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即将成为过去，回看这一年，图书出版一如既往受到读者关注，并且也产生了诸多争议性事件。有的涉及学术伦理和版权，有的关乎知识传播的公共性问题。

我们做了一次本年度的国内外出版事件回顾。值得一提的是，有的书是前两年出版（如《讲义》《共主观性的现象学》），但首次引起大范围讨论是在2022年。

从《喜》到《讲义》：

“挑错”学术出版

今年7月，历史学者鲁西奇的《喜：一个秦吏和他的世界》（以下简称《喜》）出版。喜是睡虎地十一号秦墓的主人，是一位生于秦始皇时代的基层小吏。鲁西奇借助零星材料，试图以喜的普通人视角管窥秦始皇时代的行政体系、民间生活等。该书因题材的新颖、写作形式和利用史料的创新，在出版前就受到颇多关注。

《喜：一个秦吏和他的世界》，鲁西奇 著，北京日报出版社·理想国，2022年7月。

不过，今年8月，微信公众号“司马少”发布的文章《鲁西奇的，一本硬伤累累的烂书》则将这本备受关注的作品推到风口浪尖。作者司马少认为，《喜》存在诸多史实上的硬伤，例如算错刘邦年龄、对“门桑十木”等词语解读有误等九点质疑。随后，鲁西奇本人也进行了回应，承认包括刘邦年龄算错、“沛公”应理解为“沛翁”而不为“沛君”等三处错误，但也认为有一些被指出的问题属于可讨论的范畴。随后，司马少在公众号也针对此回应做出了后续的补充。

此次事件使得比较专业的历史学术争论进入到公众的视野之中，多家文化媒体参与了评论和报道。例如，《界面文化》的采访和公号“燕京书评”的评论都指出，一本历史作品中的错误，哪些是一些无伤大雅、并不影响全书价值的编辑问题，哪些又可以称得上至关重要的“硬伤”，依然是一个有待思考的问题。《澎湃私家历史》刊发的前媒体人饶佳荣也指出了文章标题修辞上的问题，认为任何一本学术作品走向公众，都应接受多方的自由批评，但“一本烂书”的说法有些言过其辞，更像是一种标题修辞的策略。

《讲义》，李石 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5月。

今年类似的内容被“挑刺”的学术作品还有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哲学学者李石的《讲义》。今年10月，一篇题为《错误迭出的讲义》的书评出现在该书豆瓣条目下。文章列举了这本导论多处对罗尔斯原著基本概念的理解错误，李石随后在个人公众号上的回应也引发了更多的争议。

纵观这些今年讨论热度较高的争议性公共学术事件，不难发现越来越多的非专业从事科研的读者参与到对学术图书的“挑错”中。豆瓣、微信公众号等自媒体平台也在充分聚合专业学术圈外的读者声音，并给予了这些声音可见性。但如同书评人维舟在接受《界面文化》采访时谈及的那样，媒介的发展让更多样的读者批评可以与专业学术界互动，但现在中国还是比较缺少专业的批评界，以整合不同圈层之间的声音，构建一个良性对话的氛围，这或许是更长远的问题。

《共主观性的现象学》等作品：

诸多形式的版权问题

除了针对作品内容的争论，人们也尤其关心作品形式上的侵权问题。今年3月，作家默音在豆瓣上转发了一篇写于12年前的声明，指控另一名青年作家、学者林培源的作品《黑暗之光》涉嫌抄袭自己的小说《人字旁》。同时，默音也在个人公众号上详细比对了两部作品之中的情节。林培源随后发表道歉信，但依旧引发诸多质疑。

今年类似的一件引发关注的国际文学界抄袭争议针对的则是澳大利亚作家约翰·休斯的作品《狗群》。该长篇小说在今年5月曾经入围本年度澳大利亚迈尔斯·富兰克林文学奖。《卫报》等媒体指出，这部小说与著名白俄罗斯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我是女兵，也是女人》有58处表述相似，还有多处情节雷同。休斯进行了道歉回应，但表示自己的“整个写作生涯都在与喜欢的书进行对话”，“一直都在写作中使用了其他作家的作品”。这也让这则道歉再次受到抨击。后续多位文学界人士表示，除了《我是女兵，也是女人》，《狗群》还涉嫌抄袭《了不起的盖茨比》《安娜·卡列尼娜》《西线无战事》等名作。

约翰·休斯作品《狗群》（暂译，The Dogs）书封。

认定抄袭的难题始终困扰着学术圈和文学界，除了这类“老大难”问题，另一些争议性事件也提出了过往为人所忽视的难题。今年12月，微信公号“瑞小编电报”的文章《一位瑞士哲学家的著作遭中国得意门生侵权出版》在网络上迅速传播，文章指控哲学家胡塞尔著作《共主观性的现象学》的中文版主编、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倪梁康侵权瑞士汉学家、该书德文版编者耿宁。耿宁认为，该书的中文版封面上主编的名字是倪梁康，但全书并未在署名和该书所属的中译版《胡塞尔文集》中的总序中体现德文编者整理文献的贡献，并要求倪梁康道歉。随后，倪梁康也做出回应。

《共主观性的现象学》书封。商务印书馆， 2018年11月。

书评君特邀作者针对此事的评论认为，这次围绕胡塞尔著作的风波让一个长久为人们所忽视的问题被放到聚光灯下：中文世界的“主编”一词应该如何理解？“主编”是否包括主持编译，还是只应定位为一手手稿的编辑整理者？对于整理手稿翻译为中文的作品，原文编者和中译本编者的贡献应该如何妥帖地体现？这些问题依旧留待公众思考。

Z-Library遭封禁，知网被处罚：

如何让知识走向公共？

12月26日，备受关注的中国知网再次进入公众视野。市场监管总局认定知网滥用在中国境内中文学术文献网络数据库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并处以8760万元罚款。对此，知网表示接受。

因其与广大学术工作者的日常工作的紧密联系但定价高昂，围绕中国知网的风波始终没有间断。今年发生的一些事件更是让知网处于风口浪尖，书评君也进行过持续的关注。早在去年12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退休教授赵德馨就曾起诉知网擅录其100多篇论文却并未支付稿费，胜诉后，赵德馨表示，知网下架了他全部的论文。今年4月8日，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又发表声明，打算通过维普期刊数据库和万方学位论文数据库对中国知网数据库形成替代性保障。

同方知网2005年至2021年毛利率变化。（资料来自同方股份财报）

知网是目前国内几乎唯一能同时提供期刊、硕博士论文、会议论文、报纸、年鉴全文的数据库，其市场地位的优势不言而喻。《南京大学学报》原执行主编朱剑也曾在今年的《清华大学学报》刊登专文讨论知网争议的系统性成因，文章提到，中国学术期刊布局分散、不成体系，难以形成有效聚合的平台，这些深层原因使得知网得以全面垄断学术资源数字化传播的渠道。高校也因此需要花费巨额费用订购由自己的学者撰写发表的论文。由于费用高昂，在过去的十年中，包括北京大学、武汉理工大学等多所高校都曾短期宣布过停用知网。类似的情况在国外同样存在，2019年加州大学系统就曾因订阅成本高昂而宣布放弃订阅国际学术出版巨头爱思唯尔（Elsevier）的数据库。

与巨头数据库的知识垄断争议相对，“知识开放”运动同样也是近些年公共知识界关心的学界焦点，只不过，如果学术出版巨头受到的“声讨”居多的话，那么这类知识开放实践则获得了广大学生和学者的支持。例如，开放知识实践中最受瞩目的“明星”Sci-Hub网站，就诞生于论文获取成本过高的困扰。创始人、哈萨克斯坦程序员埃尔巴金（Alexandra Elbakya）希望该平台能够让用户不需事前订阅和付款，就能够使用原本存放在付费数据库的论文文章。自2011年上线后，Sci-Hub迅速在印度、巴基斯坦、伊朗、巴西等发展中国家流行。

Sci-Hub界面。

“知识开放”运动的支持者大体上认为，首先，学术知识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公共属性，因此不能单纯以纯粹的市场逻辑去理解论文的性质。其次，在不同地域，知识的可及性存在明显的差异，很多学者都指出，精英大学尚且难以负担订阅期刊数据库的昂贵费用，其他的科研机构将面临更大的财政负担。在全球疫情的背景下，同步有关病毒进程的研究数据更加凸显了现实必要性，这也成为近两年刺激知识开放运动的一个关键因素。此外，亦有学者指出，伴随着数据分析技术的发展，未来的学术研究需要更多地依赖对大量文本和数据的挖掘，此时每一份“锁在墙内”的文件都会对这类挖掘形成阻碍。

Z-Library原网站截图。该网站在下方介绍中自称为“全球最大的数字图书馆”。点击上图可打开文章《最大电子书平台Z-Library关停，一场无法取胜的版权战？｜读刊》。

不过，被“动了奶酪”的学术数据库也进行过多次反击。比如2015年，爱思唯尔就曾向美国纽约地方法院提起过针对Sci-Hub的侵权诉讼。2018年12月，俄罗斯则根据英国期刊出版商Springer Nature的诉讼请求，屏蔽了Sci-Hub相关的多个域名。这些围剿的诉求主要针对的是知识开放运动的“盗版”嫌疑。而有关这一问题的讨论也集中地爆发于今年的另一件重磅的公共知识事件中——“全球最大数字图书馆网站”Z-Library遭遇查封。

Z-Library也与Sci-Hub颇有渊源，它们之间彼此也形成资源共享。今年年末，Z-Library的多个域名遭遇美国政府封禁，网站的创始人后也于阿根廷被捕，面临“侵犯版权、电汇欺诈及洗钱罪”等多项指控。截至今年6月，Z-Library的统计数据显示，该平台已经收录超过1045万本书籍和8483万篇文章，由于其收录的电子书远不止学术著作，此次域名封禁事件也引发了国内外更大范围读者群体的同情与抗议。

尽管人们在知识获取方面极大受惠于此类平台，但“知识开放”与“盗版”若即若离的关系似乎也始终是一个难以被讲清楚的问题。不过，公众的态度似乎还是比较明显。借助于互联结构，这类网站即便在某个域名遭遇封禁的情况下，依然也能通过建立新的域名重新建立镜像网址进行访问——这也是Z-library遭遇域名封禁后发生的事情。如同美国《理性》月刊的观点所说，根除Z-Library、Sci-Hub这类网站几乎不可能。让知识越过限制，似乎是一种人性自发的选择。

不过，知识开放的未来也并不是完全乐观。在国外有关开放知识运动的讨论中，有学者指出，尽管开源的期刊、免费论文获取网站这类知识开放实践正在如火如荼地发展，但其中也有几个长期的隐忧。首先是这类活动所需的资金支持常常短缺，这会影响尤其是开放期刊中论文的质量。其次涉及更为结构化的学术体制问题。许多学者表示即便购买大型数据库论文所需的花费不菲，但作者们依然更愿意在非开放获取的期刊上发表论文，原因无他——非开放获取的期刊常常是学术界的“顶刊”，有着更高的影响因子。一定程度上，学术数据库的垄断优势和当下学术期刊量化、标准化的考评机制相伴而生。因此，越过知识垄断的高墙，需要的可能不仅是解决知识传播媒介本身的问题，还需要转变人们看待学术的观念。

图为企鹅兰登书屋、西蒙与舒斯特。（图源《出版人周刊》）

此外，全球最大出版公司之一企鹅兰登书屋（Penguin Random House）收购另一著名国际学术出版商西蒙与舒斯特（Simon & Schhuster）的案件，也是今年另一起持续发酵的出版界公共事件。早在2020年11月，企鹅兰登就宣布以21.75亿美元收购西蒙与舒斯特。此举可能形成的出版巨头垄断局面引发了包括作家群体和出版界人士的集体担忧与反对。去年底，美国司法部针对此案提起了反垄断诉讼。今年8月1日，该案开始庭审。其间公布的一些法庭简报表示，一旦收购通过，“一个出版实体将控制全国近一半的畅销书籍，这将威胁市场竞争，同时，签约作者的议价权会显著下降，创作风格的多样性也会可预期地减少”。11月，西蒙与舒斯特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乔纳森·卡普正式宣布终止并购。

作者/刘亚光

编辑/罗东

校对/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