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赵蕴娴

编辑 | 黄月

60岁是怎样的年龄？按照中国的人口普查标准，60岁就算迈入了老年的门槛。颐养天年的传统观念将60岁以后的生活描绘得很完满——衣食无忧，夫妻恩爱，儿孙成群，可享天伦之乐，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年纪六旬的人可能已经历了各种不幸，前方等待着他的依旧是辛苦操劳。

随着60岁以上的人在总人口数中占比增大，社会对人口老龄化的焦虑随之而来。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老年人增多，必然会导致中青年身上的压力增大，劳动人口减少亦有可能导致经济发展放缓，总之，老年通常被看作需要供养而不产生价值的群体。

人老之后只能被动地接受照顾吗？衰老和年老是不是同一个过程？人口老龄化是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还是需要制度和个体去调整适应的现实？60岁到底算不算老？重阳之际，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王大华与中国人民大学老年研究所副教授唐丹就这些问题展开探讨，并谈到了最近出版的《整合与完满：埃里克森论老年》给自己的启示。王大华在对谈中指出，衰退是一种无可争辩的事实，而年老则是人为的标签，“十三五”计划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其根本性的转变应该在于转换看待老年的视角，将被动转为主动，化消极为积极，从这个角度上讲，“养老”这个词就把老年人表现得很没有价值。从个体的视角上升至国家，人口老龄化也只是一个挑战，而非灾难，唐丹说道。

何为“积极老龄化”？

学界所说的“积极老龄化”（active aging）与“十三五”提出的“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不同。据唐丹介绍，“积极老龄化”的概念于2002年在马德里国际老年学大会提出，在此之前，人们谈起老年最关心的便是健康问题，将之视为老年人一切生活状况的基础，后来才逐渐认识到这种看法的局限，在健康之外增加了“参与”和“保障”两个维度，积极老龄化就建立在这三个基石之上。

在具体实践层面上，目前老年工作的重点是如何提高该群体的参与程度。就像唐丹指出的那样，很多人听到“参与”时的第一反应是社会参与，比如跳广场舞、当社区志愿者、去老年大学这样的活动，“家庭内的参与反而被忽视掉了。”在许多中国家庭中，老年人承担起了照顾第三代的重任，但由于这些事务发生在家庭之内，其参与性质反而受到忽略，老年人很容易被视作依附性的、没有贡献的存在。这也是对其社会网络的一种否认——被老年人视作重要联结的家人，反而贬低了这种联结的价值，为家人的付出和劳动成了不值一钱的“家务事”。

唐丹继续指出，参与的一个重要方式即是建立社会连接。我们常常听说失能或者丧偶的老人抑郁，但研究表明，生理机能的衰退以及生活变故并不必然地导向心理健康问题，这二者之间往往以社会网络的萎缩为中介，换言之，如果能够帮助老人维持社会网络，那么他在遭遇各种丧失时，抵御能力就可相对提高，从而避免为抑郁所困。

除了社会和家庭参与之外，还有一种更向内的参与。王大华补充道，人不一定要参与到独立于自己之外的活动中去，参与的对象可以就是自身，“小到自己上厕所，大到关心人类命运，都是参与。”她假设了两位腿脚不便的老人，一个拒绝承认现实，一个则乐于接受治疗，这两个人的生活质量必然会有所不同，“总的来说，对老化的态度越是客观、积极和开放，人的身心健康水平就越高。”

在年老时重新经历人生

美国发展心理学家埃里克·埃里克森曾提出了生命周期理论，将人类心理发展划分为八个阶段。年过八旬，埃里克森及其团队团队（成员是他的妻子琼和一名年轻同事）采访了几十位老人，并在此基础上著成《整合与完满》，详细阐述了生命周期理论的最后一个阶段——老年期。

王大华指出，埃里克森在这本书里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是，进入老年期之后的人要把之前七个阶段再走一遍才能解决危机，例如他在书里谈到的宏观繁殖感，即是以生命周期理论中中年阶段的繁殖感为原型的。埃里克森认为，人在中年阶段会用繁殖感来克服停滞感，到了老年时，停滞感会再度出现，然而此时的繁殖感恐怕需要超出中年阶段的生物学意义、心理意义以及社会意义，进入更抽象的层面，在文化或是某种共同体中找到生命的保持和延续，才能超越肉体的虚弱和消亡。王大华强调，埃里克森非常看重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他所论述的人格成熟乃是于现实的社会关系中建立起来的，对于重新经历人生前七个阶段的老年人而言，“我们”这样的概念可能比在青年时期显得更重要，曾经的破损和遗憾也有机会得到修补，年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意味着“再次轻装上阵”。

尽管讨论中无法避免“老年”一词的使用，王大华还是表达了对这个词的异议。作为对谈者中年龄最大的一位，她表示，与其讲“如何迎接老年”，不如说“如何准备度过衰老期”，因为衰老是客观事实，而“老年”则必然涉及人为的定义，但问题是，多老才算老？老年期到底又有多长？这些事根本没有确定的答案。心理学和老年学可以谈论一个具有一般性和平均性的老人，但人到了被称为“老年”的阶段，个体差异往往比之前的任何一个年龄段都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