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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榜!《国际金融报》联合亿翰智库揭开房企业绩面纱

人民网 227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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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历时两个月,年报季终于落下帷幕。透过一份份财报可以发现,2019年,房地产业艰难进取,卖房难、借钱贵、拿地少成为这一年的关键词。

据统计,2019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额近16万亿元,销售面积超17亿平方米,千亿房企军团扩充至35家。

为了进一步透析各大房企的表现,《国际金融报》联合亿翰智库发布上市房企系列榜单,试图拨开数据迷雾,揭开房企业绩的神秘面纱。

地主家余粮剩多少

“不买地吃什么?这是原材料,每一个月都得买很多地才能活着。”2019年11月,融创中国董事会主席孙宏斌如是称。

虽然孙宏斌这句话是在回应外界对融创频繁“买买买”的质疑,但这也很明白地揭示了土地储备对房企的重要意义——充足的土地储备就是房企业绩持续增长的基石。

土地储备的多少,意味着房企是否有充足的后备土地可供开发,对于后续未来房企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土地储备过量也意味着企业可能有较多资金沉淀在土储上,万一布局不当,或将损失惨重。

由此,《国际金融报》和亿翰智库发布《30家典型房企土地储备总量和新增土地储备》,以期反映房企的“粮仓”现状,以及2019年的补仓情况。

土储增速下滑

亿翰智库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末,梳理50家典型房企的土储发现,居于前30位的房企的土储总面积约为26.4亿平方米,同比增加12.2%,增速较2018年下降1.1%。

具体来看,土储总量超过1亿平方米有7家,还有4家房企超过2亿平方米,分别为恒大、碧桂园、融创中国和保利地产。其中,恒大的土地储备总量同比下滑约3.3%,碧桂园、万科虽同比分别增长约7.4%、4.7%,但增速均较2018年出现下降。

手握5000万至1亿平方米土储的房企有11家,较2018年增加了4家。其中,金科股份、中梁控股、美的置业、金地集团、旭辉控股新进入该梯队;而招商蛇口的总土储则从2018年的5300万平方米减少至4109万平方米,跌出了这一梯队。

整体来看,30家房企中的大部分土地储备总量同比增长,但超7成房企的同比增速较2018年下降。

在新增土储方面,销售规模TOP10房企在2019年新增土地储备总量合计约40616万平方米,同比减少4.6%,平均增速为-0.3%。

相较而言,销售规模在TOP20以后的房企,投资拿地更积极。以时代中国控股为例,其在2019年以783.6亿元销售额排在行业第46位,但2019年新增土储则为757万平方米,位列50家典型房企的第30,新增土地储备增速也高达136.9%。

不过,整体来看,30家房企的新增土地储备总量约67322万平方米,同比减少0.4%,增速也较2018年减少3.4%,投资增速整体有所放缓。

拿地方式多样化

事实上,房企也在实践并探索着招拍挂之外的拿地新渠道。

将收并购这一技术运用得炉火纯青的,非孙宏斌莫属了。

2019年初,融创以126亿元收购泛海国际项目1号地块及上海董家渡项目为开端,拉开了2019年收并购大戏的序幕:4月,从阳光100手中接下重庆2宗项目;7月,以36亿元收购新湖中宝两家公司,拿下了沪浙苏20宗地;11月,再斥资153亿收购云南城投的资产包,涉及18个开发项目,总建筑面积约为3071.6万平米。

这一系列动作,让融创在2019年以9970万平方米的新增土地储备跃居榜首,远超其2018年4820万平方米的新增土储。

世茂房地产在2019年也同样通过收并购获得了丰厚的土储,新增土地储备约3092万平方米,新增货值约5000亿元。据介绍,世茂房地产新增土储中,约67%源自收并购,对应货值3350亿元。

同时,许多房企也在利用自身优势,拓展更多拿地新渠道。中国奥园、花样年等房企也在通过城市更新、旧城改造等方式积极拓储。

雅居乐2019年的拿地方式就包括招拍挂、产业小镇、合作及并购等多种。这样的策略也使雅居乐平均土地成本仅为3509元/平方米,土地综合地价和房价比例为22%。

招商蛇口将“每块地利润率”看得很重要其更倾向于利用自身优势寻求更多低价的土地资源。

投资态度在改变

对于土储总量和销售规模皆在行业里达到最高水平的龙头房企来说,控制规模增速成为其未来一段时间内的重要任务。

2019年业绩会上,恒大明确提出要“控规模”,即严控土地储备规模,实现土储负增长,未来三年每年要降低3000万平方米左右,到2022年降低到2亿平方米左右。

在新增了逾9900万平方米的土地储备后,融创接下来拿地有了更多优势,“存量大、质量高,有很大的空间去挑选地块”。孙宏斌强调2020年要“选择在应该拿的时间拿,在应该拿的地点拿”。

而万科和旭辉也都提出要保持“合理”的土地储备规模总量,原则上满足未来两到三年的开发比较合适。华润置地也表示不抢高价地。

同时,不再开拓新城市,着重进行城市、区域深耕,偏谨慎的投资策略也成为不少房企的选择。这在2019年已经有所体现。有数据显示,2019年,10强中近半数房企新增进驻的城市数量在10个以内,聚焦、深耕成为企业2019年主要战略。

事实上,在前不久的业绩会上,招商蛇口管理层就明确表示,目前已布局约70城,未来不会再主动拓展新城市,将在现有的城市进行深耕,并提高在项目中权益比。

远洋集团则在近日披露了其进行区域调整的动作,在天津成立环渤海开发事业部,覆盖天津、大连、济南、青岛、烟台等重点城市,并借此深耕该核心城市群。

房企高管“离职经”

2019年,尽管大多数上市房企都实现了业绩上涨,但在融资收紧、调控持续加码的背景下,高负债、降成本正投射到多家房企身上,业绩变动和企业内部发展治理的思考均会影响职业经理人的去向。

据《国际金融报》记者不完全统计,2019年有超过90家房企的高管职务发生变动,多达213起。这其中原因多样,撇开调任、委任、退任等客观因素,主观下的跳槽和离职占据半壁江山。《国际金融报》记者梳理了这其中典型房企和明星经理人的作别,他们有些再出发,另寻他就,有些辞别后尚无近况。

大哥走,我也走

去年高管变动中最受瞩目的非华润置地的灵活舵手吴向东莫属,他在履新华夏幸福后真切上演了一场“一呼百应”。

在平安战略入股华夏幸福成为其二股东后,吴向东受平安马明哲之邀空降华夏幸福的传言便四起。2018年底,吴向东麾下的重要骨干——原华润置地CFO俞建打头阵入职华夏幸福,2019年2月吴向东终于正式挂帅。由于吴向东在华润置地的独特号召力,其离开也相继带走了多名华润置地大将。同年4月,原华润华南大区总经理王笑、华润华南大区副总经理赵荣、华润商业地产总经理赵炜集体辞职投奔吴向东,吴向东显然没有亏待“弟兄们”,均给出了副总裁的职务,实现由区域高管向集团高管的跨越。

2019年年中,中南建设副董事长鲁贵卿离职。鲁贵卿出身“中建系”,在到任中南之前,曾任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总经济师。2017年2月即有媒体报道鲁贵卿即将跳槽中南,并称这是当时中南最高规格的人才引进。

离开中南的不止鲁贵卿。2019年4月,孙三友也辞去了中南建设财务总监一职。和鲁贵卿一样,孙三友同样来自“中建系”,进入中南后负责财务板块,任中南建设财务总监、中南控股集团财务负责人。

庞大的中建系为地产行业输出了不少人才。

2019年7月30日,中建五局前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谭立新加盟阳光城,履新集团副总裁,分管建筑事业部。而中建国际投资贵州公司总经理孔博随后也加盟阳光城,职位为集团总裁办总经理,定位储备区域总裁。

财务人员跳槽忙

2019也是融资难的一年,融资端收紧带来的最直观影响在于财务条线人员跳槽频繁。本次统计范围内共有10位左右与财务相关的高管发生了变动,涉及泰禾、旭辉、新力、中南建设、时代中国、禹洲地产等多家房企。

去年3月15日,仁恒置地原副总裁王炎加盟新力,彼时市场认为新力挖来王炎是为了顺利登陆资本市场,而这段主宾关系只持续了短短半年便宣告结束,在新力上市的关键节点,作为CFO的王炎离职了。对于其是主动离职还是被动离职,市场未有定论,一个流传较为广泛的说法是,王炎参股了一家P2P公司爆雷,从而被牵连入狱。

同样是3月,泰禾集团原CFO李斌离职,入职实地集团担任CFO。富力二代张量执掌下的的实地意欲IPO,扩充高管阵容成了实地去年以来的努力方向。

除了李斌外,去年11月,原碧桂园副总裁兼江苏区域总裁刘森峰也高调加盟实地,作为碧桂园的“封疆大吏”,凭借着江苏区域高增长的业绩表现,刘森峰成了众所周知的年薪上亿的区域总,被视为职业经理人待遇的高峰。不仅如此,今年3月,实地集团再次迎来中海系副总裁刘军。

他们从泰禾、碧桂园、中海汇聚而来,成了这家新晋房企冲击IPO的后盾与助推。

融资借钱有多难

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作为高杠杆的行业,房企的竞争,很大程度上是融资能力的比拼。

刚刚过去的2019年,房企一边高呼追求“高质量发展”,着力于调整债务结构,降低融资成本,而真实情况是受调控政策的影响,其整体融资成本仍在上行。

半数房企融资成本上行

亿翰智库统计数据显示,在公布了融资成本具体数值的TOP30房企中(由于万科、金科、中南、荣盛4家年报并未公布,排名自动顺延至后续房企),2019年平均融资成本6.55%,较2018年的6.34%提高了0.21个百分点。

具体来看,30家房企中融资成本在5%以下的优等生有7家,占比14%;绿城、世茂、滨江等12家在5%-7%之间,雅居乐、正荣、奥园、阳光城、华夏幸福5家在7%-8%间,8%以上的包括融创、蓝光、佳兆业、恒大、新力、中梁。

回顾2019年,在“房住不炒”主基调的影响下,房企融资多种渠道受到监管限制。特别是2019年5月17日下发的“23号文”,强调商业银行、信托、基金等金融机构不得违规进行房地产融资。

自此之后,融资政策面临了一次全方位收缩。不过,在“现金为王”的时代,资金面前容不得房企犹豫。而面对境内外融资渠道的持续收紧,房企借贷成本整体走高。

据亿翰智库统计,30强房企中,融资成本上升的房企就占半数之多,共15家,平均涨幅为0.38%。其中,融创中国的融资成本上涨幅度最大,为1.75个百分点,达到8.56%,这一数字为中海地产的2倍。

不止融创,蓝光发展融资成本上涨1.11个百分点达到8.65%,华夏幸福上浮1.44个百分点达到7.86%。究其原因,同样是大幅举债造成的“后遗症”。

分化加剧

有分析人士指出,2019年的融资困境,往往也是最能考验一家房企资金运营能力的时刻。相反,房企融资成本增速变化,不仅可以反映过去一年里融资环境的变化,更能体现企业融资成本管控的能力。

在15家房企融资成本上升的同时,亦有14家房企在这一方面有所改善,1家房企保持不变,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融资成本的管控能力。

亿翰智库统计数据显示,在公布了融资成本具体数值的TOP30房企中,融资成本下降的房企共14家,平均降幅为0.16个百分点。

2019年14家融资成本下降的房企中,4家房企的融资成本在2018年便处于5%以内的低位,分别为中海、华润、龙湖与招商蛇口,除龙湖外其余3家均为国企。其中,中海地产融资成本最低,多年来始终稳居榜首,其2019年平均融资成本仅为4.21%。此外,金茂、保利两大国企亦降至5%以下,上演了强者恒强的“马太效应”。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部分融资成本较高的房企依然处于高位。最典型的当属中梁和新力,这两家都属于资本市场的新兵,主张高周转的激进风格。其中,新力2019融资成本为9.2%,中梁更是高达9.4%。

事实上,2019年融资成本小于等于5.5%的房企中,仅有龙湖和金地为民企,拥有国企和央企背景的房企,在融资渠道和融资成本上具有天然的优势。

从平均融资成本上看,在榜单中的30家房企,国企的平均融资成本是4.87%,较民企性质房企6.48%的平均融资成本低1.61%左右。而从数量上看,融资成本低于5.5%的10家房企中,就有8家国企。

除了企业性质以外,房企规模也是影响融资成本的重要因素。整体上看,房企销售规模越大,融资成本越低。亿翰智库按照房企合约销售额,将50家典型房企分为TOP1-10、TOP11-20、TOP21-30、TOP31-50共四个梯队,2019年这四个梯队房企的平均融资成本分别为5.52%、5.77%、6.99%、6.95%。

一位长江证券资深分析师向《国际金融报》记者分析称,主要是因为头部房企偿债能力强,违约风险低,融资渠道广。而在这方面,马太效应所引发的企业分化甚至比其他方面更加严重和快速,“道理很简单,相对于小房企,银行和金融机构更愿意把钱贷给大房企,哪怕利息低一点也是如此,特别是在市场行情不好的时候”。

高管薪资有多壕

近年来经济的高速发展,造就了一大批富豪阶层,地产商人是中国富豪榜上一个重要的群体。《2019胡润全球房地产富豪榜》显示,全球十大地产富豪中有7位来自中国。

不仅是庞大地产集团的缔造者,即便是身为“打工仔”的高级职业经理人,动辄千万甚至过亿的年薪也远超外界想象。

《国际金融报》联合亿翰智库汇总了上市房企30强的薪酬前三,因房企高管薪资多与绩效考核相挂钩,外界或也能从一片数字矩阵的增减中窥探出这家公司,乃至整个行业的走势与变化。

碧桂园薪资第一人是总裁莫斌,其2019年年薪为6871万元,较去年轻微缩水13万元。薪资上仅次于莫斌的是执行董事杨志成和宋军,杨志成2019年薪资4464万元,同比上涨27%;宋军3107万元的年薪却近乎腰斩,相较于2018年下降43%。

恒大方面,副总裁何妙玲和首席财务官潘大荣分别以2190万元和1664万元位居二、三。

虽然业绩不相上下,但万科在薪资上相较另外两家巨头有些“勤俭克己”。如果抛开项目跟投、合伙人持股等其他激励机制,单从年报已披露的信息看,万科董事会主席郁亮2018年税前报酬为1252万元,排在其后的是1127万元的总裁祝九胜和941万元的执行副总裁张旭,三人年薪分别较2018年出现0.4万-63.5万不同程度的缩水。

万科高管年薪看似“惨淡”的背后还有一笔更为可观的经济利润奖。数据显示,2018年度万科经济利润奖总额为17.4亿元,7名高管奖金合计7026万元。其中,郁亮最多为1930万元,祝九胜和张旭依次为1301.6万元和1159万元。

头部房企中,高管薪资增速最为“出众”当属融创。年报显示,融创中国年薪排名前3的分别为行政总裁汪孟德(4292万元)、执行总监兼北京地区总裁荆宏(4181万元)和执行总裁兼华北区域总裁迟迅(4005万元),三者均为4000万元以上,三人的薪资涨幅均超100%。

不同于融创的高薪养高管,央企保利高管的薪资则显得“四平八稳”些。由于董事长宋广菊年薪需要由国资委核定,故年报暂无法披露,此前的2018年,宋广菊的年薪经国资委核定为71.62万元。目前已披露的信息中,年薪最高的为总经理刘平541万元。

去年“黑天鹅”事件后临危受命的新城少当家王晓松2019年年薪600万,相较2018年上涨400万。龙湖CEO邵明晓2018年薪资上涨39%至5174万后,2019年再次上涨1094万至6268万,连续两年增长超1000万。

2019年初华润置地的灵魂舵手吴向东加盟华夏幸福,此前其麾下的重要骨干、原华润置地CFO俞建已提前履新华夏幸福。相较于跳出体制内,吴俞二者更为直观的变化在于身价的上涨。

虽然2019年2月离职了,由于薪金及津贴、花红和战略激励计划奖金等,2019年吴向东在华润置地的酬金依然高达902.6万元,加上华夏幸福3869万元的年薪,吴向东的总收入超过4771万,相较2018大涨279%。

俞建以2900元年薪仅次于吴向东,位列华夏幸福高管薪酬第2,高于老臣孟惊近900万,相较去年增幅同样近280%。

20强房企中,高管年薪较为低调的是阳光城。即便薪资最高的总裁朱荣斌也不过税前600万元,执行副总裁吴建斌、阚乃桂等都是300万元,阳光城整个董监高团队一共19人,薪资总计2765万元,规模尚不及阳光城的金科,2019年总裁喻林强年薪为2926万元,一人便超过阳光城董监高团队年薪总和。

由于祥生尚未上市无披露数据,前进一名跻身30强的是滨江。与同行画风不同的是,即便是滨江的董事长戚金兴年薪也不过120万元,总经理朱慧明110万元,其他高管在100万元以内。虽然滨江高管的薪资拖了后腿,但在房企人均年薪上排行榜,滨江以29.68万元位列行业第九,与此形成对比的是,部分高管薪资动辄千万的房企,人均年薪尚不及滨江的一半。

上市物企哪家强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物业公司加速利用资本,通过上市实现自身跨越发展。

2019年,从年初上市的滨江服务,到年末的时代邻里与保利物业,全年共10家物业企业成功对接资本,首次超越地产企业上市数量(5家),成为上市物企数量最多的一年。

这一年也是上市物管企业的高光一年,来自克而瑞的数据显示,在恒生指数2019年整体涨幅9.41%的背景下,于香港上市的20家内地物业股取得了全年平均45.82%的涨幅。

其中,新城悦服务、永升生活服务及佳兆业美好三家公司股价基本翻了两倍,雅生活服务、中海物业、碧桂园服务等股价也已翻倍。

热潮尚未褪去,受疫情影响,优质物业的价值再次被认可。2020年已有兴业物联、烨星集团和建业新生活3家物业企业成功登陆资本市场,使得以住宅物业管理为主的A股和港股上市公司大军增至25家。其中,兴业物联与烨星集团更是一度刷新港交所上市超额认购记录。

同时,包括荣盛发展、金科、世茂、阳光城在内的多家房企,也相继宣布计划分拆旗下物业公司赴港IPO,加上正在排队等待上市的弘阳服务、正荣服务等多家物管公司,等候上市的物管公司已经排起长龙。

业绩增速大爆发

事实上,抛开因疫情带来的关注与价值认可,物管上市公司之所以受到资本市场青睐,与其过去一年内的业绩快速增长密不可分。

亿翰智库监测数据显示,2019年全年,25家以住宅物业管理为主的上市公司的总营收达到625亿元,较2018年同期增长36.2%。其中,超过半数增幅在40%以上。

其中,规模排在第一位的碧桂园服务2019年实现营收96.45亿元,同比增速达106.3%;而另一家前不久刚刚登陆港交所的建业新生活,其营收虽然仅有17.5亿元,尚不及行业平均值,但2019年增速却高达152.8%。

虽然行业整体向好,但规模分化也在进一步扩大。包括碧桂园服务、绿城服务、招商积余在内的,处在均值以上的7家物业管理公司,其2019年营收占25家上市物业管理公司全部营收的七成以上。其中,营收最高的碧桂园服务已经达到近百亿元,一家独占25家全部营收的将近1/6,而营收最低的兴业物联则仅有1.84亿元,两者之间相差超52倍。

亿翰智库分析认为,业绩分化加剧一方面是由于背靠母公司,大型上市物企能在获得新项目上占据优势,另一方面这类企业在增值服务运营以及经营能力上相对更强。

不过,兴业物联作为非规模性上市物企,虽然目前规模较小,但由于企业包含大量毛利润率较高的商业管理业态,其净利润率高达19.1%,高于碧桂园服务、中海物业以及保利物业等规模性物企。

说到“净利率之王”,彩生活当之无愧。其2019年营收51.27亿元,排名行业第五,但其净利润却仅次于碧桂园,达到12.92亿元,净利润率高达25.2%,是行业平均水平的2倍有余。

规模为王

物业管理行业的爆发式增长,究其原因,在企业登陆资本市场之后,“买买买”绝不手软,通过一系列的行业布局,快速延伸管理规模,为公司拓展业务奠定基础。

业内普遍认为,如今的物管行业已经在逐渐摆脱过去分散格局,快速进入“收购兼并”时代。

根据亿翰智库监测数据,2019年全年上市物企共发起19起收并购,而全行业收并购事件为22起,超80%收并购事件为上市物企完成。

其中,碧桂园服务和雅生活在2019年均发起4起收并购,为行业最高。而雅生活在2019年9月,仅收购中民物业即新中民物业各60%股权一起并购事项,就耗资超过20亿元。

此外,2019年上市物企鑫苑服务、和泓服务以及蓝光嘉宝服务均完成上市后首项收并购,依托资本力量实现版图扩张。

克而瑞统计数据亦显示,2019年上市内地物管公司并购对价总额约79.2亿元,同比增长461.4%,预计经收并购获取的管理面积在5亿平方米以上。

到2020年,上市物管公司的“买买买”之路亦不曾停歇。截至目前,今年已共发生10起并购,合计对价5.9亿元,其中7起为对物业管理公司的并购,另外3起与增值服务相关。

一系列并购动作,也让这些物业公司的在管面积和行业集中度得以快速提升。

亿翰智库统计数据显示,25家上市物企2019年总在管面积达到22.65亿平方米,较2018年同比增长29.9%,上市物企的平均在管面积达到9436万平方米。

其中,作为头部企业的保利物业和碧桂园服务,在本身基数较大的前提下仍都保持了50%以上的在管面积增速。而增速最高的时代邻里,则在上市元年,通过收并购,在管面积实现接近1.5倍的爆发式增长。

在这些上市物管公司中,彩生活以超3.5亿平方米的在管面积领先全场。不过,2019年,彩生活在管面积却微降1%,也是上市板块中唯一一家收费面积下降的企业。亿翰智库分析认为,企业顾问面积、合作面积等超10亿平方米,规模基数较大,但不能有效转换成收费面积,因此出现下降迹象,后期在管面积亦有被超越的风险。

除了通过大肆常规性质的收并购以扩充商业版图之外,2019年开始,上市物管公司越来越多地开始强调多元化增值服务业务。

有分析人士指出,增值服务由于利润率高于基础物业管理服务,同时伴随着消费升级,其在增强物企与业主之间的黏性上更有优势,很快将成为多数上市物企的全新发力点。

亿翰智库统计数据显示,25家上市物企公布2019年的业主增值服务收入中,总额已达到92.4亿元,较2018年同比上涨96.3%,占总营收的比例达到1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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