萨‘唐蕃会盟碑’的盟文与建筑”，载《现代佛学》，一九五九年十一期。本文收录了该碑的全文。

二、今后计划重点翻译的项目

据我们初步了解、掌握的藏文史料和目前研究工作的迫切需要，提出第一批重点翻译项目计书籍二十种、文献四种、档案材料六种。

1、书籍手稿类

①、《智者喜筵宗教源流》（Chos-’byuṅ-mkhas-pa’i-dga’-ston）

本所保存刻本、第三章传抄本。重点在“王统记”（rgyal-rabs）。

②、《帕竹郎氏世系》（rLaṅs-kyi-bo-ti-bse-ru）

本所保存复制抄本。

③、《萨迦世系》（Sa-skya-gduṅ-rabs）

本所保存传抄本、刻本。

④、《巴氏语录》（sBa-bshad[bshed]）

民族文化宫藏传抄本，本所藏中央民族学院据R.A.Stein校勘本的油印复制本，西藏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据西藏传抄本的油印复制本。

⑤、《南瞻部洲广述》（’Dsam-gliṅ-rgyas-bśad）

北京民族出版社藏抄本。

⑥、《本教史》等三种（Gleṅ-gshi-bstan-pa’i-’byuṅ-khuṅs, gYuṅ-bon-gyi-bstan-pa’i-dkar--chags, bsGrags-pa-gliṅ-grags）

本所保存传抄本。

⑦、历辈达赖传

刻本。重点摘译、选译。

⑧、历辈班禅传

刻本。重点摘译、选译。

⑨、《颇罗鼐传》（Mi-dbaṅ-rtogs-brjod）

刻本。

⑩、《史海》（Deb-ther-rgya-mtsho）即《安多政教史》（mDo-smad-chos-’byuṅ）

民族文化宫藏刻本，西北民族学院复制打印本。

11、《松赞干布遗诰》（bKa’-chems-kha-khol-ma）

民族文化宫藏抄本。

12、《娘域宗教源流》等三种（Myaṅ-yul-chos-’byuṅ, Bo-doṅ-chos-’byuṅ, Thob-rgyal-gyi-dge-mtshan-che-loṅ-tsam-brjod-pa-sṅon-med-legs-bśad-lhun-po’i-rdul-phran）

本所保存复制抄本。

13、松巴堪布意希班觉：《历史年表》（dPag-bsam-ljon-bzaṅ）

刻本。

14、衮却伦朱等：《增续教法源流》（Dam-chos-’byuṅ-tshul）

刻本。

15、《新旧噶当派史》

刻本。

16、《萨迦大师传承传》（bLa-ma-brgyud-pa’i-rnam-thar）

刻本。

17、《五部遗教》（bKa’-thaṅ-sde-lṅa）

刻本。重点摘译、选译。

18、《十万宝颂》（Ma-ṇi-bka’-’bum）

刻本，本所保存传抄本。

19、《白琉璃历史年表》（Vaiḍūrya-dkar-po）

刻本。

20、《黄琉璃历史年表》（Vaiḍūrya-ser-po）

①、国内所藏的甘肃、新疆等地区发现的古藏文文献。

甘肃省科学院分院民族研究所、新疆科学院分院藏，原件。

②、流散国外的敦煌、南疆等地区发现的古藏文手卷、木简等文献。在国外已有整理、翻译的书刊专著（如F.W.Thomas:《Ancient Folk-Literature from North-Eastern Tibet》, Berlin, 1957; 《Tibetan Texts and Documents》, Ⅰ·Ⅱ·Ⅲ, London, 1935, 1951, 1955, 等）。

③、西藏等地现存古藏文金石铭刻

需进行普查和搜集（可参考国外书刊发表的原文转写和译文材料）。

④、西藏穷结县松赞拉康、甘肃敦煌石窟等墙壁题誌，需进行普查和搜集。

3、封文档案类：

①、《西藏法律十三法》（Bod-kyi-khrims-yig-shal-lce-bcu-gsum）

我所、民族文化宫藏，传抄本。

②、《西藏法律十六法》（Bod-kyi-khrims-yig-shal-lce-bcu-drug）

西藏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文系藏族文学史组藏，传抄本。

③、《西藏译仓印谱》（Yig-tshaṅ-tham-deb）

西藏档案馆藏，西藏调查组据节录传抄本节译的调查资料。

④、《西藏地方政府大事记》

西藏档案馆藏（正在进行整理中）。

⑤、《西藏各教派寺庙分布材料及僧尼数字》

拉萨西藏日报社藏，手稿。

⑥、《铁虎年（清道光十年，庚寅，一八三〇年）清册》（lCags-stag-shib-gshuṅ）

西藏档案馆藏，近代史研究所复制。

三、各有关单位和有关人员

我们仅将目前了解的情况，列举如下：

1、有关单位：

①、各藏族自治地区有关单位（包括政府机关、文教机构、学校、出版社、报社等单位）。

②、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文系、预科。

③、北京民族出版社。

④、中国佛教协会。

⑤、甘肃科学院分院民族研究所。

⑥、西北民族学院语文系。

⑦、青海科学院分院。

⑧、青海民族学院。

⑨、青海人民出版社。

⑩、四川科学院分院民族研究所。

11、西南民族学院。

12、云南科学院分院民族研究所。

13、云南民族学院。

14、陕西咸阳市西藏公学藏文系、预科。

2、有关人员（图四，图五）

图四

图五

①、法尊 北京中国佛教协会 有历史、佛教史译述。

②、傅师仲 陕西咸阳西藏公学藏文系 译有历史书籍、文件等，专长古藏文。

③、刘立千 北京民族出版社 有历史、佛教史、传记译述。

④、王沂暖 兰州西北民族学院语文系 有历史、传记译述。

⑤、张克强 北京中国佛教协会 有佛教史译述。

⑥、祝维翰 成都科学院四川分院民族研究所藏文大辞典编纂组 专长宗教史。

⑦、王忠 北京近代史研究所 有历史文献译述。

⑧、汤芗铭 北京中国佛教协会 有历史译稿。

⑨、王尧 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文系 有历史译稿。

⑩、扎西旺都 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文系 专长档案封文。

11、李秉权 北京中央民族学院预科 专长封文、传记等。

《初步意见》提到“我们把初步了解到的国内和国外已经整理翻译的情况制成简表附上（参见附件）”，可惜作为附件的简表没有出现在我拍到的东西中。下文就以《初步意见》为纲，根据我掌握的资料对其第一部分中著录的当时国内已经翻译的藏语古代历史文献（包括原文）的稿本、油印本和铅印本等试做初步的解说和图示。

五世达赖的《西藏王臣记》

五世达赖（1617-1682）所撰《西藏王臣记》，现在通行的汉译本为郭和卿（1907-1986）所翻（民族出版社，1983年7月第1版），但是最早译刊此书的是刘立千（1910-2008）。正如《初步意见》所说，刘译题《续藏史鉴》由成都华西大学华西边疆研究所出版（图六，图七；西南民族学院中文系藏语文教研组旧藏复制本）。不过，刘译并未标明出版时间，《初步意见》的“一九四五年版”，应是根据刘译《绪言》的完成时间“一九四五、一一、廿八”而定的。华西大学边疆所还出版过刘立千编译的《印藏佛教史》（图八），也没有标明出版时间。《初步意见》提到它时说的“一九四六年版”，跟《续藏史鉴》一样，也是根据刘立千《绪言》的完成时间“三五[民国三十五年]、一、二”而定的。

图六

图七

图八

刘译并非全译，只是节译出《吐番[蕃]王朝分裂史》《萨嘉时期王朝史》（目录作《萨嘉王朝史》）《帕摩主巴王朝兴盛与王室衰微史》（目录作《帅[帕]摩主巴王朝史》）《迦斯王朝与格登颇章王朝》（目录多一“史”字）四个部分，约当于郭译的《朗达玛王朝及其王嗣事记》《萨迦历代继掌西藏政教事记》《蔡巴噶举派掌管西藏政教事记》《枳公噶举派掌管西藏政教事记》《北道一些杰出人物的事迹》《拔住噶举派掌管西藏政教事记》等章。有意思的是，刘译把作者当成了语自在妙善（Ṅag-dbaṅ-dge-legs），但此人只是书稿的缮写者，郭译（185页）翻作“昂旺格勒（语自在吉祥）”。刘译虽有不少问题，但译文典雅可诵，首创之功实不可没，能否避开他的错误，全在读者是否善用。王森（1912-1991）从1963年10月开始编写并口述他的《关于西藏佛教史的十篇资料》（正式出版时改题《西藏佛教发展史略》）时就使用过刘译，此事见于邓锐龄（1925-）所撰《回忆王森先生》（《中国藏学》，2016年第3期[2016年8月15日]）：“先生往往携带藏汉史籍来，随时复查，尤其注重史事的年代。他在罗列赫（G. N. Roerich）英译《青史》、吴燕绍《西藏史讲义》、刘立千译《续藏史鉴》等书上，用工整的小楷批注几满。”另外，邓锐龄在其《九十自述：如何走上藏史研究之路》（《中国藏学》2014年第4期[2014年11月15日]）中提到自己初入统战部接触藏事工作时就读过《续藏史鉴》。吴燕绍（1868-1944）的《西藏史讲义》应即北京大学铅印讲义《西藏史大纲》（影印本分上下册，收入“西藏学汉文文献汇刻”第三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3年10月）。据其子吴丰培（1909-1996）所写《西藏史大纲跋》，“瑞典著名探险家斯文海定，德国藏文专家雷兴均慕名造访（吴燕绍），有所请益”，“现代藏学专家如于道泉、王森、牙含章、王尧诸教授，均视（吴著）为珍本，争相借用，力促我将此稿早日问世，以供急需”。斯文海定和雷兴即Sven Hedin（1865-1952）与Ferdinand Lessing（1882-1961）。

刘译之后就是郭译。郭译大约于1962年应中国佛教协会之请译出，当时未能出版，好在译稿经过“文革”保存下来，乃能于1983年正式出版。比郭译稍后，就是《初步意见》著录的王尧（1928-2015）译本。王译题为《西藏王臣史》，只有参考刘译翻出的关于萨迦（萨嘉）、帕主（帕摩主巴）世系的两节曾在内部发行。孔网曾上拍王译《西藏王臣史》的打字油印本（；2023年5月15日读取），内含萨迦、帕主二种世系，虽然从网上的照片看不到编印机构和时间，但我怀疑它就是《初步意见》所提民族所1964年的复制打印本，因为它的有字的页数也是四十二页（弁言一页，弁言背面空白页一页，萨迦世系十一页[封面误为十九页]，帕主世系二十九页）。封面下方所印“中央民族学院 少数民族语文系 王尧译稿”，只是表示译者单位为民院，并不表示是民院印的。王尧在书前的《弁言》里详细讲述了译刊的缘起：

本书为西藏大德第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错[措]（1617-1682）所著，成书于1643[一六四三]年（癸卯），时作者才二十七岁。书全名为《述雪域神种之王臣史书园[圆］满时青年喜宴春后之歌》[（gangs can yul gyi sa la spyod pa’i mtho ris kyi rgyal blon gtso bor brjod pa’i deb ther rdzogs ldan gzhon nu’i dga’ ston dpyid kyi rgyal mo’i glu dbyangs）]，在西藏史部著作中颇负盛名，尤以书中详述各地方集团之历史见称于世。

一九六〇年、六一年参阅刘立千先生的节译本并得[东噶·]罗桑赤列先生之助披阅两次，一九六二年硕督·罗桑群觉同志在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藏文研究班讲授此书时，我担任辅导，由于这些因缘才有翻译全书之志，遵王森先生之嘱，先将“萨迦世系”、“帕主[竹]世系”二节译出，提供参考。

著者喜用古词，尤喜藻语，翻译时颇感棘手，幸得上述二位罗桑先生之指导，勉强译成，是否恰当，尚希同志们指教。

翻译时选用1957[一九五七]年北京民族出版社新排铅印本[（122-141，156-212页）]，喜其字迹清晰，便于携带，译稿所标藏文原文页码[藏文页码]即此版本也。一并志明。

[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文系藏语教研组]

王尧

一九六三年四月初译

一九六三年七月修改

王译作为王森《关于西藏佛教史的十篇资料（初稿）》的附录一，于1965年7月由民族所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研究室作为参考资料在内部编印发行（图九，图十；民族所吴从众旧藏，宋希於购赠）。这个本子是铅印本，与油印本相比，在文字上有一些增订。比如上引《弁言》，凡是放在方括号中的字词，都是铅印本中所做的增订。王译所据“民族出版社一九五七年排印本”，指1957年10月第1版的《西藏王臣记》藏语本。根据书后的汉语版权页，这个本子是由工布吉村、丹巴嘉错编，杨占才、唐国信校对的。邓锐龄在《关于近年中国藏学研究的动向》（原刊日本帝京大学《国际文化纪要》1989年第1号，后收入《邓锐龄藏族史论文译文集》上册，中国藏学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526-538页）中说：“据说，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北京曾经铅印出版藏文本《西藏王臣史》（引者按：此处删去藏语书名）这部达赖喇嘛五世所撰史书，即有权势人士认为书中有宣扬宗教文句，给予出版社以谴责，已故发行数量颇少。”这部使出版社遭到谴责，发行数量很少的藏语本《西藏王臣史》，应该就是王译所据的1957年铅印本。正如王尧所说，这个本子印得的确“字迹清晰”。需要注意的是，藏语本的汉语书名作《西藏王臣记》，但王译却作《西藏王臣史》，有一字之别。后来还是《西藏王臣记》成了通行的译名。

图九

图十

据《初步意见》，完成于1963年的王译稿本有一百四十六页，显然作者或是曾经亲眼见过译稿，或是闻之于见过译稿之人，否则不会如此精确地记出页数。据王尧回忆，《王臣记》被他“逐章逐节翻译成汉文”，“译稿在‘文化大革命’当中被抄没了”（《我所结识的喇嘛》，《中国藏学》2015年第1期，17页），“我的全译稿上交给教研室负责人保管，在‘文化大革命’中却遗失了”（《我与藏学——代序》，《藏学概论》，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13页），可见当时是翻译了全书的。依《初步意见》，民族所的黄颢（1933-2004）在王译之后于1964年也根据1957年的排印本练习试译过《西藏王臣记》。黄译稿本我们也看不到，也许还保留在民族所或私人手中。最后需要补充的是，刘立千在郭译之后也出版了《西藏王臣记》全文的译注本（《西藏王臣记》，西藏人民出版社，1992年9月第1版；收入“刘立千藏学著译文集”，民族出版社，2000年2月第1版），对《续藏史鉴》中的错误以及搞错作者的问题，他在新写的《前言》（1987年10月30日作于成都）中做了详细的说明：

1945年最初翻译这本书时，确实遇到很多困难，那时正处在抗战时期，汉藏交通阻滞，我找的这本书，德格印经院没有版本，只有拉萨的版本，印纸很粗糙，字迹又模糊，间或有脱漏之处，看起来非常吃力。加上本书古词藻语很多，理解困难。因此翻译时采用抛开文学辞句，只取其中史料，用意译的方法翻译。此外，在本书叙事不明之处，又引证了其他史书作为补充，因此该书与其说为直译，不如说成是编译，较为恰切些。由于用选择的译法，不能逐字逐句翻译，因此掉字漏句之处很多，本人语文水平有限，藏文理解错误的地方也不少，更遗憾的是把著作者的名字也写错了。

索南坚赞的《西藏王统记》

比《西藏王臣记》成书早近三百年，元末明初的萨迦派喇嘛索南坚赞（译言福幢，1312-1375）写过一部《西藏王统记》。二《记》汉译名仅一字（“臣”“统”）之别，极易搞混。由于《王统记》偏详吐蕃时期历史，加以成书年代较早，所以备受东西学者推崇。《初步意见》在写到计划翻译的《智者喜筵宗教源流》时，特别提到重点在翻译其中的“王统记（rgyal-rabs）”，可见这类史籍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于《蒙古源流》（乾隆四十二年[1777]由满语重译为汉语）条谓其所“纪土伯特汗世系……大致亦颇与西番嘉喇卜经合”，这个“嘉喇卜经”就是“rgyal-rabs”的对译，韩儒林（1903-1983）谓其专指福幢之书（《元史[纪录稿]》，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历史教研室，1964年7月，68-69页；韩稿列出了刘译和下文将要提到的王沂暖译本）。但是，闻宥（1901-1985）在引用时代较晚的《达拉克王统记》（La-dvags-rgyal-rabs）时，直以《拉达克嘉喇卜经》称之（《论所谓南语》，《闻宥论文集》，中央民族学院科研处，1985年7月，33页），言外之意可能认为“嘉喇卜经”是泛指王统记或王统世系一类的书。

《拉达克王统记》前半部分所记与《西藏王统记》性质近似，后半部分才专讲拉达克王统世系（Luciano Petech, A Study on the Chronicles of Ladakh, Calcutta, 1939, pp.89-95）。此书早在十九世纪中期就有德国东方语文学者施拉京特魏特（Emil Schlagintweit, 1835-1904）的校译本（Die Könige von Tibet, von der Entstehung königlicher Macht in Yárlung bis zum Erlöschen in Ladák.[Mitte des Ⅰ. Jahrh. vor Chr. Geb. bis 1834 nach Chr. Geb. Mit 2 genealogischen Tabellen und 19 Seiten tibetischen Textes. Aus den Abhandlungen der k. bayer.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Ⅰ. CⅠ. X. Bd. Ⅲ. Abth., 1866, 793-879；附藏语原文石印本十九页），德国传教士、西藏学家弗兰克（August Hermann Francke, 1870-1930）又将后半部分重新校译刊行（Antiquities of Indian Tibet. Part II: The Chronicles of Ladakh and Minor Chronicles. Texts and Translations with Notes and Maps, Calcutta, 1926[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 New Imperial Series Vol. L]）。陈寅恪（1890-1969）在其《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蒙古源流研究之一）》（《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一分，1930年5月）和《彰所知论与蒙古源流（蒙古源流研究之三）》（《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三分，1931年4月）中就使用过施拉京特魏特校译本中的前半部分，称其为“Emil Schlagintweit本嘉喇卜经”和“许氏本嘉喇卜经（rgyal-rabs, ed. Schlagintweit）”，同时还使用了施密特（Isaak Jakob Schmidt, 1779-1847）在其《蒙古源流》蒙德对译本中摘译的《西藏王统记》的卡尔梅克语译本《菩提末》（Bodhimör; A. I. Vostrikov:Tibetan Historical Literature, pp.70-72）。陈寅恪大概当时看不到《西藏王统记》这类书的原本，所以在研究古代吐蕃王朝史时只能退而求其次，暂时使用施密特翻译的卡尔梅克语译本以及施拉京特魏特校译的《拉达克王统记》。顺便提一句，施拉京特魏特出生在一个医学者的家庭，他的三个哥哥（Hermann Schlagintweit, 1826-1882; Adolf Schlagintweit, 1829-1857; Robert Schlagintweit, 1833-1885）是十九世纪重要的印度和中亚探险家，人称“施拉京特魏特兄弟”。对中国青年读者产生过很大影响的凡尔纳（Jules Verne, 1828-1905）的小说《气球上的五星期》（初版于1863年），就编述过主人公Samuel Fergusson在1855年到1857年之间随施氏兄弟（青年出版社的汉译本翻作“什拉根特维特弟兄”）访问西藏西部的故事。施氏兄弟在探险时得到的藏语等东方语文的写本和印本成为他们从未去过东方的弟弟的研究资料。

《西藏王统记》现在比较通行的有刘立千译注本（《西藏王统记（吐蕃王朝世系明鉴）》，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7月第1版；收入“刘立千藏学著译文集”，民族出版社，2000年2月第1版）和陈庆英（1941-2022）、仁庆扎西的合译本（《王统世系明鉴》，天津古籍出版社，1985年11月第1版），但这也不是刘立千第一次翻译此书。刘译《前言》（写于1984年7月15日）提到：

……本书译文是我在1940年翻译的，当时由任乃强先生代在“康导”月刊上发表过，以后就没有过问了。一直到1981年，我接受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民族研究所研究员之聘后，才由院方提出把整理此稿作为研究工作的计划之一。……我在1983年底完成《土观宗派源流》的审定工作后，又继续校订此稿，经过近一年的时间，现在算是脱稿了。

本书按藏文原名为：《吐蕃王朝世系明鉴正法源流史》。书名太长，过去依任先生的意见改为《西藏政教史鉴》，现在看来这与藏文书名不恰合，一般习惯也有称此书为《西藏王统记》的，此次也就沿用习惯了的书名。

还有，四十年代的译稿，是根据德格版本译的……

关于“注释”，过去在“康导”上发表的有注释和考证，基本上是任乃强先生作的。……

任乃强（1894-1989）代刘立千在《康导月刊》（简称《康导》）上发表的《王统记》初译，就是《初步意见》著录的“刘立千译，任乃强考注”的《西藏政教史鉴》（在《任乃强藏学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2009年8月第1版]上册前面的彩色图版中收有译稿的照片）。在周运的帮助下，我在中国国家图书馆调阅了《康导》的缩微胶片，确定了刘译在《康导》各卷各期刊发的详情如下：

第2卷第11期（1940年7月25日），6-16页

同卷第12期（1940年8月25日），6-33页

第3卷第1期（1940年9月25日），35-40页

同卷第2、3期（1940年10、11月25日），12-20页

同卷第4期（1940年12月25日），4-10页

同卷第5、6、7期（1941年10月10日），63-79页

同卷第8、9期（1941年11月5日），38-63页

同卷第10、11期（1942年1月25日），65-75页

第5卷第1期（1943年4月），33-40页

同卷第2、3期（1943年6月），30-42页

同卷第4期（1943年7月），21-35页

同卷第5期（1943年9月），37-44页

同卷第6期（1943年10月），29-35页

由此可见，《初步意见》简记的“第二卷十一期至第三卷十一期，第五卷一期至六期，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三年”，不够准确。译文是从1940年开始连载的，不是1939年。有一点需要注意，从第3卷第5、6、7期合刊开始，版权页在“出版”日期之前还加有一个“编印”日期。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从第3卷第10、11期开始，译文才改题“刘立千译，任乃强注（或校注）”，以前各期都是作“任乃强”或“任乃强译”。《初步意见》还提到，此书另有题为《西藏王统记》的王沂暖（1907-1998）节译本（商务印书馆，1949年12月初版）。可以说，刘译最后沿用了王译所用的“习惯了的书名”。陈庆英和仁庆扎西（亦作仁青扎西）在翻译时参考过刘译和王译，陈庆英甚至逐字抄录过《康导月刊》上的刘译（陈庆英《纪念王尧老师》，沈卫荣、徐忠良、任小波编《笔发江山气 帐含桃李风——怀念藏学宗师王尧先生》，上海远东出版社，2017年1月第1版，79页）。

日本西藏学家、民族学家中根千枝（1926-）于1981年9月在四川成都访学，见到一些研究西藏语史学的中国学者时，曾向他们索要其著作的复印本，并提出在日本出版的可能。陪同中根访问的邓锐龄在他写的《情况反映》（参看我写的《藏学文献史四题》，2023年3月22日《澎湃新闻·上海书评》）中说：

她虽然这次不能入藏，但在四川成都市参观，会晤到我国一些研究藏族语文历史的汉藏学者，了解到他们的著述与当前工作情况，这都出于她意料之外。她向这些学者们索取专著复印本，大都未能得手，然而她说“如果要去拉萨，就不可能了解这么多的情况”，对此还表示高兴。……

在此次旅行中，她最关心的是学者们的专业，著述情况。……

她表示，如中国学者有关藏族的论文及藏文古籍的翻译，一时不能出版，她以自己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所长身份，可以携去日本出版。

中根向之索取著作复印本的学者当中应该就有刘立千。刘当时已被民族所聘为研究员（更准确地说是特约研究员），人依旧住在成都，所以中根会见到他。我手里有一封民族所科研处的史凤耀（1930-1995）于1981年9月16日写给所党组书记严雄克（1919-2009）和副所长秋浦（1919-2005）的信，里面正好谈到应该如何回答中根以上请求的事，从中可以发现中根希望复制并带去日本出版的正是刘立千翻译的《西藏政教史鉴》（译名改为《西藏王统明鉴》）：

二、对刘立千先生《西藏王统明鉴》译本的复制或在日本再版事。

图书室现仍在清理整顿中，由于条件所限现存很多书不能上架使用。《康导》杂志是否完整，有无失散目前无法查清。我们尽量创造条件，使所藏书刊得到利用，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满足教授的要求。如教授急于需要此书，请先参阅藏、英文版，这种文字版本，贵国大的图书馆是可以找到的。（图十一，图十二）

图十一

图十二

这一“技巧的”回绝后来不知道有没有转达到中根那里。李方桂（1902-1987）于1983年8月来华讲学，在民院想看“不易见的碑帖”（应该是藏语的）时，对方也以“负责人外出无人启锁”的理由将其婉拒：

方桂在社会科学院，民族学院各做了一次演讲、一次座谈。两讲都以不同的角度，分析唐蕃会盟碑的文字及出使大臣，引起多人的发问，方桂很以听众反应热烈感到高兴！王尧先生说民族学院还有其他不易见的碑帖，及至约期往看，但并无方桂不知的材料，他大为失望！但又说还有帖，因负责人外出无人启锁，方桂颇认为事有蹊跷，失望而归！（徐樱《方桂与我五十五年》，商务印书馆，1994年4月第1版，140页；2010年1月增订第1版，163页）

改开初期在获取和查阅资料方面遭民族所“婉拒”的外国学者，后来还有德国西藏学家Dieter Schuh（1942-）和伊朗学家Ronald Eric Emmerick（1937-2001），参看我写的《一无所获的西德外宾》（《中国文化》，第54期，2021年秋季号）。

陈来多吉译《红史》

蔡巴噶举派的衮噶多吉（1309-1364）长索南坚赞数岁，所撰《红史》也是传世藏语史籍中最早者之一。现在通行的汉译本是陈庆英和周润年（1954-）合翻的。《初步意见》著录的1964年（应该是翻译完成的时间）陈来多吉译本的稿本，陈周二人在他们写的译者后记中没有提到。陈来多吉是民院藏文研究班（见下文）1961级的学生。我在孔网见过一部王辅仁（1930-1995）旧藏的民院语文系于1964年6月编辑油印的《科学研究报告文集 （1961级藏文研究班）》，里面收有陈来多吉写的《试论〈红史〉的史料价值》。陈来多吉是藏族（男），1938年生，是西藏南木林人。看来在藏文研究班学习期间，《红史》不仅是他专攻的题目，而且还被他译成了汉语。他的译稿也许还保存在民大。

《初步意见》还提到，陈来多吉译稿所据的底本有两种，一是民族所保存的传抄本的晒图复制本，另一是民族文化宫的传抄本。我在孔网见过一种1970年代末油印的藏语原文《红史》（正文共一百二十四页），它的前面有一篇编印者写的《前言》，含有相关历史信息，值得录出全文：

《红史》（Deb-ther-dmar-po）是蔡巴·贡噶多吉的著作，成书于1346年。在藏文历史著作中一向负有盛名，过去以传抄本流传，始终未见刊刻。我们在1963年曾见到一个草体字（dbu-med）的抄本，据以仿写晒蓝，印了一百部，现在已很难找到了。曾利用民族文化宫藏萨迦本进行一次校勘。发现该本错字较多，且多阙文。现在我们得到拉萨印经院藏本，正楷手书，字迹工整，颇见匠心，比上述两种抄本都显得正规得多，看来是原西藏上层社会中流行过的写本。关于此书的著者，书中所涉及的史事以及本书的价值我们将在译注本中阐述。这里把原文复制出来，供关心藏族文化的同志们阅读、参考。我们知道：锡金的西藏文化学院（rnam-rgyal-grwa-tshaṅ）曾影印发售过一种“红史抄本”；日本人佐藤长和稻叶正就二人根据它译成日文出版；意大利人杜齐又把索南扎巴的《新红史》（Deb-dmar-gsar-ma）译成英文出版。看来国际西藏学界对这一类历史著作是比较关心的。我们今天在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为实现祖国四个现代化，为极大的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正在发奋图强齐头并进，这时，印出这一类藏文古代文献，应该是有意义的事。

一九七八年五月 北京

《前言》中提及的草体字抄本（在1963年见到）和民族文化宫藏萨迦本，可能就是《初步意见》著录的“我所保存传抄本”和“民族文化宫传抄本”。这两个本子又分别对应于王尧在《藏文古代历史文献述略（五年级藏语班讲座稿）》（民院语文系第一教研组1964年7月油印本，下文简称《述略》；修订后刊于《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第2期[1980年4月]）中提到的一百零四页的中科院民族所藏本和一百一十页的民族宫藏本（油印本，32页），以及王尧在《南宋少帝赵显[㬎]遗事考辨》（《西藏研究》1981年第1期[1981年12月]）里提到的1962年间据之晒蓝（这个时间与藏语《红史》油印本《前言》提到的1963年才见到抄本有矛盾）的一百零四页的察绒氏藏本和一百一十页的民族宫藏萨迦抄本（75页，尾注19）。至于根据草体字抄本印行一百部的仿写晒蓝本，应该就是《初步意见》说的根据民族所保存的传抄本晒图复制的本子。

进行“晒图复制”的是谁，《初步意见》没有明确交代，可能是民族所的人，也可能是民院的人。从《前言》称“仿写晒蓝”者为“我们”，并提到“我们将在译注本中阐述”来看，其作者应该就是曾经参与当年“仿写晒蓝”工作，并且当时正在进行《红史》译注之人。我觉得《前言》的作者极有可能就是当时倡导并带领自己的学生陈庆英和周润年翻译《红史》，但后来却因事退出的王尧（《红史》译后记），而晒蓝本正是由王尧等民院方面的人制作的。王尧在《南宋少帝赵显[㬎]遗事考辨》中还提到“西藏经印院[印经院]藏夏札抄本56页”，这部抄本不知是不是《前言》里说到的“现在我们得到”的“拉萨印经院藏本”。根据王尧《西藏访书简记》（《中国史研究动态》1979年第9期），他是在1978年9、10月间才在西藏见到“夏札氏家藏本”的，这个时间要晚于藏语《红史》油印本《前言》的写作时间（1978年5月）。晒蓝本在撰写《前言》的1978年5月就“已很难找到了”，我也没有见过。孔网上架过两册西北民族学院语文系藏文教研组于1964年8月20日翻印的藏语本《西藏红史》，不知道与晒蓝本是什么关系。

法尊译《白史》

《初步意见》列出根敦群佩（1903-1951）《白史》的两个译本，一为法尊法师（1902-1980）所译，一为傅师仲（生卒年不详）所翻。尊译《白史》通行的刊本有西北民院研究所版（1981年10月[无出版时间，根据书前《说明》的撰写时间而定]；作者名作根敦琼培，附藏语原文），以及来自此版的中国藏学出版社版（2012年7月；作者名作根敦群培，附藏语原文）。据西北民院版前面的《说明》，该书是据王沂暖于1963年对法尊译稿的抄本所做的校对稿（正文后面有“1963年6月25日校改园[圆]满”的题记）铅印的，作为“资料丛刊”之七内部发行。这个“资料丛刊”发行过很多种书，其中与藏语古典文献有关的为第一种《西藏历史年表》（段克兴、胡东柱、朱解琳编，1980年10月），第二种《宗教流派镜史（原书全名：善说一切宗教源流及教义晶镜史）》（善慧法日著，刘立千译，王沂暖校订，1980年10月），第七种《白史》，第八种《阿底峡尊者传》（段克兴译，1981年10月），第九种《印度佛教史》（多罗那他著，王沂暖节译，张澧溪校阅，1981年10月），第十一种《西藏短诗集》（王沂暖编译，1983年2月）等。其中《印度佛教史》翻印自王译初版（商务印书馆，1946年11月），孔网曾上拍过这一版的校样（；2023年5月5日读取）。

据西北民院版，法尊译稿后面原有“1954年4月23日翻译园[圆]满”的题记。在这一时间之后发表的《西藏前弘期佛教》（《现代佛学》1956年8月号，1956年8月10日）中，法尊也提到“最近根敦郡培（僧法增）所编的西藏政治史册”，这个“西藏政治史册”正是尊译《白史》最早拟定的书题。《初步意见》列举的1962年复制打印的《西藏政治史册》，可以说是尊译《白史》最早的印本。这个印本已经不太常见，很多研究《白史》作者的专著或文章都没有提过它。2022年8月13日（星期六）凌晨1点48分，周运在逛潘家园的鬼市时曾见到一本，拍了五张图（图十三至图十七）通过微信发过来问我有没有用，卖家开价五十块。平时习惯晚睡的我碰巧当时睡着了，未能及时回复，结果就没有买成此书。从周运所拍首页和尾页的照片（可惜未能拍下尾页的页码）来看，此书题为《西藏政治史册》，编者为根敦却培，译者法尊，校对者金钟（即陈金钟），由西藏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于1962年1月印行，与《初步意见》提到的各种细节基本符合，可知其应该就是1962年在拉萨复制打印的本子。此外，周运见到的这个本子还是民族所的旧藏。

图十三

图十四

图十五

图十六

图十七

尊译原稿应该还在，因为在其弟子杨德能（1924-2002）、胡继欧（1921-2001）夫妇合编的《法尊法师全集》（共十四册，中国藏学出版社，2017年7月第1版）第五册中，就收有根据杨、胡所藏尊译手稿为底本，以西北民院研究所1963年6月25日校改本（应即西北民院版）为勘本所做的《西藏政治史册》排印本（感谢友人陈志远帮我联系颜峻先生拍照并制作了电子版）。取周运所摄打字油印本照片与全集本对读，就会发现二者高度一致。其实全集本应取打字油印本为勘本，而非西北民院版才是，因后者（包括藏学社版）已经过王沂暖改动，与全集本和打印本几乎每句都有不同，衍文和缺文也时有发生。比如西北民院版和藏学社版首页“正现珍珠具彩霞”一句之后似有缺文，而打印本和全集本在该句（但“彩霞”作“霞光”）之后正好有“继承光明天胤裔”一句。另外，全集本应该将尊译稿本影印出来才是，目前的排印本在校勘的价值上打了很大的折扣。

傅师仲译《白史》

傅师仲译《白史》，《初步意见》只著录有稿本。民院曾将傅译稿本打字油印，我藏有一部。油印本封面上方为藏语书名，直译就是《初步意见》著录的“有关大蕃政治制度之王统记白史”。下方为汉语书名“白史（汉译稿）”（图十八）。书前有一篇讲述编印缘起的《说明》（图十九）：

《白史》是藏族学者更敦曲沛的一部历史遗著，写于1946年。本书在编写时，除利用新旧唐书的材料外，还利用了一些在敦煌遗书中发现的早期的古藏文历史资料，对古代藏族社会历史提出了一些看法，有其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在内容上却反映出不少严重的问题，必须予以严肃的批判。

我们印这本书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给研究藏族史的同志们提供一些参考资料；另一方面是为给大家进一步深入分析和批判它提供一定的条件。因此希望看这本书的同志必须要注意以批判的态度来对待它。

付师仲同志多年来锐意研讨藏族史，在工作之余翻译了这部书，更可贵的是他不仅进行了严谨的翻译，而且做了不少笺证注释的工作，指出了一些作者在书中的错误。今征得付师仲同志的同意，将译文刻印出来。仅供内部参考，请勿公开引用，也不要任意外传。

谨向付师仲同志致以谢意。

图十八

图十九

《说明》后面还有关于编印体例的几条说明，最后署“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文系藏语教研组 1964. 12”（图二十），据此可以知道该本刻印的大体时间。由于《初步意见》没有列出这个油印本，据此可以间接推测其写成大约是在1964年12月前后。与尊译使用文言不同，傅译使用了语体文，还加入不少有价值的笺注。我个人以为，傅译比尊译更有价值。虽然后来有些科研机构和单位根据民院的油印本翻刻过傅译，但是非常可惜傅译至今未能正式出版。傅师仲的工作单位西藏公学，是西藏民族学院的前身，也就是今天的西藏民族大学，位于陕西省咸阳市内。

图二十

刘立千译《土观宗派源流》

《土观宗派源流》是第二辈土观活佛洛桑·却吉尼玛（汉译善慧法日，1737-1802）所撰有关印藏汉三地佛学史的名著，全书有刘立千的语体文译注本（《土观宗派源流》，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第1版；后收入“刘立千藏学著译文集”，民族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在《译者前言》（1984年10月25日作于成都）中，刘立千细述过此书译刊的经过：

本书译文是我在1947年翻译的。初稿草成，未来得及复阅，即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原稿未携走，留在成都有关科教单位，曾为一些同志使用和参考，并曾多次刻印。我是1980年才见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以及中央民族学院的刻印本和打印本，以后又见到兰州西北民族学院的打印本和铅印本，当时看后，感到原译稿本为初稿，自然里面问题不少。如此一再流传，深恐贻误读者，甚感忐忑不安，一直想着将原译稿重作校译整理，以遂初意。同年11月份，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聘我为研究员……遂报请院领导把整理此书列为研究的工作计划……鉴于原稿是文言，改为语体，则更通俗些。遂从1981年春季开始，中间因病时作时辍，直到1982年9月，才完成了新译稿的校改工作。

本书译文原来是根据德格藏文版译出的，此次校审时，又参照了中央民族学院的拉萨版藏文打印本。

《译者前言》中提到的各种汉藏语本值得详细说说。在这个语体译注本正式出版之前，以文言原稿为基础的文言译本曾多次在内部印行。刘立千说最早的文言原稿存“成都有关科教单位”，该单位应该就是《初步意见》提到的西南民族学院。刘立千说的民族所的刻印本，指民族所于1961年12月复制的《善说诸宗源流及教义晶镜史》（目录四页，正文两百一十八页；图二十一，图二十二），也就是《初步意见》中提到的“我所一九六一年复制油印本，二一八页”。这个复制油印本的字是手工刻的，不是打字机打的，所以刘立千叫它“刻印本”。由于这个本子没有标明译者，故而《初步意见》才会在“刘立千译”的后面打上问号。柳陞祺（1909-2003）在内部铅印发行的参考资料《西藏喇嘛教与国外关系概述》（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研究室编印，1964年10月）中引用过这个本子，称其为“民族研究所复制汉译本”（29页，尾注7）。

图二十一

图二十二

民院的打印本指民院民语系藏文教研室于1981年2月复印的《善说诸宗源流晶镜史》上下两册（图二十三，图二十四）。上册含目录（藏汉对照）六页，正文一百二十一页（第1页接在目录第6页之后）。下册含目录（藏汉对照）四页，正文一百一十四页（122-235页）。这个本子的字是打字机打的，不是手工刻的，所以刘立千叫它“打印本”。

图二十三

图二十四

西北民院的打印本指该院喇嘛教研究小组于1978年油印的《宗教流派镜史（原书全名：善说一切教派源流及教义晶镜史》（说明一页[写于1978年8月]，正文二百七十二页，没有目录；图二十五，图二十六）。全书的汉字固然都是打字机打的，但是夹杂其间的藏语和拉丁字却是手工刻的，所以书前的《说明》非常准确地称其为“刻打油印”。至于刘立千说的西北民院的铅印本，就是上面提到的作为“资料丛刊之二”的《宗教流派镜史》。

图二十五

图二十六

民院的拉萨版藏文打印本，分上下两册刊印于1981年2月，与民院的汉译打印本同时。封面的藏语由上至下为书名（宗派善说晶镜）、作者（土观洛桑·却吉尼玛所集）、分册（上册、下册）和复印单位（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藏文教研室复制印行）（图二十七，图二十八）。上册含目录（藏汉对照）六页，说明（藏语，写于1981年1月25日）四页（含一空白页），正文（藏语）两百零六页。下册含目录（藏汉对照）四页，正文（藏语）两百二十页（207-426页）。民院汉译打印本的目录，与拉萨版藏文打印本的目录，字体和版式完全一样。这个藏汉对照目录中汉文部分的页码是汉译打印本的页码，藏文部分的页码是拉萨版藏文打印本的页码。

图二十七

图二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