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话又称上海闲话、沪语，是在上海地区的历史变迁中形成的方言，汇聚了吴越江南语言文化的精华，有深厚文化积淀，承载上海这座城市的时代回音、文化血脉、历史记忆。

著名语言专家，吴语研究专家，上海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大学语言研究中心主任钱乃荣先生新著《上海话大词典》（第二版），是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最新成果，上海话词汇、熟语、拼写的集大成之作。

2018-12，定价98.00元ISBN：9787532651498

《上海话大词典》（第二版）

钱乃荣 编著

本词典是2008年版的《上海话大词典》（拼音输入版）的修订增补本。除了对原书的15500多条词语作了不少必要修正之外，还增加了3800多条词语。现共收录上海方言词语19300余条，辅以新派老派上海话拼音注音，按义类编排，全方位覆盖日常生活，与时代同行，立体式满足学习需要。附赠光盘，提供“上海话拼音输入法”软件与“上海话900句”音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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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际会“上海话”

钱乃荣

在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长江三角洲中心，天时地利人和，形成了一枝独秀、变化诡异的上海话。它在千载难逢的历史际遇里，在风云变幻的20世纪及其前后的一个半世纪间，一跃而起快速发展成为汉语中北京话、上海话、广州话三大方言之一，其影响远播全国和世界。

上海方言里蕴含着上海这个城市发展成长的历史，浸透了江南水土孕育起来的上海市俗民风，闪烁着上海人五方杂处、中西交融中形成的襟怀和睿智，深藏着多元博采的海派文化的基因和密码。上海方言的全部发展历程，充分传达出上海人民创造生活的辉煌，证明了开放创新、海纳百川对优化语言的关键作用。

上海港诞生上海话

在江南吴语中，上海方言没有苏州方言那样号称有两千五百年的历史，上海话是随着上海浦两岸人口聚居而形成的。古代在长江出海处的三角洲上，有一条自西向东、水势浩大的松江（后称吴淞江，在今吴淞江即苏州河以北），上海浦和下海浦是其下游近入海处的两条支流，上海浦后来成为黄浦江的一段。由于吴淞江渐渐浅狭淤塞，使原在华亭县（后称松江县）城北青龙镇的港口为上海镇所取代，上海镇自然成为出口苏松地区繁盛的棉花和布织品等的新兴贸易港口，人口剧增。到元朝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析松江府东北的五个乡建置上海县时，上海镇已成为滨海大港，蕃商云集，黄浦江中段两岸已形成了一个巷陌纵横的人口聚居中心，户数达6.4万户，人口数十万，一种有别于松江方言的上海方言就这样开始形成了。因此上海话产生至今至少有720多年的历史。

年轻的上海话是松江话在黄浦江两岸的一个分支，早期的上海话语音几乎与松江话相同，基础日常生活词语都来自有悠久历史的松江话。但是上海话和松江话还是有区别的，最明显的差异是松江话的阳平声调是降调31而上海话是平调22，上海话阳平开头的词语（如：蹄膀、媒人、人民）都读作舒缓的23+44调，还有上海话的人称代词单数读成“我”“侬”“伊”这样的单音节词，而松江话地区不是这样读法，等等。

由于地处松江府的东部海滩边缘，说上海话的地域大致就是在旧松江府划出的东北五乡地区。上海方言一直变化缓慢，保留着很多的古代语言的特征，为当时变化较快的苏州、无锡、嘉兴、宁波方言所无。但是，上海从一开始人口聚集时就是一个港口，上海县县城在上海开埠之前已有12万人，在中国城市中排名第12，号称“南吴壮县”，是内贸巨埠，“城南东隅，人烟稠密”。港口的生活环境与以农业为中心的城镇面貌不同，上海的港口通商的条件造成了上海人的思路开阔和语言活跃的特点。这可以从在嘉庆初年在上海县城（今中华路、人民路环线中）生活的上海才子张南庄用上海话口语夹杂官话书面语写成的章回小说《何典》中看出，这种轻松滑稽的语言风格为其他地区形成的小说所无。上海方言的词汇、成语、俗谚以及惯用说法充斥其间，从中我们可以看到200年前的一批常用词的使用面貌，如“家婆、后生、毛头囡、独囡、养娇囡、畔房小姐、斫柴囝、花花公子、学生子、烂好人、囡大细、蟠藤亲眷、老虫、羊买买、三脚猫、死老虫、哈巴狗、四眼狗、乱头货、清水货、塔饼、冷饭团、酒肉白米饭、坑缸板、死人骷髅头、肉里钱、荐便宜、吃花酒、贼忒嬉嬉、救命王菩萨、肚皮里蛔虫”，尤其是运用了大量的惯用语如：“拔短梯、木梢、吃白食、吃生意饭、看野眼、起花头、搭脚手、看脚路、钻铜钱眼、嚼舌头根、刁钻促掐、贼忒嬉嬉、磨光石卵子、闲话白嚼蛆”等等。这些词语虽在今上海话中有些已经被更替，但在上海郊区依然存在。上海的港口环境也养成了上海人不拒绝外来事物和容易宽待外来文化的秉性。

现代性洗礼上海话

1843年11月17日上海开埠，不久在上海县城的北面和西面建立了最大时面积为33平方公里的租界（Settlement），1853年后又转而为华洋杂居，上海话随即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化。

上海变成了一个移民客居城市，占上海人口80％以上的全国移民杂居上海，带来了各地方言尤其是江浙吴语，撞击着以松江话为基础的上海话，使其取得了杂交优势。这主要表现在日常生活用语中发展了不少具有细微差异的同义词，如“一眼眼”不同于“一沰沰”“一屑屑”“一滴滴”“一微微”，使上海话反映生活更为细腻；同时，在上海使各地方言的公约数词语较快在上海话中取胜，如上海话的“户荡、地方”，苏州话的“场化、地方”，杭州话的“埭户、地方”，以“地方”取胜，又使上海话最早地摆脱了窄地域性的土语，如“汏”“摆”“拿”“房子”“难为情”取代了“净”“安”“担”“所在”“坍惷”。这些变化使上海话在吴语方言中成为更有代表性的方言。以后，上海的周边城市也渐渐跟随上海话发生类似的变化。所以说，新上海话并不是诸如苏州话、宁波话等江浙方言的杂合，更不是它们的混合语。恰恰相反，以松江话为基础的老上海话基本词汇在上海开埠的环境下首先不断优化，然后扩散传播出去，词语是这样，语音、语法也是如此。上海话在发展中也从来上海的移民中吸取有特色的词语，如苏州话的“挺刮、吃傢生”，宁波话的“阿拉、窗门”，杭州话的“莫老老”，苏北话的“小把戏”，又如上海话中会聚了江南人烹调食物用火制作方法的所有的动词：“烧、炒、煎、蒸、炖、笃、焖、煸、煼(煼油肉)、煠、熯、氽、焐、烘、汆、溜、熬、爆、烩、炸、扣、烤”等。

上海社会是一个百花筒，瞬息万变。上海话中吸收的英语词语比吸收其他吴语词语多得多，晚清以后我国历史上第三波外来语的高潮以上海为中心形成，诸如“沙发、色拉、白兰地、麦克风、水门汀、课程、台头、凡士林”等一大批词语在上海登陆。西方物质和西方文明打开了上海人的眼界。上海人看见一件新东西，就造一个新名词。比如上海人见一种车子，就造一个车名，几乎交通工具的所有新词都在上海诞生，从独轮小车的“羊角车”，到“东洋车、黄包车、三轮车、脚踏车、机器脚踏车、有轨电车、无轨电车、公共汽车、汽车、自备车、卡车、吉普卡、送货车、搬场车、篷车、花车、机动车、火车、饭车、睏车、特别快车、行李车、集装车、棚车”等，还有小搬小运的“黄鱼车、老虎塌车、平板车”等。文化、宗教、商业商店、现代社会层出不穷的新名词在19世纪末就开始产生，如葛元煦在《沪游杂记》(1876)中就记到许多新名词：“制造局、通事、司法权、同业工会、洋行、机关、商务、研究会、会话、租界、马路、阴沟、阴井、轮船马头、电报、会馆、公所、客栈、脚色、戏馆、书场、拍卖行、垃圾车、洒水车、大自鸣钟、跑马场、保险公司、马车、脚踏车、教堂、申报馆、电线、地火、自来风扇、荷兰水、柠檬水、火油灯、煤气灯、焰火、马戏、盆汤、车夫、野鸡、放白鸽、露天通事、巡捕、包打听、油画、照相、东洋车、马车、号头(租界华洋房屋，工部局于门首用小牌编明号码)”等。在衣食住行现代化的同时，上海话也不断形成新名词，取代了旧事物旧名词。上海成为一个世界时尚中心，上海话汇集的新生词语不断向其周边城市发散。这一切使上海话发展无论在语音或者词汇上的发展都比其他大城市遥遥领先，上海方言极大地影响了其他城市方言变化。

国内国外大量的经济人与文化人自动向往汇聚上海，到20世纪30年代上海文化界的知识分子大致聚集有20万人，面对一个独特的宽松环境，获得大显身手的机会，共同创造了“中西融合”“博采多元”“有容乃大”的海派语言和海派文化。大量的新文化词语很快在上海话里生成并通过上海的高度发达繁荣的出版业，由书刊、报纸以及电影、电台、广告传播开来，在上海形成了通用语、书面语和上海话有效对接，其良性互动的结果，大批上海话新词语进入了国语。如：出版类的“印书馆、排字间、出版、装订、毛边书、洋装书、勘误表、报界、记者、编辑部、周报、画报、定户”等；如文房类的“钢笔、铅笔、圆珠笔、墨水、日记簿、名片、印油、橡皮”等；钟表类的“自鸣钟、挂钟、座钟、闹钟、金表、夜光表、挂表”等；化妆品类的“香水、花露水、脂粉、生发水、雪花膏、凡士林、牙刷、嘴唇膏”等；娱乐类如“台球、足球、网球、棒球、高尔夫球、打弹子、跳绳、体操、马戏、留声机器、洋琴、风琴、口琴、手风琴、竖琴、洋号、麦克风、的笃板、软片、西洋景、明星、行头、做功”等；新场所名如：“公馆、别墅、陈列馆、图书馆、博物院、救火会、电报局、交易所、育婴堂、孤儿院、美容室、殡仪馆、医院、诊所、运动场、游乐场、跳舞场、跑冰场、书场、夜总会、俱乐部、餐厅、小菜场”等。这些新词已经收于1939年法国传教士Bourgeois的《上海方言课本》，大都采用的是字面大致反映词义的书面语构词方式，这类文化词中还包括从日本传来的形译词，如“社会、文艺、哲学、文明、思想、服务、场合”等。

上海人在开放社会自由生活中产生的活跃的思维和海派的奇思遐想，使上海话中产生了大量海派风味的词语，如造了“电车”，随即将额前皱纹称为“电车路”，又将步行称作“十一路电车”“两脚车”，从计账用的“算盘”引申出“开盘、收盘、盘点”，进而“放盘、暗盘、客盘、洋盘”等一系列词语衍生出来。从商业上的“打折扣”，用到“耳朵打八折”，称“不妙了”为“勿是生意经”，还有借自英语的词语“嗲、老虎窗、混腔势、瘪三、瘪的生司、挖儿丝、肮三、阿木林”等都在上海民间灵动活用。上海的冒险家乐园造就了创造性的语言文化环境，使上海话在语音语汇上不断地突破。用一种更高一个层次的新词组合形式，即通过比喻、借代、比拟、通感、拈连、移就、双关、仿拟、夸张等修辞方法，通过语义空心化扩用或文字缩略后定型，造就了大量习惯用语。这类语词，富于表现力，如“牵头皮(提起或数落人家一个旧过失或把柄)、收骨头(对人严加管束，不得松松垮垮)、出风头、戳壁脚、敲竹杠、淘浆糊、望野眼、拆烂污、敲木鱼、轧苗头、搭讪头、避风头、调枪花、牌头、百有份、软脚蟹、软耳朵、勒杀吊死、牵丝扳藤、吃空心汤团、开年礼拜九、悬空八只脚、狮子大开口”，仅四字格的口语成语就有近900条。这类民间生活中产生的生动词语在上海话中积累十分丰富，为各大城市之最，可以成为丰富普通话的源泉。

上海话在20世纪的发展中，上面两种变化是主要的，它们造就了新上海话的主体，并使上海话成为一种适应了前卫的大都市发展的大气的方言。

上海自20世纪初就是全国金融、经济和文化的龙头，上海方言也自然地成为江南和全国语言发展的龙头。20世纪30年代提倡“大众语”的乐嗣炳（1935）先生就写到上海当时语言生活的崭新面貌：“中国的现阶段是产业革命。上海港每年出入船舶二万多只三千多吨，在世界只让纽约……充实的物质文化发展了相应的精神文化，近几十年来主要的文化运动和文化人大都从上海出发……随着时代而演进，上海是现代中国交通的枢纽，产业的大本营，文化的中心点，同时是新中国语顶大的制造厂；一件新的事物在上海发现，上海人立刻替它制造一批新的语词，大批的翻译大量的书报每天播送着新语词……最先流通在上海……它汇集了全人类语言的精华，是代表大众的思潮的，它一面不断生产，一面散布各方……”先进文化和前卫语言在上海发源，众多新词反映了现代文明在上海的渐进，由那些作家、文化人、编辑通过上海出的报纸、书籍、小说、电影传到了全国各地，传入了当时的国语，成为现在普通话中常用词语。

上海话在上海开埠以后的100多年中发生了快速的变化，上海的物质文明接受了现代化的繁华，上海人民的精神经受了现代性的熏陶，同时上海话在搏击风雨的洗礼中变得充满活力和富于代表性。

上海在20世纪50年代后由于户口制度的规定，外来人口难以大量涌入，上海话因此得到整段相对稳定的发展期。

万变不离其宗

上海方言，在170年里就像这个城市一样，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上海土语在占人口80%以上的移民的方言撞击下，在快速都市化的历程中，发生了巨变，变化之处，俯拾皆是。韵母从1853年的63个变成现今新派的32个，声调也从8个合并成5个，减少将近一半。上海话的高速变化，使今天上海城区的上海话与其四周还保留着的旧上海话差异极大，大到上海城区年轻人与郊区老年人难以通话的地步，这是我国近代方言发展史上的绝无仅有的奇迹。同时，由于上海在经济文化上的中心地位，移民们的方言虽然都影响了上海话，但没有一种方言能够取代上海话，上海话还是在自身基础上稳定有序而又兼容并蓄地持续发展着。比如上海话到2003年的10个元音音位竟和1853年10个元音音位完全相同，上海话的22个辅音音位也始终未变，上海话的基础没有动摇。170年中的上海方言变化五光十色多姿多彩，又万变不离其宗。上海话的变迁提供了一个既典型又独特的样本，对于世界都市语言变迁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节选自本书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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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稿编辑：汪惠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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