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田海龙 艾静

摘 要

在假设表演艺术家濮存昕举办的“听见美”朗诵会能给听众带来美的感受基础上，探究这种“美”如何被听众感受到这类“感觉质”问题。为此，选取濮存昕朗诵《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的音频语料作为分析对象，借助 Praat 语音学软件对濮存昕的朗诵在语调、语速、音强、音高等方面进行技术分析，之后借助“呈符化”的概念性工具解析濮存昕朗诵之“美”化作听众“感觉质”的符号过程。研究发现，听众之所以能够（或不能够）感受到濮存昕的朗诵之“美”，与其说是因为濮存昕的朗诵具有（或不具有）某些“美”的潜质，不如说是因为听众依据自己既有的关于朗诵和朗诵者的刻板印象做出了主观判断。研究进一步指出，如此依据听众自身刻板印象生成的“感觉质”具有一定的评判力，对朗诵者身份的建构具有影响力，这对探究修辞的建构作用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

“感觉质”；“呈符化”；符号过程；模式化观念；朗诵

1 引言：问题意识

朗诵作为一种有声语言艺术，可以给人带来美的感受（刘宇 2022），表演艺术家濮存昕2018 年创建的“听见美”线下朗诵会就致力于使文字之美得以被听见。然而，他的朗诵是“美”还是“不美”？如果“美”，又是怎样被听众感受到的? 这些问题是复杂的，既涉及朗诵者的艺术表现，也涉及听众的鉴赏能力。本文试图在假设其朗诵可以给某些人带来美的感受的基础上，探究这一“听见美”的过程。为此，我们首先借助 Praat 语音学软件界定濮存昕朗诵所具有的一些修辞特质，然后运用“感觉质”( qualia) 和“呈符化”( rhematization) 等工具性概念，探析濮存昕朗诵的修辞特质如何被听众感受和体验、进而化作听众的“感觉质”这一符号过程。具体来讲，我们选取濮存昕朗诵唐代诗人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的音频为分析对象，通过技术手段确定其朗诵所具有的感染听众的潜质，然后剖析这种潜质被听众感受和体验的过程，以期认识修辞特质是一种不确定的潜质，对其的感受是一种主观体验，因人而异。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感觉质”具有的对事物的评判和建构作用，及其对研究修辞效果产生机制的启示。

2 理论基础：“感觉质”与“呈符化”

客观世界中的物体具有一定的特质，如酒的辛辣，火的炙热，钢的坚硬，布的柔软，这些“特质”( quality) 是可以被人感知的，而这种“感知某种特质的经历”则是“感觉质”概念的基本含义( Chumley ＆ Harkness 2013) 。不仅在客观世界，在社会文化生活中，诸如（情绪的）焦虑和（朋友的）亲近这些特质也是通过感知被经历的。语言所具有的特质也是如此。在修辞学研究中，亚里士多德将演讲分为辩论式、炫耀式和审议式（克里斯托弗·艾森哈特、芭芭拉·约翰斯通 2014）。一个演讲因其采用的不同体裁和修辞手段可以被认为具有不同的特质，或是辩论，或是炫耀，并让听众感受到其不同的“感染力”，这种感受也是一种“感觉质”。

“特质”是一种抽象品质，在皮尔斯的符号学看来属于范畴“第一性”( Firstness) ; “感觉质”作为抽象特质在经历中的具体感知和体验，属于范畴“第二性”( Secondness) ; 而抽象品质之所以能够被经历并形成“感觉质”，完全是因为经历者在范畴“第三性”( Thirdness) 中的“习俗”制约下将二者联系起来（皮尔斯 2014）。可见，“感觉质”是抽象特质的具体化，是物体抽象特质约定俗成和可体验的形式，如Harkness（2021: 2）所说: “感觉质”“是第一性的事例，或是以第二性的形式出现的第一性”。“感觉质”不像“特质”那样是物体所固有的，而是人们根据个人的主观意识形态( 解释项) 将某种特质具体化的结果（Gal 2017）。在这个符号过程中，语言意识形态起到重要的作用（田海龙 2023）。

关于“感觉质”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Munn（1986）的人类学研究，但近十年关于“感觉质”的研究在符号人类学和语言人类学领域得到深入发展，也成为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一个新趋势（赵芃、田海龙 2022），并与修辞学的风格研究形成互补（田海龙 2022）。一些研究（如Harkness 2015; 薛晨 2022）在宏观层面上对“感觉质”这一概念进行哲学思考，并基于皮尔斯符号学理论对“感觉质”的概念进行符号学阐释; 也有研究在微观层面关注语言的变异特征，如观察言说者讲话时音调特别高或者特别低，某一元音的发音特别靠后，以及发爆破清辅音/t /时拉长或加强( D’Onofrio ＆ Eckert 2021)，或者观察言说者讲话时将/s/发得特别尖利(Calder 2018)，并将这些发音特征与某种情感(D’Onofrio ＆ Eckert 2021) 或人格(Calder2018) 建立起“象似关系”(iconicity)。还有研究( 如田海龙、代薇 2024) 通过分析游记文本探究游客感受北京胡同“老北京”特质的符号过程。这些应用性研究都在一定程度上借助“呈符化”等概念性工具阐释“感觉质”生成的符号过程。然而，虽然关于“感觉质”的研究在艺术美学研究领域代表了符号美学的“新感性”趋势(赵毅衡 2023)，但这方面的案例研究还需要进一步丰富。

“特质”被经历和体验成为“感觉质”的过程，Gal ＆ Irvine ( 2019) 称为“符号过程”( semiotic process) ，可以用“呈符化”这一工具性概念进行分析。所谓“呈符化”意为“指向关系”在不同模式化观念(亦称“刻板印象”stereotype) 作用下转变为“象似关系”的过程。例如，在“听见美”朗诵会现场，濮存昕在听众的心目中是艺术家，朗诵者与艺术家在听众的模式化观念作用下建立起“指向关系”; 这种“指向关系”在另外的模式化观念(如一般认为“艺术家的朗诵是专业的、高水平的、美的”) 作用下还可以转变为“象似关系”，如濮存昕朗诵具有“美”的象似性，被认为是“美”的象似符。在这一符号过程中，听众只有通过自己已有的一些知识和印象才能感受到濮存昕朗诵之“美”。不同的听众具有的知识不同，因此对濮存昕朗诵之“美”的感受也不尽相同，甚至有的听众也无法感受到他的朗诵有任何之“美”。

用“呈符化”这一概念分析“符号过程”，为剖析“感觉质”生成的机制提供了可能。就“听见美”而言，朗诵会致力于传达声音之“美”; 这种“美”是濮存昕朗诵的一种典型品质，亦是濮存昕朗诵的一种潜在的、抽象的特质，就如同某些物体具有什么样的气味和质地一样。这种潜在的特质可以被感知、经历和体验，但并非是直接转变为听众的感受。相反，是听者在某种模式化观念作用下将在朗诵会现场听到的声音与表演艺术家濮存昕(联系起来) 建立起“指向关系”之后，又在另一种模式化观念的作用下将这种“指向关系”转变为“象似关系”，进而“赋予”濮存昕朗诵以“美”并“听到”他的朗诵之“美”。在这些体现为模式化观念作用的“呈符化”过程中，濮存昕朗诵之“美”的潜在特质转变为听众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形成“感觉质”。

3 分析语料：一首诗的朗诵音频

2016 年濮存昕创建“濮哥读美文”公众号，致力于传播美文与美声，引发众多文学爱好者和朗诵爱好者的关注。两年后，濮存昕创建“听见美”线下朗诵会，在网络上与大家分享朗读美文的同时，更以高质量的现场演出带给观众触动心灵的美感。至 2024 年“听见美”朗诵会已经举办七场，每当新年伊始，濮存昕都会策划并举行以“听见美”为主题的线下朗诵会，通过朗诵美文，共飨文字之美、声音之美。

“美”一般是通过视觉被人看到的，但也是可以被听到的。北京电台的刘佳曾评论道: “当濮存昕老师的‘大江东去浪淘尽’这句话说出的时候，我被他的抑扬顿挫彻底震撼，超乎想象和常理的艺术表达，大师级的处理，配以中阮的悠扬，美好，听得见!”① 诚然，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具有语言美(李娟霞 2011) 、情感美(游媛媛 2014) 和韵律美(陈朝霞 2012) ，朗诵之“美”也是众多因素交互作用而形成的一个复杂现象和效果，“美”之所以美、濮存昕的朗诵之所以被称为“美”，不是因为它本身具有某些美的特征，而是因为它被人体验到和感受到“美”。因此，本文以探究濮存昕朗诵之“美”被听众感知的过程为目的，选取其朗诵的唐代诗人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为语料(以下称“A 朗诵”) ，分析其朗诵美如何可以被听众感知。语音材料来自濮存昕的朗诵公众号“濮哥读美文”②。这是一首五言律诗，既流露出了送别友人的伤感，又具有开朗、豪迈之基调(吕媛 2015) ，因此，要朗诵好该诗，需要朗诵主体情感造型与作品情感基调达到和谐统一(陈朝霞 2012) ，从而调动声音的速度、轻重、急缓来准确表现作品的情感。诗如下: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唐］王勃

城阙辅三秦，烽烟望五津。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4 符号过程解析：“美”如何被听见？

朗诵是一种有声的艺术，朗诵者可以通过控制音高、音强、音长、轻重音来体现其对朗诵内容的理解，表现其朗诵的特质。在本研究中，我们借助 Praat 语音学软件对所选取的语料进行技术分析。Praat 作为专业的语音学软件，能够对语音数据进行记录、分析、标注、合成、处理等操作，并将分析结果可视化，生成三维语图、共振峰、音高曲线、音强曲线等语图(Boersma ＆Van Heuven 2001) 。该软件一般被应用于语音分析(De Jong ＆ Wempe 2009) 、方言分析(李斌2013) 等，也有许多研究将其应用于语音教学中(宋益丹 2009) 。通过分析，我们会发现濮存昕朗诵的一些特质，这些特质不能证明濮存昕的朗诵是“美”还是“不美”; “美”或“不美”是一种因人而异的主观体验，我们将借助“呈符化”的概念性工具进行分析。

4.1 濮存昕朗诵特征的技术呈现

下面，我们运用 Praat 这一音频分析软件，在整首诗、句子和字词三个层面上呈现濮存昕朗诵体现在音高、音强、音长、轻重音上的一些特征。

1)整诗层面：时长与音频波纹在整首诗的层面观察濮存昕朗诵的音频数据，发现朗诵总用时约为 49.64 秒(包括句间停顿时间)。其朗诵比较连贯，句内字与字之间联系比较紧密，单字音长较长，语速富于变化、语调连贯，这在濮存昕的朗诵音频数据中体现为波纹分布比较紧凑，如图 1 所示:

以上这些音频数据表明，濮存昕在朗诵这首诗时声音变化丰富，善于调动声音的速度、轻重、急缓来表达作品的情感，更能体现朗诵主体情感造型与作品情感基调和谐统一所创造的朗诵艺术的情感美(陈朝霞 2012)。2)句子层面: 语速、音强与句重音在句子层面观察濮存昕朗诵的音频数据，可以发现其朗诵在时长(语速) 、音强以及句重音的选择上存在一些特点。例如，濮存昕朗诵每句的时长不是平均分配，最长用时 8.2 秒，最短仅 2.6 秒，如表 1 所示:

所谓“时长”，也体现为“语速”，指口头语言的快慢变化，是使语言富有表现力的一种重要手段，是由所要表达的内容和感情决定的(周玉娟 2007) ，语速的变化是语言表达情感的一个重要韵律手段(Mozziconacci ＆ Hermes 2000) 。濮存昕在朗诵时能够根据诗句表达的内容和情感来调整语速快慢，因此不同语句所用时长不同，句子时长分配的标准差(σ=1.766) 要远大于一般朗诵，体现出其处理不同诗句时语速变化丰富、疾徐有秩的特征。

借助 Praat 软件分析濮存昕朗诵时的音强，得出的数据信息显示其音强最大值是74. 95，最低值是 37.89，音强差值是 37.06，句内音强变化幅度较小(见表 2) 。音强(或音势) 是指声音的强度，它和“响度”或“盈耳度”(听得见的程度) 是并行的，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个音强值越高就越听得见(罗常培、王钧 2002)。因此，濮存昕朗诵时句内音强值较高，表明其朗诵的听见度较高，而音强差值低也表明其朗诵在听见度层面处于一个平稳的区间。

最后，在句重音方面，濮存昕在朗诵“同是宦游人”这句时，“宦游人”三个字发音重且长，尤其是“宦游”二字，表明其并不是在平淡地“读”这一诗句，而是在“朗诵”，通过声音的高低、轻重、长短、快慢表现朗诵的抑扬顿挫之美，更通过这种手段来表达对于诗词的理解以及对于诗词情感的再创作。

3)字词层面: 音强与音高以上体现在朗诵诗句上的特征，也体现在字词的朗诵上。例如，濮存昕在朗诵“天涯若比邻”中的“涯”字时，其音强数据显示他朗诵的音强曲线上下波动较多，呈锯齿状(见图 2) ，说明他仅在朗诵这一个字时就表现出丰富的音强变化，在听觉上易给人声音浑厚、富有层次和变化的感觉。

除了音强，濮存昕朗诵的音高数据也体现出变化丰富的特征。音高是指在一定时间里音波数或发音体颤动数的多少，作用主要是构成声调和语调( 罗常培、王钧 2002: 36) 。如图 3 所示，音高数据图的斑点数目较多，音高点线图更加连贯，记录的点数数量较多，也非常密集和连贯，表明濮存昕朗诵时声带较为紧绷，单字发音字正腔圆，发音完整。

4.2 濮存昕朗诵“美”的体验过程

以上通过技术手段获得的濮存昕朗诵的一些特征与其朗诵“美”与“不美”并没有必然联系，但是，互联网上在这一诗文朗诵评论区里的一些留言，如“听见美，真的很美”“美好，听得见!”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听众感觉到其朗诵之“美”。那么，听众是如何感受到其朗诵之“美”的呢? 下面借助“呈符化”这一概念性分析工具进行阐释。

首先，这种赞赏在一定程度上基于对濮存昕艺术家身份的认同。听众听到濮存昕的朗诵，知道他是艺术家，知道自己在“听见美”朗诵会现场享受艺术表演。听众这些关于濮存昕及其朗诵的原始认识是一种“刻板印象”，它将濮存昕朗诵的声音当作一个“指向符”(index) ，在指向“艺术家”时也与“艺术家”建立起“指向关系”，就如同张青(Zhang 2008) 所指出的，北京方言中“儿化音”的语言特征可以指向使用这一特征的人(北京人) 以及它经常出现的那个现实社会中的情景(如北京地区) 。听众基于他们对濮存昕及其朗诵的“刻板印象”这种模式化的观念，将濮存昕的朗诵与“艺术家”建立起指向关系，并且通过“艺术家”进一步指向濮存昕朗诵的一些特征，如语速变化丰富，轻重缓急明显，等等。之后，在另一些刻板印象式的模式化观念作用下，如听众自身朗诵美学知识的积累和艺术欣赏的习惯，以及类似“艺术家的朗诵是专业的、高水平的”这样的普遍认知，辅以“听见美”朗诵会的宣传、朗诵会现场的阵阵掌声，以及所了解的好评，听众就会将濮存昕的朗诵与专业的高水平的朗诵联系起来，使其成为“美”的“象似符”，赋予其“美”的象似性，与“美”建立起某种“象似关系”。这种从“指向关系”转为“象似关系”的过程即是“呈符化”过程，它体现出不同模式化观念(刻板印象) 的不同作用。

在这种“呈符化”过程中，听众将朗诵与朗诵者的“指向关系”转变为朗诵者的朗诵与朗诵“美”或“不美”的“象似关系”。这表明，借助“呈符化”这一工具性概念分析濮存昕朗诵如何被听众感受到“美”，可以得出一些基本的结论。首先，濮存昕朗诵“美”或“不美”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也是一个因人而异的主观感受，并非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现象，也不是由某些特征可以界定的。濮存昕朗诵之所以被一些听众感受到是“美”的，进而听见其“美”，是因为这些听众具有“濮存昕是表演艺术家，艺术家的朗诵是专业的、高水平的”这样的刻板印象式的模式化观念。听众的这种原始认知将濮存昕朗诵与其朗诵家的身份建立起“指向关系”之后，又将其与“美”的感受建立起“象似关系”。对“听见美”这种主观性很强的“符号过程”进行分析，不能脱离濮存昕朗诵的“物质性”，即他的朗诵具有一定的声音特征，但是这种声音特征不是构成他朗诵“美”与“不美”的决定性因素。相反，正是听众的刻板印象式的模式化观念决定了他的朗诵“美”与“不美”，而这种决定也只是听众个人的决定，不能体现为一种普遍的、所有人的感受，这也是“感觉质”这个概念的一个核心含义。因此，如果说濮存昕朗诵是一个体现为声音的物质符号，不论这个符号作为“指向符”与濮存昕这位艺术家建立“指向关系”，还是这种“指向关系”转变为“象似关系”，导致濮存昕的朗诵成为“象似符”，听众关于朗诵的原始知识、关于艺术家的专业朗诵水平的刻板印象，都以模式化观念的形式发挥重要作用。没有听众的主观认识，所有这些符号关系都不会存在

5 讨论：“感觉质”的力量及对演讲修辞研究的启示

以上分析揭示出朗诵艺术的声音之“美”被听众感受、体验和经历的机制。朗诵并非直接带给听众美的感受; 听众之所以可以听到朗诵之“美”，是因为他们关于朗诵和朗诵者的模式化观念作用的结果。在模式化观念作用下，听众在已有的关于濮存昕的认识基础上，将濮存昕的朗诵与艺术家之间建立起“指向关系”，之后又通过“艺术家对朗诵是专业的、高水平的”这类模式化观念，将濮存昕朗诵与专业的高水平的朗诵建立起“象似关系”，视濮存昕的朗诵为“美”的“象似符”。经过这一“符号过程”，濮存昕朗诵所具有的客观存在的朗诵特征便化作听众听濮存昕朗诵时的一种“美”的经历和感受。

朗诵“美”作为“感觉质”，其产生的符号过程是一个因人而异的个人主观体验过程。这对个人来说确实如此。在本研究中，尽管听众关于朗诵和朗诵者的认识具有一般的和模式化的特征，但是，人与人的阅历不同，知识结构也存在差异，这都可以导致听众对濮存昕朗诵的同一首诗有不同的感受，进而在“感觉质”上产生差异。因此，本研究选取一个样本进行分析，与选取更多的样本进行分析，具有同样的意义。这也体现出“感觉质”这一概念对于个体来说只表明“事物像什么”而已，如 Harkness(2013) 所讲，“感觉质”体现出物体的“象似性”，即物体似乎表现出某种特质。然而，社会语言学和语言人类学的研究已经注意到“感觉质”对于群体来说也可以表明“事物是什么”。对此，Harkness(2021) 强调，“感觉质”得以产生的符号过程也是一个社会文化过程，它在个体的模式化观念中产生，之后还可以被植入更高层级的、具有区分和评判的权力运作之中。例如，Chumley(2013，2016) 对中国艺术院校招生过程进行观察，发现考官通过“呈符化”可以获得对考生艺术作品的“感觉质”，在此基础上考官还会借助自己所获得的对艺术作品的“感觉质”去评判艺术作品的作者，进而获得关于考生个人人格特征的“感觉质”。因此，关于“感觉质”的研究，不仅要探究其过程，还要关注其引发的后果。对此，本研究提供的启示在于，听众参加“听见美”朗诵会，感受和经历濮存昕的朗诵之“美”，在此基础上，听见其朗诵之“美”的“感觉质”同时也可以变成一种力量，一种起到对其朗诵“美”进行进一步建构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将濮存昕朗诵“听上去很美”的感受变成濮存昕朗诵“就是很美”的事实，甚至还可以建构出濮存昕的个人人格。

在这方面，本研究对修辞研究具有启示。首先，修辞效果如何实现应该成为修辞学特别是新修辞学的一个研究课题。以演讲的修辞研究为例，这不仅要关注演讲者所使用的修辞手段，还要关注演讲的修辞效果，即探究演讲的感染力如何化作听众的体验和感受。田海龙(2015)在讨论新修辞学的实践特征时指出，新修辞学的研究不再像传统修辞学那样重视演讲和辩论的精细构思、绚丽风格和逻辑推理，而是追求通过修辞来揭示社会和认识真理，进而赋予修辞手段以认识和构建的功能，如认为风格具有建构的特性而非仅仅是修饰，以及隐喻具有创造知识的作用而非仅仅是一个事物的别名。从对濮存昕朗诵由“指向符”到“象似符”这一“呈符化”过程的分析可以看到，如果要探究修辞手段的建构功能，则需要先探究修辞手段如何在听众身上产生共鸣，而缺乏对听众感受过程研究的修辞建构研究是不全面的。其次，就演讲的修辞研究而言，听众在体验到演讲的感染力并形成一定的“感觉质”之后，如在自己的经历和知识结构框架内，被某一辩论式演讲所具有的雄辩力所征服，被某一炫耀式演讲所具有的绚丽辞藻所迷惑，或被某一审议式演讲所具有的严谨格式所规范，他们所形成的这些对演讲的不同“感觉质”还会继续发挥作用，会对他们的认知和行为起到规范作用，使他们将自己的“感觉”误认为是一种事实，进而导致他们对演讲者的崇拜、信任和遵从，形成他们对演讲内容的认可和执行。在这个意义上，“感觉质”就成为在一个更高层级上“对其他事物的感受”，也是在更高层级上实施“区分和评价的权威”。

注释

①见2020年1月4日“濮哥读美文”公众号，网址:，最近访问:2024年2月29日14:39

②见 2017年4月21日“濮哥读美文”公众号，网址:．com/s/TpBEGＲCwvafAunbVcq6w2w，最近访问: 2024年2月28日15: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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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载于《当代修辞学》2024年05期

编辑︱王雪松

视觉︱欧阳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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