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富科传的汉译本

1834年，孟加拉亚洲学会（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在加尔各答先后出版了匈牙利学者乔玛（Alexander Csoma de Kőrös, 1784-1842）编写的《藏英字典（试行本）》（Essay towards a Dictionary, Tibetan and English）和《藏语语法》（A Grammar of the Tibetan Language）。于此前后，乔玛还在《孟加拉亚洲学会会刊》（The 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和《亚细亚研究》（Asiatic Researches）上发表多篇论文，介绍藏文大藏经《甘珠尔》和《丹珠尔》的结构和内容，并根据藏译材料翻出佛陀的传记等。他的这些论著标志了现代的科学的西藏学的诞生。张相文（1867-1933）在《沌谷笔谈》卷四（收于张相文《南园丛稿》卷十二，中国地学会，1929年冬；《丛稿》有上海书店影印本）《佛化西行记》一文中根据日本学者的著作撮译过乔玛（觉摩）生平（图一），但内容多误，比如将乔玛的生年误为嘉庆六年（1801），乔玛去德国留学时（1816）也不是十八岁等。记中提到的“印度政厅特派员莫克伦”就是木尔齐喇普（William Moorcroft, 1770-1823），乔玛借览的“西藏语汇”指Antonio Agostino Giorgi（1711-1797）用拉丁语编写的Alphabetum tibetatum（1762）。在乔玛之后继续进行西藏学研究的，俄国有施密特（Isaak Jakob Schmidt, 1779-1847），法国则有富科（Philippe-Édouard Foucaux, 1811-1894）。

图一

关于富科的生平和著述，法国东方学家勒·卡洛克（Bernard Le Calloc'h, 1925-）写过多篇论文，其中最主要的有三篇，一篇是英语的（“Philippe-Edouard Foucaux: First Tibetan Teacher in Europe”, The Tibet Journal, Vol. 12, No. 1[Spring 1987], pp.39-49），两篇是法语的（“Philippe-Édouard Foucaux, le premier tibétologue français”,Bulletin de l'Association des anciens élèves de l'Institut national des langues et civilisations orientales,oct. 1986, pp.31-40，以及“Un angevin oublié: Philippe-Édouard Foucaux, le premier tibétologue français”,ARCHAEVS.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Religions, V[2001], fasc.3-4, pp.27-66）。其中的英语论文（有图两张，无注释，后附文中出现的所有人物的生卒年）有中央民族学院（简称民院，今中央民族大学）外语系向红笳教授（1946-）的汉译（题为伯纳德·列·卡洛什著《欧洲的第一位藏文老师菲利普·爱德华·富科斯》，删去了原文中的两张图和人物生卒年），刊于《中国藏学》1990年第1期（1990年2月15日，154-160页）。向红笳是《大公报》记者萧离（原名向远宜，1915-1997）和萧凤（1917-1995）的幼女，可以参看她写的自传《藏缘人生》（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年6月第1版，12-17页）。

向译改题《菲利普·爱德华·福科斯——欧洲第一位藏文老师》，收入她的西藏学译文集《喜马拉雅的人与神》的增订版（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163-174页；2012年2月第2版第2印，163-174页），文字上有不少修订。勒·卡洛克英语论文前面的两页半还作为阅读材料收入向红笳和覃俐俐主编的《藏学专业英语精读教程》（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11月第1版）第12单元（171-178页[图二]，314-317页），编者对原文中她们认为不合语法的地方做了一些改变和调整，不过遗憾的是在做改变和调整的同时留下了一些新的错误（比如将孟加拉亚洲学会秘书的返英时间[1839年]错写成了1830年等）。我还清楚地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自己是怎样站在琉璃厂中国书店里捧着一本《中国藏学》的合订本把向译读完的。2019年8月底，孔夫子旧书网（简称孔网）上拍过向译原稿（网址：；2022年11月14日读取），当时我也参拍了，可能是因为结拍时临时有事，没再加价就错过了。对于勒·卡洛克的文章，向译虽有介绍之功，但还是有不少错误和问题，使我们不能准确地理解原文的部分内容。下文试就向译（主要依据出版时间离我们最近的《喜马拉雅的人与神》增订版2012年2月第2版第2印所收的本子）中出现的错误和问题做一点批评和纠正。

图二

据勒·卡洛克说，大约从1835年起，乔玛就不再研究西藏学，他在此后发表的与西藏学有关的文章，都是以前早就写好的。1839年底，当孟加拉亚洲学会秘书马伦（Dr. Solomon Caesar Malan, 1812-1894；参看勒·卡洛克的另一篇文章“Alexander Csoma de Koros, The Heroic Philologist, Founder of Tibetan Studies in Europe”, The Tibet Journal, Vol.10, No.3 [Autumn 1985], pp.30-41）准备返英时，乔玛将自己历年收集的藏语刻本和写本（Tibetan xylographs and manuscripts；向译manuscripts为“手稿”，不准确）倾囊相赠，此举已经彻底表明其不拟再做与西藏有关的任何研究。1842年，当乔玛离开加尔各答（即张相文文章里的甲谷陀）赴拉萨时，也未随身携带藏语文籍，可见他并无在西藏逗留之意，而是希望横穿西藏到蒙古，因为他觉得蒙古就是匈牙利人最早的家园。住在加城期间，乔玛曾教过马伦两年藏语，但因马伦本职是牧师，从未就西藏有所撰述，所以他从乔玛那里学来的知识始终没有得到开发利用（按马伦通晓十几种古今东西语言，除藏语外还有梵语、汉语、科普特语、阿拉伯语、希伯来语等）。可以说，乔玛身后并无严格意义上的门徒，直到富科出现。

1811年9月15日，富科生于法国西部昂热（Angers）一富商家庭。勒·卡洛克法语论文题目里的“un angevin oublié”（汉译作“一个被遗忘的昂热人”），就是强调他的昂热出身。富科在学习古代语言方面很有天赋，很容易地就学会了拉丁语和古希腊语，也学会了英语、西班牙语和德语等现代语言。1838年，富科赴巴黎进修深造，目标是学梵语，要做一个语文学家。向译将此处的“语文学家”翻成“哲学家”，是因为把“philologist”错看成“philosopher”所致。

到巴黎后，富科投在法国当时最负盛名的东方语文学家（向译又误翻成“哲学家”）比尔努夫（Eugène Burnouf, 1801-1852）的门下学习梵语和印度学。乔玛的《字典》和《语法》恰于此时传到法国。比尔努夫深知富科在语言方面的能力，遂劝他借助这两本书学习藏语。富科因酷好语文学（向译翻作“哲学”，是因误将philology看成philosophy所致），遂挺身应战，经过三年苦读，虽独学无侣，但仅凭乔玛之书，还是学会了古典藏语（Tibetan classical language）。只是他虽然能读会写，却不会说藏语。比尔努夫建议他致书教育部（ministry of Education，向译翻成“教育部长”）为其在巴黎东方研究学校（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of Paris）设一藏语教师职位（mastership in Tibetan，向译误翻成“藏语文文学硕士学位”）。富科立即照比尔努夫的意思去信，本来以为此愿难以达成，不料竟然成功了。这都是因为教育部长维尔曼（Abel Villemain, 1790-1870）本人碰巧也是个东方学的研究者。1841年12月14日，维尔曼任命富科为藏语教师。富科不但是法国的首位藏语教师，更是当时整个西方世界的首位也是唯一一位专任的藏语教师。

1842年1月31日，富科在王立图书馆（the Royal Library，当时东方研究学校暂设于此）一室内做就职演讲（opening lecture，向译误翻成“公开演讲”）。关于这篇讲稿（Discours inaugural du cours de tibétain, Paris: Lacrampe, 1842），勒·卡洛克评为“We must confess that it is not a piece of anthology”。这句不好懂。向译翻成“我们必须承认，这不是一部诗选”，显然不对，但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翻。勒·卡洛克认为，富科虽是语言学者（linguist），但从未在喜马拉雅山地区生活和旅行过，对藏人生活缺乏清晰的认识。他的所有知识均来自乔玛之书，但乔玛在其书中既未描述过西藏，也未描述过藏俗，而仅靠一部字典和一本语法，是不足以让人了解一个民族及其文化的。我认为，勒·卡洛克的这个观点并不正确，因为富科研读藏语，其目的本不在于了解西藏及其风俗和文化，而在于假手藏语以研究佛典乃至其背后的印度文化。正如乔玛在《藏英字典》的序言中所说，他的研究显示藏语文献大多源自印度，如果掌握了藏语文献就无异于对欧洲学者最感兴趣的梵语文献打开了一个方便之门（图三，尤其是圈红的部分）。富科也是带着印度学的目的来学习藏语的，说得极端一点，富科的这种学习和研究并不需要他了解西藏及其文化风俗。

图三

约与富科做就职演讲同时，乔玛正离开加尔各答。在富科做完就职演讲的一周后，乔玛致信托伦斯（Henry Torrens, 1806-1852），嘱其转告孟加拉亚洲协会秘书，他已决定重新启程寻找匈牙利民族的起源地。两星期后，乔玛一路孤征北行，3月底到大吉岭，宿坎贝尔医生（Dr. Archibald Campbell，1805-1874；坎贝尔的职业是医生，向译不知为何翻成“神学家”）处。乔玛在那里病倒，并于1842年4月11日故去。乔玛至死也不知道，有个法国人已经靠他写的书自学了书面藏语并开始了授课。

为证明自己已掌握古典藏语，富科出版了一本《〈普曜经〉拔萃》（Spécimen du Rgya-Tcher-Rol-Pa[Lalita Vistara], 1841）。此书刊布了讲述释迦牟尼佛传记的《普曜经》（亦译《方广大庄严经》，梵语题名Lalitavistara）藏译本（藏语题名Rgya-Tcher-Rol-Pa）第七品的部分内容，除藏译经文外兼附法译和注释。此书虽然只有短短的六十页，但却值得大书特书，因为这是在法国出版的第一部藏文典籍。由于当时法国国立印刷厂（National Printing House）尚无藏文铅字（Tibetan types），因此该书是根据富科手写的稿本石印出版的（原文作autographed；autography有一释义指“原纸石版印刷术”，指石印技术的早期形式之一，其动词形式即autograph，向译没能翻出“石印”这层意思）。此书专门题献给比尔努夫，正是由于他，富科这个印度学家才成了法国的首位西藏学家。富科又从藏文大藏经《甘珠尔》中选刊了一部分《贤愚经》的藏译本（Le sage et le fou, 1842），附上所有字汇，是一部非常实用的藏语读本。此书也是根据富科手写的稿本石印出版的（向译同样没能翻出“石印”这层意思）。与前书一样，书中的藏文经文也是由富科亲手抄写的，其书法之优美可以媲美西藏本土的藏文刻本和写本（向译作“这也是一部手抄著作，其优美的书法可与藏文木版经文及手稿相媲美”，不准确）。

富科同时也在留意施密特在俄国的工作，他认为施密特的藏语字典（《藏德字典》[1841]）和藏语语法（德语版《藏语语法》[1839]）要优于乔玛的作品。1844年学期开始后，富科还采用施密特在1837年刊布的藏德对译《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指施密特在《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院刊》[Mémoires de l'Académie impériale des sciences de Saint-Pétersbourg,VIme série, tome quatrième, 2me livraison, 1837, pp.123-228]发表的“Über das Mahâjâna und Pradschnâ-Pâramita der Bauddhen”；向译因不知此书的内容，仅据原文“Transcendental wisdom”硬译作“《超凡智慧》”）作为教材。1847年到1848年间，富科又出版了《普曜经》的藏译本及其法译本。书分两卷，卷一全为藏语经文的校定本（The first of these volumes is nothing else than the authentic Tibetan text，向译作“第一卷与可靠的藏文经文如出一辙”，不可解），卷二为法语译本。此时已经不需要富科来抄写藏文了，因为国立印刷厂已经在富科的指导下铸造了藏文铅字。此书是他的主要著作之一，也是法国用藏文铅字印刷的第一部藏文典籍。此后，富科又出版了《甘珠尔藏语经文选萃》（Textes tibétains extraits du Kandjour, 1851）、《甘珠尔藏语文献杂纂》（“Pieces of Tibetan literature”，即Mélanges de littérature tibétaine extraits du Kandjour, 1852；向译因不知法语全名，误翻作《藏族文学作品》）和《妙法莲华经》第四品《信解品》（也就是著名的《穷子喻品》）的梵藏对照译注本（1854）。勒·卡洛克论文中的两张图就是《甘珠尔藏语文献杂纂》的稿本。

在富科出版上述作品的前后，欧洲对西藏的兴趣始渐抬头，其中尤以罗马天主教的传教士为先导，凡是欲赴印度、中国甚或喜马拉雅山地区传教的都来上富科的藏语课。他的学生中有贝尔纳神父（Louis-Noèl Bernard, 1821-1888），其人于1849年12月23日离开巴黎，后于赴藏途中曾于萨特累季河（Sutlej）上游河谷参访乔玛在喀努（Kanum，原文误印成Kanam）的旧居（乔玛曾于此地为撰写他的《字典》和《语法》做准备，参看勒·卡洛克的文章“Kanum, the Village of Alexander Csoma de Kőrös. A Narrative of Werner Hoffmeister”，The Tibet Journal, Vol. 21, No. 1[Spring 1996], pp.47-57）。拉宾神父（Julien Rabin, 1819-1876）和克里克神父（Nicolas Krick, 1819-1854）在赴加尔各答前也上过他的藏语课。这些教士学生中最知名的当属德格定神父（Auguste Desgodins, 1826-1913）。他于1855年7月15日离开巴黎，后来成为西藏学家，著有《藏语口语语法》（Essai de grammaire thébetaine pour la language parlé, avec alphabet et prononciation, 1899）和《藏语拉丁语法语字典》（Dictionnaire thibétain-latin-français par les missionnaires catholiques du thibet, 1899）。当其赴札布让（Tsaparang）的途中，也曾参访乔玛在喀努的旧居。富科所有的学生（向译误将all his students的his理解成德格定而非富科，遂误翻成“奥古斯特·德格汀斯神父所有的学生”）并非只有僧侣，也有俗家的学者，比如比利时学者（向译误翻成“孟加拉学者”，应该是因为将原文中的Beligian[Belgian之误]误会成Bengalese所致）施特歇尔（Jean Auguste Stecher, 1820-1909[原文卒年作1885，恐误]）和芬兰学者凯尔格伦（Abraham Herman August Kellgrèn, 1822-1856）。前者成了根特大学教授，后者翻译过《摩诃婆罗多》，但都未从事西藏学研究。

1852年，比尔努夫去世，年仅五十一岁。法兰西学院梵语教授的职位空了出来，适任的梵语学者并不多，其中之一恰恰就是富科（one of them is precisely Foucaux，向译将precisely[恰恰]误翻成“学风严谨的”）。但是，富科迄今为止所做的工作都是在西藏学方面，这使他在竞争中略处下风，不过他从未放弃对梵语的研究，而且他的西藏学研究其实也都是间接的印度学研究。但是，学院当局（the authorities，向译误翻成“权威人士们”）最后还是选择了比尔努夫的另一个弟子，纯粹研究印度学的帕维（Théodore Pavie, 1811-1896）。帕维在加尔各答工作时，曾于1840年在亚洲学会还遇见过乔玛。不过，帕维在任的时间并不长。1857年11月，出于政治上的原因（他是保皇党人），帕维向帝国政府（法兰西第二帝国）提交了辞呈。当月23日，富科代替帕维成为法兰西学院的梵语讲座教授，但是这个任命属于临时替补代班性质，还不算正式转正。直到五年之后，也就是1862年12月8日，富科才得到正式任命。富科在法兰西学院的职位是“梵语语言及文献讲座”，这意味着如果他愿意的话可以立马放弃藏语的教学和研究。但他还是继续在东方研究学校无偿讲授藏语，一直等到他最好的学生菲尔（Léon Feer, 1830-1902）能够顺利接班。

1858年，富科出版《藏语语法》（Grammaire de la langue tibétaine；图四）。这是第一部用法语写的藏语语法，题献给汉学家儒莲（Stanislas Julien, 1797-1873；图五）。同年，他又从萨迦班智达（萨迦·贡嘎坚赞）的《妙语宝藏》也就是《萨迦格言》中选出一百三十四首译为法语出版（Le trésor des belles paroles, choix de sentences de Saskya Pandita）。乔玛在加尔各答时，已将此书部分格言用英语译出，但不知为何其译文（附有藏语原文）要到他去世以后才在《孟加拉亚洲学会会刊》（向译将“会刊”翻成“周刊”，误）1855年第24卷第2号和1856年第25卷第4号上刊出。1867年，富科刊布传为商羯罗所造《问答宝鬘》（Prasnottararatnamalika[Praśnottararatnamālikā]）一书的梵本和根据梵本和藏译（the Tibetan text，向译误作“一本藏经”）的法译（“The precious garland of questions and answers” [La guirlande précieuse des demandes et des réponses]）。向译把书名翻成《问答选粹》，显然不知此书为何物。在富科之前，俄国学者冯·席夫纳（Anton von Schiefner, 1817-1879）曾将此书藏译本用德语校译出版，日本学者金仓圆照（1896-1987）又根据冯·席夫纳和富科等人的先行研究以日语译注之，刊于《印度精神文化之研究》（东京：培风馆，1944年2月初版）一书397-459页（图六，为金仓所作《问答宝鬘》梵藏日三语对照本的尾页）。在纯印度学方面，富科出版过迦梨陀娑的梵语五幕剧《广延天女优哩婆湿》的法译本（Vikramorvaci. Ourvaci donnée pour prix de l'héroïsme, 1861；向译翻成《胜鬘和火天友》，显然将其误当成了迦梨陀娑的另一部剧本Mālavikāgnimitra）等书。

图四

图五

图六

富科在五十一岁时娶出身学者家庭的菲隆（Louise Charlotte Filon, 1832[或1831]-1902）为妻。菲隆虽然小富科二十一岁，但是这对不太般配的夫妇（such an ill-assorted couple，向译错翻成“这对性格各异的夫妇”）的婚姻却是大为成功。富科夫人以笔名Mary Summer写过不少传记、小说和历史作品，也在丈夫的影响下写过有关东方题材的书，成为当时有名的作家。后一类书包括《释迦牟尼佛传》（L'histoire du Bouddha Sakya-Mouni, 1874；向译漏译了此书），《孙陀利王女所行》（The Adventures of Princess Sundari, 1893；向译误翻成《悉达多王子的经历》），每部书都有富科写的序。

自1842年富科于乔玛去世前不久开讲藏语以来，很多年过去了（向译将“Years have passed since the day when he opened Tibetan teaching in 1842, just before Csoma's death”误翻成“乔玛在1842年去世前已经开设了几年藏语课”）。他的主要著作之一，也就是《普曜经》（向译误作《日曜经》）梵本的法语译注（Le Lalitavistara, l'histoire traditionelle de la vie du Bouddha Cakyamuni），分两卷由吉美博物馆（Musée Guimet）作为“吉美博物馆年刊”（Annales du Musée Guimet）的第6卷和第19卷分别于1884和1892年出版。关于吉美博物馆，勒·卡洛克原文有个修饰说明它的“the French museum of Oriental arts”，可以翻成“亦即法国的东方艺术博物馆”。向译似乎把原文理解成了上下级的两个单位，遂误翻成“法国东方艺术博物馆吉梅[吉美]博物馆”。富科门下弟子众多，法国除菲尔等人外还有戴维尼（Alexandra David-Néel, 1868-1969；“戴维尼”一称见于她所作英语论文《喇嘛教的“拉都尼巴”仪式》，刊于闻宥编《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第16卷甲种，1946年2月[周运提供]），美国有柔克义（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 1854-1914）。菲尔是他在东方研究学校的继承人，不仅教藏语，还教蒙古语，对佛教研究尤其是巴利语佛典的研究很有贡献。1894年5月19日，富科在巴黎去世，享年八十三岁。他的讣闻是菲尔写的。

最近几年，法国国家图书馆的Charles Li对该馆所藏富科文献颇有研究。其《富科边角料》（“Philippe-Édouard Foucaux in the Margins”，网址：）一文，披露了富科于1869年2月27日卖给该馆的四种书，分别为两部梵语法论注疏的钞本（两百法郎和五十法郎），《四体合璧清文鉴》刻本（四十法郎），以及《云使》藏译本的钞本（七法郎），只是卖书的原因不明。同时披露的还有该馆购入的富科研究梵语法论的稿本两种，与富科所卖两部梵语钞本一起，显示了他在某一时期曾致力于这类文献的研究，只是没有正式发表有关的成果。

二、五张照片与一次来访

2019年11月，孔网上拍了一批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简称社科院民族所）旧档案中的老照片（部分含底片），内容都是有关改革开放初期外国学者来华时的访问和座谈等活动。以前只是从民族所出版的刊物中读到过关于这些活动的简单报道，现在忽然出现这么多珍贵的影像资料，可以说是使原来抽象的叙述添加了具体的血肉。这批老照片中有五张分别装于三个信封之内，一个信封作为一个编号上拍，它们相互之间有着明显的联系，唯一可惜的是没有注出所拍摄的是何时的什么活动。我们用甲乙丙作为三个信封的编号。甲和乙都装有两张照片，丙只装有一张。甲和乙中的一张，与丙中唯一的那张相同，是前后两排的九人合影，摄于民族所楼前（图七）。除去这张合影，甲和乙中剩下的是一张不同人物的单人照片。甲中的单人照片（图八）显然就是合影中站在前排左起第一的人，而乙里的单人照片（未戴眼镜，图九）则是合影中站在后排右起第一的人（戴眼镜）。

我没能在第一时间拍到这五张照片，不过后来它们经过新旧卖家的重新上拍或上架都陆续归了我。三个信封式样不同，乙和丙是社科院外事局发给民族所科研处的，甲是上海市出版局发给民族所的，都是为了不同目的而使用过的旧信封，与所装照片没有必然的关系。但是，在甲乙丙的背面，却分别写有“王森”“邓”和“王恩庆”的姓名，这就和所装照片有关了。我们先从甲乙丙共有的合影说起。

图七

图八

图九

合影里的人，我基本上都能认出来。先说前排。从左说起。第一人是佛学家、西藏学家王森（1912-1991），也就是信封甲中单人照片里的人，这与甲背面写的“王森”是一致的。王森属于民族所民族历史研究室（简称历史室）。

第二人，站在王森旁边的，是民族学家秋浦（1919-2005）。秋浦曾担任民族所副所长、中国民族学研究会会长等职。

第三人，前排中央的女性，也是合影中的主角，是日本著名社会人类学家中根千枝（1926-）。中根幼时曾在北京居住，会说汉语，改开后多次访问中国，与中国民族学界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她以研究喜马拉雅山南北两侧藏族的社会和文化成名，有不少作品被翻译成汉语。

第四人，戴眼镜的老者，是中国民族学的耆宿之一吴泽霖（1898-1990）。根据《吴泽霖年谱》（哈正利、张福强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8年8月第1版），吴于1982年从民族所调至武汉的中南民族学院。

第五人，站在吴泽霖身边的，是民族学家詹承绪（1931-2000）。詹曾担任民族所民族学研究室（简称民族室）的副主任和主任等职。

再说后排。也是从左说起。第一人是史凤耀（1930-1995）。他是民族所最主要的科研行政管理人员之一，曾任民族所科研处处长，兼管外事工作。

第二人是吴从众（1928-2009）。吴同詹承绪一样属于民族室，主要研究西藏的历史、社会和民族问题。最近几年，吴的很多东西包括日记、文稿、藏书等都散到了中国书店和孔网，不少人买到过。孔网也有人把这张合影和吴的单人照片放在一起卖过，同样是装在一个使用过的旧信封里，背面写“吴从众”，这个信封可以编号为信封丁。

跳过第三人，先说第四人。第四人是邓锐龄（1925-），也就是信封乙中单人照片里的人，所以乙的背面会写一个“邓”字。邓于1960年4月调入民族所，属于历史室，专治西藏史，著译甚多，主要作品收于《邓锐龄藏族史论文译文集》（上下册，中国藏学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王森、邓锐龄再加上柳陞祺（1909-2003），这三位西藏学和西藏史的研究者可以说是民族所在学术方面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

第三人是我唯一拿不准的，怀疑是王恩庆（1919-1988）。这是因为信封丙的背面写有“王恩庆”。由于信封甲乙丁的背面写有“王森”“邓”和“吴从众”，并且分别装有王森、邓锐龄和吴从众的单人照片，推测信封丙中除了合影之外原来也应该装有一张王恩庆的单人照片。可惜这张照片在上拍时已经不见了。显然，王应该也是合影中出现的人。除去以上已经确定的诸人之外，只剩下后排左三的人，我想他只能是王恩庆。王属于民族所世界民族研究室，通日英俄等语，编译过不少东西，包括有马真喜子写的《中根千枝——日本社会人类学家》（《民族译丛》1980年第1期，1980年1月5日）。在孔网上拍的民族所外文藏书中，曾见深浦正文（1889-1968）《佛教研究法》、Charles Blondel（1876-1939）《未开化人的世界·精神病人的世界》的宫城音弥（1908-2005）日译本等书题有“王恩庆”“王恩庆读”等字，估计是他的旧藏。合影中的人，健在的只有中根和邓锐龄了。

合影人物既已弄清，剩下的问题就是合影里的活动和时间。民族所官网曾以《中根千枝访问我所》为题登有这张合影（iea.cssn.cn/kygl/jlhz_2710/198506/t19850615_3901031.shtml），照片下方还有一段说明：“1985年，民族所领导和专家接待日本学者中根千枝，前排左一位[sic]王森，左二为秋浦，左四为吴泽霖，后排左一为史凤耀。”民族所官网定的这个时间恐怕不对。因为根据《吴泽霖年谱》的记载（267-273页），吴于1985年似乎没有来过北京。我觉得中根的这次来访应该比1985年还要早，甚至是在吴泽霖调去中南民族学院之前。前边提过，信封甲乙丙丁都是用过的旧信封，与所装照片并无必然的关系。但是，在归档时特别拿它们来装这些照片，至少说明它们可能都是在照片拍摄前后不久使用过的，所以才会被从身边随手拿来做装照片之用，这样一来它们上面留下的某些时间印记则多少可以帮助我们间接推测所装照片的拍摄时间。比如信封甲的正面盖有1981年9月12日的邮戳，背面也盖有1981年9月某日（日期模糊不清难以辨认）的邮戳，据此可以推测甲（乃至乙丙丁）中所装照片的拍摄时间离1981年9月应该不会太远。当然在归档时也可能拿1981年的信封来装1985年的照片，但是这个概率感觉比较小。

很巧的是，我后来从孔网买到了1981年10月25日出版的《民族学通讯》（中国民族学研究会编）第11期的校样和原稿，这一期正好刊有一篇吴从众写的《秋浦会长会见日本中根千枝教授》，文中对中根千枝于1981年9月18日来民族所访问时进行的一次座谈做了详细的报道。文章的最后写到：

整个会见是在热烈、融洽和无拘束的气氛中进行的。会见前，宾主一起照了相。会见结束，互相赠送了学术著作。

参加座谈的同志有吴泽霖、王森、王恩庆、詹承绪、邓锐龄和吴从众。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作为行政人员的史凤耀外，合影中的所有人物都出现在了吴从众的文章中，这应该不是偶然的。我想，九人合影应该就是吴文中提到的“会见前，宾主一起照了相”的那个“相”。合影时间1981年9月18日，与从信封甲正面邮戳上的1981年9月12日所推测的也很一致。吴从众的文章是用复写纸写的复写稿，文后还有《通讯》未登的写作时间“1981年9月18日”，原来是在会见的当天整理写下的。

除了吴从众的文章外，柯言（应为“科研”二字的谐音，即民族所科研处）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一九八一年开展国际学术交流简况》（《民族研究》，1982年第3期，1982年5月20日）也提到过中根在1981年的来访：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与日本振兴会学术交流备忘录，日本著名社会人类学家、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所长、国际人类学民族学协会副会长中根千枝教授来我国访问。9月3日、18日两次来所，所长牙含章、副所长秋浦分别会见了她。在访问期间，邓锐龄同志陪同前往四川民族地区访问。

从这篇《简况》可知，原来中根当时来过民族所两次，9月18日见秋浦等人只是第二次。第一次是在9月3日，会见她的是民族所所长牙含章（1916-1989）。这让我想起在同一批上拍的照片里，有牙含章等人与中根在民族所楼前的合影以及很多座谈时的照片，也是装在旧信封里，也没注明是哪次活动。这张合影是前后两排一共八人，前排五人从左起是吴泽霖、牙含章、中根千枝、费孝通（1910-2005）和刘荣焌（1910-1998），后排三人从左起是史凤耀、邓锐龄和王恩庆。我认为这张合影很有可能就是在中根于9月3日第一次访问民族所时拍摄的。邓锐龄和王恩庆都参加了两次会见，除了研究题目相近（西藏、世界民族）之外，可能和他们懂日语也有关系。

我甚至还买到了民族所1981年接待中根的部分档案。据《简况》说，在中根访问期间，曾由邓锐龄“陪同前往四川民族地区访问”。在我买到的档案中，有邓锐龄写于1981年9月下旬的《关于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所长、世界人类学会副会长中根千枝访问我国四川阿坝地区的情况反映》，里面提到中根此次访华的时间是从1981年9月1日到9月20日，其间于9月10日到9月14日，也就是两次来所访问的中间，从四川成都赴阿坝藏族自治州理县藏族地区以及汶川县羌族地区做调研。在四川调研期间，全程陪同（同时也是监视）中根并在最后送她离开北京的就是邓锐龄。邓的这篇《情况反映》在同年10月22日以及具体时间不详的某日又补写过两段，可以说是一份代表了改开初期对来华外国学者观感的重要文献，以后有机会当将其全文刊布。

档案中还有社科院外事局亚非处副处长李克世于1981年9月15日致史凤耀信一通。信中对已经拟定的中根从四川返京后的日程安排做出了一些调整和改动：

老史同志：

转去邓锐龄同志从成都来函，请能[sic]研究提出你们的处理意见。

中根千枝订于17日CA4101航班11：15抵京。回京后的日程拟改动安排如下，请提出意见。

17日（四） 下午 自由活动

18日（五） 9：00 在民族研究所座谈会交流

14：30 新华社采访（在饭店）

晚上（文娱活动）

19日（六） 9：00 继续与民族、社会学者座谈（在民族研究所）

14：30 座谈或个别交谈（或游览）

20日（日）上午 游览或购物

15：40 JL782航班离北京回国

致以敬礼。 李克世 81.9.15

中根由川返京是在9月17日，可见她于离开阿坝和汶川后又在四川活动了两天。日程表里订于9月18日上午9点在民族所的座谈，应该就是吴从众和柯言报道的9月18日中根的第二次来所。史凤耀在19日的日程处写有两行批示“建议由社会学接待，我所不参加了”。这里“社会学”，可能是“社会学所”之误，指刚成立不久（1980年1月18日）的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吴从众和柯言的文章没有提到9月19日中根继续来民族所座谈，可见史凤耀的建议有了效果。

三、哪位“王先生”的什么“报告”？

宋希於从孔网购得文稿三页，每页稿纸横格排列，有左右两个半页，用钢笔书写，行间有红色铅笔所做校改（与钢笔字字体相同，可知出自同一人之手），只是文题、作者、年款俱无（图十至图十五）。卖家说是“原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王忠手稿（关于王尧先生报告的几点意见）”。从稿纸印有中科院历史所第三所（大约从1953年9月到1960年初，近代史所曾改称历史所第三所）的字样，稿文涉及西藏古代史来看，卖家所说的王忠应即中科院近代史所的西藏古代史学者王忠（1921-1999），而王尧则是指民院的著名西藏学家王尧（1928-2015）。宋希於从同一卖家处同时购得的还有署名王忠的文稿三页，每页稿纸竖格排列，也分左右两个半页，用钢笔书写，修改之处甚多，字体与前稿相同。因为只有作者本人才能做出这种程度的修改，可知前后两稿必为王忠手迹无疑。

图十

图十一

图十二

图十三

图十四

图十五

宋希於整理的前稿录文如下（录文中的□表示原文中字迹难以判断之处，[]表示对原文中似有错误和问题之处的试行纠正和补充）：

我想对王先生的报告，发表几点不成熟的意见：第一点意见，我觉得王先生的报告只收集一方面的证据，即吐蕃是奴隶制社会的证据，我根据王先生所指为奴隶的农牧业生产者加几点补充：第一，根据《纪年》，764年首相穹桑下令减少对“黑头”加收的赋税。“黑头”目前在西藏牧区仍然是奴隶的称号，至少和王先生“嗢末”奴部的性质是完全一样的。但黑头是纳税的。第二，根据吐蕃首相给新疆小罗布城负责官吏的命令，要把王田分给每一个耕田人，使每人得一小块土地，如有荒废和破坏田界的事发生，要剥夺其田业。后藏江孜一带，在松赞干布消灭了大奴隶主娘以后，初次设立大藏王田，可见王田是由奴隶耕种的，但奴隶是有一小块田而且为他所有的。第三，根据根端却丕的《白史》所载的一个材料，新疆地方一个被征服地区的耕田人，向赞普申诉他的田业被无理剥夺，赞普下令彻底查究这件事，剥夺奴隶的产业尚所不许，任意屠杀，恐怕没有这样的事。第四，根据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丰州烽子被党项掠卖于吐蕃，被穿透琵琶骨，以皮索套住，可以说是十足的奴隶。但过了几年，主人就给他几百张羊皮，让他自己到各地贩卖，最后做了赞普的执纛之官。可见奴隶是有自己的私有财产的。第五，根据赵璘的《因话录》，被俘的唐人可以做到“舍人”的官，《新唐书·吐蕃传》的徐舍人，几乎是将军，可见舍人的官并不很小。第六，根据元稹的《缚戎人》，对俘虏有“戎王遣将来安慰”的话，其安慰之辞，根据《旧唐书》179[117]《崔宁传》说，779年吐蕃侵蜀，曾宣布“凡伎巧之工，皆送逻娑，平岁赋一缣而已”。可见是说吐蕃轻徭薄赋，待他们比唐朝皇帝更好。根据这些材料分析，恐怕王先生的报告是可以做一些必要的修正的。

第二点意见，我以为王先生应该把吐蕃国家将近三百年的历史看做发展的历史，朗日松赞灭牟波结[芒波结]后赏赐功臣四千八百户奴隶，是纪元七世纪初叶的事，但吐蕃王国一直到九世纪中叶才分裂。这么长的时间，变化是不可避免的，王先生也举出“在穹波邦色以藏博二万户投降时，朗日松赞就没有赏赐给他奴隶”，而是叫他管理百姓，而以后的材料也从没有再赏赐过奴隶，如吐蕃夺取了唐的河西陇右诸□[州]，大封功臣，就没有赏赐奴隶。在松赞干布灭了大奴隶主娘之后，其首相尚囊征服孙波，“像掛铃子在羊脖子上一样温和而安宁的统治孙波”，可见和以前娘对奴隶的统治已经有所不同。这些情况，王先生的报告中应该给予应有的注意。

第三点意见是王先生应该把吐蕃和周围世界联系起来观察，被吐蕃直接统治的尼婆罗早已是封建国家，被吐蕃侵佔的吐谷浑是封建化很显著的国家，新疆诸小国是封建国家，印度是封建国家，唐更是封建国家，吐蕃与周围世界发生频繁的接触，不会完全不受什么影响，这是第一点。吐蕃侵佔了唐的河西陇右极富庶的农业区，这些地方原来是封建关系，吐蕃怎样能把它们完全拉回奴隶社会，又怎样组织他们，这些都是问题，在敦煌，吐蕃已经发生了普遍的租佃关系，这也是王先生应该考虑的。

第四点意见我以为王先生在史料察取方面还有些问题，如在铁器使用于农业方面王先生不相信西藏的史书而以《唐书》没有提到铁就说吐蕃产铁很少，不能大量应用到农器上。其实《唐书》所没有提到的事很多，而西藏的史书也不是完全不可相信，如《拉达克世系》就是很古的一部书，对吐蕃的农业发展有比较详细的叙述，明确地记载吐蕃用铁器于农业的过程。但另一些材料，如牟尼赞普三次平均财富，王先生是相信的，但《麻尼噶绷》说松赞干布也平均财富，可见平均财富不仅单是这一时代的事。

第五点意见是关于史料的问题，这一部分史料的确是贫乏的，但没有很好的整整的史料还有一些，目前敦煌千佛洞发现的古藏文卷子和残片以及斯坦因在新疆的发掘所得，大致有一万件，Tucci和Richardson解放前在西藏的考古工作又发现了一些碑铭石刻。而西藏典籍更是非常丰富，问题在于怎么来整理与研究这些史料，目前国外搞古藏文的有Thomas, Tucci, Richardson, Petech, Bacot, Francke, Toussaint等，他们的工作都不能令人满意，但Bacot在他们中间恐怕还是比较差的，王先生引用他的译文，据我根据原文核对，是有许多问题的。另外，在对音方面王先生说宝髻的对音为Bod-yul，我想恐怕应该是Spu·rgyal，因为吐蕃的始祖叫作'o·de'[lde]·spu·rgyal，吐蕃自称Spu·rgyal，这是许多石刻都有记载的。

由于时间关系和自己的学力限制我只谈这几点，希望王先生及各位同志指教。

从录文可知，王稿所提意见只说是针对“王先生的报告”，并没有提到做报告的这位王先生到底叫什么。可能是因为王尧在西藏学方面享有盛名，卖家一见王稿评论的内容与西藏古代史有关，就想当然地认为做报告的“王先生”必是王尧无疑了。但是，王忠的文稿及其评论的“王先生的报告”涉及的吐蕃国家时期的社会性质（是奴隶制社会还是封建制社会），似乎不太可能是王尧这一代学者关注的问题，而应该是比王尧更早一代的学者关注的问题。因此，我初见王忠文稿时颇疑做报告的“王先生”并非王尧，而是另有其人。

经进一步研究发现，所谓“王先生”指的其实应该是王静如（1903-1990），“报告”指的是王静如的《关于吐蕃国家时期的社会性质问题》（《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第5辑，1956年12月，9-28页；后收入《王静如文集》，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5月第1版，666-685页）。有一条直接的证据。1956年7月2日至4日，民院举行了1956年度关于少数民族问题的科学讨论会。这次会议是民院研究部（民族所的前身）为了纪念本院成立五周年（民院成立于1951年6月）的校庆，以部内研究人员提交的十七篇论文为讨论内容而召开的。应邀参加会议的有一百四十余人（包括校外人士）。据民院研究部通讯组在《中央民族学院一九五六年科学讨论会关于少数民族历史问题的讨论》（《历史研究》1956年第8期，1956年8月）中对这次会议的综述，王静如（当时属于研究部中以研究西藏历史为主的第二研究室）提交了文章《关于吐蕃国家时期的社会性质问题》，而主要参与此文的讨论发言并提出不同意见的正是校外人士王忠：

王静如教授的“关于吐番[蕃]国家时期的社会性质问题”，根据新的资料得出论断，认为六世纪至九世纪时期的藏族社会是处在奴隶制形态。

这个问题在历史学界有着不同的意见，有的认为吐蕃国家是奴隶社会，另外的却认为是封建社会。因此在讨论中发言很热烈，王忠同志引用了许多史料，说明如果将吐蕃国家看作是封建社会则更为恰当，他引托马斯“西藏的文件和史料”一书中所说吐蕃国家占领江孜后将土地没收为王田，“王田分与每一耕者，使每人得一小块土地，如荒废或破坏田界则剥夺其地”，农民对田地不但有使用权而且有所有权。这不是奴隶社会的现象。再者吐蕃周围国家如唐、吐谷浑、印度、尼泊尔都是封建国家，它是会受到重大影响的，吐蕃占领唐的河陇地区，这些地方已长期存在封建生产关系，是否能将人们已经获得的东西摧毁，退回到奴隶制呢，这是值得商榷的。王忠同志对吐蕃将河陇一带五十余万唐人变为奴隶一点表示怀疑，他引用“白史”中说吐蕃政府不许压迫被俘虏来的汉人。“酉阳杂俎”说：“一人被赏吐蕃，后做赞普职官”，“太平广记”引“中华录”：“受俘唐人可做舍人”等记载，说明被俘的人可以做官，不是奴隶。吐蕃国家前后有二[三]百多年的历史，它早期与后期的社会状况是不一样的。因之不能一律看待，例如赐奴隶与功臣的事在早期有了而后期则没有。殉葬的记载也仅见于早期，后期即不可见。

王森副教授等人同意论文的观点，不过认为还需要补充材料和注意吐蕃社会发展中的变化；要如实表达吐蕃前后期的特点及产生这些特点的原因。

通讯组撮述的王忠意见，基本都见于宋希於所购王稿中，只有详略不同而已。内容方面的某些差异，应该是由于记录者听闻不真造成的，比如把《因话录》记成《中华录》等。因此，由通讯组文可以彻底锁定，宋希於买到的正是王忠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稿，而稿中评论的“王先生的报告”则是王静如的《关于吐蕃国家时期的社会性质问题》。这同时也解释了为何王稿会写在近代史所叫历史所第三所时期的稿纸上。王静如的报告在会后正式发表时感谢了柳陞祺和苏晋仁（1915-2002）提供的帮助，以及研究部二室的同事们提出的意见，却没有提当时在会场上做了专门发言并被通讯组记录的王忠。

最后再说几句王忠。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人员著述目录（1950—2000）》（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科研处编，2000年5月，201页）再补以其他材料，可以知道王忠是云南峨山人，1941年入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读本科，1945年毕业后本拟留在云南大学担任讲师，但在老师沈从文（1902-1988）的劝说下，于1946年考入清华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的研究所随陈寅恪（1890-1969）读研究生（沈从文1982年11月21日复罗尔纲信，《沈从文全集》第26卷《书信[1980年-1988年]》，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462页）。除王忠外，陈寅恪当时指导的研究生还有1947年考入清华的艾天秩（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4月第1版，215页）。梅贻琦在《复员后之清华（续）》（《清华校友通讯》复员后第二期，1947年4月25日）谈清华文学院中国文学系时说：“本系研究所分文学史、语言文学、文学批评三组。现有研究生萧成资、王忠二人，均属文学史组。……王君论文题为《唐代藩镇与文学》，导师陈寅恪先生。”（《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四卷《解放战争时期的清华大学[1946-1948]》，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4月第1版，37页）但是现存王忠毕业论文的题目不是《唐代藩镇与文学》，而是《安史之乱前后文学演变问题》（刊于葛兆光主编《清华汉学研究》第三辑“旧文新刊”栏目，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年2月第1版，15-69页）。

王忠从清华毕业后于1949年9月到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1950年5月，以该室为基础成立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王忠也转入近代史所，一边帮助所创始人范文澜（1893-1969）编《中国通史》（王忠主要参与了《中国通史》第六册辽金西夏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1月第1版]的编写），一边研究西藏古代史。据说他曾被单位派到西南民族学院学藏语，其藏语水平得到过专业人士的好评（黄颢《中国关于敦煌吐蕃古藏文文献的研究》，《四川藏学研究（四）》，四川民族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410页）。他的主要论著都是发表于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多与西藏学尤其是西藏古代史有关，其中的代表作是《新唐书吐蕃传笺证》（科学出版社，1958年9月第1版）、《松赞干布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12月第1版）、《新唐书南诏传笺证》（中华书局，1963年3月第1版）。在《评李有义先生研究西藏的论著中有关历史部分》（《历史研究》，1959年第4期，1959年4月）一文中，他还使用过“汪钦”这一笔名。

宋希於从孔网拍到过一张中华书局编辑谢方（1932-2021）写于1962年5月12日的简报稿（图十六，应是出自中华书局旧档案），内容涉及《新唐书南诏传笺证》的出版，以及王忠当时正在进行的研究和撰述的一些情况，十分重要。现将宋希於的录文刊出如下：

访问近代史所王忠的情况

谢方 12/5 62

《新唐书南诏传笺证》他愿意根据我们的意见修改一遍，主要是校勘上重校一遍和补缺漏文字，统一体例等。大约在七月间便可完成。

他正参加帮范老编写《中国历史简编》，主要是整理资料，范老的书要一直写到解放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共三百余万字，计划还要十年时间。此外，他准备写一本《八思巴传》，是带研究性的普及读物，主要是说明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部分，想交给上海人民出版社。他说他有一本《西藏王统干支纪年》，也交给上海人民出了，本来这书中华出才适合的。此外，因他专搞西藏史，想把一些古藏文资料，翻译出版，准备先搞碑刻方面的资料，约十余万字，搞好以后可以送到我们，看看能否出版。

图十六

稿边还有一条批示，似是金灿然（1913-1972）的字：“——12日上午与项平、守俨同志研究，因王的《松干与赞布》[《松赞干布》]稿已交上人，此稿如他交我可要，不交即不必了。”（在批示文字的辨认中得到过艾俊川和刘铮的帮助）

本文接近定稿时，宋希於又从孔网购得1960年代初期中华书局总编辑室编辑油印的，供领导参考的内部发行刊物《业务情况》合订本和零本若干册，他告诉我在1962年5月21日第30号第14页有一篇《王忠建议重印〈续资治通鉴长编〉及元人文集》：

王忠建议重印《续资治通鉴长编》及元人文集

宋代史籍中重要的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目前一般图书馆连爱日精庐本也作善本处理，书店早无法购得。是否可先翻印一种善本，以补足这一段空缺？

又元人重要集子尤难得，是否可考虑重印以下诸种：

（1）紫山大全集 胡祇遹

（2）申斋集 刘岳申 十五卷

（3）中菴集 刘敏中 二十卷

（4）近光集三卷 周伯琦

扈从诗一卷

（5）观光稿一卷 陈孚

交州稿一卷 "

玉赏稿一卷 "

顺便提一句，我在《支那内学院佛学史料三种》（《世界哲学》2010年第3期）中根据原件（也是来自中华书局旧档案）刊布的吕澂写于1961年7月2日谈影印百衲本大藏经的信，也见于这一号《业务情况》的第3-4页，属于《汤用彤建议编印佛藏》一文（2-4页）的一部分。

此外，宋希於在1962年9月15日第42号《业务情况》第7页还发现一篇《王忠研究西藏史》，比上一篇的内容更为丰富多样：

王忠研究西藏史

范老的助手王忠正在专心研究西藏史。他同意为我们写一本《五世达赖传》，但需1964—65年才能交稿。因为他“文债”很多，藏文又不好读。目前他正在为人民出版社写《八思巴传》，接着还要给上海人民出版社搞《吐蕃纪年》。

他到西藏去过两趟，见到藏史资料很多。现在拉萨存有从清初到目前为止的档案资料四千多箱；民族文化宫图书馆存有藏文书一万多函。他说，研究这些资料很不容易，有时读一个礼拜的书，甚至连一、两条有用的资料也得不到。

他手头收藏有唐时西藏碑刻二十六个，很有史料价值。他似有意把它整理校注出版。（此事请史一组研处。金）

括号里的话应该也是金灿然的批示。王忠向中华书局和上海人民出版社（谢方简报稿批示里的“上人”）许诺的《五世达赖传》《八思巴传》和《吐蕃纪年》（应该就是谢稿中提到的《西藏王统干支纪年》）最后都未能出版，成为永远的“文债”。

王忠还曾参加《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写，负责西藏图组的编稿工作。据王世民回忆，在1971年5月和1973年1月于上海举办的两次《图集》编绘工作会议期间，晚间只有王忠独自用功读藏语，不参加其他人的神聊（《值得纪念的回忆》，《历史地理》第2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5月第1版，332页）。这件事很能显出王忠的性格。另据邓锐龄回忆，王忠于1977年患脑溢血，卧床不起，言语困难（《“杨图”琐忆》，《历史地理》第21辑，325页）。但据沈从文1976年4月7日致沈虎雏（1937-2021）的信说，他于此前过年期间见到王忠时，王已瘫痪（《沈从文全集》第24卷《书信[1974年-1976年]》，421-422页）。直到去世前，王忠在近代史所的职称一直是副研究员。王忠是一位长期被忽视的杰出学者，据我所知他的手迹在外间也不常见。宋希於得到的这些手稿具有很高的学术史价值。

四、王森的批改本和张建木的推荐信

前两节提到的王森是中国梵文学、西藏学和佛学史上的重要人物，他的生平和著述有根据档案、书信、手稿等第一手史料重加厘清的必要。我历年搜集到的第一手史料，主要部分已刊于《王森的两篇工作汇报》（2020年1月4日《澎湃新闻·上海书评》），剩余部分则刊于《新见王森史料六种》（《国际汉学研究通讯》第25期）。写完以上两文后，我又陆续获得若干重要的材料。其中最主要的有两种，一是《关于西藏佛教史的十篇资料》的稿本，二为《关于因明的一篇资料》的稿本。这里只说第二种。

《关于因明的一篇资料》是王森正式发表的第一篇关于因明的论文，初刊于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图书资料室于1959年11月编印的《哲学资料汇编》第一辑（定价0.35元；图十七，图十八）。2020年7月底，孔网曾上拍此文稿本一种（网址：；2022年11月26日读取），共有稿纸五十七页（封面一页+正文五十六页，每页为上下对折的两个半页），合订为一册（图十九，图二十）。据卖家言，此稿原为民族所侯方若（1912-卒年不详）所藏。友人刘铮将其拍下后送给了我。全稿正文写于复写纸上，行间有钢笔所作批改（图二十一，图二十二）。钢笔批改无疑是王森的字。至于正文的字，王森先生的次女王澂老师认为也是王先生的。

图十七

图十八

图十九

图二十

图二十一

图二十二

此稿（正文和批改）的文字与《哲学资料汇编》本大体一致。凡后者中出现的文字讹误，不是本来就已见于此稿之内，就是可以用形近所致的原因从此稿中得到合理的解释。《哲学资料汇编》本在刊印时所根据之稿本就算不是此稿，也是跟此稿极为接近的某一稿本。我注意到，稿中讲述的《因明入正理论》梵本“本世纪初发现于耆那教著述中。耆那教徒狮子贤（Haribhadra）曾为此书作注，另一耆那教徒（手边无书，偶忘其名）曾为此注作疏”（图二十三），到《哲学资料汇编》本发表时，已将因“手边无书”而“偶忘其名”的耆那教徒的名字补上（“另一耆那教徒名Pārśvadeva者”，50页）。

图二十三

还有因为“手边无书”而无法补正的例子。比如印度学者M. M. Haraprasād Śāstrī（1853-1931）在1910年校印的六种梵本因明小书（Six Buddhist Nyāya Tracts in Sanskrit），王森就说“此书北京无法看到”（见上，图二十）。由于无法看到原书，所以只能间接知道书中所收五种书的题目，至于剩下的一种为何书则表示“不悉”。还有不仅“手边无书”，甚至也许不知有此书的例子。比如在著录罗睺罗（Rāhula Sāṅkrityāyana, 1893-1963）刊印的法称《量释论》和Karṇakagomin《量释论注》梵本时，王森当时仅知罗睺罗于1949年出版的Pramāṇa-Vārttikam of Dharmakīrti. Svārthānumāna-pariccheda, with the author's Vṛtti and Subcommentary of Karṇakagomin（Allahabad: Kitab Mahal, 1949），却不知罗睺罗更早地于1943年出版的Pramāṇavārttikam（Svārthānumāna-paricchedaḥ）,svopajñāvṛttyā, Karṇakagomiviracitayā taṭṭīkayā ca sahitam（Allahabad: Kitab Mahal, 1943；图二十四，图二十五，图二十六，拍自我收藏的本子）。这些地方都是受时代和环境限制造成的，不必苛责前贤。

图二十四

图二十五

图二十六

哲学所旧日编印的某些书刊，像《哲学资料汇编》，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些书刊，则是原有编印的计划，但最后却未能出版。其中一例就是《中国社会科学人名录》。2022年3月24日，由宋希於提示，我从孔网拍得与王森齐名的学者张建木（名克强，建木为其号，1917-1989）1981年6月22日致《中国社会科学人名录》编辑组负责同志的书信一通（无封，字为张氏亲笔），内容为推荐其他可入名录的人物，其中有王森、王尧、东嘎·洛桑赤列（1927-1997）、俞敏（1916-1995）四人（图二十七）：

哲学所《中国社会科学人名录》编辑组负责同志：

承蒙不弃，拟列贱名于《人名录》，谨遵命书讫，今奉上，乞詧阅。

嘱推荐其他专门人材，今仅就近年内与我有学术性的接触，确知其有真材实学者开列如下：

王森 民族研究所研究员

王尧 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系副教授，宗教所副研究员，北大东方语文系兼课教师。

东嘎·洛桑赤列 藏族学者，民族学院副教授。（我所知职称如此，不知近日已议升否。）

俞敏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专此，即颂

撰祺

张克强 81.6.22

图二十七

从信中所写内容来看，张建木当时提交了自己的词条，这份词条的原稿以后很有可能在网上出现。至于王森等四人有没有在张建木推荐后提交词条，现在还无法得知，如果提交了，那么他们的原稿也都将是十分重要的学术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