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春节才是新一年的起点。这一习俗是历经两千年岁月积淀而成，而塑造了这种民族特色的，则是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

授予人民实践的智慧

公元前108年，司马迁接替已故父亲的职位，正式成为西汉王朝的太史令。

实际上，西汉的太史令是天文官，相当于汉王朝的皇家天文台台长。无论是天文学、历法，还是占星术、预测节气变化，都由太史令负责。因此，撰写《史记》只能算是司马迁的“副业”，规划好王朝的历法，才是他的首要任务。

如今，我们随意打开一部手机，就能准确知道自己所处的日期和时间，精确到秒。然而在古代，这却是一项极具挑战的事情。在春秋时期，就有过一个“绛县老人”的故事。



公元前543年的一天，楚国的国君夫人举行了一场盛宴，款待参加某大型水利工程的劳动者们。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在席间出现了一位年迈的老者，他的年纪已经远远超过了能够参与工程建设的范围。因为在古代，征收劳役有年龄限制，通常六十岁以上的人就不再需要应征了。因此，负责宴会的官员便去询问老人的年龄。

这位老人也不知道自己的确切年龄。他回答说：“我是一个平凡的人，平时接触不到日历，因此，对于现在是哪一年以及自己活了多少年一无所知。我只知道自己过日子。”普通人没有历法知识，只能数日子。老人继续说：“从我出生到现在，我已经度过了四百四十五个甲子，而这个甲子还没有过完，只过了三分之一。”

在这里所提到的“甲子”，是指中国古代的一种纪日方法，即“干支纪日法”。十天干预十二地支相互组合，形成一个周期为六十天的单位，被称为“一甲子”。老人说他总共度过了四百四十四又三分之一个甲子，也就是26660天。听到这个消息，在场的官员们都目瞪口呆，既无法将这个天数换算成年数，也无法计算出老人的真实年龄。

中国的古代历法与今日的公历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公历年份分为365天或366天，每四年便有一次闰年，规律性十分明显。然而在中国的传统历法中，平年的月份共有12个月，总天数为354天；而闰年则有13个月，总共有384天。更为复杂的是，闰年的分布并无规律可循。因此，在那个时代，普通人很难准确计算出某位老人的具体出生年份和年龄。

在这种情况下，官员们不得不向朝廷中最有学识的专家寻求帮助。最终，能够就此问题发表意见的只有三位专家：一位是著名音乐家师旷，一位是晋国大夫士文伯，还有一位名叫史赵，他与司马迁一样同为史官。经过他们的精心计算，终于确定这位老人已经七十三岁了。原来，他是一位孤苦无依的老人，没有人赡养他，才被迫参加劳动。这个故事就是关于“绛县老人”的传说。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古代劳动人民很难直接接触到历法知识。如果官府不向他们通报具体的日期信息，他们往往无法确定今天是哪一年，更不用说弄清楚今天是哪一个月、哪一天了。

然而，广大的劳动人民承担了大部分的社会生产。如果他们不了解时间的概念，无法区分四季的变化，就会对春播秋收产生干扰。因此，需要国家主导的机构制定出精确的历法，将一年四季的时间安排通过各级政府传达给基层民众。在古代，这被称为“敬授民时”，即郑重地将历法传授给百姓，使他们了解季节变化，不误农耕时机。这也是司马迁担任太史令的职责所在。

司马迁上任后，针对当时汉王朝的历法情况，提出了修订历法的建议，开启了“太初改历”的历程。

为人民带来新的开始

“太初改历”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一次历法改革。司马迁之所以一上任就着手推动这项伟大工程，既有科学上的需求，也有政治上的必要性。



从科学角度来看，自汉王朝建立以来，一直采用的是秦朝的历法，即“颛顼历”，到司马迁时代已经有百年之久没有进行过调整。

历法的制定，无论在哪个时代，都是一项极其复杂且需要精确的工作。由于各种因素的存在，历法无法做到完全准确，误差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累积和放大。以我们现行的公历为例，大约每三千年，误差就会积累到多出一天。到了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人为地减去这多出的一点，以抵消误差的影响。

古代的历法在这方面的问题更为严重。例如，汉代的人们使用的是秦历，但到了司马迁的时代，这个历法的误差已经变得非常明显了。有时候，日历上明明标注的是三十号或者初一，但在天空中却可以看到月牙。这样的误差不仅会影响我们对节令的判断，还可能对生产和生活造成严重的影响。

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到了司马迁的时代，历法的修订也势在必行。首先，制定立法是一项高度技术性的工作，需要依靠国家的技术力量才能完成，然后，这些立法还需要通过国家的行政渠道颁布给广大的百姓。因此，历法不仅仅是一种时间计算的工具，更是一种国家权威的象征。如果历法不准确，不仅会影响生产和生活，还可能损害国家的信誉和威信。

历法也是一种文化符号。自古以来，每当一个新的政权建立时，都会进行一系列的符号变革。这些变革在古代有专门的术语叫做“改正朔，易服色”。这些变革不仅体现了新政权的决心和改革精神，也是对旧政权权的一种否定和超越。

正朔，"正"是"正月"，一年之初；"朔"是"朔日"，一月之首。“改正朔”即在一个新王朝成立时，重新制定历法，确定一年从何日开始，设定新的起始之日；“易服色”则是改变服装的颜色、款式等。这些措施综合在一起，被称为“与民更始”，意味着新政权带领民众开启新的纪年，生活从此全面更新。

司马迁一旦担任太史令，便联合几位同僚向朝廷提议改革历法，希望通过制定一部新的历法，展示汉王朝的新风貌。

汉武帝召开了一场会议，主持人、出席者皆是当时重要的经师、学者。会议对司马迁等人的提案进行了论证。最终，朝廷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决定进行历法改革。同时决定，这次立法改革由司马迁来主持。



公元前2世纪的最后几年，汉朝开始了建国百年以来的第一次历法改革。

在那个时代，政府汇聚了一批卓越的学者，成立了一个二十多人的历法改革团队，其中包括著名的天文学专家唐都、来自四川民间的数学家落下闳，还有其他从官员和民间选拔出来的天文学者。技术上的总负责人是精通数学的天文学家邓平，而掌握全局、协调各方的总主持人，就是司马迁。

事实证明，司马迁是一位出色的学术组织者。在他的领导下，用了大约一年的时间，大家制定了一部全新的历法。通过实际观测发现，实测数据与推算的历法相吻合，证明了新历法的有效性，于是，汉武大帝下令，将新历法颁布全国，同时，改年号为“太初”，这一年就被称为“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新颁布的历法就被称为“太初历”。

“太初”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开始”，“太初”的“太”强调这个“开始”是“最初的开始”“一切的起源”，就像宇宙万物、万事万理的“总开端”。

在科学领域，这部新历法对旧有体系进行了修正，纠正了长期使用中累积的错误，同时也在技术上做出了创新。然而，“太初改历”的真正意义并非只在于科学和技术上，更主要的是其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

“太初改历”所造成的影响

这部新历法对于汉王朝的统一治理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一个统一的王朝不仅代表着地理上的统一，更重要的是时间的一致。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古代，任何地方政府如果遵从中央王朝的领导，都会被称为“奉正朔”，这实际上就是指遵循与中央相同的历法。

在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各自为政，都有自己的历法。这意味着，各国都有各自的时间标准，自己国家的一月可能是其他国家的二月或三月。因此，当秦国统一六国后，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颁布“颛顼历”，实现了全天下的时间的统一。

汉朝建立之初，由于各种原因，暂时沿用了秦朝的《颛顼历》。

直到“太初历》的出现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汉王朝才有了与前代不同的时间管理方案，实现了基于新历法的国家统一。

“太初改历”在文化上的影响可谓深远，甚至可以说，它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它规定了以农历正月作为一年的开始。这曾是孔子的崇高理想。孔子曾言，要治理好国家，就应该“行夏之时”（《论语·卫灵公》），即“采用夏朝的历法”，也就是以今天的农历正月——二十四节气中的“雨水”所在的月份作为一年的开始。



孔子的主张有着深刻的科学依据。因为，夏朝历法规定正月在雨水节气，正是早春时节，将此月定为一年的起点，那么，一年的十二个月就会被合理地分为四个单元：一、二、三月为春天；四、五、六月为夏天；七、八、九月为秋天；十、十一、十二月为冬天。

在远古的时代，由于科技与经济条件的局限，普通百姓家家户户无法拥有日历，于是，他们将春天的第一个月作为新年的开始，只需告知他们正月的时间，普通的农民就能根据月亮的盈缺自行推算季节的变化，每三个月为一个周期，十分易于掌握。如此一来，春种、夏长、秋收、冬藏等农事活动便不会因为时间的误差而受到影响。因此，农历对农民和农业生产来说是非常有利的。孔子早在春秋时期就提出了“行夏之时”的观点，这充分体现了他对中华民族特殊生活方式的深刻理解。

孔子的理想并未能在短时间内实现。在春秋战国时期，各个国家纷争不断，各自为政，使用各自的历法。直到秦国统一六国，建立大一统的帝国，颁布了《颛顼历”，规定以“小雪”所在的月份为新年的开始，也就是以今天农历的十月份为新年的开始。

历法以孟秋九月为岁首，这意味着开年的第一个季节是秋季。这个时候，天正凉爽，风正柔和，百姓刚忙完夏收，却已经进入新一年，马不停蹄地开始了新一轮的忙碌。接下来的三个月，从白露到秋分，从秋分到寒露，天气越来越凉，白天越来越短，人也感到疲惫不堪，动力不足，想要休息，可是，历法却在催促人们：“已经是新的一年了，万象更新，怎么能停下脚步呢？赶紧开工吧！”

历法就是一个国家的作息表。以孟秋九月为岁首的“颛顼历”，代表了人民勤劳、节俭的作风。在中国历史上，中国人民能够以比较落后的经济后来居上，实现了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复兴，跟这种风格不无关系。但是，这种作风的缺点在于，生活节奏过于紧张，社会压力过大，使人们感到疲于奔命，从而也使社会缺乏温情和凝聚力。



无论是冬季的孟冬十月还是秋季的孟秋九月，历法都在提醒着人们时间的流逝和新的开始。然而，历法只是一种工具，它不能决定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在现代社会中，我们需要更加注重平衡和人文关怀，让人们的生活更加充实和幸福。因此，我们应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需求来安排时间和工作，而不应该被历法所束缚。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享受生活的美好和意义。

因此，到了唐太宗时代，天下一统，社会繁荣，魏征和参与贞观改律的律法专家们决定修改这套让人精神紧张、疲惫的全国人民律法。他们就以孔子的主张为蓝图，制定了更符合农业社会需要的“贞观律”，实现了“行夏之时”的理想。

自从“贞观改律”之后，以雨水所在的月份为正月岁首，就成为中国传统历法的一项基本标准，被代代传承，直到今天。这也是至今我们农历依然被叫作“夏历”的原因。我们农历的春节，到现在还是全体中国人乃至全世界华人最隆重的节日，这在一千四百多年前贞观改律的时候，就已经奠定了基础。

而这种“行夏之时”的习惯，也在两千年的岁月长河中塑造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生物钟。我们的生活节奏是，秋收完毕，有一个长达三个月的冬季农闲时节，老百姓可以猫冬，可以优哉游哉地修葺房子、走亲访友、祭拜祖先、锻炼身体。等到三个月之后，冬去春来，万物复苏，再精神抖擞、从容不迫地开始新一年的劳动和建设，由此，也养成了我们平和从容、重视亲情、顺天而行、乐天知足的民族性格。

因此，我们不能仅仅依靠历法来规划我们的生活。我们需要更加关注人的需求和情感，尊重每个人的个性和选择。在现代社会中，我们应该努力创造一个和谐、包容的社会环境，让人们能够在紧张的工作之余，找到属于自己的休闲时光，享受生活的美好。

历法只是一种工具，它不能决定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在现代社会中，我们需要更加注重平衡和人文关怀，让人们的生活更加充实和幸福。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才能真正实现全面发展，人们才能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