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只是简•奥斯汀》一书中，作者谢莉·德威斯将历史、传记及批评分析编织成了一个个热情洋溢的故事，集中讲述了与简·奥斯汀、夏洛蒂·勃朗特等人同时代的七位传奇女作家的生平故事及其开创性成就。对于这七位女作家，普通中国读者尚不熟悉她们的名字，不过，经过20世纪中后期女性主义运动带来的冲击和改变，她们在英语国家却不再是无名之辈，其中多数已经名列新版《牛津英国文学指南》。

在这部妙趣横生、引人入胜的英国女性文学史中，谢莉·德威斯真实细致地还原了18-19世纪女性的生活以及文学发展状况。在这个过程中，她一步步逼近事实的真相：这些女性在世时都曾名声大噪——其中包括侦探小说和现代奇幻小说的开山鼻祖——为何社会竟会将她们遗忘？

本书作者的经历和这些女作家们也有着某种命运的共鸣。谢莉·德威斯读研究生时修习的专业是民族音乐学，在“后硕士”生涯中因简·奥斯汀的小说而进入文学世界，成为痴迷的爱好者，努力争取各种机会进行更广泛深入的研读和探究，并热心地在互联网上分享心得。最终推出的《不只是简·奥斯汀》包含许多网络写作特征。七篇小传写得非常流畅，笔调亲切，充满感情，爱恨分明。德威斯一方面将自己融入书写对象的视角，另一方面与“亲爱的读者”直接互动。读者能真切感知，书中不少记述和内容打动了自己，是因为它们在作者心弦上拨出了绕梁不绝的回音。可以说，这是凝集着多重生命体验的心血之作。

但德威斯也难免年轻网络写手某些常见的弱点，行文有时会略显粗率、顾此失彼，比如在断断续续地介绍、分析18世纪中期以降百余年间英国社会方方面面的情况和变迁时，偶尔会有偏狭之言；又如，为了彰显某些激进或“出格”的女写家，太过简单地声称奥斯汀、勃朗特等人的作品呈现了“浪漫而多情的英国”，散布了“让许多人沉醉的

（婚姻）

幻想”；此外，全书叙事安排和行文措辞侧重展示女作家的挣扎和奋斗，便或多或少暗示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责任都是应该冲决的束缚，而这显然并非无可争议的“真理”等等。

尽管如此，《不只是简·奥斯汀》仍值得静下心来慢慢品读。它没有学术论文的八股格式，却不乏知识含量和正义情感。作者曾尽可能详尽地搜寻、阅读资料并提供了大量注释。研读和书写使她的视野和认知不断得到拓展与刷新，为自己和同好者打开了一扇又一扇面向现实和历史的心智之窗。

《不只是简·奥斯汀》，【美】谢莉·德威斯 著，史敏 译，守望者|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8月版。

作者丨黄梅

“革命时代”的女儿

七位“女主角”都曾在英语文学史中留下独特的一笔。其中有三人是简·奥斯汀的“前辈”，即夏洛特·史密斯、海伦·威廉斯以及玛丽·鲁滨逊。她们的青少年期正值被视为“革命年代”的1760-1790年间。由于各自的私人经历，也由于时代风云际会，三人都成了同情、支持法国大革命的浪漫激进派。她们在后来一个多世纪里遭到贬低甚至抹杀，政治态度是一个重要原因。

夏洛特·特纳·史密斯（Charlotte Turner Smith，1749-1806）。

夏·史密斯本姓特纳，出身上层士绅家庭，在乡村大宅度过安宁快乐的童年岁月，六岁时即显露诗才。母亲早逝后父亲破产，1764年她十五岁时由已经再婚的父亲安排嫁给了富商史密斯

（东印度公司联席董事之一）

的长子本杰明。像当时众多女性一样，夏洛特婚后以每一两年一个的速度生养孩子。那是一段漫长而锥心的历程——从起初的懵懂、新奇、欢快到渐渐清醒，意识到笼罩家庭命运的阴影，看明白比自己年长八岁却早被惯坏的本杰明是多么任性无能而且酒色无度、赌债累累。

即便如此，当后者1783年底被人追债时，刚产下第十一个孩子的夏洛特仍陪伴他住进了债务人监狱。她在臭气冲天的牢房里开启了写作生涯。1784年6月即本杰明被捕仅六个月后，夏洛特的处女作《哀歌十四行诗及其他随笔》付梓。她的诗作笔调自然清新、哀婉动人，与正在激荡汇聚的浪漫主义诗风声气相通，出版后大获成功。由此，史密斯夫妇得以偿还大部分债务并顺利出狱。

然而噩梦并没有结束。不久本杰明再度因债务失去自由并逃往法国。又一次身怀六甲的夏洛特带着众多子女赶去与他会合，结果却衣食无着地困在了一处破烂的废弃庄园。夏洛特终于下定了决心。考虑到当时女方离婚极端困难，她于1785年春撇下本杰明独自带孩子们返回英国。1788年，她的第一部小说《古堡孤女埃米琳》面世。小说采用时髦哥特故事的奇诡氛围和叙事框架，讲述了三名女性人物如何相惜相助，为自己争得了正当权益和立足之地。“我有自己的思想，”小说的同名女主人公毫不含糊地说，“可以通过诚实劳动自力更生……这比那种男人……能带给我的好处强太多了！”

如果说《不只是简》中另一位“传主”，即名演员玛丽·鲁滨逊是在充任王位继承人

（即后来的乔治四世国王）

情妇的起伏跌宕生涯中产生了对上层社会和国家体制的愤恨与怨怒，夏洛特则是因为在绝望婚姻中长久挣扎而意识到一己之不幸与广大妇女地位问题密切相关。她认识到父亲的败家和丈夫的堕落有不可忽视的共性，即都标志了男权的溃坏。她自立谋生后仍然受困于当时的法律体制，频频遭遇本杰明窃占她的写作收入及子女难以继承家族遗产等诸多侵扰。私怨渐渐转化为“公愤”。多年后，当她把父亲在婚姻市场上的操作明确定义为组织“合法卖淫”，她的思想已经抵达那个时代的“激进”前沿。

《埃米琳》等小说的出版，为家人提供了生活保障，也使年届不惑的夏·史密斯在文人圈里赢得了尊重，更结识了一批渴盼社会革新的志同道合者。1791年她亲赴法国考察大革命现状，促生了包含大量政治辩论场景的小说《德斯蒙德》

（1792）

。另一方面，法国革命日益激进化造成一系列白热冲突甚至大规模杀戮，又使持温和改革立场的夏洛特不禁感到某种迟疑和困惑。她的最后一部小说《老宅》

（1794）

虽然仍以世界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却不再直接涉及法国时政，而是回到了通过个人悲欢传达社会思考的叙事传统。

夏洛特在法国结交的朋友包括海伦·威廉斯。后者出生在伦敦，年仅三岁时父亲猝然离世后随家人迁居北方小镇。她自小受清教徒价值观熏染，并幸运地得到了良好教育和长辈亲友的精心照拂。1781年，年仅二十一岁的海伦出版了叙事诗《埃德温与艾楚达》并引起了不小反响。或许多少因为父亲的职业

（威尔士军官）

，海伦笔下年轻的恋人们并没有在婚姻中“从此过上幸福生活”，却经历了战争岁月的磨难——社会冲突无情地切入并搅碎了私人“小确幸”梦想。

海伦常常突破当时女性写作的边界并在作品上签署自己的真名。《埃德温与艾楚达》《美国故事》《和平颂》和《秘鲁》等诗表达了对美国革命的声援以及对面临殖民者入侵的美洲原住民的关切。她还在《关于为限制奴隶贸易而通过的法案》一诗中直抒胸臆地发表政见。

海伦的欣赏者包括当时最著名的文化大师塞缪尔·约翰逊博士、初入诗坛的华兹华斯、富有上流社会名媛兼文艺赞助人伊丽莎白·蒙塔古以及聚集在后者身边的一众“蓝袜社”才女。海伦的朋友圈还包括曾帮她推出《双卷诗》

（1786）

的早期赞助商和相识于1785年的莫妮卡·杜·福塞等——前者是伦敦革命社

（London Revolution Society）

中人脉甚广的成员，后来更是成了海伦的人生伴侣；后者遭法政府驱逐后一度暂居英伦，与她的交往使海伦真切感受了大革命爆发前后海峡彼岸涌动的革命情绪并深度参与了相关的热烈讨论。1790年，应已返回法国的杜·福塞夫妇邀请，海伦·威廉斯访问了风起云涌的法兰西。

她抵达巴黎时正值法国国庆日即攻陷巴士底狱一周年。那天的庆典或许是欧洲有史以来最盛大的活动，参与群众达一万五千多人，全法国都“处于欢欣鼓舞之中”。远非“激进”的英国女作家汉纳·莫尔当时都不禁心生憧憬：“这场胜利让人们满怀期待，这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之一很快就会成为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度。”海伦·威廉斯更是激动万分：“在这个时刻，只要拥有人类最基本的情感，就能成为世界公民中的一员……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天的震撼感受。”

她记述说，现场“人群发出一阵呼喊声、尖叫声、欢呼声”，表达对新法国的欢呼和支持；随后在一片寂静中突然间“太阳冲破云层，发出万丈光芒”。这些及其他许多亲身感受聚成了《法国来信》系列的第一卷即《法国来信，1790年夏》。她饱满的乐观主义和迎向新世界的万丈热情，令人联想到青年时代的华兹华斯们。那些天真的理想主义展望，也许注定要经历曲折和幻灭，但又何尝不是包含着人类创造最美好未来的思想种子？

为法国革命摇旗呐喊的海伦再没能够回到英伦家乡。随着法国形势的快速演进，在激进的罗伯斯庇尔治下以及后来拿破仑·波拿巴称帝期间，海伦及其家人的处境远非平顺，有时甚至人身安全堪忧。

然而，她对革命初衷的坚定信念从没有动摇。一卷又一卷新的《法国来信》及其他文章从这位现场“记者”笔端淌出，为英国和世界及时报道变化中的法国。她认为自己是在为没有发言权的人们说话。有人斥责她对在革命中受到伤害的贵族们缺乏同情之心，海伦针锋相对地反问道：“难道因为我没有和那些丢掉部分巨额财富的人一起哭泣，却为受压迫的人得到保护、被冤枉的人得以昭雪、被俘虏的人重获自由、贫穷的人得到面包而庆贺，就该断定我心理扭曲、麻木不仁吗？”

举步维艰的拓路人

几位女作家也都是举步维艰的拓路人。

夏·史密斯曾果断地“破”婚突围。实际上，结婚后不久

（不迟于1770年）

，她已在致友人信中明确地表达了失望：“我的思想越开阔，就越清楚地意识到我所受到的奴役；我的理解越深刻透彻，与这个注定要共度一生之人就越疏离；在新获得的洞察力烛照之下我越来越真切地看出，我无意中跳进的这个深渊多么恐怖。”她无意将本杰明们妖魔化。相反，《埃米琳》中女主角的堂弟兼狂热追求者被塑造成某种浪漫的性情中人——他无意于谋财逐利，拒绝安排门当户对的婚姻，却一味放任自己胡作非为并无休无止地纠缠着依恋着孤女埃米琳。那位堂弟可说是门第体制以及不良教育生产出的“废品”，却并非本性邪恶。

史密斯们或许有过少年夫妻的纯情相悦。他们之间肯定有一大群孩子构成的血肉联系。从认清丈夫的品格弱点到断定他无可救药，是另一段百转千回步步伤心的苦涩经验。本杰明因负债入狱时夏洛特的陪伴之举，表面看是嫁鸡随鸡，实际却是坚毅女性深思熟虑的一步先手棋。不出所料，男人的表现毫无改进。夏洛特则在狱中推出了诗集处女作，紧接着在风雨飘摇的一两年里编译了两部法语作品，并在离开丈夫三年后紧锣密鼓地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

这些一气呵成的“动作”显然是早有腹稿，只待择机尝试实施。她早已认识到必须摆脱丈夫，但自立之路肯定形格势禁，她必须以退为进尽可能争取社会同情。而万一那男人尚有星点良知和意志，能够洗心革面，以仁至义尽的方式与贤妻角色告别也算给过他最后的机会。曾经养尊处优的夏洛特久经磨砺，至此具备了钢铁般的强韧和周密筹谋的能力。她勇于决断、不辞辛苦，又恰逢天时地利，居然在短短数年间从绝境中拔身，靠写作为自己和孩子们拓出一方天地。

然而，更让人触目惊心的或许却是温顺女萨拉·柯勒律治一次看似死水微澜的出行。

萨拉·柯勒律治（Sara Coleridge, 1802-1852）。

萨拉是著名浪漫诗人塞缪尔·柯勒律治的女儿。父亲长期与情人在外同居，萨拉极少得到来自父亲的看顾，却享受了同为湖畔诗人的姨父骚塞以及华兹华斯等人的关爱。她不能如兄长那般入名校读书而只在家中受教，却被长辈们认为是“聪颖过人”。萨拉通晓六种语言，在十九岁至二十五岁期间曾翻译、出版了两部有学术难度的著作，即《阿比坡尼族的历史》和《巴亚尔骑士的事迹》。她自幼体弱多病，长期被抑郁症缠身。有证据表明，早在婚前她已像当时不少英国人

（包括她父亲及其朋友德·昆西，还有玛丽·鲁滨逊等）

那样求助于鸦片酊缓解病痛。

萨拉二十一岁时接受了堂兄亨利的求婚，然后等待身为律师的未婚夫先立业再成家。四年后婚期临近，仍在为译书做收尾工作的萨拉写信向哥哥抱怨等着她的那“一大堆针线活儿”，还表示：

以我的趣味、脾性和习惯，如果我是你那性别的人，我会幸福得多，而不会像现在这样无助。在这个世界上，最适合我的职业莫过于做乡村牧师——我会因修习这个职业所必需的知识而感到快乐，而且肯定不会厌烦……牧师的职责……我不会结婚。

然而，萨拉自幼身处的“后革命时代”与曾经令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

（当然还有夏·史密斯或海·威廉斯）

们意气风发的岁月大不相同。她在保守的精神氛围中长大，对结婚生子的命运并无坚决的抗争之心，也不曾参与抵制社会不公或剥削压迫的活动。多少出于这个缘故，在后世女权斗士们重写文学史时，萨拉仍相对受到忽视。

婚后十年中萨拉七度怀孕，多次流产，两次产下不足月并很快夭折的病婴。在那些旧病添新伤的难挨时日里，阅读和书写是她的避难所。为孩子们写就的《诗歌教育课》等给萨拉带来了精神支撑和不错的经济收益。父亲1834年过世后，她与丈夫共同肩负起整理、出版遗作的劳务。坐冷板凳“编辑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五花八门、支离破碎、杂乱无章的”手稿常让萨拉感到无比沮丧，但她仍旧孜孜矻矻坚持不辍地一部一部推出父亲的著述。她在“家中的天使”和“出书女强人”两种角色之间切换，过着双重生活。与后世的弗吉尼亚·伍尔夫相仿，她的精神病态反复发作。在投身写作和学术研究的同时，她与抑郁症和毒品依赖长久缠斗着。

1836年春，萨拉家所在地区发生了大流感。全家人里她病得最重，长时间卧床不起，编辑工作暂停了，孩子们也被送走。熬到秋天，到了她每年去亨利家乡拜望公婆的时节。亨利不允许萨拉破例，她迫不得已辛苦奔波前往婆家度过了病恹恹的几周时光。

10 月中萨拉启程返回伦敦。出乎所有人意料，旅途第一天她便在伊尔切斯特镇停下，宣布自己病得太重，无法继续上路。孩子们和保姆返回婆家，而她本人则在陌生小镇上滞留下来：

……我真的不能赶路了。昨天……情况更糟了——到了歇斯底里的境地，夜晚又一次失眠了。今天我本想出发，但发现实在做不到……我从来没像过去的二十四小时这样难受过。亲爱的，请不要责备我，写信到伊尔切斯特来吧……我能忍受疼痛，但疼痛太可怕了，我又疲惫到了极点。如果在这里静养，我会慢慢恢复，但如果开始赶路，我就无法恢复了……

萨拉在小旅舍楼上房间里度过了与世隔绝的五个星期。关于这五周，有大量她与家人的往返书信被保留了下来。每天早上萨拉都给丈夫写信，一次次地抱怨身体不适。症状的出现和消退大抵与亨利的表态有关：只要他给她定下动身日期，病情立刻加重；反之便会减轻。她时而流露出消沉绝望的情绪；时而又因给家庭增加开销并“造成诸多伤害”而内疚。有一次她还怒气难遏地把强加于她的旅程比作邪恶“黑鹫”，说自己被“利爪钳制，倾倒在地”，“不能自主呼吸、自由活动”，甚至表示要挣脱、驱走那“恶魔”，用尖齿叉子迎击它！

耐人寻味的是，萨拉写过每日晨信并匆匆吃罢早饭后，没有卧床休养，却埋头工作。她抵达伊镇时携带着一叠草稿，而到离开之际那部名为“幻想”的长篇小说已经修订完毕。那是一部“以昆虫世界为主题的喜剧性儿童故事”，情节天马行空，充斥着异想天开的奇异角色。她在该书自存本封面上曾手写一首小诗，其中有“缥缈梦幻乃是神圣的职责”等字句，重视之心可见一斑。

频密的家书与《范塔斯敏》彼此发明，揭示了却也仍遮蔽着许多内情，构成交叠的谜题，让有缘与萨拉相识的追怀者们思绪万端，萦回反复。生活中感受到的伤人猛禽与正在生成完善的虚构“昆虫世界”有什么关系？什么样相互抵牾、交错纠结的内在力量能逼迫这位三十四岁的温良妻子以那般毅然决然却又反复倾诉自辩的姿态争取有限的独处时间？是抗拒一切干扰投入原创写作的狂热？是神游太虚、欲罢不能的精神失控？不论《范塔斯敏》的文学成就到底几何，也不论它是否有资格成为奇幻文学的开山之作，仅是它的诞生，便值得纪念。因为那是一名家庭主妇倾尽全力在妇道囹圄内凿出小小裂孔、为自己经营出五周全职创作“假期”的产物。

之后，忙于工作的亨利终于亲自赶来接妻子回家。萨拉经历了更多的怀孕和流产，一如既往地编辑、校注、出版父亲的遗作，为后者确立杰出哲学家兼诗人的地位起了关键作用。亨利1841年病逝。萨拉缅怀说他们夫妇情深。此话虽不能全信，但他们肯定也绝非一般意义上的“怨偶”。羁旅伊镇期间那些让男方极为尴尬的书信被完好地保存下来，不可能完全出于懵懂不察或对“精神失常”妻子的消极包容。其中无论如何也包含公道之心和不容小看的珍视与敬重。

萨拉孱弱的躯体担当了多少历史与人生的必然和偶然！她的病、她的苦、她的怀才不遇不能仅仅归咎于一个具体时代和一名大约中规中矩的维多利亚男士。基于西方社会生产力发展及中等阶级处境改善等诸多原因，18、19世纪之交受到较好教育、有能力从事各类专业工作的女孩大大增多，然而，即使经过革命风暴的撼动，总体来说社会为她们安排的出路仍只有结婚持家一途。萨拉是人类社会中注定学非所用的第一批“量产”女性知识分子中的一员，她学养富厚、体质羸弱而又极度敏感，因而最痛切地感受了个人禀赋与家庭妇女角色之间的巨大冲突。

然而，群体的普遍困境

（比如过多过密的妊娠和生育给妇女带来的压迫和伤害；比如在家庭内外重新调整女性的社会角色）

不能只靠某些人冲冠一怒或一时汹涌的社会运动冲破，还要靠经济、科技发展以及许多不起眼的尝试和抗争日积月累、水滴石穿。时移世易，今日多数国家的女性都自然而然享受了远比萨拉们要多得多的权利和选择。蓦然回首，我们不能不百感交集地意识到：历史中灯火阑珊处的那些女人曾以怎样泣鬼神的努力为后来人扩宽了生活和事业的空间。

随流扬波？通俗与“高雅”从来不是判然两分

这些女作家们对政治文化风向以及市场需求都非常敏感。夏·史密斯不仅借了哥特小说和浪漫诗歌的“东风”，还和海·威廉斯和玛·鲁滨逊等同道者一起为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后风起云涌的社会改造思潮推波助澜。她们其中有不止一人曾涉足新兴儿童文学写作并取得可观成绩；凯·克罗几乎与美国的爱伦·坡同时写出了最早的畅销侦探小说；黛·克雷克则毫不忸怩地参与市场运作，与出版商谈判版税收入，甚至亲自上街推销自己的作品。

不过，其中最善于在出版市场纵横捭阖的恐怕要算玛丽·布雷登。她由演员改行转战文坛时，已是维多利亚时代鼎盛期。经过多年文化建设，种种社会规范和道德律条逐渐严谨完善，但同时日显僵硬、压抑。与之对应，打破禁忌、以情欲和犯罪等为题材的惊悚小说

（sensation novel）

开始大行其道，玛·布雷登便是得风气之先的人之一。她的故事常以男性第一人称视角讲述，情节曲折，语言生动，女主人公貌似讨人喜欢的淑女，骨子里却没有半点循规蹈矩、逆来顺受，不在乎伤风败俗，也不惮于步入各种各样的冒险和阴谋。她的代表作《奥德利夫人的秘密》成为当时最畅销的英国小说。不少人认为，玛·布雷登的写作呼应了读者内心的渴望，甚至宣告着既存生活方式的终结。

玛丽·布雷登（Mary Elizabeth Braddon, 1835-1915）。

通俗与“高雅”从来不是判然两分。莎士比亚戏剧诞生于一线演出实践，富含草根影响和俚俗养分。狄更斯是畅销作家。只是18、19世纪里书刊出版业的进一步发展和新受众的形成使布雷登们有了“肆无忌惮”的勇气和真正致富的可能。到19世纪末，社会的总体宽容度已经大不相同。布雷登虽然仍难逃流言蜚语和各种舆论压力，却不仅可以在虚构作品中塑造大胆突破社会常规的人物，还可以一边公然与已婚男友同居并养育众多子女

（顺便说，她虽然也频繁生育，却没有像萨拉·柯勒律治那样身心受到重创）

，同时一部又一部地推出小说作品，赚取版税。

反复思忖市场发育为社会地位较低者提供的机遇，细细掂量布雷登式实践的积极意义，我们也不能不生出很多疑惑和忧虑。时至今日，全心追求收视率点击率的影视产品和网络文学如海啸扑来，几乎没有人还能小看“通俗文化”。受追捧的流行文学中肯定有

（经时间大浪淘沙后成为经典的）

佳作，它们的叙事套路、表达手段及其所体现的受众取向和欲求不可忽视，值得进行相关文艺学以及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的研究。但这不等于我们可以无视流行文化中的大量低水平复制、快餐式消费和“娱乐至死”的倾向等。夏·史密斯们表达心目中理想人际关系的作品固然借用并改造了流行元素，但这毕竟与重点聚焦于情色、犯罪或一味求“爽”的写作之间有某种本质的差异吧？在市场经济社会中写作不可避免涉及利益，然而，如果没有某种

（或多种）

对峙力量和追求与之平衡并拮抗，无限追逐商业利益会把人类文明导向何处？

（本文经南京大学出版社·守望者授权，摘自《不只是简·奥斯汀》序言部分《女性写作的雪泥鸿爪》，较原文有所删减和改动，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作者：黄梅

整理：风小杨

编辑：安也 校对：薛京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