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至今，人们每天都在为一些事情作出各种各样的决策，引起了对决策的方法和规律的关注。古时候的人更多的是将那种超常决策的能力神话化，认为具有这种能力的人是上天赐与的神，比如诸葛亮就是那一时期具有超常洞察力和决策能力的人物之一，被人们称之为“神机妙算”的鬼才。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人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人们的生活环境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科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念在心中越来越深入之际，人们便以更加理性的态度来看待决策行为，认识到不能从英雄史观和神话史观的角度，而应该从历史的、现实的、唯物的、科学的视角来研究这一特殊的人类行为。因此，本文试图从主体性视角来分析决策的多种类型、基本要素和影响决策质量的因素等几个方面，进而论证决策是一种主体性的实践行为的观点。

一、决策科学视角下的决策类型

科学地研究决策问题是基于统计学发展而来的。一方面，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决策可分为不同的类型；另一方面，决策具有动态性。从决策科学视角来看，单目标、单阶段、确定型决策比较简单，每一个行动方案只有一个结果，可以用结果值的优劣作为判断依据，建立决策模型进行评价分析。而多目标、多阶段、风险型决策情况复杂得多，每一个行动方案涉及的自然状态不确定，条件结果值有若干个，建立选择最佳行动方案的决策模型就困难得多[1]。然而，现实中有很多决策都不是能够简单确定的。复杂决策模型建立之困难说明决策作为一种实践活动不能脱离主体，更深刻地说明了决策不仅仅是一个认识论问题，更是一个价值论问题。

（一）从决策的性质角度分类

从决策的性质来分，可以分为定性决策或定量决策。从根本上来说，决策对象性质的区分主要看它在决策方法的使用上是用常规的手段还是例外的手段。

定性决策是决策性质划分子项中的一个重点研究领域。此类决策一般采用决策软方法，即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既要根据已掌握的信息和对客体规律的把握来判断和预测主客体之间在现实的力量介入后可能会发生的新的变化，又要运用主体的直觉、非理性、主观的价值取向等非量化手段介入，最终形成决策方案。决策软方法的复杂之处就在于它的动态性。决策之初，决策者需要在信息分析、决策客体的认识、决策主体的理解和对象的认定上进行深入的研究分析，对决策的“事”有一个全方位的概括，需要最大限度地发挥决策参与者的智慧和主观能动性，从而逐渐形成决策主体对对象的价值评价，减小决策压力，尽快形成决策方案并付诸实践。

定量分析则相对容易一些，它通常指决策过程中所使用的“硬方法”，一般指的是，一些有既成案例的决策对象，运用经验总结出来的决策模型或数学公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合理使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尤其是借助计算机的广泛使用进行决策，不仅有助于决策科学的快速发展，而且使人们处理常规问题的能力也得以提高。通过计算机对大数据的处理和模拟实验，将一些普通的定性决策转化为定量决策，或者获得一定的规律和相对稳定的模式，能够减少定性决策的难度。但无论定量决策发展有多快，计算机能力有多强，人们还是能清晰地认识到，计算机等量化决策只能是辅助人们更加快捷的决策，而不能代替人们决策。因此，现如今的决策分析更多会采用“软硬结合”的方法，这也将成为决策方法使用的一种趋势。

（二）从决策的连续与否分析

按决策过程的连续性分类，可以将决策分为单项决策和序贯决策。按照决策目标的多少可以分为单目标决策与多目标决策。这种连续性既可以是时间上的，也可以是单一与多个目标上的，因为目标间可以形成一种目的和手段的关系。通常大多数决策都是一种相对静止的、非连续性动作，而连续性决策则需要在决策前经过持续论证，决策过程中根据阶段性反馈不断修改决策方案，最后在阶段性目标达成之后才能构成下一步决策的起点。譬如让国家繁荣强盛就是一种连续性的决策，其时间跨度较长，体现出的逻辑性和动态性极其复杂，决策方案必须经过持续的论证、不断的修改才能形成。

在决策分析中，关于阶段性比较明确的决策类型通常采用决策树的方法。例如青年人对职业生涯的决策，就可以运用这一方法对不同选项的利弊作出分析对比后得以完成，这是连续性决策中相对简单的多阶段决策。然而，很多时候连续性决策的阶段性并不是很明显，其阶段和节点的划分要根据决策和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顺序和状况才能决定，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序贯决策。连续性决策的最大特点是整个决策系统具有动态性。

（三）从决策的状态与情境把握

从对决策对象的状态和情境的把握上，可将决策分为确定性决策和不确定性决策。其中，根据决策概率的是否已知，不确定性决策又可分为风险性决策和含糊性决策。

确定性决策相对比较容易，一般通过直观分析法、线性规划法和盈亏平衡分析法等数学计算方法即可得到决策参考意见。而不确定性决策相对复杂得多，它所涉及的决策对象发生的概率是无法通过计算得出的。那么在具体实践中，人们到底采用哪一种决策方式最合适呢？这跟决策主体的风格有很大的关系。

风险性决策是不确定性决策中的一种，它的主要特征有：一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决策目标，例如上山打猎或出海捕鱼，决策者的目标是要打到更多的猎物或捕到更多的鱼；二是要有备选方案，例如打猎去哪个山头、出海去哪片海域，可以根据具体情况作出调整；三是有某种因素是决策者无法预期或主观改变的，例如打猎时是否会下雨等等。在此下雨或不下雨是作为一种风险因素存在的，而且它会对决策方案的选择产生直接的影响；四是由于受到下雨的影响，人们会将方案调整到备选项上，那么预期能够打到的猎物数量是不一样的等等。当然，对古代猎人来说，这种风险性决策往往是通过经验作出的，而在经济和科学日益发达的当今，对于风险性决策人们通常会采用现代决策分析方法，譬如决策表法、损益表法、风险矩阵等等。

模糊性决策是人们所面对的最为复杂的不确定性决策中的一种。它与风险性决策实践的本质区别在于，风险性决策有一定的概率可以参考，而模糊性决策是毫无精确数字依据的，而且它所指对象的外延是不确定的，比如“找到那个最适合的人结婚”，这就是模糊性决策的实际案例。因为“最适合的”这个概念是没有清晰的界定的，它既不可能用数字来计算，也不可能有现成的模板作参考，适合与否是随着主体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它带有强烈的主体性又随时间发生改变。还有，模糊性决策之所以模糊，主要表现在决策对象的可选范围的不确定性上，而且试图用最优解来制定决策方案，比如“最合适的那个人”这一概念往往使得决策主体将可选范围扩大到全人类，这无疑大大降低了决策的可执行性。值得注意的是，模糊性决策的对象虽然是不清晰的，但它的对立面却是清晰的，虽然决策者无法判定“哪一个人最合适”，但他一定能够清楚地知道“哪一个人不合适”。因此，以决策对象的对立面作为参考来进行选择也是模糊性决策的一种可取方式。

（四）从决策的影响力判断

按照决策的大小和影响力来说，可以分为战略决策和战术决策、宏观决策和微观决策、长期决策和短期决策。首先，决策的影响不单反映在决策的结果上，而且也表现在决策制定过程中、决策主体要承担的风险和机会成本上。其次，从决策制定之后方案的灵活性上来说，若一项决策在对方案的调整上灵活度越低，那么此决策就越重要；反之若灵活度越大，那么这一决策的影响力就越小。最后，要看决策是常规决策还是例外决策，常规决策一般可控风险已经被主体所掌握并能被主体所承受，而例外事件的决策则需要主体投入更多的精力方能作出。同样，决策的后果和成功的概率在决策之初是没有经验可以依赖的，那么这样的决策就是重要的决策。另外，在例外决策中，往往体现着变量的不可量化性，它无法通过计算而获得一个概率来帮助决策者制定方案，往往需要决策者通过直觉、灵感并在短时间内作出判断。总体来说，所有决策的影响力和重要性都体现在“对人的影响上”，无论是对决策主体还是对他人都同样适用，例如我国改革开放、三峡大坝建设等决策就对每个人的生存发展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带来了极大改变。

（五）从决策者数量来看

根据决策者的数量或利益分化与否，可以将决策划分为单主体和多主体两种类型。决策中的多主体指的是一个决策事件当中有很多个成员（主体）参与，而群体内的这些主体利益不完全一致，构成了多主体决策或群体决策的基本逻辑前提。可以说，现实社会中的决策大多是群体或多主体决策。例如我们可以将夫妻二人所组成的家庭视为最小的群体决策，对于决定家庭发展方向类的决策就属于多主体决策，夫妻俩都是决策主体。在主体利益的一致性上，有时候是一致的，但有时候却并不完全一致；对于决策的结果，有时候是能够共担利益和风险的，同样，有时候也并不能做到共担。从共担角度来看，群体决策效果不能低于单个主体，否则，这样的组合是存在风险的。实际生活中，决策权力有时会从甲方过渡到乙方，或者恰好相反。决策权是在事件较量中获得的，夫妻间若长期处于决策权争夺的状态中，那么夫妻关系就不会稳定。实践证明，群体决策的效果并不一定优于个体决策，因此，在实践中应注意群体决策的弊端，合理选择决策方式。

（六）特殊的决策类型

除了常规的决策分类之外，还有两种比较特殊的决策类型，也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经常遇到的，即博弈型决策和竞争性决策。

举例来说下棋就是最为典型的博弈型决策，但这种单赢或双赢的博弈结果，是各个决策主体在事前就能够作出预测的。假如用谈判来分析博弈型决策，我们会发现甲乙两方在带着各自的目的进行谈判的时候，他们需要互相猜测和揣摩，通过一些信息、信号把握对方的决策是什么，依此再修改和确定自己的决策。即甲的决策是要根据乙的信息来制定的，反之亦然。在现实生活中经常会遇到一些具有竞争性质的决策问题，例如在经济领域各公司为了争夺市场份额而展开竞争；在政治领域各个政党为了取得政权而进行竞争；在军事领域敌对双方为了取得战争胜利不仅要拼实力还要采取一些策略。竞争性决策的特点就是一方的信息会成为另外一方进行决策的依据。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的决策既是人们经常遇到的，也是非常复杂的、需要公共理性来主导的决策过程。它要求决策者站在整个社会系统立场来考量决策方案可能带来的客观效果，它需要决策者有很强的预判能力，并运用事物之间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规律来作出综合的决策方案。一般来说，这些领域内的决策影响面比较广泛，时间比较长远，而且会随着实践的变化不断对原方案作出修正甚至取舍。

因此，我们通过多种决策类型的分析，可以从主体性视角对决策作出一般性的概括。决策的逻辑过程可以理解为：一是决策主体以价值最大化原则设定目的；二是以此目的为指导筛选信息；三是根据已有信息选取最大范围内的最佳方案；四是付诸行动，改变对象世界，满足自身需要；五是根据对象世界的反馈来反思、评价和调整自己的决策。

二、决策的基本要素

决策的要素主要分为：决策者、决策目标、决策方法和决策对象。在此笔者将决策方法、决策标准以及影响因素都纳入到基本要素的行列，并对决策对象与决策客体的区别进行了分析，指出这一区别的重要性。然而，决策要素之间是否会存在结构性的矛盾问题？对于这一问题，有人认为决策当中的主客体就是一对矛盾关系，甚至会发生转换及互为主客体，譬如婚姻决策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在决策制定过程中的目标、标准和方法问题上，也存在着一定的制约作用。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是不是可以不择手段？应当遵循以目标为优先原则还是以方法为优先原则？例如二战中美国要攻打日本时，是采用常规部队登陆作战还是投掷原子弹结束战争——当然不否认这也是一个政治问题。

（一）决策中的主客体因素

笔者认为，应当以“决策主体”来替代“决策者”这一通俗化的表述。“决策主体”这一概念有利于说清楚决策作为一种关系性实践活动。其实通过对“主体”概念的澄清更有利于对“决策目标”这一概念的把握，因为主体总是抱着这样或那样的目的而进行决策的，可以说主体的需要是决策得以发生的前提。决策主体既可以是单个人，也可以是一个群体，但无论是哪一种形式，它都是实践中现实的人。

决策活动当中首先要明确的就是决策主体，其有着最终决定权，即便这其中有以决定为名义的意见出现，但也只是参考。决策主体往往涉及到社会角色的问题，通常情况下，在一定的社会角色扮演下，就会采用这个角色域内的决策。社会角色是人作为社会关系存在的价值关系定位，通常是预判一个人在一定范围内决策的参考依据，也是评判其决策是否合理的依据。决策主体还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判断力或者说决断力的问题，决策是一种耗费心智甚至是高风险的行为，决策者能否审时度势在关键时刻下定决心将方案付诸行动是衡量决策者决策能力的重要指标。这个能力集中体现在个人身上，它既不是一种遗传的能力也没有什么现成的方法可学习，它有很强的个体性，体现着个人的精神意志、素质、性格和做事风格。

在强调对决策主体的社会性因素把握的前提下，还要注意决策主体是作为自然人存在的。所以对主体的研究一方面要注意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就是要注意其自然属性，尤其要注意在不同时期、不同生活质量下的个体生理素质和决策能力是不一样的。从脑科学的角度来看，大家都知道人的大脑左右两半球具有不同的功能，大脑左半球的功能侧重于抽象思维，如语言、逻辑、数学、分析、判断等，它是以线性方式处理输入信息的；脑的右半球侧重于形象思维，如空间关系、艺术等，它是以视觉空间、非线性方式处理输入信息的。因此，不同的个体决策风格就会有所不同，但通常不存在完全科学型或完全艺术型的决策者。一个优秀的决策主体，会审时度势，能够做到在确保达到决策目的的理性基础上合理采用艺术的方法。

在对人们日常的决策行为的研究中，要注意细分“决策做什么”和“决策如何作”的不同。决策在西方管理科学中其实对应 decision和decision making两个方面，通常决策分析或者决策科学研究更多地讨论decision making，即表明决策主体已经确定要做什么的前提下，主要解决的是“如何作决策”的问题，或者说更侧重于决策过程中的实施方法，而不是“要不要”或者“该不该”做什么这样的一类问题。决策对象指的是“事”，而决策客体则是“事”中涉及到的那个“东西”，二者有着明显的不同。决策对象不是事物，而是事情。我们向来都是这样表述决策的：“我要不要把这个苹果吃了？”或者说“我要不要先回家一趟？”它总是暗含着一个即将发生的行为。

对决策客体的把握需要遵守人类实践中两个尺度当中的真理尺度，即需要用知识论的方法来把握事物的本质、特点和规律，在这一环节必须坚持客体尺度。例如中国古代著名的军事著作《吴子兵法》中所体现的就是根据客体的具体情况而采取不同对敌方案的军事决策。根据秦国地势特点和秦人的好斗之心，吴起认为应该通过利益诱惑，使得秦国军队分散，然后再逐个击破 [2]的策略，这说明在先秦时期，我国的军事决策思想家就已经拥有根据决策客体的特点来制定军事方案的智慧。

（二）决策制定过程中的目标、标准和方法

决策主体如何确定自己的目标是决策的首要问题。本文所讲的决策只是一个过程，它包括对决策目标本身的制定，而不是狭义上的那种只考虑制定什么方案达到目标的问题。决策制度目标之间的内部也会形成一种制约关系，即低一级的目标是否与高一级的目标相一致。决策目标的制定和判断标准，会受到历史局限性的限制。比如在农耕时代，人们认为砍伐森林、发展农业就是好的决策目标，然而实践证明，这些破坏环境的行为并不是好的决策目标。

人们都知道自然没有目的，也不会选择，而进化选择不过是一种拟人化的手法，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角度来看，人们反对黑格尔所说的“自然是一个有意志的实体”，认为只有人才有选择的权利，才有真实的目的。因此，一切决策都是基于人的需要与目的而展开的。通俗点讲，决策就是人们带着目的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进行否定性批判的过程，决策本质上是否定的、革命的和体现着人的生命意志的实践行为。

决策目标是指决策行动所期望达到的成果和价值，换言之，就是问题的“边界条件”。一项有效的决策，边界条件说明得越清楚、越精细，则依据其作的决策越有效。很多条件下，决策具有多目标，且目标间具有负相关性，这种多目标的决策问题是决策中的难点。从目的的层级上来说，低一级目的总是高一级目的的手段，而高一级目的则是低一级目的的评价尺度。同样，在现实实践中，个别性的、短期的、低级的目标只有依赖和服务于更加高远、伟大的目标才能顺利地达成，若没有高一级或者最终的那个目的来引导，微小的目标是很难实现的。这种目的的层级既体现在个人行为中也体现在组织行为中。

决策主体清晰地知道自己的价值诉求是决策目标能够明确的主要依据，而且目标的明确与否直接影响决策的质量。对决策目标进行正确的评价和选择是应首先考虑的，好的目标对主体来说应该是明确、恰当和具有可实现性的。同时还要根据决策内容的复杂性来判断是否应该将目标分为总目标和分目标，以及各层执行部门对总目标的贡献等。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马俊峰认为，目的就已经包含了价值意识，或者说正是由于主体的价值需要才引导出具体的目的，才有进一步的决策目标问题。决策实践本质上是否定性活动，它是一种对外在客观存在的一种否定，一种对现有实存状态的不满，主体认为需要通过实践性的改造活动使得客观存在的对象性世界变成自己想要的那个状态。“任何一个目的，至少都含有三个要素：（1）对客观对象的一定了解；（2）对自身需要的一定意识或觉悟；（3）对对象和自身需要之间关系的一定认识。三者的综合，才产生出作为行为结果之超前反映的目的，亦即按照自己的需要和要求在观念上改造过的对象或状态”[3]。

什么是好的决策，好决策的评价标准是什么？在本文看来好的决策包括正确和效率两个方面，即在信息和约束条件下又快又好地达到决策目标。总结起来，决策的根本标准就是“趋利避害”，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趋最大利或避最大害”是决策尤其是风险决策中所表现出来的一个价值标准下的两种面向。然而，现实中的决策和执行总是在达到最满意结果的时候就已结束。因为决策目标不是无限制的利益最大化，所以无论决策者如何希望自己做到最大化的趋利避害，而实践的结果却要遵循“最满意方案”。每一个决策对于主体自己的评价标准来说都是“真”的，它真实地反映了主体的评价标准；但是对于主体的价值需求来说可能是“假”的，因为主体的这一决策对自己来说可能并不是“好”的，甚至是“坏”的。比如玩物丧志、因小失大等都是主体在决策时对自己的价值需求没有一个客观现实的把握所导致的。另外，决策的对象是“事情”，而不是客观事物，这也是为什么要区分决策对象和决策客体的原因所在。而决策的事情也有“轻重缓急”之分，决策主体要根据不同的特点采取不同的决策策略，它总体上要求决策者做好长远与眼前之间的权衡问题。当然，决策的原则也是评价优劣的标准，决策目标制定的原则是有针对性、可实现性、可执行、与社会风俗的匹配性，即决策目标应当符合法令、政策、道德等规范。

在具体的决策执行中，决策者的价值观和对风险的态度构成了实际决策准则的一部分，比如1930年发生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在前四次反围剿的决策与斗争中都是基于对风险的有效评估，采取了稳中取胜的积极决策标准，而获得了胜利。然而，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由于王明等人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导致红军失败。1934 年10 月，红一方面军主力部队被迫撤出根据地开始长征。历史告诉我们，同样一个决策对象，显然激进派总是采取大胆冒进的做法，这种不科学的决策标准只能增加决策失败的概率。所以，在决策前后要运用系统理论进行决策，要注意时机和条件是决策的基本前提，而准确可靠的信息是决策的物质基础，采取积极稳健的决策标准，选定一个最佳的决策方案，最终获得一个“最满意结果”。决策标准对决策成败的影响使我们认识到，一个有力的组织想要获得长期、稳定的发展，就一定要积极思考如何形成一个完善的决策制度，对自己组织的决策风格和特点要有清醒的认识，只有这样才能够在具体决策时作出有效决策。

有些决策理论研究将决策理论与方法归结为决策过程这一决策基本要素中，而本文则将决策理论与方法单列出来，决策一定是要依据一定的理论并采用相关方法的，例如人们所熟悉的多属性决策方法和模糊决策方法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决策问题的核心就是关于决策方法的问题。决策方法的使用要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即实事求是的态度，根据具体的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在后文将要提出的不同决策类型即是根据不同决策对象的特点而采取的不同决策方法的集中体现。若给予更为抽象性的概括，决策方法应分为三种大的类别，即经验性方法、科学性方法和直觉性方法，方法的使用要根据决策类型的不同而变化。

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以及人们生产生活的日益复杂和丰富，决策变得越来越重要，而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以及近年来的三论归一说的创造与大学科方法论的发展都为现代的决策分析提供了坚实可靠的理论基础。由于决策的影响如此重大，以至于各国政府都纷纷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进行这门学科的研究。现如今决策分析已经成为了一门体系完备的学科，它主要包括三个层次：决策方法学、决策行为学和决策组织学。其中决策方法学是决策分析学中最为基础的一部分。其以抽象的和分解的方法研究决策中的具体元素，将每一个决策单项进行孤立的拆分和研究，着重研究决策的基本概念、标准、原理、原则、步骤、条件和方法等等。在决策分析这门学科中，对于决策方法学的研究占据了主要分量和篇幅，这难免使得人们对决策方法学的认识产生了误区，认为决策分析就是决策方法学。其实决策分析学还有另外两个层面，一个是决策行为学，一个是决策组织学。决策行为学属于决策分析比较中的一个层次，它的研究对象是决策者的全部行为，其目的是让决策者的行为达到总体的合理，也就是总体科学化。因为决策者的时间、精力、知识，以及条件和信息都是有限的，所以不可能在一种理想的模式下做出完备的分析，从而进行决策。另外决策者本身作为一个现实的人，他总是有一定的生活背景、主观因素以及心理特征等等，这都是决策行为学需要关注的内容。决策组织学是决策分析中关于决策研究的最高层次，因为它不再关注具体的个人以及决策的孤立选项，而是将决策当作一个组织的行为来研究。

需要指出的是，现实中人们应该如何作决定与人们实际上是如何作决定的，并不是一回事，前者属于规范性问题，而后者则属于描述性问题。所以，科学研究既要有规范性取向，立足于现实树立一个理想的方向，在必要性与可行性之间保持一种张力；同时又要现实地认识人和同情地理解人，要知道人既是认识的主体又是践行价值的主体，人在认识与改造对象的时候，在决策的方法中体现了人如何看待、判断和诠释自己对对象的理解。只有将二者统一起来，才能找到具体有效的决策方法。例如我们只有基于对人的同情理解，才能明白为什么人们在面对风险型决策的时候更多地采用了最少损失原则，而不是最大成功原则，也会对一些辅助性决策在决策中的地位和功能给予正确的评价，比如“纳甲筮法”和“龟甲占卜”等，它是中国古人尤其是商周以来人们在生活实践中广泛使用的决策辅助方法。然而人们总是会误解，这便是决策的全部，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它只是决策的辅助工具，而不是决策本身。在生产力低下和科学缺乏的前提下，占卜可能取得的最大效果是减少在不确定情况下的决策压力，以及统一族群对未来的信息，获得一致的力量来克服当下的困难。

三、决策质量的主要影响因素

决策总是指向未来的，但对于人们对未来的期许和未来事物的变化发展，其并没有完全的决定能力。但决策又是一种预测论或决定论前提下的人类实践行为，它总是要在各种不确定的因素当中把握到一种确定性，才能够下决心付出行动。通过心理学研究发现，人们的注意力会随着压力的增大、环境的苛刻而集中起来，若有一系列问题需要处理和决策的时候，人们一般是采用串联的模式。而要想让自己的决策行为在一定的理性当中运行，就需要将自己设定在一定的情感和一定的信息环境当中。

决策的影响因素是决策过程当中的重要部分和集中体现。如果用三个同心圆分别来表示决策主体的价值需要、决策过程中所受到的约束条件和实现决策目的的决策手段的话，那么最核心的就是价值需要，而最外层的是决策手段，中间层的则是决策所要面临的决策约束条件，决策是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进行的。决策的过程不像决策主客体是一个结构性的关系，而是以一个动态的形式展现。因此影响因素总是随着决策过程中矛盾的发展与转化而不断进入到决策过程中。比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影响我们党决策的主要因素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对中华民族发展进步和中国人民翻身解放的制约；而新中国成立之后，影响党和国家决策的主要因素则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所以加快生产、发展经济成为决策的重点。而此刻如果对决策的主要影响因素判断失误，则会酿成类似“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实践方案。那么决策的影响因素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呢？笔者认为，主要表现为时间条件、经济条件、备选方案、知识水平和决策主体本身的组织结构、文化风格和成员之间的制衡等等。

如上所述，决策并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而是要在现实条件的约束下进行，就像每一个实践者都要在具体客观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约束下进行改造自然和自身的活动一样，决策作为一种实践行为也不例外。决策的条件总是客观的，比如出海打渔总要在具体的天气环境下决策，推广一项新产品总要考虑受众的经济能力和对新事物的接受程度等。在以上的约束条件当中，时间条件是表现最为明显的，因为任何决策都要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作出决断。时间框架与行为决策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决策科学领域关注的重要问题。“过于忙碌的人和穷人有一个共同思维特质，即注意力被稀缺资源过分占据，引起认知和判断力的全面下降。一个过度忙碌的人，为了赶时间，不得不被看上去最紧急的任务‘拖累’，而没有‘带宽’去安排更长远的重要事情，因此不能作出科学合理的决策”[4]。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一方面，是否是稀缺资源主要来自于主体的评价，主体对自认为是关键的信息或资源赋予极高的权重，导致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这上面。但若主体预判错误，忽略真正有用或者有价值的信息，就会导致后面的决策环节出现根源性的错误。另一方面，无论是经济学家将时间视为一种资源还是管理学家将时间中的事情划分为轻重缓急来决策，时间都是被当作约束条件来使用的，所以从本质上来说，一切在时间内的决策都使得时间成为第一约束条件，而问题是有哪一种决策不在时间内呢？当然，关于时间约束条件的弊端也有专家提出了一些意见，比如在此种决策情境中，个体决策者会更多采取启发式决策，而减少认知分析的作用，这样实际上会阻碍更为综合的分析决策程序的运行，进而损害决策效果。

决策的第二个影响因素是经济条件。对于整个人类都是决策主体来说，人类总是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下作出决策，比如我国强调一切政策和发展建设都要遵循的基本前提是“我们处在并且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指的就是经济发展水平和生产力水平，这是我们制定决策最为根本的约束条件。而对于个人、家庭或一般性的组织来说，大部分决策也都是经济决策，比如一个家庭在选择购房、购车时的主要影响因素就是经济水平。

第三个方面是备选方案的问题。可以说没有备选方案就没有决策，决策一定是在不同的方案之间作出选择。如果一个决策有且只有一个方案就会陷入“霍布森选择”的困境之中。那么如何对方案进行评价？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目标是否合理；依据的价值目标是否正确；是否具有可执行性（包括成本能否接受、资源能力的匹配以及社会影响等）；方案制定时所依据的理论和方法是否科学。同时评价的方法主要依据评价主体的经验、数学测算甚至小规模的实验等。最后决策准则要求把握决策的时机、正确对待信息、尽量达到最满意方案最终形成一个完善的决策制度。

第四是主体的知识水平对决策的影响。主体的知识水平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即对信息的占有和分析能力，其中信息的占有可以分为通过以往的学习和由生活经验积累起来的知识量的沉淀信息，以及具体决策情境下获取的有用信息；然而这并不构成决策主体面对决策所运用的知识水平的全部，最为重要的是，决策主体要能够分析自己的处境和真实的需要，进而对有效信息进行科学的分析，并最终制定符合现实的方案。可以说决策水平的高低集中体现在决策主体所拥有的知识以及对问题的分析和方案的制定能力上。

当然除上述因素之外，还要注意决策的政治、自然和人际关系等环境因素。在决策之初我们既要了解决策所面临的自然状态，即不以决策者主观意志为转移，又要预判一旦行动起来会打破现有状态，因此需要在决策过程中当中不断调整决策方案。赫伯特·西蒙(Herbert Alexander Simon)的贡献之所以重要，集中体现在他对决策主体的真实情境的把握上，他将决策的主体定位成为一个活生生的现实的人，决策主体越精确，那么他受到的约束条件就越现实，无论是其个人的能力、时间、精力等条件还是他所处的政治社会环境等都使得这样的主体在制定和选择决策方案的时候非常现实，决策的方案也具有强烈的可执行性。

西蒙“以行政人假设取代理性人假设”[5]。相对于理性人假设将决策者置于一种全知全能以及时间条件都无限充足的理想状态下而选择一个最优解来说，行政人假设则承认决策主体的现实条件和困难，认为人们的决策其实并不需要一个最优解，而是一个最满意解即可。满意要求极大地减少了搜寻成本和计算成本，简化了决策程序，这本质上体现了西蒙对决策影响因素的充分考虑。他对决策主体的这一同情式的理解从根本上解决了现实的决策困境，并大力推进了组织行为学和管理科学的进步，也带动了决策研究向其他学科的跨越与渗透。当然，我们在决策的时候也应该遵循一定的原则，这些原则也是充分考虑到各种决策影响因素之后所总结出来的基本原则，例如要遵从开放性、系统性、实践性、可行性、经济性、合理性、社会性、满意性、环境约束和动态原则等。

end

[参考文献]

[1] 赵新泉，彭勇行.管理决策分析[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2] 陶新华,朱永新.先秦兵家决策心理思想研究[J].心理学报, 1999，(2).

[3] 马俊峰.价值论的视野[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

[4] 李爱梅,孙海龙,熊冠星,等.“时间贫穷”对跨期决策和前瞻行为的影响及其认知机制[J].心理科学进展,2016，(6).

[5] 赫伯特·A·西蒙.管理决策新科学[M].李柱流，汤俊澄，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来源：《决策与信息》总第532期

作者：陈阳、孙宇

责编：李利林

编辑/制图：邓汝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