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Foreword

设计思维曾在应对社会问题，提出解决方案上被寄予厚望，然而，今天文章的作者们指出其承诺并未完全兑现。文中探讨了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设计思维在解决复杂社会问题时，被窄化和矮化为“工具包”，社会中的人及人之间的关系、设计师自身的位置和与社群之间的动态，和行动的价值取向（方案的目标是什么？）这些“技术”之外的问题被忽视了，而这些对于社会问题来说至关重要。据此，作者们呼吁采取审辨性设计的立场，强调设计师持续反思，以更好地服务于社区，而不是把一套模式安在现实头上。

插图：Christoph Niemann

非营利组织、政府和国际机构经常借助设计思维来应对复杂的社会挑战，与人们共同——而非“为他们”——开发创新解决方案。四十多年前，设计师奈杰尔·克罗斯（Nigel Cross）就提出了设计思维的概念，尤其体现在其1982年的《设计研究》（Design Studies）文章“设计性认知方式”（“Designerly Ways of Knowing”）中。后来，全球设计与创新咨询公司IDEO将这一方法包装成一种流行的消费品。由于设计思维致力于在协作设计过程中以社区为中心，因此它很快成为营利领域的首选创新工具包，不久之后，它又被用于国际发展和社会领域。

IDEO的时任首席执行官蒂姆·布朗（Tim Brown）和乔瑟琳·怀亚特（Jocelyn Wyatt）2010年在《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上发表的文章《社会创新的设计思维》（“Design Thinking for Social Innovation”）中倡导将设计思维应用于社会领域，这篇文章已成为社会领域设计思维的重要参考文献。在比尔及梅林达·盖茨基金会联合创始人梅林达·盖茨和Acumen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杰奎琳·诺沃格拉茨等知名慈善家的支持下，设计思维因其承诺带来深刻的社会变化而广受欢迎。布朗甚至在2014年《哈佛商业评论》的一篇文章中声称，设计思维可以改善民主资本主义。

然而，设计思维并没有实现这些承诺。作家兼设计师丽贝卡·阿克曼（Rebecca Ackerman）在《麻省理工学院技术评论》2023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虽然“设计思维本应解决世界问题，但组织却很少实施在运用设计思维过程中产生的想法。未能实施这些想法的原因要么是对问题的理解不够，要么是对制度和文化背景的复杂性理解不够。”阿克曼列举的一个例子是旧金山联合学区（San Francisco Unified School District, SFUSD），该学区于2013年聘请IDEO重新设计学区的食堂。在历时五个月的设计思考过程中，提出了十项建议，包括创建公共厨房和利用技术减少食堂排队现象。然而，为实施这些建议而被聘请的顾问安吉拉·麦基·布朗（Angela McKee Brown）告诉阿克曼，IDEO未考虑到实施所需的运营和监管安排。

我们反对把设计思维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单一工具包。在下文中，我们将解释为什么一般的设计思维无法为复杂的社会问题提供有影响力的、可持续的解决方案。作为替代，我们呼吁对设计采取审辨性的立场，这里的审辨性指的是辨别力和重要性（编者注：critical在英文中同时有“审辨的、批判性的”和“重要的”之意）。我们呼吁设计师采取持续反思和质疑的立场，这与学者和活动家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Davis）所谓的（将设计作为）“一种思维方式，一种在世界上生活的方式，要求我们不断审辨，不断觉醒”的理念相符。

审辨性设计的立场是以一系列价值观和承诺为基础的：关系性、反思性和力量态势的承诺。这种立场为设计思维方法的使用提供了指导原则，同时在为什么使用、如何使用、何时使用以及由谁使用等方面保持灵活。为了说明这种立场是如何实践的，我们考察了一些社会部门的项目，这些项目展示了如何在坚持这种立场的同时使用设计思维的不同方法。

▍过度简化思考（Reductive Thinking）

社会部门本质上是复杂的，因为它由不同背景、历史和政治现实的众多参与者组成。任何旨在轻松解决这种复杂性的方法都很可能是（过度）简化的，因此效果不佳。设计思维至少在三个方面有过度简化的倾向。

设计思维被公式化了 | 设计思维通常是作为一个单一的工具包来展示的，它提供了一整套步骤、标准化模板和流程，供人们遵循、复制，并转化为咨询模型。每种方法的步骤数量和名称各不相同，但目标都是一样的：为设计师和非设计师提供一个简单易懂、循序渐进的公式来解决问题。这一过程通常包括一系列研究和定义问题的活动，然后产生想法，再将想法转化为模型，并在实施前反复测试。设计思维希望在这些活动中培养好奇心、积极性和初学者心态等态度。

设计思维的公式化性质表明，它的应用是简单粗暴的。在过去的12年里，我们作为研究者、设计师和教育者在社会领域工作。我们看到，一些组织倾向于迎合设计思维表面上的简单性，希望它能快速解决复杂的问题。例如，一些组织参与设计思维项目，以应对医疗或性别歧视等多代人面临的挑战，并假定他们可以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制定出解决方案。将设计思维打包成公式也会低估拥有正确组织文化和实践设计思维所需的能力的重要性。那些避免承担风险、等级森严和/或将新创意的责任分配给顾问的组织，往往很难进行实验和合作，也很难采用以人为本的方法，将受益者置于创意产生过程的核心——这些本来都应该是设计思维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设计思维被去情境化了 | 尽管设计思维的拥护者声称自己对情境很敏感，但他们并不总是能系统地、结构性地理解他们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植根于更大的社区及其历史之中的。这种脱离情境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可能会把问题理解为个人的失败而不是系统的失败，从而无意中损害社区和环境。

这种去情境化也助长了设计思维是一种客观和非政治性方法的谬论。在这种虚构中，设计师将自己视为设计项目中公正的代理人。然而，设计师并不是中立的，他们的偏见和信念会影响他们对世界的认知和解释，进而影响他们的工作。莎拉·法萨拉（Sarah Fathallah）（本文作者之一）在为《设计博物馆杂志》（Design Museum Magazine）的警务特刊撰写的一篇文章中，通过分析最近几个设计师与执法机构合作的以设计思维进行的项目，说明了这种去情境化方法的局限性。这些项目旨在通过召开社区会议、提供“同行”机会和/或使用虚拟现实工具来揭开警察工作的神秘面纱，从而提高社区对警察的信任1。法萨拉认为，所有建议的解决方案都假定社区对警察的不信任是由于缺乏同情心或对他们的工作一无所知。相反，更全面的分析应该包括警务工作的系统性失误，正如法萨拉所解释的那样，这些失误表明社区不信任的深层原因在于“警务工作的当前和历史现实，包括日常暴力、歧视、对贫困的刑事定罪以及性骚扰和性侵犯。”

2015年至2017年期间在英国和印度开展的研究项目“Makeright倡议”，展示了不考虑背景的设计思维的局限性。在这一倡议中，85名英国和25名印度监狱囚犯参加了工作坊，作为设计思维项目的一部分，他们学习了如何制作防盗袋。据伦敦中央圣马丁学院的设计学教授、该项目的主要研究者洛林·加曼（Lorraine Gamman）和亚当·索普（Adam Thorpe）介绍，该课程旨在为囚犯提供一个培养同理心、协作和解决问题能力的机会。在《设计》（设计、经济和创新杂志，The Journal of Design, Economics, and Innovation）2018年发表的一篇关于Makeright计划的文章中，加曼和索普认为，学习这些技能“可能会支持（囚犯）未来自谋职业的志向”，并能提高他们的“社会参与度，帮助他们重新融入社会”2。在将“融入社会”和“远离犯罪”归结为个人发展问题时，加曼和索普忽略了当初导致个人入狱的根本原因，也没有认识到他们重返社会的结构性障碍，包括他们的犯罪记录如何阻碍了他们获得就业、住房和其他基本需求。他们还将犯罪描绘成个人的错误选择，而不是针对和惩罚特定人群的一系列政治选择。

设计思维被短期化了 | 设计思维项目通常是有时间限制的咨询项目，其成果是建议而非实施。咨询模式的使用，再加上社会和国际发展领域以项目为基础的固定资助周期，奖励效率和简洁。在《社会创新设计》一书中，设计师和教育家玛丽安娜· 阿玛图洛（Mariana Amatullo）、布莱恩·博耶（Bryan Boyer）、珍妮弗·梅（Jennifer May）和安德鲁·谢（Andrew Shea）调查了六大洲多个领域的45个设计项目，以确定成功实施社会创新设计需要哪些文化、经济和组织方面的因素。他们发现，设计思维的长期影响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对效率的过度关注和对复杂系统的有限理解。例如，IDEO.org的“Diva中心”项目让青少年在赞比亚的美甲店学习生殖健康和避孕知识，但由于公共卫生资金和提供渠道的复杂性，该项目未能扩大规模。IDEO和IDEO.org的领导人乔斯林·怀亚特（Jocelyn Wyatt）、蒂姆·布朗（Tim Brown）和肖娜·凯里（Shauna Carey）2021年发布在《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的一篇文章中对该项目进行了反思，并推测了社会创新设计思维的演变过程3。他们承认“Diva中心”项目未考虑到多个公共和私人服务提供商以及公共卫生资金的复杂层次，这使得该项目的扩展“成本高昂且复杂”。

加速创新的愿望导致编程马拉松和开放式创新挑战等有时限的活动激增，这些活动通常采用设计思维。这些短期活动专注于创意的产生，但往往不考虑这些创意之后会发生什么。最近的一些研究，包括本文作者安妮· 劳尔· 法亚尔撰写的《2023年组织科学》（2023 Organization Science），都表明编程马拉松和开放式创新挑战在产生新创意方面是成功的，但在原型设计和实施方面并不成功。同样，社会领域的设计者和从业者也应根据他们希望指导工作的价值观来确定自己的时间表。例如，这可能意味着专门拨出时间与社区建立关系和信任，或者让社区成员决定项目如何以及何时与社区优先事项和目标保持一致。

▍采取审辨性立场

社会创新的挑战是复杂的，应对挑战的方法也应该是复杂的。我们建议设计师放弃将设计思维建立在单一工具包基础上的想法，转而与其他利益相关者一起，培养一种审辨性的设计立场，指导他们以更加细致和持久的方式进行设计。

审辨性设计的立场建立在丰富的设计传统和思想基础之上，其呼吁与社区和系统进行嵌入和对话。在《设计，在人人设计的时代》（编者注：此为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年版译名，原文为Design, When Everybody Designs）一书中，设计学者埃齐奥·曼齐尼（Ezio Manzini）主张向非设计者开放设计，邀请设计者成为对话的促进者和社区资源的连接者。例如，曼齐尼建议，设计师在解决老年人口不断增长的问题时，应该邀请老年人成为正向变化的推动者，认识到他们的需求和能力，并让他们参与到满足其需求的服务的共同创造中来。曼齐尼解释说，将老年人纳入设计过程的结果是创建了代际家庭共享计划，例如总部位于米兰的非营利组织Meglio Milano的“带我回家”计划，该计划将拥有住房的老年人与寻找租房的学生配对，从而降低了老年人和学生的生活成本，减轻了双方的社交孤立问题。

社区有能力在设计师的支持下制定自己的解决方案，设计师可以提供实施这些解决方案所需的资源和条件——人类学家阿图罗·埃斯科瓦尔（Arturo Escobar）将其称为“设计的重新定位”（“re-orientation of design.”）5。正如设计师萨莎·科斯坦萨·乔克（Sasha Costanza-Chock）所言，设计师要想真正服务于社区和社会风潮，而不仅仅限于良好的愿望，就必须对他们负责6。在这些思想家邀请我们重新定位设计实践的同时，我们也邀请读者在发展他们的审辨性设计立场时考虑三种价值观：关系性、反身性和力量态势投入。

关系性：根据原住民的智慧，所有生物——人类、动物和自然环境——的存在和定义都是相互关联的。研究原住民和去殖民化设计方法的研究人员和设计师已经表明，这种关系性的观点挑战了西方对知者（“专家”）和不知者/主体和客体/人类和非人类之间的区分。就设计而言，关系性承认设计背后的基本活动——探究、想象和创造——并不是专业设计师的专属领域。拥抱关系性意味着询问谁的专长、技能和知识被包含或排斥，被歪曲或误解，被压制，被低估或不被信任。更重要的是，它要求设计者在设计思考过程中扮演倾听者和促进者的角色，与社区成员相互交流，尊重彼此的知识和专长。

反身性：设计师将自己——他们的假设和立场——带入他们的工作中，这影响到他们如何与社区打交道，以及他们如何投入到设计过程中。反身——意识到并审视自己的身份、观点和假设的能力——有助于挑战设计师的中立迷思，促使他们提出问题，认识到自己的立场，并对自己的工作负责。为了建立这种审辨意识，反身性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持续的、不断发展的实践，它超越了少数几个事件或检查活动的范畴，以研究各种问题。例如在《力量与参与：改变参与式设计实践中不平等动态的指导手册》（Power and Participation: A Guidebook to Shift Unequal Power Dynamics in Participatory Design Practice）一书中，设计研究者哈吉拉·卡齐（Hajira Qazi）请设计师们思考他们的地位如何在不同的权力动态中发挥作用，并可能在工作中造成利益冲突。

站在谁这一边：设计总是处于议程设置之中。如果不认识到设计的力量作用，设计师们就会被现状所左右。对站在谁这一边的考察意味着要明确作品和参与者的立场，而不是将其掩盖在“客观”或“中立”的幻象之后。对站在谁这一边的考察还意味着采纳一套与社区和社会行动目标相一致的目标。

事实上，设计有着悠久的参与历史。20世纪60年代的斯堪的纳维亚设计学派建立在让人们参与改善工作环境和致力于工作场所民主的使命之上。这种取向随着设计师们的工作而延续，他们关注可持续性和正义，谈论设计与具体的解放性项目的交叉点，包括去殖民化、反资本主义和废奴。7

▍审辨性思维

审辨性设计的立场不是照方抓药。这种立场并不限制具体设计项目的方法和结果，而是有助于阐明和指导采用哪种方法。下面的例子试图以更加审辨的态度来对待设计决策，如参与、补偿、规模、影响和资金。需要注意的是，这些例子不应该被理解为“金标准”或规定性的，因为审辨性的设计立场可以引导设计者根据具体的环境和情况做出选择。

瞄准打字机键盘的锤子（插图：Christoph Niemann）

对“参与”进行审辨性思考 | 对于希望采取关系立场的设计师来说，邀请社区成员参与设计过程是很有诱惑力的。然而，这种策略经常出现的一个弊端是，让社区成员作为设计参与者，却不分析和消除这种参与的潜在危害。当社区成员感觉到他们被反复要求讲述自己的经历，却没有亲眼目睹那些要求他们讲述经历的组织所承诺的改变时，参与就变成了象征性的、榨取性的和触发性的。为参与而参与，不采取任何行动，会贬损人们的智慧，造成参与疲劳和创伤。

社区成员要承担参与设计活动的若干成本。在物质资源方面，可能会产生费用和机会成本，比如没有时间照顾孩子或工作，和/或这些费用得不到报销或任何补偿。在知识提取方面，社区成员可能会分享他们的故事和想法，但却不知道这些信息后来如何被使用。他们可能会与设计师和专业人士进行互动，但从未有人教过他们任何技能。就潜在的伤害而言，社区成员可能会发现他们的参与存在着情绪负担。为了确保社区成员以有意义和负责任的方式参与其中，设计者必须在这些成本与收益之间达成平衡，例如补贴参与者的时间和专业知识，为参与者提供他们无法获得的资源和机会，以及采用创伤知情和创伤响应实践来保护社区成员。8

设计项目也可能采用参与式方法，却无法让社区成员在设计过程中获得有意义的能动性和决策权。设计师维克多·乌多瓦（Victor Udoewa）应一家与华盛顿特区公立学区合作的非营利组织之邀，为该学区的高中生国际暑期服务学习项目重新设计课程。该项目采用了激进的参与式设计方法，社区成员参与了设计过程的所有阶段。项目团队包括两名设计师和四名项目学生。然而，正如Udoewa发表在2022年的《基于意识的系统性正向变化期刊》（Journal of Awareness-Based Systems Change）文章中解释的那样，当非营利组织拒绝学生的决定时，该项目失败了。该项目为学生创造了参与的空间，但并没有将实施哪些解决方案的决策权交给学生，这让学生对项目进程感到失望。

力量不平衡也阻碍了参与的潜力。审辨性的设计立场要求设计者在处理关系性问题时，不仅要邀请社区成员做出贡献，还要反思他们在项目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每个参与者与其他人之间的关系。这种承诺对于意识到并消除参与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至关重要。为了厘清谁拥有赋予意义的权力，谁没有，影响力投资机构“芝加哥超越”（Chicago Beyond）鼓励社区组织、研究人员和资助者反思几个因素，包括谁决定了项目进程，谁有机会接触到人和信息，谁有能力赋予研究结果和想法以有效性和价值，谁获得了作者荣誉和认可，以及谁对社区负责9。

对“问题”进行审辨性思考 | 在设计思考过程中，发起项目的组织和/或参与项目的专业设计师通常会在一开始就对问题进行框架化（frame the problem）。然而，没有亲身经历过问题的外部参与者会依赖假设来判断问题的准确性、有效性和/或相对重要性。如果没有人在设计过程的一开始就对这些假设提出质疑，那么设计过程的其余部分充其量对社区来说是无足轻重的，而在最坏的情况下则会对社区造成伤害。

挑战这种假设的方法之一，就是邀请受问题影响最严重的人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定义问题。例如，法萨拉曾与国际救援委员会（IRC）合作开展的“马哈里实验室”（Mahali Lab）项目就邀请叙利亚难民和约旦弱势群体为他们面临的社区挑战制定解决方案。实验室的出发点很简单：每一项决定都是由社区在过程中一步步推动的。在2017年至2018年的18个月里，实验室为社区参与者提供了一个协同工作空间、资金支持以及导师和专家，帮助他们通过结构化研究、原型设计和实施规划来强化自己的想法。然后，中心提供资金和支持，以规模化社区成员和专家认为最有前景的想法。最重要的是，实验室在开始工作时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系列探索，让社区成员确定社区最紧迫的问题。这一过程从外联开始，在约旦城市难民高度集中的三个地区：安曼、伊尔比德和马弗拉克，识别出了在各自社区担任领导并有网络渠道的联络员。随后，项目组与社区成员进行了一系列开放式、半结构化访谈和焦点小组讨论。最初的访谈由联络员在社区成员家中一对一地进行，然后再召集马哈利实验室团队其他成员参加更大规模的焦点小组讨论。然后，团队对社区成员发现的问题进行归纳，并通过WhatsApp和Facebook群组与在约旦的叙利亚人当面和在线交流，提交给他们进行验证和优先排序。社区认为最紧迫的问题——创造收入、支持性服务和儿童学习——最终成为马哈利实验室的工作内容。

对“创新”进行审辨性思考 | 在设计思考项目中，当创意被选中进行原型设计和试点时，人们通常会优先考虑它们的“新颖性”或“原创性”。但是，把“创新”理解为“新颖”，就有可能使那些看似新颖的想法获得信任，而忽略了那些可能并不新颖但已被证明行之有效的想法。

一种审辨性的设计立场会质疑：将新颖性置于社区需求和愿望之上，是否有利于组织优先事项和设计者的创造自由。产生影响力并不一定需要开发新颖的服务或产品，但可以通过利用资源支持社区的倡议来实现——伦敦的地方政府组织南华克委员会在2009年与咨询公司“引擎服务设计”（Engine Service Design）合作后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引擎“与议会和市民合作，共同解决与健康和家庭环境相关的问题。”南华克市的团队原以为居民会要求提供新的服务或技术，但出乎他们意料的是，居民的一些想法都依赖于社区已有的专家和资源。例如，有一个想法建议利用南华克的许多空间和建筑开展社区建设活动，如聚餐和体育活动。另一个想法是，认识到当地食品和健康专家的存在，建议这些专家指导家庭如何制作健康膳食。在这两个例子中，社区成员想要的不是新东西，而是能够获取已经存在的资源来服务于自己社区的目标。10

对社区问责进行审辨性思考 | 致力于社区问责的设计师可能需要与不受行业利益相关者所欢迎的目标保持一致。2021年，儿童福利非营利组织“想想我们”（Think of Us）开展了一项设计研究项目，分析被寄养在集体之家和集中设施等机构的青少年的经历。研究发现，机构安置及其惩罚性、创伤性和造成伤害的做法令人担忧，比如对青少年进行人身限制和虐待，强迫他们服用精神药物，或禁止他们与朋友和家人联系。因此，“想想我们”小组拒绝提出改善床位和增加外出活动等改善青少年在这些机构中的经历的解决方案。正如该小组在总结研究结果的报告中指出的，虽然其中一些改善措施会使环境更加宜居，但“这些改变很少能有意义地改善青少年离开这些机构安置点后的物质条件和生活状况”11。相反，该小组呼吁取消机构安置。这一结果与日益壮大的社区行动者——包括受寄养制度影响的母亲和家庭、寄养青少年组织以及残障正义社区的倡导者——呼吁减少或终止寄养机构安置的动向相一致。尽管遭到了一些媒体的反击，该项目仍促使几个州承诺减少或取消机构安置，目前正在设计、测试和实施相关程序。

对规模和影响力进行审辨性思考 | 非营利组织和社会企业家需要向潜在的资助者证明，他们能够扩大影响力，以确保资金支持。这种扩大规模的观点植根于资本主义逻辑，与科技平台追求用户增长的方式一样，寻求不断增加受益人的数量。然而，审辨性的设计立场可能会问，规模化是否应等同于增加受益人数？它是否应该是巩固或改善一个组织为同一群体提供的服务？在我们与非营利组织和社会企业家的交谈中，他们认为规模化的要求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即通过数字来“展示影响力”（“show impact”），而不是通过改变受益人的生活来“产生影响力” （“do impact”）。

阿玛莎（Amartha）是一家为印尼农村地区妇女主导的微型、小型和中型企业提供点对点借贷平台的组织，它选择以不同的方式展示影响力。阿玛莎于2010年在西爪哇茂物的一个小村庄成立，当时的设想是成为一家传统的小额贷款公司。在最初的五年里，阿玛莎选择专注于加深与现有客户的关系，因为它希望用有限的资源创建一个高质量的投资组合。在此期间，阿玛莎的创始人安迪·陶凡·加鲁达·普特拉（Andi Taufan Garuda Putra）意识到，他可以为女性借款人及其家庭提供更多服务，但这家年轻的机构资金有限，难以满足贷款需求——阿玛莎的留存率高达90%，而且大多数借款人都要求获得更多贷款。于是，普特拉决定在向印尼其他地区发展之前，为阿玛莎已经在服务的妇女提供更多的配套服务，包括教育。随后，他又探索了能吸引更多零售投资者和银行的市场模式，最终在2016年将阿玛莎转变为一个点对点借贷平台。在成功地将服务深入到西爪哇的几个村庄后，阿玛莎最终扩展到了该国的其他地区。阿玛莎并未将重点放在通过增加受益人数量来展示影响力上，而是选择在一个地区为相同的社区做更多的事情，从而专注于深层次的影响力。

审辨性地思考资金和时间线 | 在评估待资助的项目（包括试点项目和由设计思维项目产生的干预措施）时，资助者通常使用将成功定义为线性增长的标准，而国际发展和社会领域的设计项目则从人们的发展和行为变化以及长期社会正向变化的角度来评估成功与否。诺桑比亚大学（Northumbria University）设计与社会创新教授乔伊斯·易（Joyce Yee）在与使用设计促进社会创新的实践者合作时发现，实践者会遇到资助者预先设定的评估标准（基于成本模式、效率和数字）与他们与社区合作之间的脱节。12她主张不要将评估作为衡量成功与否的严格标准，而应将其作为学习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项目成果可以不断重新定义，并与社区共同创造。在实践中，这意味着提供更灵活的资金，而不是与预先确定的成果挂钩，这将使评估报告不再成为负担，使其更加灵活，更能应对不断变化的情况。

社会部门和国际发展的资金结构不利于社区的持续参与。审辨性的设计立场认为，在与社区合作的过程中，需要建立信任和关系。例如，达尔伯格设计公司（Dalberg Design）与印度国际关注项目（Project Concern International India）合作开展了两个项目，旨在提高男性在计划生育和营养方面的参与度。这两个项目始于 2020 年 1 月，历时两年多。试点项目由印度东部比哈尔邦的2000个家庭组成，在儿童的饮食多样性、现代避孕药具的使用以及男性更多地参与喂养儿童等通常具有性别差异的劳动等方面显示出了潜在的影响。达尔伯格设计公司的联合创始人罗伯特·法布里坎特（Robert Fabricant）认为，“与社区组织建立长期合作关系至关重要”，但他也指出，“在团队规模小、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要维持这种合作关系并非易事”。持续的社区参与和信任需要广泛的资源，但并非所有非营利组织都拥有这些资源。

▍践行你的立场

对设计思维的批评并不新鲜，而且包括在《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中13已经提出了一些替代方案，如系统-设计思维（systems-design thinking）。这些替代方案建立在与我们类似的批评基础之上，但认为人们需要的是一个新的或增强的方法论工具包。

与之不同，我们敦促那些实践设计思维的人将他们的实践建立在审辨性的设计立场上，并对他们工作的意图、行动和效果进行反思和深思熟虑。为了开始这项工作，我们请您考虑以下问题和推荐：

谁参与了该项目，以何种身份参与？

明确“参与”在你的工作中是什么样子，以及社区是如何参与和投入到这一过程中的。挑战“设计师是中立者”的迷思。承认并解决不平等的力量态势，反思自己的立场、假设和偏见，以及它们如何影响你的工作和你与社区的关系。注意社区在参与工作时所付出的代价，并采取创伤应对措施，尽量减少潜在的伤害。努力改善工作社区的物质条件。将适当的补偿纳入项目预算，确保每个人都能因参与工作而获得公平的补偿。

由谁来制定项目框架和范围？

确保所有利益相关者（尤其是社区成员）都参与确定项目的框架和范围，并计划好所需的时间以确保他们的参与。

应优先考虑哪些成果？

确保你开展的项目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对于那些可能并不新颖但对社区有效的成果，要持开放态度。

项目对谁负责？

研究与你合作的各方和利益相关者，了解他们的动机以及他们将如何从项目中受益。确定该项目是否可能使伤害最弱势的群体的系统合理化。做好准备，如果您的项目可能与社区的目标不一致，则可能会指向不应追求的方向。制定问责措施，防止考虑或实施与社区目标不一致的结果。

应该如何测量项目的影响？

考虑一下你的项目的成功是什么样子的，平衡深远影响和基于市场的规模概念。重新审视您对影响力和规模的定义，并在确定将资源投入到何处时，使您的决策与这些定义保持一致。

哪些筹资机制和时间表可以支持持续性影响？

考虑以更灵活的结束日期来构建资金和时间表，以考虑不断变化的实施现实，并相应地实现敏捷性和响应能力。投资于与社区建立关系。识别社区组织并与之团结一致，并在您的项目中纳入建立关系和信任的时间。优先考虑花费精力来建立长期合作伙伴关系，这些合作伙伴关系比项目生命周期更持久。

为了进一步深化您的审辨性设计立场，我们邀请您更多地了解社区主导、去殖民化和其他解放和反压迫的设计实践和运动，例如设计正义、去殖民化设计和多元设计，并将您的工作集中在社区主导、去殖民化设计和多元设计中14。

我们希望您能继续超越工具和方法的规定性，了解可以为您的工作和您对所服务社区的承诺所建基于的价值观。

备注：

1 Sarah Fathallah and A.D. Sean Lewis, “Abolish the Cop Inside Your (Designer’s) Head: Unraveling the Links Between Design and Policing,” Design Museum Magazine, vol. 18, 2021.

2 Lorraine Gamman & Adam Thorpe, “Makeright—Bags of Connection: Teaching Design Thinking and Making in Prison to Help Build Empathic and Resilient Communities,” She Ji: The Journal of Design, Economics, and Innovation, vol. 4, no. 1, 2018.

3 Jocelyn Wyatt et al., “The Next Chapter in Design for Social Innovation,” Stanford Social Innovation Review, vol. 19, issue 1, 2021.

4 Anne-Laure Fayard, “Making Time for Social Innovation: How Open IDEO Combined Clock-Time and Event-Time to Nurture Idea Generation and Social Impact,” Organization Science, forthcoming.

5 Arturo Escobar, “Designing as a Futural Praxis for the Healing of the Web of Life,” in Design in Crisis: New Worlds, Philosophies and Practices, edited by Tony Fry & Adam Nocek, London: Routledge, 2020.

6 Sasha Costanza-Chock, Design Justice: Community-Led Practices to Build the Worlds We Need,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20.

7 这里可以列举多位设计理论家和实践家的作品。为简洁起见，我们提供三位：在可持续方面, 见 Victor Papanek, Design for the Real World: Human Ecology and Social Chang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1; 去殖民化方面, 见 Elizabeth Tunstall, Decolonizing Design: A Cultural Justice Guidebook,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23; 反资本主义方面, 见 Matthew Wizinsky, Design After Capitalism: Transforming Design Today for an Equitable Tomorrow,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22.

8 Sarah Fathallah, “Why Design Researchers Should Compensate Participants,” Notes Off the Grid, Medium, April 7, 2020; Sarah Fathallah, “Confronting the Power Designers Wield.” UX Collective, September 10, 2021; Sarah Fathallah, “Trauma Responsiveness in Participatory Research,” Think of Us, September 9, 2022; Sarah Fathallah, “An Ethic of Care for Research Participants as Trauma Survivors,” Think of Us, April 3, 2023.

9 Chicago Beyond, Why Am I Always Being Researched?, Equity Series, vol. 1, 2018.

10 见 Anne-Laure Fayard et al., “Designing Services at Engine (B): Co-designing for Health and the Domestic Environment,” Case Reference 411-021-1, the Case Centre, 2011.

11 Sarah Fathallah & Sarah Sullivan, Away From Home: Youth Experiences of Institutional Placements in Foster Care, Think of Us, July 21, 2021.

12 Joyce Yee et al., “Measuring Impact,” in Design for Social Innovation: Case Studies from Around the World, edited by Mariana Amatullo et al., New York: Routledge, 2022.

13 Thomas Both, “Human-Centered, Systems-Minded Design,” Stanford Social Innovation Review, March 9, 2018.

14 除了本文中提到的参考文献外，我们还提供以下作品以供参考探索: Arturo Escobar, Designs for the Pluriverse: Radical Interdependence, Autonomy, and the Making of Worlds, Chapel Hill,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8; Batya Friedman & David G. Hendry, Value Sensitive Design: Shaping Technology with Moral Imagination,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19; Kat Holmes, Mismatch: How Inclusion Shapes Design,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20; Claudia Mareis et al., eds., Design Struggles: Intersecting Histories, Pedagogies, and Perspectives, Amsterdam: Valiz, 2021; Ron Wakkary, Things We Could Design for More Than Human-Centered World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21; and op. cit. Papanek’s Design for the Real World and Fry & Nocek’s Design in Crisis.

安妮-劳尔·法亚德是诺瓦商业和经济学院社会创新ERA 讲席教授（the ERA Chair in Social Innovation at NOVA School of Business and Economics），也是纽约大学（NYU）的客座研究员。她是诺瓦商学院社会创新和可持续发展设计实验室的协调员，也是纽约大学创客空间设计实验室和纽约大学美国设计学院的创始教员。

莎拉·法萨拉是一位社会设计师、研究员和教育者，ta撰写和发表有关研究与设计的伦理和创伤应对的文章。ta是 Think of Us 的高级研究员，并在加州艺术学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继续教育学院和普拉特学院任教。

来源：《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2024年冬季刊

原标题：Design Thinking Misses the Ma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