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高气爽，适宜读书。

《巴黎评论·作家访谈4》

【美】美国《巴黎评论》编辑部/编 马鸣谦 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99读书人，2019年5月版

推荐人：臧继贤

推荐语：

十月是诺奖月，所以十一假期闲着的时候就找来这本书读一读。集中阅读了作家访谈之后，就发现他们的共同之处就是有一种强烈的写作愿望，而且大多数是写完一部作品就立马开始新的创作，生怕自己一停下来就丧失了写作的能力。读完好像自己也获得了一种要写写写的冲动。这一本中最喜欢艾丽丝·门罗的访谈，尤其对她说的一段话深有同感：“上了年纪以后，在某种程度上，你的兴致有可能被耗尽了，你无法预见这一点。它甚至在一些曾经对生活充满兴致和责任的人身上也会出现，就是为了活着而活着。你在旅行的时候，可以从许多人的脸上看到这一点——比如，餐馆里的中年人，或者像我这样在中年的尾巴上、即将步入老年的人。你能看到这一点，或是像只蜗牛一样感觉到它，那种眼神里的讪笑。那种感觉就是，某种程度上，人对事情做出反应的能力被关闭了。”所以门罗没有一天停止写作，因为她“害怕的不是放弃写作，而是放弃那种兴奋，或者失去想要写作的冲动感”。之前也听到过这种说法，只是最近几年才深有感触。门罗是一个很敏感的作家，并且她用很好的语言描述了这种感受。当然，对她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写作。而对于其他人来说，至少当有阅读冲动或者观影冲动的时候，也应该抓住那个时刻，因为没有什么东西是一成不变的，错过了也可能就永远错过了。

《地。——关于地球的运动》（1-8）

【日】鱼丰/著 王钰如/译，九州出版社·华文天下，2022年10月版、2023年8月版

推荐人：韩少华

推荐语：

“……那么，到底，要付出什么，才能了解这世上的一切——？”这部漫画有这样一个“中二”的开篇。

漫画的故事发生在十五世纪的欧洲P王国（看起来就应该是波兰），讲了三个世代的人，他们无一例外都卷入了关于“关于地球运动”的研究。而这些人也无一例外，用故事中人物的话来说，“都不是历史上的登场人物”。

少年拉斐尔，在开篇时即将去念大学了，他打算主修天文，而他的养父希望他投身神学。（以下将尽量避免剧透故事情节）拉斐尔聪明过人，自言自语“世界真好混”，他觉得自己将会是故事的主角，直到一次机缘巧合让“我的直觉更想要相信地动说”。异端审问官诺瓦克劝拉斐尔放弃天文学的研究：“你还能靠神学让人生重新开始。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选择就是要放弃什么。”而拉斐尔恰恰因为这番话，做出了最重要的选择——“我，选择相信地动说”。像苏格拉底一样，拉斐尔喝下毒酒，诺瓦克则看着火刑柱烧尽了拉斐尔的尸体……此时，距“历史人物”哥白尼提出日心说尚有近百年。

诺瓦克，也觉得自己一直是这个故事的主角，直到本地的主教因为“接下来，将会是‘钱’的时代”而将几十年来对“地动说”论者的捕杀解释成：“……这场骚动……是一小部分人所引起的……单纯的误解……”出身于雇佣兵而最终披上异端审问官袍子的诺瓦克一下子陷入幻灭：“所以我……果然还是个……反派角色。”

在故事里，天真的雇佣兵奥克兹、渊博的教士巴德尼、知识界艰难求得立足的约兰达（诺瓦克的女儿）、在生命最后时刻亲眼见证自己理论失败的学者皮耶斯特、积极的行动者施密特、全部目标似乎就是为了赚大钱的少女杜拉卡，他们相继登场又逐一离去。

直到故事进入尾声。阿尔伯特即将进入克拉科夫大学就读，他在街上听到邻人关于一份不明来历的邮包的交谈：“这本书名是什么东西啊？《关于地球的运动》。写错了吧？有在运动的是天球啊……”

故事结束了，漫画安排了纯字的一页，提示着后文：“1468年，阿尔伯特23岁进克拉科夫大学。之后在该校任职教师长达20年，主要教授数学和自然哲学。这段期间，他一直在课程中，表示对既有的天动说的疑虑，但结论保留。1482年，他为当时的天文学教科书《行星的新理论》编写注释书，该书在大学间广为流传、学习。1491年，在该大学中有许多学生使用他的注释书学习天文，其中有一名青年，名叫哥白尼。”

《离开学术界：实用指南》

【美】克里斯托弗·卡特林/著 何啸风/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薄荷实验，2023年9月版

推荐人：龚思量

推荐语：

学术界的压力已经超过人们的预想。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报道指出，学术界的压力与日俱增，许多博士生、青年教师都面临着极大的身心压力。据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AUP）的报告显示，73%的大学教授是兼职，这些教授按学期签合同、工作不稳定、没有可靠的医保等福利。2022年加州的一系列大学爆发了罢工，要求提高研究生和博士生的工资；增加儿童保育福利；增加更多的公共交通报销额度，扩大员工家属的医疗保健等福利范围。许多人对此抱有相同的疑问：如果学术界的工作条件已经如此艰难，为什么学生和教授依旧不肯离开？

在许多学术界的工作者看来，在进入学术界之后，“以学术作为志业”、“以学术研究为自己的天职”已然成为支撑他们的信念。正如本书指出的：尽管93%的人文和社会科学专业的研究生无法获得终身职位，但许多人仍然将终身教授的职位视为自己博士学位获得成功的唯一结果。另一方面，学生和教师群体也已经习惯了大学的环境氛围，对外界的工作环境不甚了解，对如何让自己的技能适应学术界以外的新工作缺乏了解。本书作者克里斯托弗·卡特林结合自己的经历，为读者提供关于如何离开学术界，寻找工作职位的实际建议。在学界竞争如此激烈的当下，是否要离开学术界、如何在学界外获得自己满意的职位已经成为许多人需要思考的问题。

《裸者与死者》

【美】诺曼·梅勒/著 蔡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3年9月版

推荐人：钟源

推荐语：

《裸者与死者》是一部描写二战的小说，作者诺曼·梅勒曾在太平洋战场的莱特岛和吕宋岛服役，据说他在珍珠港事件之后就暗暗考虑要以大战为题写一部小说，参军是为其写作服务的。本书阅读起来相当有挑战：首先，近900页的篇幅分为上下两册，上册500多页几乎都在记载侦察排士兵的日常——搭帐篷、喝酒、写信、抱怨，以及将军和副官之间微妙的关系变化，直到下册才正式进入与日军的作战环节；其次，本书不是我们惯常熟悉的英雄叙事，恰恰相反，它是“反英雄”的，每个人都有自私、算计、想法，没有绝对的好人坏人，也没有史诗般的场面描写。作者极其细致地描绘了从将军到士兵的群像，展示了军队等级制度的窒息，以及战争对人的异化。在采访中，作者还阐述了写作本书的更深层愿景：“我的本意是想用这个故事来比喻人的历史发展进程。我想探索一下在一个病态的社会里，因与果、劳与酬之间的关系是如何的荒谬绝伦。书中固然写出了人的堕落、糊凃简直已经到了令人绝望的地步，但是也写出了人之甘受驱策并不是漫无止境的。人尽管是堕落了、变态了，然而胸中还是向往着一个比较光明的世界。”读罢此书，战争、社会、等级等问题确实会令人深思。

《生存还是毁灭：人生终极困境的坦率指南》

【南非】大卫·贝纳塔/著 张晓川/译，北京日报出版社·理想国，2020年3月版

推荐人：杨小舟

推荐语：

生而为人，有关“存在”的问题总会在某个时间、某个角落打你个措手不及。我因为早起睡眠不足导致脑子宕机的时候，就会想起《神秘博士》里出现的那一幕：大批cyberman降临地球，要给地球人套上一个可笑的金属头套。戴上头套，人性就没了，不抗拒了，也不挣扎了，就被“升级改造”了。

变成机器的人生还有意义吗？看完南非开普敦大学哲学系教授、生物伦理学中心主任大卫·贝纳塔的这本书，你会得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不管是否变成机器，从宇宙角度看，人生都没什么意义，而且，人类的生命质量也非常差。作者在这本书里要论证的，就是人的境况是一种悲剧性的困境（predicament），逃无可逃。

本书除去开头结尾，中间的六章，每一章都论述了人类困境的不同方面。在第二章和第三章中，贝纳塔提出了他的主要问题：我们的生活是有意义还是无意义？他区分了两种范畴的意义：宇宙性意义和世间意义。

宇宙性意义指的是赋予人类生命意义的超越性目的或价值。世间意义指的是人们从生活中获得的主观成就感或满足感，包括人类、社群和个人的角度。他认为，这两种意义对于人类生活来说都是难以捉摸和不充分的。他拒绝宇宙性意义的可能性，因为他不相信有任何超自然或形而上学的实体可以提供这种意义。他还批判了寻找世间意义的尝试，因为他认为这些尝试是建立在自欺欺人、一厢情愿或对人类生存的残酷现实一无所知的基础上的（真是令人吃惊的坦率呀！）。不过他在小结里还是承认，人生可以有微小的意义，比如你的存在对单个的个人有意义，对家庭有意义等等。这样就为我们寻找“小确幸”留下了些许空间。

接下来，贝纳塔在第四章中探讨了人类生命的质量。他认为，人类的生命质量总体上是糟糕的，而且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糟糕。他用“不对称”的方法来说明，人类生活中的痛苦多于快乐。他质疑了一些为人类生命质量辩解的常见论点，如选择偏差、波丽安娜效应和乐观主义偏差等。

当承认人的生命无宏大意义、生命质量糟糕之后，是不是只有“放弃”这种选项？贝纳塔在后面三章讨论了死亡、永生和自杀问题。我认为这几章都在论证这些极端解决方案的坏处，但底色仍然是悲观的：他认为这几种办法都无益于解决人的上述无意义和质量低下的困境——因为事实上，是漠然对待人类的“非人”（inhuman）的演化力量造成了人的困境。

悲观主义哲学并不稀罕，但人类社会向来不鼓励悲观主义，每个人被鼓励“要看生活的光明面”。因此，作者感叹“这个观念市场敌视悲观主义，悲观者因而处于弱势”。不过这本书好在贝纳塔用清晰、连贯、严谨、有说服力的方式表达了他对人类生活的悲观看法，并没有那些大而无当的宣言和过度修辞（除了第五章死亡那章稍显学术）。他预见并回应了对他观点的许多可能的反对和挑战，揭露了一些影响我们判断和感知现实的谬误和偏见。最主要的，是提供了一个坦诚的指导，把人类最本质的大困境展示给你看，反而会激起你直面惨淡的勇气。

《铁路与中国转型》

【德】柯丽莎/著 金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思库，2023年2月版

推荐人：彭珊珊

推荐语：

这本书并非旨在讲述中国铁路的历史，而是要以铁路发展为框架来讲述中国历史。作者柯丽莎在后记中自述研究心路的转变历程，从社会文化视角，到经济史取径，再到最终决定把铁路作为一种“机构”来研究，使得铁路的意义远超普通的交通设施，而是作为一种带有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功能的商业与行政机构进入研究视野。

作者追溯铁路公司的机构演化，以及它们在20世纪中国现代经济与社会兴起过程中的角色，她的谋篇布局呼应了导论中再三提及的“综合性叙事”。开篇从知识的引进和译介开始，讲述晚清时期与铁路有关的技术、经营与管理的专业知识如何塑造了铁路公司的机构演化；讲到中国铁路在民国时期的国有化时，从政治史的视角剖析中央与地方铁路局的关系；进而又探讨铁路的经济角色，市场与社会空间的关系，铁路大院对城市的影响，以及铁路发展如何推动农业的商品化。此外，旅客运输和火车旅行为探索民国时期的中国社会史提供绝佳的视角，社会文化史的面向在这一节展开，本章一个颇为有趣的观察是“铁路时间与纪律”——由火车时刻表带来的现代形式的守时与时间纪律，在广袤而复杂的中国土地上如何水土不服又落地生根。

本书叙述的年代从晚清、民国延伸至1949年以后，当铁路成为铁道部领导下的中央科层制机构的一部分，作者讨论了战后铁路管理机构重组与扩展，作为国防稳定战略的铁路建设，铁道兵队伍对地方社会的影响，铁路改革、铁道部改革以及铁路局系统的延续性等具体话题。后半部分的原始资料相对较少，更依赖于公开资料如铁路管理机构出版的文件资料、报刊文章和政策文件。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传统的档案资料以外，作者还前往铁路大院、车站和铁路枢纽的博物馆做田野调查，将铁路机构的老员工口述纳入史料范畴。

这项研究展示了二十世纪铁路与国家之间的共生关系。1921年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提出发展中国铁路的大胆设想时，铁路承载的很大程度上是他对中国政治统一的愿望。时至今日，从“京台高铁”到“超级高铁”，我们仍不时在新闻中看到铁路建设如何与国家统一、经济发展的愿景融合在一起。正如柯丽莎在结论中所言，这大概是“现代中国历史最重要的延续性之一”。

《晚期谢林哲学与黑格尔的交锋》（Schelling’s Late Philosophy in Confrontation with Hegel）

【英】彼得·迪尤斯/著，牛津大学出版社，2022年11月版

推荐人：丁雄飞

推荐语：

最近三十年，英美分析哲学家一直致力于重塑黑格尔的形象：他不再是野心勃勃的形而上学家，而只是激进版的康德，仍在探究形而上学的可能性条件；他不再是审慎的政治哲学家，而是激进的社会批评家，预示了马克思的诞生。然而就此对黑格尔的修正而言，黑格尔与他的同代人谢林的关系变得面目模糊。事实上，谢林仿佛成了康德通往黑格尔的真知之路上的脱轨异端，一段曾广为人知的学术历程被刻意忽视。当初，十五岁的谢林与二十岁的黑格尔、赫尔德林是图宾根神学院的室友，三人过起了相濡以沫的智识生活，谢林成名在先，黑格尔站队帮他批费希特。然而随着《精神现象学》出版，黑谢分道扬镳，甚者，在黑格尔做稳柏林大学教授后，他便欲将自己树立为德国观念论的顶峰。直到他在其权力鼎盛期突然离世，谢林才有机会做出哲学反击，在谢林本人的教授就职演说上，面对台下的恩格斯、克尔凯郭尔、巴枯宁、布尔科哈特、兰克，他意图踩灭黑格尔主义的火星子。英国埃塞克斯大学彼得·迪尤斯教授的新著《晚期谢林哲学与黑格尔的交锋》，作为一部为谢林辩护之作，积作者几十年之功，全面比较了黑格尔思想与晚期谢林哲学，廓清了被黑格尔修正主义者们视而不见的谢林向黑格尔发起的挑战。全书分三个部分：开篇讨论谢林早期作品的演进，聚焦其先验哲学与自然哲学之二分，中篇进入晚期谢林哲学，辨析“消极哲学”与“积极哲学”这组核心概念，末篇呈现了积极哲学的发展趋势，重点关注神话意识到启示再到“哲学宗教”的转化。迪尤斯做德里达出身，行文却极清晰，不输他的分析哲学对手。

《我是谁？段义孚自传》

【美】段义孚/著 志丞、刘苏/译，上海书店出版社·也人，2023年8月版

推荐人：于淑娟

推荐语：

去年底在编辑部的年度书单中，我推荐了《王赓武回忆录》。王赓武在书中“叙说缘起”讲为什么会写自己的故事，为什么会出版这个故事——尤其是后者，他说：“我们夸夸谈论历史的重要性时，其实无感于亲身经历某段历史时期的人们是什么感受、有什么想法。我们往往诉诸文献，试图以此捕捉苦与乐的时刻，尽管这有助我们想象他人过往的片段，但我们太缺乏人们实际经历的故事。”我乐意去读回忆录/自传的原因也在于此，尤其是这个故事的主角还不那么普通，对于这样的人和人生，总是有些好奇。

只听说“段义孚自传”，我相信不少读者是带着上述的期待去打开这本书的——段义孚的个人成就、出身背景，对其略知一二的人，大概都会好奇他的经历。我也是这样的读者之一，在内心总有些问题想要找到答案。如果只是这样，这本书或许令人不尽满意，因为段义孚在陈说自己的历史时，是不够历史的——他说自己记忆不好。但另一方面，这本书又给了我极好的阅读体验：我没错过它，真好！

说它不够历史，是因为段义孚没有确实、细致地梳理自己的过往经历，我看不到一个连续的故事；说它极好，是因为段义孚坦诚的是心迹，他在审视和追问“我是谁”？段义孚是谁？通常的答案是：华裔地理学家、蜚声国际地理学界的人文主义地理学家。那么，一个华裔孩子段义孚是如何成为人文主义地理学家段义孚的呢？这个问题是可以从这本书中找到答案的。

段义孚在他的著作《人文主义地理学》中讲到，人文主义地理学使人思考的问题是：“人，何以为人——人之为人意味着什么？更具体地说，作为人对我意味着什么？”于是，他谈到了个体、群体、人的感官、心灵、罪恶……犹记得我初读这本书时的诧异：这是地理学？而且段义孚在书的第一部分论及了他的教育背景，从重庆到伯克利，这也是我当初读书时的一个疑惑：为什么要在讲学术的书中谈论个人经历？当时我在书中找到这样一句话，就姑且当作是一个解释：其他人文主义地理学家也曾或多或少研究过我在此书中探讨的主题，研究的深度不尽相同。因此我需要添加一个副标题，说明这本书的特殊性：“对于意义的个体追寻”。这一回读过《我是谁？》，我想我应该找到了更靠谱一些的理解——自认为吧。《我是谁？》的原版题目为：Who Am I? An Autobiography of Emotion, Mind, and Spirit。这个副标题的关键词正是段氏学问的关键词呀！段义孚对人文主义地理学，对“人，何以为人”的思考，大概正始于他对自我的追问，而这个追问与他的出身、成长有关，与他的自我感受力有关。他说，他的记忆没有兄弟好，不记得一些事情，那么，他记得的是什么呢？一个不受父母偏爱的小孩，在家庭合影时努力靠近母亲的渴望；与父亲同住一间卧室时，父亲深夜开灯而惊醒他的不贴心，当然也有贴心的时候，父亲不能帮他解决数学难题而羞愧并发愿给他找个家教；还有什么呢，童年的一场噩梦以及挥之不去的恐惧感……成年之后的一些具体回忆也类似于此，比如与友人一家一起开车旅行，结果他与前车渐行渐远由此而心生落寞……这些记忆的片段，都不是什么事迹，段义孚在自传中陈说的是心迹，是他对“我是谁”这个问题的思考，是他的精神上的“景观”。他对于自己生命力不足的自我认知，他对于强生命力的渴望，他内心的勇敢、胆怯、爱，以及对自我的安置，最终指向了地理——自传第五章的标题是“地理学拯救了我”，他在这里说：“地理学，作为一门紧贴大地的学科，如何能融入我的生命，并且还一次次将我从生命的幽暗时刻里拯救出来？之前，作为一名青年，一名新鲜出炉的博士，我都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只是人生走到了后面，经过反思，才找到了答案，因为地理学的意义是在一生的跨度之中不断丰富起来的。换言之，我在成长，它也在成长。”那个羸弱的华裔小孩段义孚成为人文主义地理学家段义孚的心路历程，本身支撑起了他的学问。

段义孚，就像其他“大家/大师某某”一样，是令人景仰的。“大家/大师某某是如何炼成”这样一个话题，好像总是与普通人有些距离。但读《我是谁？》，段义孚回忆中一些场景、一些情绪，我总觉得有些熟悉，心有戚戚焉。“我是谁？”，是每个人都可以追问自己的问题，如段义孚所说：“我期望本书（《人文主义地理学》）能抛砖引玉，使读者们有类似的努力，不一定著书成文，而是在他或她没被世间烦扰和压力淹没时能驻足回味反思。”

《寻纸》

汪帆/著，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23年3月版

推荐人：方晓燕

推荐语：

作者汪帆是浙江图书馆的古籍修复师，本书是她历时七年、遍访中国13个省和自治区的古法手工造纸地所写下的寻访记。狼毒草藏纸、长汀玉扣纸、铅山连四纸、临汾麻纸、墨玉桑皮纸、梁平二元纸、古山贡纸、纳西东巴纸、鹤庆绵纸、丹寨构皮纸、夹江竹纸……每一个名字都既是一段传奇，又是一些现实，产量低、销售渠道单一、利润微薄，底层手艺人做纸的艰辛、生存状态的窘迫、技艺传承的断裂，纯手工制作、纯天然用料的举步维艰等等，都是可以想见的现状，书中只是平平叙来，对于无可奈何花落去的事我们确实也没有仅凭情怀来喟叹的立场，倒不如像作者那样给那些在现实的B面扎扎实实寻路创新、希冀以品质突围的做纸人更多的关注与支持来得好。

而在书中那些浅浅流露的感慨中，颇值得玩味的一段是说：“书画家们都喜欢存纸，说是存过几年的纸好用。修复师也一样，我们也存纸，在浙江图书馆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新买来的纸当年是不能用来修复古籍的，得让它与空气充分接触、氧化，慢慢变得温润。但是，含有木浆成分的纸张是绝对不允许存放的，因为木浆会加速纸张的老化和酸化。纸寿千年，特指的是用传统工艺和原材料制作的手工纸。自清末民初，木浆原料和机械纸制造技术传入我国后，纸张可是大大折寿了，但外行人并不明白这一点。”

《一百个人的十年》

冯骥才/著，文化艺术出版社，2014年6月版

推荐人：顾明

推荐语：

这本写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口述实录，出版至今已有三十多年，一版再版，手上在读的这本已是该版2023年4月第26次印刷。

1980年代，作家冯骥才在媒体上公开表示要采访100个“文革”经历者，记录他们的心灵史。吸引冯骥才去完成这部“文革”经历者的心灵实录的原因，他在不同版次的前言里反复提到：为什么人性的弱点和优点都成为了“文革”推波助澜的动力？为什么“文革”中的受害者和加害者都是“文革”的牺牲品？1980年代的伤痕文学没有给出答案，如今的我们更不能。所以，冯骥才觉得，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读懂“文革”，没有读懂“文革”的内涵，“这个内涵不单在书里，而且在我们身上。……没有清除的毒素最后一定会进入血液”。

由于种种原因，最终出现在本书里的并没有100个人——虽然它的书名还是叫“一百个人的十年”。书中记录的经历者故事就不复述了，尽管有些故事颇具文学性，但难能可贵的是，冯骥才对普通人抱持了作家文人的悲悯，如很多人欣赏的书中的一段话：“以我的感受，大人物的经历不管多么悲惨，也不能和小百姓相比。大人物的冤屈总容易解决，小百姓们如果没碰对了人，碰巧了机会，也许很难得到命运的晴天。”

《治道之统：传统中国政治思想的原型与定型》

孙明/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6月版

推荐人：黄晓峰

推荐语：

这是一本关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著作，但有意思的是，书中几乎没有使用什么政治学的术语，满目尽是“帝道援入王道”“救周室礼乐之偏”“运转位移”等词汇。仔细读来，却颇为贴切。简单地说，本书挑战的是道统-治统二分论及既有的政教合一认知，建立了一个颇具学术雄心的理解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范式。猜想起来，用传统政治术语描述古代政治思想的理想形态，也是有意为之，就像孟子说的，“予不得已也”。

按照我的理解，作者认为中国的上古时代，就形成了一个整全性的治道的传统，这个传统也许是需要仰望的、完美的理念，但同时很可能是真实存在于历史中的。作者说：“文化与历史发展的逻辑推断，基于考古的社会发展认识，都使得作为偶像的黄帝的‘抽象的真实’成为可能，唯其具有真实性方能常托于人口，若仅凭时代中人因应时势的空想构建是难以弥漫于古书与传说之中的。作为治道象征存在于后世的黄帝，说明了上古治道作为一种思想资源泽及后世。”（18页）雅斯贝尔斯提出的轴心时代的大转折，其实是诸子百家各自分享那个理念时选择的不同进路。

为此，作者重新检讨了“诸子出于王官”的讨论，他认为：“诸子学说出于王官的源流判断，是成立的……诸子继承了中国文明诞生以来不同阶段形成的治道思想资源，这个资源库从掌于王官而流入民间，百家以其为治道思想和历史知识的基础，根据时弊和自己的立场进行了不同向度的发明，可谓各制其义，这是东周诸子兴起的基本思想脉络。上古至三代的治道是百家争鸣的思想资源的基盘。”（39页）同时，作者援引简帛竹书的研究，进一步具体说明：

近年，学者结合传世文献对楚简等新出简帛竹书的研究，也提出了战国传说之古代帝系作为“学术资源”为诸子拣择、发明，而非诸子创说、虚构帝王世系的意见：

我们觉得《容成氏》的出现，应该让我们意识到，在战国人的口中流传的古史传说，尧舜之前以古帝王次第排列的传说系统是相当普遍的一种体系，是一种共享的“学术资源”，各家按照自己的学术、政治主张对这种帝王世系进行选择、利用、发挥甚至改造，都是很正常的，因此决不能说是某一家（或者几家）提出了这种系统。

从形成与传播的时间来看，应早已有之，只有普遍流行的“学术资源”才具有被选择利用的价值。（45页）

这是个很有意味的逻辑起点，也就是说，轴心时代的突破乃至各种政治上的“大变局”都需要修正，要看到政治理念变异的一面，更要看到其延续的一面。那些变化，很可能只是在治道资源库中偶然的拣选。儒家、法家、道家只是各自挑选了趁手的兵器。就像《天龙八部》里的聪辩先生苏星河，各种技艺无所不能，而弟子们则各自领悟了一门技艺。

在这个基础上，作者提出：“皇帝王伯……由是融接而价值阶序区分也愈加显著。”（111页）“皇、帝、王之德运周而复始，驱动治道循环，又是结合了‘皇、帝、王’的治道历史记忆和思想资源的结果。这是一个天道驾驭人道、人道体证天道的道德运行系统，是天人合一的治道观的系统化。”（120页）这个说法非常有趣地解释了在战国后期理性主义高涨之后，实现大一统的秦汉帝国竟然对神秘天道如此热衷，谶纬蜂起，王莽心心念念要恢复周礼……就像某人忽然得了一处大宅院，惊喜之余，却不知道哪把钥匙开哪个房间，各种尝试，基本摸清家底之后，已到了宋代。

作者对宋代转向内在的说法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他看来，宋代知识分子并非站在道统角度，对政统与“势”进行批判，追求的是整全的“治道”、超越政治、政治秩序的“治道”，这个趋向是对三代治道传统的复归和追忆。“在儒家与中国主流政治思想中，治与道始终都是整全的概念，对应着一个面向世俗世界构建、具有强烈政治属性而又治与教并重的治道体系。”即使到了明清时期，对整全性的执着，依然不变。

作者的论述很绵密，但读下来还是有些困惑：首先，那个整全性的治道究竟是什么？作者似乎认为接近于“黄老”之道，这样的话，是否意味着道家从资源库中拣选的才最正宗？为什么不是法家或儒家？相反的例子是，有些早期中国的研究者认为，专制的酋邦才是普遍性的传统或记忆。其次，治道理念中“皇帝王伯”的降序，似乎意味着一种治道的倒退或无可奈何的妥协，治道落实到政治实践层面，总是每况愈下，比如作者认为：“真正将道统说与正统论结合在一起，为君师一体、制作行道塑形的，是元、明帝王和儒者‘道统者，治统之所在’的论说与实践，至明代而成型。”（377页）明代在治道实践上的成型，却是明清代帝王专制权力达到顶峰的时期。

也许，我们应该相信古代士人心中都有那种仰望星空所产生的敬畏和道德感，以及对理想的治道的向往和追求，但古代政治实践的艰难探索，带来的可能更多是困境与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