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身上的地铁味儿最近得到了一再的指认和强调，先是在韩国导演奉俊昊的电影《寄生虫》中，而后是在中国作家张晓晗描述一次日常崩溃的微博里。在电影里，上流社会一家从“寄生虫”一家四口身上察觉到了某种气味，“搭地铁的人有种特别的气味，”男主人多次辨识出这种气味并表示厌嫌，最终丧命于对出现在自己庭院中的这一气味的鄙夷——被他散发着地铁味儿的私家司机举刀插心。在后者的微博中，她将“住小两千万买的房子，过着所谓top5的生活，闻得出别人身上的地铁站味道”作为其体面生活的体现和标志。

两者的相似之处在于，地铁味儿在此成为了一种底层的标签和不体面的象征，似乎生活的困窘使得普通人丧失了包裹自我、抵抗生活的可能，地下与他人的气味沾染甚至浸入了地铁中的身体。

这种气味无法洗刷也无从掩藏，如同一种只有爬升到阶级上游才能切除的可怕疾患，然而其更加可怕之处还在于，有地铁味儿的人闻不到自己身上的地铁味儿——只能在如蟑螂般藏在别人茶几之下时、在汽车后视镜里看到主人嫌弃的表情时、在发现top5可以靠气味识别出自己时，惶恐地发现地下公共交通工具上的拥挤生活已如此深入腠理，使自己在与上流社会愈行愈远的同时，竟成了一个丧失某种人体官能和社群自觉的“失嗅者”。

汗水、口气、食物、电路散热及空调代谢不利可能导致的复杂气味或许令人生厌，而地铁最可贵的意义——除了满足每日数以亿计人的通勤和出行需要——或许也正是其“人味儿”。在这样一个变换而又固定、连接而又断裂的神奇交通工具里，我们与他人发生关联，也与自己的历史发生关联。地铁线路图为我们展现了空间的切面，地铁时间表为我们规划了时间的可能。这里是私生活与公共生活的交叉点，是我们的此刻与历史记忆的碰撞处，也是我们发现这个社会种种新奇有趣、微小难辨的细节或戏剧的一只窗子，或是重识自我、深挖内心公共道德标准的一面镜子。

地铁的气味与其说是可怖的可憎的，不如说是私密而复杂的，是值得玩味和思考的。当我们在这种气味中辨识出旧日的自己的气味，或擦肩而过的他人的气味，我们得以在俗世的洪流中标记一种公共生活的可能。正如巴黎地铁上的人类学家马克·奥热所说，“地铁最通俗的定义正是如此：没有节庆的集体性，未被隔离的孤独感。”那些以为自己永远告别了地铁和地铁味儿的人或许没有意识到，“几乎生活的一切都越来越紧密地交集，以至于没有任何隔绝的方式，能够壁垒分明地切割个人和群体。”

《地铁：记忆与复数的孤独》

文 | 马克·奥热 译 | 周伶芝 郭亮廷

地铁作为“上帝的道路”：没有任何隔绝可以切割社会

让我们在搭地铁的路程中交叉对照的，正是我们自身的历史。我们今天的路线和昨天的路线彼此交错，聚集成生活的团块，而像日程表一般印在我们心里的地铁路线图，只能让我们看到生活的一个切片，一个同时具有空间向度和时间规律的面向。然而我们也很明白，几乎生活的一切都越来越紧密地交集，以至于没有任何隔绝的方式，能够壁垒分明地切割个人和群体，我们的私生活和我们的公共生活，我们的历史和他人的历史。

这种交集有时候甚至到了令我们不堪忍受的地步。因为我们的历史本身就是多重的：日常生活的工作路线并非我们唯一记得的路线，而某个一直以来对我们而言跟其他站没有什么不同的站名，某个在路线上面目模糊的记号，可以突然被赋予从前没有的意义，变成一个爱情或厄运的象征。我们总是可以在医院旁边找到一间花店、一家丧葬公司和一个地铁站。每个地铁站都带有多重的回忆，每个回忆彼此不可化约，组成这些回忆的，是珍贵的时刻，就像司汤达说的，“生活的痛苦因此而值得。”

这些时刻唯一的相似之处，就是它们彼此不同，而只有在稀少的一次或两次意识特别清醒的时候，在时移事易之后，秘密的激情才会经过大都会地底下的路线，通往这些时刻。地铁的路线就像上帝的道路，高过人的理解：人们不断地往返其中，但是这一切行为只有到了结束时才显得有意义，只有在回眸一瞥时，才猛然领悟其中的真义。

地铁作为放大镜：审视忽略的他人与生活

在地铁上，切身的差异性的迹象比比皆是，而且通常都很挑衅，甚至带有侵略性。我再一次先略过不提在我们每天的路途中，那些显示了他方的差异性、见证了世界史而闯入日常生活的案例：那些在莫贝尔广场站下车、去那里进货，或是转车到意大利广场的亚洲人；那些要到安特卫普站（Anvers）去，或是在雷奥米尔-塞巴斯托波尔站（Réaumur-Sébastopol）打扫走道的非洲人；那些吵着要参观歌剧院（l’Opéra）的美国或德国旅行团。切身的差异性，主要来自年轻人，那些仿佛从电视里走出来的年轻人。年轻，就是还拥有青春的人，和青春已经远离的旁人形成对比。他们戴着耳环，把一撮头发挑染成绿色，令人同时觉得既困惑又熟悉：他们看起来和我们制造的关于年轻人的影像没有两样——这些影像在报章杂志和广告里被大量复制——正是因为如此，他们愿意付出一切变得和影像一样。当这些被影像同化的人在我们面前出现的时候，我们顶多觉得有点不习惯，但是不会感到震惊，因为我们早已见识过类似的东西。就像屏幕形象始终如一、最近被强迫改变造型的明星约翰尼·哈立戴（Johnny Hallyday）（即便他懂得坚持他的招牌打扮，但总有一天他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那就是像镜子一样模仿他的，都是跟他年纪相仿的人），他说得很好：“偶像就是那些小鬼们永远想要变成的款式。”

地铁因为充满日常生活的人性，让我们觉得格外亲切，它所扮演的角色就像一面放大镜，邀请我们放大审视一个我们不小心，甚至是故意忽略的现象：当世界变得焕然一新时，那代表我们已彼此疏远。常常有些事情，对我们来说是新闻，对别人而言却是历史。当然，成天自以为是年轻人的偶像，一朝醒来发现自己是老人家才记得的蒂诺·罗西（于1949年成为法国第一位获得白金唱片的歌手，唱片销售量超过五百万张），是很难堪的事情。

但是，这种经验却是重要的、具有代表性的：就在我们被自己的历史紧紧抓住的那一刻，别人的历史正从我们的身边悄悄溜走。当我说“我们”的时候，我是指我那个世代的人，我们应该都有共同的感受，会在某个时刻察觉到不同的历史以不同的速度平行前进时，所产生的视觉特效：属于我们的历史不断加速（没想到时间过得那么快......），年轻人却有的是时间，甚至对于人生得经历那么多烦琐的阶段，还会觉得不耐烦（的确，他们得先完成学业、找到工作，然后选定人生志向、成家立业......）；不过，从另一个观点来看，一切又反过来了：他们把我们抛在后头，令我们错乱地觉得他们才是开创历史的人。没错，推动政治和经济的大手不只有一只。但是，我得这么说，这几只手在地铁里很少相握，要不然就是秘密接触。

地铁作为碎片聚集地：和别人的历史擦肩而过

地铁的乘客并不见得一定没有共通性，没有机会去发觉他们和其他人有共同的历史参照，或是某些过去的碎片。只是，这种经验很难成为集体经验。地铁并不是共时性的场所，尽管它有规律的时刻表供人依循：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日、自己的生日要庆祝；每个生命都可以写成一本独特的传记，而同一个人的情绪又是那么的千变万化，即使像协和广场或巴士底那样的大站，也只有在某些特殊的节庆时刻（反对种族主义的大型活动、选举），可以让这些场所的名字找回过去的光彩和那种感动人心的力量，使得集体的情绪沸腾。平常的时候，我们顶多感受到的是破碎的神圣性（每个旅客都会邂逅自身的历史），或是从某些纪念仪式残留下来的仪式的神圣性，我们只能依稀记得，但已失去诠释它的能力。我们甚至可以说它是空洞的、死亡的形式，只能等待大写的历史（Histoire，以大写的H标示，因为这是他人的历史在某个瞬间被视为全体人类的历史），再次赋予这些仪式意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在非洲或美洲看到基督教运用古老的仪式，赋予这些仪式一种存在的价值，即使旁人很难从观察得知仪式的形式和内容产生了什么变化，很难描述这种新型的宗教，毕竟新宗教不能被简化为构成元素的总和。事实上，这个现象呼应了所有诞生的秘密。

我们当然可以想象，有人搭地铁只是为了高兴，为了寻找某种没有人能够无动于衷的情感来袭。像这几年，在塞居尔站，不知从哪里传来一阵阵的旋律，穿透了每条通道，我想它应该在不止一位过客的心中引发对大海的怀念，或是对海洋的恐惧。在协和广场站，那条连接巴拉尔-克雷泰伊线（Balard-Créteil）和樊尚-讷伊线（Vincennes-Neuilly）的通道上，有个手风琴师坐在那里弹奏战后的曲调，和这些歌曲一起走过岁月的人们听来，应该有一股特别的滋味。

然而，我们也得承认，就像大家说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选择某条路线是因为根本没有其他路线，他们考虑的只有遵守习惯或违反习惯，他们和别人的历史擦肩而过，偶尔感受到彼此轻微的擦撞，然后匆匆经过那些被无感的集体记忆所命名的街道，只在很少的时候，隔着一段距离，才会感觉到这些名字还具有某种效力。在塞内加尔一条河边的村庄里，当地房子的屋顶不是用稻草盖的，而是远走法国的工人花他们的薪水，用更为坚固耐久的铁皮盖的。在那里我遇到了一个友善的男人，他跟我说，他曾经在巴尔贝斯-罗什舒阿尔站（Barbès-Rochechouart）附近住过一段日子。“啊！巴尔贝斯-罗什舒阿尔......”我像个白痴一样重复念着这个字，然后我们两个都笑开了。我们都很高兴有这样心照不宣的一刻，只有地铁站名能够引发的一刻。

地铁作为公共生活：集体认同与民主进步的可能性

关于搭地铁的过程，如果真的有所谓的仪式可谈的话，而且“仪式”这个词在这里的意思，又和平常带有贬义的、变成只是习惯性的同义词的那种用法不同，那么，也许我们可以从以下的观察开始谈起，它概括了所有仪式行为的悖论和趣味：对于旁观者和被动的参与者来说，仪式是反复、规律、毫无惊奇可言的，但是对于每个积极投入其中的人来说，仪式却是独一无二的。矛盾，却也残酷，就像我们浏览报纸上的讣告，突然在某个刹那停住，因为某个我们一直以为会活下去的人的名字，毫无预警地冒了出来。他的面孔在我们的脑海中重现的那一刻，同时也代表他已不存在于现实世界了，他的名字让我们再一次想起他来，只是为了再次隐没，把这个和私人回忆纠缠不清的影像，推入俗世的洪流中。

地铁的规律性是理所当然的，也是被建立出来的。从第一班到最后一班地铁都具有一种近乎诗意的魅力，在日常生活的秩序中守住一个不变的位置，象征着不可违反的时间序列，不可逆转的时程，和周而复始的日日夜夜。从空间来说也是一样，大众运输系统具有一种与其说是地理的，不如说是功能的、几何的叙事模式。我们总是可以轻松计算出从这一点到那一点最经济的路径，在某几个地铁站里，我们甚至可以找到一张自动化的电子地图，乘客只要按下他想去的那一站的按钮，就可以从一连串的小亮点，从相互接合又彼此不同的痕迹中（每条线都有自己的颜色），读到他的理想路线。小时候，我对于这个光的游戏很着迷，经常利用母亲和她朋友交谈而没注意到我，或是高峰时段的间歇等这些自由的片刻，跑去从大量的单色线条中，发明我认为非常珍贵的路线，一条连着一条，就像国庆节夜晚的彩灯一般。

在地铁这块画布上，我们每个人都像杂耍演员，默默参与这一切的演出，一起建立一套属于公共场所的人类行为法则。这里，令人感觉格格不入的公共空间也有它的象征意义——公共空间包含各种错综复杂的意图，而最能够彰显集体一致性的，就是禁止的标志（“禁止吸烟”、“禁止通行”）。

显然，没有任何人可以在地铁上“自由自在”地行动，任何行动都不可能享有完全的自由，不只是因为任何自由都无法在社会里全然实现，更精确地说，是因为地铁通勤被编码、被制约的特质，在每个人身上强加了一套行为模式，而一个人只有在他的言行被权力制止，或是不受其他乘客认可之际，才算稍微摆脱了这种行为模式。若是有一天，最赶时间或是最不在乎他人的乘客，可以敏感于自身的荣誉和自发的道德感，而主动放弃从挂着“禁止通行”牌子的通道走出地铁站，那么民主便毫无疑问地迈进了一大步。必须承认，某些人对道德是敏感的（最令人讶异的或许是这种人并不太多），而且他们多多少少还很乐意、很天真地甘冒第一个被推倒的风险，被别人使坏报复，尤其是被像我这种崇尚卢梭式自由的人。

地铁的规定无论是否被违反，个人的旅程势必在它的规范之下，变得合乎集体道德，也正是这样，它足以被当作一个样本，用来观察我们所说的仪式的悖论（leparadoxerituel）：地铁的规定总是被个体和主体所经验，只有在个人搭乘地铁的过程中，这个规定才能被赋予现实意义；然而，地铁规定显然又是社会性的，同一个规定适用于所有人，让每个人都能分享一种最低限度的集体认同，由此被定义为一个社群。以至于若是有位观察者一心想表达出巴黎地铁这个社会现象的本质，他必须意识到的，不只是地铁固有的集体性格，还有这种性格所附带的个人发展和私密想象。若无个人和私密的部分，集体性就毫无意义可言。总之，这位观察者必须把这个现象当作一个整体社会事实来分析，诚如莫斯（Mauss）对这个术语所下的定义，以及列维–施特劳斯更加仔细而繁复地指出的，整体社会事实必然涵盖一些主观的面向。这样的分析，除了导向搭乘巴黎地铁的大众性、公共性，甚至是强制性（以此和世界其他的地铁相区别），也必须正视地铁在日常生活中鲜明的集体性和孤独感。因为对每个天天搭地铁的人来说，地铁最通俗的定义正是如此：没有节庆的集体性，未被隔离的孤独感。

本文书摘部分节选自《巴黎地铁上的人类学家》一书第一、二章，小标题为编者自拟，较原文有删节，经出版社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