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肇始的工业革命在带动科学进步的同时，解放了人的思想，在产业发展和思想解放的双重作用下，欧洲社会原有的知识生产方式已经无法满足新的需求，越来越多官方或非官方学术团体成立，成为知识传播和转移的重要推手。本文以18世纪爱丁堡学术团体的发展和转型为例，介绍新型学术团体何以成立及其如何促进知识生产的专业化和多元化，进而重构知识权力秩序。

一

爱丁堡作为苏格兰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其文化活动一向由贵族主导的机构掌控，形成知识和权力密不可分的格局，爱丁堡哲学学会便是这种格局的体现。

哲学学会建立于1737年，由45人组成，以哲学和物理学为主修方向，此外还吸引工程技术、军事学领域的知识群体加盟。哲学学会意图通过排他性保持优势地位，认为“会员来源的多元化有可能造成秩序的混乱”，而且不允许会员加入其他学会。这种高度的封闭性给其自身运转造成极大的困难，1748年甚至出现过短暂“死亡”的局面。此外该学会的知识更新速度缓慢，从1737年到1771年，只刊发了五卷文集《论文和观察》。在科学飞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爱丁堡新兴的知识群体，呼吁建立多元化的知识生产体系，并积极付诸实践，促使新兴学术团体不断建立。

1778年5月7日，几位爱丁堡大学的博士和教授建立牛顿俱乐部，宣布该俱乐部的会员资格向哲学学会会员开放，此举挑战了哲学学会的章程。牛顿俱乐部的建立被爱丁堡大学科学史家沙宾视为新兴学术群体渴望以“更简单的组织形式来讨论自然科学问题”的吁求，试图以专业知识推进科学进步，降低政治对学术的影响。

在专业化理念的引领下，越来越多的学术社团建立，并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如贵族多集中于音乐学会，神职人员多集中在兰肯尼恩俱乐部，爱丁堡大学的学生则更愿意加入自然科学团体。18世纪下半叶，爱丁堡出现名流辩论协会，致力于组织不同学科乃至不同政见的知识群体讨论时下流行的学术前沿；同时期出现的还有致力于保护苏格兰文化遗产、重塑苏格兰人身份认同的苏格兰古物学会。

苏格兰古物学会甫一建立即遭到哲学学会的打压，古物学会的创始人大卫·厄斯金指责哲学学会的打压行径“致使其信誉破产”。但古物学会的专业性和学术性“得到联合王国和爱尔兰很多学会的支持和认可”，得以艰难生存下来。古物学会的存续，鼓励了其他学术团体挑战哲学学会的优势地位。

哲学学会已无法满足社会对知识的需求，应该进行相应的改革。有鉴于此，英国政府提出两种改革方案：其一，按照柏林或者圣彼得堡学术团体的模式，成立一个全面的学术社团，囊括所有的学科领域；其二，将自然科学与哲学团体分开。由于哲学学会同其他专业学会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在同学术团体和知识群体讨论后，英国政府选择了第二种方案，即成立两个独立的学会，分别引领苏格兰自然科学与哲学的发展。1783年3月29日，英国政府颁发两份特许令状，一份用于成立爱丁堡皇家学会，取代爱丁堡哲学学会，哲学学会的会员自动进入新学会；另一份特许令状授权成立苏格兰古物学会。至此，哲学学会在爱丁堡知识界的垄断地位消失，皇家学会和古物学会作为自然科学和哲学的权威社团，重塑了爱丁堡知识界的秩序。

获得英国王室颁发的特许令状后，皇家学会在自然科学领域同英格兰、欧洲大陆的学术界开展广泛交流，促进了苏格兰自然科学的发展。在不列颠联合王国的政治与社会环境中，苏格兰能够保持民族特性和独有文化，并不断提升全民文化水平，古物学会功不可没。在这两个学会的引领下，苏格兰的学术社团蓬勃发展，实现了学术发展的多元化与专业化。

二

爱丁堡学术社团的发展，极大推动了苏格兰启蒙运动的进程。依托学术社团，苏格兰的知识群体以牛顿体系认识世界，为“人的科学”提供了方法论启示，促进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初步分化。

17世纪出现的科学革命，将科学实验视为揭示世界本质的根本方法。但是知识群体并未完全摆脱形而上的思维桎梏，自然科学的知识在某些问题上，仍旧被视为信仰问题的重要佐证。牛顿提出了一套关于自然科学的研究准则，概括出一个能够全面解释世界的理论体系。苏格兰人较早接受了牛顿的体系，认为“牛顿的哲学准则是常识性的准则，无论在物质领域还是精神领域”。牛顿的体系也被应用到知识探索过程中。

数学和医学领域开始摒弃形而上的思维，以科学的方法研究本学科的专业知识，成为启蒙运动的重要成就。皇家学会成立之后，各种专业化的学术社团先后成立，促使化学和植物学从自然科学史中单列出来，成为独立学科。愈发专业化的学术团队，也培养出大量的专业化人才，改变了苏格兰知识社会的结构。沙宾指出，“知识社会的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规模和成员的专业化程度”。皇家学会的出版物不再仅热衷于宣布本学会的新发现、新理论和新方法，还就某一专业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推动了苏格兰自然科学的发展。

牛顿在《光学》中提出，如果自己的理论能够使自然哲学变得完美，那么“道德哲学的边界也可以得到相应的扩展”。这鼓励苏格兰的知识群体以自然科学的方式，探究人类社会的发展变迁。如古物学会按照科学的方法，对古代遗迹进行挖掘和保护，对出土文物加以整理和归类使之系统化，探寻苏格兰的历史源头，从而强化自身的身份认同。在此背景下，大卫·休谟提出了“人的科学”概念，即“一切科学都和人类的天性相关联”，并宣称“人的科学是完整科学体系的唯一基础”。“人的科学”将社会视为一套相互关联的制度和行为标准，研究的焦点不局限于个人特征，人是由个体所处的经济和社会环境塑造的。与此同时，自然科学中的“原因—结果”方法论也被应用于社会科学领域，强调历史与现实的内在关联，从不同的角度追寻当下社会的历史缘由，以便寻求进步法则，社会历史学、政治经济学、道德哲学等专业研究领域由此出现，相关学术社团和俱乐部也应运而生。这些改变推动了苏格兰的人文科学不断细化，具有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理论指导，加快了人文科学的专业化进程。

总之，苏格兰学术社团的多元化和专业化发展，回应了时代的需求，对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为苏格兰现代学术体系的建立贡献了力量。

（作者：赵博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