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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梅 张勇：新古典现实主义视阈下的日本对华外交政策调整——以“购岛”决策为中心的考察

作者：李梅,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张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

来源：《日本研究》2018年第4期；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

微信平台编辑：周悦

摘要：野田执政时期的“购岛”事件, 是中日关系中的典型案例之一。这一重大外交决策发生在美国相对衰落和中国崛起, 以及中日国力逆转等国际体系深刻变革的背景之下。其实质是日本在战略转型及对华政策调整的背景下, 以“中国威胁论”为潜在语意迎合国内保守化情绪与主张, 主动打破中日间业已达成的重要谅解与共识的政策决定。其结果恶化了中日关系并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地区矛盾。在解读“购岛”决策时, 新古典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提供了有益的分析工具。

关键词：新古典现实主义; 野田政府; 钓鱼岛; 外交决策; 中日关系;

新古典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 (以下简称新古典现实主义) 认为, 国际体系的压力须经过国内政治体制和领导人认知进行传导, 方可形诸战略谋划和调整, 转化为具体的外交政策和行为。这一理论, 将体系要素 (国际体系) 作为自变量, 单元要素 (国内政治) 作为中介变量。因变量则包含短期内国家的外交政策选择、短期至中期内国家的政策规划和大战略调整、中期至长期内各国大战略选择之间的互动导致的国际结果。

因战略目标的差异, 在战后不同历史时期, 日本对外战略与决策机制各有不同特质。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 日本开始谋求对外战略的全面转型, 决策机制亦在相应地经历重大调整。

2012年9月, 日本政府无视中日关系大局, 宣布“购岛”

一、“购岛”决策的国际背景

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认为, 每个国家的外部行为首先而且主要是由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实力和地位所塑造的, 尤其是国家在体系中的相对物质实力。结构性调节因素作为国际体系层次或地区次体系层次中的一类物质性变量, 会对体系机构的战略互动参数和个体单元的外部行为产生影响。

进入21世纪, 美国的相对衰落和中国的强劲崛起成为国际体系演变的显著特征。对于日本来说, 独特的战后发展历程和地缘位置, 决定了中美力量对比变化带来的影响要更为深刻。

2012年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发布了《全球趋势2030:转型的世界》研究报告, 明确指出全球大趋势之一是权势的扩散。到2030年, 全球权力从西方世界向非西方世界转移的迹象将越发突出, 亚洲将重返国际政治经济中心。对中国实力的担忧、整个地区民族主义情绪高涨, 以及对美国是否会继续在亚洲保持力量的疑虑, 都会在未来几十年加剧地区紧张态势。地区趋势很可能把亚洲国家推往两个方向:经济上靠中国, 但安全靠美国并相互抱团。

对日本来说, 在不确定的世界中最大限度地准确定位, 是制定国家战略和开展对外交往的前提。尽管历史上中国曾长期是日本学习的对象, 但自甲午战争以来的百年间, 日本长期在经济上保持了对华优势。对于中国的反超, 日本朝野上下较难以平常心态看待, 部分政治家在不得已承认日本衰落的同时, 尝试寻求国家的相对优势以保持“有为大国”之道。同样在上述《全球趋势》报告中, 若以传统的GDP、人口规模、国防费用、科学技术四项国力测定指标进行判断, 预计中国的GDP将有望超越美国, 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若在四大传统指标之上增加健康、教育和治理三个指标, 中国超越美国的时间点将大幅后推, 预计在2040年代以后。这些新指标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关键要素”, 对发达国家有利, 对新兴国家来说是尚未开发的领域。曾任野田政府负责外交与安全事务首相辅佐官的长岛昭久认为, “我坚信, 通过扩展在这些领域的优势, 即便国力衰落的日本也可以成为‘有为大国’”。

民主党执政时期恰处于中日力量逆转的关键节点, 如何应对世界权势转移和地区格局变动成了民主党的“历史宿命”。然因日美安保体制的制约, 日本应对中国崛起的“动作”须与美国的对华战略“对表”。鸠山政府主张建立“紧密且对等的日美关系”, 积极倡导“东亚共同体”, 但这种寻求对美独立的外交努力遭遇了失败。继任首相菅直人在一定程度上吸取了鸠山内阁下台的教训, 强调“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的基轴”, “日美同盟是支撑日本防卫、以及亚洲太平洋稳定繁荣的国际公共财产。今后将切实深化日美同盟。”

在把握全球和地区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构建对华战略时, 野田政府也面临着明确而紧迫的地区次体系层次的压力。东亚地区国家领导人在2012年“集体”更迭。俄罗斯3月份举行了总统选举, 在北方四岛问题上立场强硬的普京再次当选。此前, 从2010年末到2011年初, 时任总统梅德韦杰夫、第一副总理舒瓦洛夫和国防部副部长布尔加科夫相继到访北方四岛。俄政府领导人的行动给日本造成极大的压力。中国在2012年秋季召开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将选举产生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野田政府看来, 换届选举后的中国外交充满不确定性。在2011年的美国中期选举中, 在野的共和党取得压倒性胜利。共和党抨击奥巴马政府的外交路线, 称其为“懦弱外交”。面对质疑, 在2012年11月的总统选举中谋求连任的奥巴马有必要修正其内外政策。这会给日美同盟带来不确定性。正如京都大学教授中西宽所言, 2012年“国际政治的动荡将影响各国的选举, 反过来, 选举结果将引起国际政治的进一步变动, 从而延续不稳定的状态”。

因此, 长期的国际趋势变动与东亚地区领导人更迭可能带来的政策变动, 构成了野田政府外交决策的体系要素。通过国内政治的传导, 这些国际环境因素对野田政府的“购岛”决策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二、“购岛”风波发酵时的日本国内政治

新古典现实主义肯定了国家的外部行为首先且主要是由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实力所塑造的, 但是国际体系层次的压力经由中介变量转变为具体外交决策的过程, 却往往并非是直线传递的。新古典现实主义将中介变量归纳为领导人意向、战略文化、国家-社会关系模式和国内制度, 但是四组国内政治变量不会同时、同等地发挥影响。野田政府“购岛”决策的缘起, 是基于国内不同政治集团之间的相互角力。

2012年4月16日, 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在美国保守派智库发表演讲时称将购买钓鱼岛。石原选择此时炒作钓鱼岛问题, 原因有二: (1) 众议院议员任期将满, 成立石原新党为下次大选铺路; (2) 其子石原伸晃准备参加自民党总裁选举, 石原慎太郎有意为其摇旗呐喊。

石原宣布“购岛”的次日, 内阁官房长官藤村修表示, “现在由政府租借。如若必要, 按照 (国有化) 想法推进也是十分可能的。”实际上, 在自民党执政时期已在内阁官房设立了专门处理岛屿事务的办公室, 并配有专职工作人员。政权更迭前, 自民党也有“国有化”的想法, 并在“水面下”悄悄推进。至野田执政时, 由专人与“土地所有者”联系, 已有三、四年之久。

4月18日, 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 野田回答了自民党议员中谷元关于钓鱼岛问题的提问, 坚称其是“日本固有领土”, “对其进行着实际支配”。关于石原“购岛”的真实意图, 野田表示政府正在收集有关信息, 对之冷静评估。野田强调, 政府也曾与岛屿所有者进行过沟通, 政府将继续确认所有者的真实想法。在这一过程中, 将探讨所有可能的处理方式。

4月22日, 石原致电长岛昭久

在与石原会面的20天后, 野田以官邸主导成立了“特命团队”, 指示秘密交涉由中央政府来购岛这一方针。核心成员包括官房长官藤村修、首相辅佐官长岛昭久、官房副长官长滨博行、外务事务次官佐佐江贤一郎以及官房副长官助理河相周夫。其中, 由外务省与中国沟通, 长岛昭久与东京都联络, 长滨博行与栗原家交涉。

5月24日, 长岛奉命与石原进行了首次单独会面。据长岛回忆,

日本政府原计划通过暗箱操作完成“向国家转移所有权”的手续后, 再公布天下。这样中国“将不得不承认相关结果”。但政府的这一番盘算, 被《朝日新闻》从石原方面获知。7月7日是卢沟桥事变纪念日。《朝日新闻》选择在这一中日关系敏感的日子独家发布消息。

为做好灾后重建工作和振兴日本经济, 野田政府亟需进行财政改革。但是围绕社保税制一体化改革法案, 民主党内发生分裂。7月11日, 小泽一郎以反对增税和摆脱核电为目标, 成立了“国民生活第一”新党。在这种情况下, 野田只好向在野党寻求支援。8月8日, 民主党、自民党、公明党举行三党党首会谈。野田同意在改革法案通过后, “近期问信于民”。8月10日, 改革法案在参议院终获通过。至此, 年内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 正式提上政治日程。此外, 按照民主党的规定, 9月份还将举行党首选举。野田需同时应对事关民主党执政前景的大选和个人能否连任的党首选举, 压力可想而知。

因近年来中日国力对比和相互依存关系正在发生历史性演变, 两国战略态势发生微妙变化。当日本经济长期低迷与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形成强烈反差时, 日本国内某些保守势力以种种借口渲染所谓“中国威胁论”, 导致中日双边关系的摩擦和冲突时有发生。

撞船事件后, 领土海洋权益之争超越历史问题, 成为影响中日关系的最主要因素。日本民众在钓鱼岛问题上对政府的积极支持姿态, 被右翼势力和保守派政治家所利用。

与此同时, 韩国总统李明博8月10日登临独岛 (日本称“竹岛”) 宣示主权, 成为首次登上这座争议岛屿的韩国在任总统。对此, 野田政府拟向国际法院提起诉讼。针对领土主权纠纷, 野田表示“将以坚决的态度、沉着冷静绝不退缩的决心来应对”。日本舆论对政府应对领土纠纷姿态的支持率, 此时超过了80%。

因此, 在决策核心圈看来, 无论是从对华外交, 还是维护安全的客观要求, 以及国民支持石原“购岛”行动的压力来看, 野田政府已经没有了袖手旁观的选项。

三、野田政府对华外交:理念与实践

根据新古典现实主义, 国家应对危机和制定下一步的外交政策时, 政治领导人发挥的作用是显要的。实际的“购岛”决策, 是野田首相固有对华外交总体理念影响下的产物。

野田的父亲是一名自卫官, 曾长期供职于习志野驻屯地, 后因受伤转至后勤部队。野田从小在驻屯地家属区长大, 经常看到接受严格训练的年轻队员乘着降落伞从飞机上落下的场景。据他本人回忆, “近距离观察自卫队员们训练的身影, 成为他对国家安全问题的原体验, 长期支撑着他的安全观念。”

民主党执政时期, 日本在内政外交方面呈现出重构中的“失序”状态。决策认知研究领域的代表人物罗伯特·杰维斯认为, 人有强烈的认知相符趋向, 即人们趋于看见他们预期看见的事物, 趋于将接收的信息归入自己原有的认识中去。

基于对鸠山和菅直人执政经验与教训的总结, 野田参选民主党党首, 第一步要做的是对美增信释疑。在《我的政权构想》一文中, 野田一改过去对美价值观外交的批评, 强调日美同盟不仅仅是现实利益, 在民主、人权、法治、“保护航行自由、网络和宇宙空间”方面也享有共同价值观。关于中国, 奥马巴执政初期对华路线以协调为主, 但2011年11月奥巴马在APEC会议上高调宣布“重返亚太”, 牵制中国意图明显。野田对此予以呼应, 在《我的政权构想》中将中国正常的军事发展和正当的权益维护视作潜在威胁。在地区局势上, 野田认为“中国在战略意图不透明的情况下, 军事力量快速增强, 活动范围扩大, 成为令日本和域内国家担心的最突出因素。中国以军事力量为背景, 在南海采取强势高压的对外姿态, 很可能动摇地区秩序”。

撞船事件解决后, 中日关系一度进入缓慢改善通道。特别是“3.11”东日本大地震后, 温家宝总理访问受灾严重的宫城县和福岛县, 提升了日本国民的对华亲近感。201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四十周年, 为实现中日关系的切实改善, 双方都在进行相关准备工作。客观讲, 此阶段野田的对华外交是比较理性、务实的。在内阁成立当天的记者会上, 野田表示在任期间不参拜靖国神社。这一表态, 为发展中日关系扫除了历史问题的障碍。之后, 野田和中国领导人在多边场合有多次接触。11月3日, 在法国出席20国集团 (G20) 峰会期间, 野田对中国在日本东日本大地震后提供的支援, 以及胡锦涛主席亲赴日驻华大使馆吊唁表达感谢。中日双方同意以邦交正常化40周年为契机, 进一步深化战略互惠关系, 致力于改善国民感情。11月12日, 在美国檀香山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期间, 中日双方领导人同意从大局出发进一步深化战略互惠关系。11月19日, 在印尼巴厘岛出席东盟首脑会议期间, 针对野田的“中国的发展对日本是机遇, 日本将以来年的邦交正常化4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深化日中战略互惠关系”的表态, 温家宝总理给予了积极回应。

在双方首脑频繁互动的良好氛围中, 12月25至26日野田实现了任内首次访华。这也是民主党执政后日本首相首度访问中国。在会谈中, 野田提出了《在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之际面向进一步深化日中“战略互惠关系”的六点倡议》, 包括:增进政治互信、推进合作、将东海建设成“和平、合作、友好之海”、以东日本大地震为契机推进中日合作、升级互惠经济关系、增进两国国民间的相互信赖、加强在地区和全球问题上的对话合作等。胡锦涛主席在接见野田时, 对2011年的中日关系给予了肯定, 称“过去的一年, 中日关系总体呈现积极发展势头”, “中方愿同日方一道共同开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新局面”。经过访华, 野田政府的对华观有所改变。在2012年年初的国会施政演讲中, 野田强调“亚太地区的稳定繁荣离不开中国的建设性作用”, “今后中日关系将进入进一步充实战略互惠关系内容、为建设地区的稳定秩序而加深合作的阶段。在日中邦交正常化四十周年之际, 以促进人员交流和观光为开端, 通过各种级别的对话和交流, 深化互惠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 在发展对华关系的同时, 野田政府同步做出了牵制防范中国的动作。2011年9月29日, 野田与到访的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会晤并发表涉及南海安全及航行自由等内容的联合声明。双方确认了在海洋领域加强日菲合作的必要性, 就派遣日本海上保安厅巡视船训练菲律宾沿岸警备队、通过提高菲沿岸警备队的能力来加强两国海上保安机构间的合作达成一致。

除了直接应对所谓的“中国威胁”外, 日本还以朝鲜问题为借口, 强化军力警戒。据日媒报道, 日本政府3月19日晚接到国际海事机构 (IMO) 通知, 称朝鲜已经向该机构正式通报了发射时间。日本政府召开紧急阁僚会议, 命令自卫队进入“备战”状态。自卫队除了部署防空导弹和出动宙斯盾战舰外, 还要以西南诸岛为主做好拦截准备。

四、野田政府的“购岛”决策

在民主党政府外交决策机制发生急剧变革的过程中, 野田对领土和主权等问题的认识以及行事风格, 决定了“购岛”决策失去转圜余地。

民主党执政后, 尝试改变传统的“官僚主导”决策机制的弊端。但是, 政策的决定、实施和反馈是一个系统的、复杂的长期过程, 离不开官僚的专业支持和行政系统的支撑。鸠山因未平衡好“政官关系”, 在外交这一专业性极强的领域, 逐渐失去了外务省官僚集团的支持。菅直人尝试在外交领域调和与官僚的紧张关系, 未获成功。野田停止了政调会长兼任阁僚, 新设政调干部会, 并赋予其事前承认权。政府方面可以派负责政务的官房副长官和相关省厅的大臣、副大臣、政务官出席政调干部会, 以保证“政府和执政党政策决定的一元化”。在智囊支持方面, 野田以国家战略会议之名实际上恢复了自民党执政时期的经济财政咨询会议。至此, 政权更迭后民主党对决策过程做出的变革基本上又恢复到了自民党执政时期的形态。

然而对于“购岛”这一事关中日关系大局的决策, 主要是以野田本人的意志推动和实施的。野田素来重视海洋边界, 其主张的思想来源于创办有着“日本政治家摇篮”之称的松下政经塾的著名企业家松下幸之助。松下认为日本发展的最大瓶颈、诸恶根源是狭窄的国土。因此, 从1976年开始, 松下倡导“新国土创成论”, 主张通过开山、填海来开疆拓土。松下认为首先需要花25年时间来制定基本计划, 然后花200年时间来最终实现。野田将此倡议升级为“新日本创成论”, 提倡探索日本的新边疆, 即宇宙、海洋和港口的网络化。

政治成长的历程, 也决定了野田对“购岛”决策的执拗程度。野田是松下政经塾的首批学生。松下政经塾选拔学生的标准有四个, 包括运气好、有人格魅力、有一定的学习能力和能够明确表达自己的意见。进入松下政经塾学习后, 学生每日的研修功课之一就是吟诵塾是 (办学理念) 、塾训 (校训) 和五誓 (五大誓言) 。野田本人的座右铭“素志贯彻” (矢志不渝) 便是“五誓”之一, 即“若胸怀志向、全力以赴, 定能破除万难、开拓道路。成功的要诀就是坚持不懈直到成功”。因此, 经松下政经塾培养的日本新生代政治家, 往往不惧怕向国民宣扬自己或保守或激进的政治理想。而且一旦他们认定自己的主张符合国家、民族“大义”后, 将义无反顾贯彻执行到底。这一特性体现在对华关系上, 表现为松下政经塾出身的少壮派政治家们“对其认定的‘国家利益’异常执着, 拒绝为中日关系大局调整政策思路”。

根据认知失调理论, 决策者在决策前会面临相互矛盾的选择。一旦做出选择后, 决策者会为自己的决策寻找高度合理性, 尽量减少内心矛盾。因政策变化在国内或政府机构方面造成的代价通常十分高昂, 认知失调就加强了实施政策的惯性力量。在弱化认知失调的过程中, 决策者削弱了使用信息和判断自身利益的能力, 因而降低了决策的理性程度。

最终, 无论是外务省、驻华大使, 还是中方的抗议, 均未能阻止野田政府的“购岛”行动。2012年9月11日, 日本以内阁决议形式最终决定“购岛”。9月12日, 相关所有权转移手续宣告完成。

五、失策的根源

日方有观点认为, 东京都知事石原制造“购岛”风波后, 野田政府属于被动“接棒”。在详细梳理这一决策的整个过程后, 我们发现事实并不能支撑上述论断。首先, 日本政府早就有“购岛”打算。只不过, 相关讨论都是私底下进行。野田政府的“购岛”操作最初也是想“偷偷”地完成“规定动作”后再公之于众。其次, 野田政府的“购岛”闹剧, 表明了日本政府单方面打破现状、主动出击与中国争夺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图谋。石原慎太郎的“购岛”言论, 恰恰为野田政府提供了“购岛”契机。第三, 中国强劲崛起, 中日国力逆转, 使日本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实际管控”失去信心, 担心崛起的中国以实力为后盾加强对岛屿的争夺。中国对野田政府“购岛”闹剧的反制, 恰恰证明了中国政府维护领土主权完整的决心和能力。

日本部分政治家、外交官僚和中国问题专家拥有这样一种思维逻辑:若国家不购买 (钓鱼岛) , 东京都就会购买。若东京都购买后, 在岛上建设港口或灯塔等会破坏现状, 若政府购买就可以维持现状。这是日本为“购岛”寻找的一套用于说服中国及国际舆论的托辞。其目的是向世人传递一种“思维定式”, 那就是与日本政府“购买”相比, 东京都“购买”的问题更大。这无疑是一种认识陷阱。

对于东京都“购岛”主张与行为, 毫无疑问, 日本政府是有充足的理由和条件予以喝止的。根据规定, 东京都需要登岛测量后对岛屿进行评估, 根据评估结果报价。8月17日, 东京都向中央政府提交登岛申请, 被以“资料不完整”为由拒绝。8月22日, 东京都补全政府要求的资料后, 再次提出登岛申请, 再次遭到拒绝。8月29日, 参议院通过《海上保安厅法修正案》。该法成立后, 海上保安厅将有权在钓鱼岛上行使逮捕权。不可否认, 这是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行径, 同时这也是对石原的牵制。

实际上, 对于日本政府来讲, 最直接有效地制止东京都“购岛”闹剧的办法就是承认中日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存在领土争端, 向日本国民做出客观说明, 堂堂正正地负起对华外交的责任。遗憾的是, 野田政府不承认中日在钓鱼岛问题上存在“争端”。但政府又是国家外交的实施者和责任者, 无论日本政府或者民间人士, 在钓鱼岛问题上有所动作均会破坏中日关系正常发展, 这就需要政府来出面解决。激化钓鱼岛问题的关键因素, 源于日本政府的态度与行为。若野田政府能够认清客观事实, 承认中日在钓鱼岛问题上存在争端, 是完全有可能承担起相应外交责任, 阻止石原“购岛”的。

2004年小泉政府秘密地向“土地所有者”提出购买意向时, 双方因价格问题未能谈拢。这说明栗原家族当时具有与政府讨价还价的“能力”。在2012年的“购岛”风波中, 7月份前栗原国起一直拒绝与政府交涉人员会面。栗原家族之所以做此判断, 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野田政府已公开承诺解散众议院, 已失去公信力;二是栗原家族在四十年时间里不断被政府戏弄。

结语

基于上述分析, 美国实力相对衰落、中国实力强劲崛起以至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国际体系变化, 构成了野田政府外交决策的国际环境。在此背景下, 为谋求个人政治目标, 石原首先制造了“购岛”风波。野田对华外交总体理念、对领土和主权等问题的认识以及行事风格, 辅之以日本国内的相关舆情, 决定了野田政府的“购岛”判断。在核心外交与安保团队的作用下, 由野田主导和推动, 罔顾国内外反对, 最终上演了一场“购岛”闹剧。野田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失策”的根本原因, 是日本拒绝承认中日在钓鱼岛问题上存在争议。这一执拗之举使得野田政府对内失去选择余地, 对外严重破坏中日关系。

在“购岛”之前, 中日曾在钓鱼岛海域发生了撞船事件。这是中日自邦交正常化以来首次在钓鱼岛问题上发生激烈交锋。撞船事件发生时, 民主党正面临党首选举, 菅直人委托内阁官房长官仙谷由人全权处理。仙谷咨询外务大臣和国土交通大臣的意见, 两人均主张依照日本国内法律进行严肃处理。由此可见, 菅内阁显然低估了中国政府保护国民人身安全和维护领土完整的决心, 最初的应对极欠妥当。在中国不断升级反制措施的震慑下, 最终日本政府不得不表示“顾及中日关系”, “发动指挥权”, 由冲绳地方检察官主持记者会宣布“释放”中国船长。“撞船事件”后, 中日双方为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做出了相应努力。特别是, “3.11”东日本大地震后, 胡锦涛主席前往日本大使馆吊唁, 温家宝总理借出席中日韩会议之机特意前往灾区慰问。这些举动表明中国政府重视中日关系, 并为改善关系做出切实努力。

与撞船事件相比, 野田政府“购岛”的主观意愿更为强烈:一是与中国争夺领土主权;二是争夺因岛屿主权归属所产生的海洋权益。在“购岛”之前, 中日之间的斗争焦点主要是历史问题。如小泉纯一郎担任日本首相时, 五年六次参拜靖国神社, 在历史问题上大做文章。客观地说, 民主党政权在历史问题上采取了相对正确的态度, 历任首相均表示不参拜靖国神社, 并约束阁僚参拜。“购岛”之后, 中日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在历史问题和领土问题等方面集中凸显。野田政府“购岛”决策提供的教训不可谓不深刻。展望未来, 中日关系能否真正行稳致远, 妥善处理重大、敏感问题是关键。唯有如此, 中日两国才能迎来良性互动、健康稳定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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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野田佳彦.民主の敵政権交代に大義あり[M].東京:新潮社, 2009:142-150.

[35] 吴怀中.日本政坛少壮派的崛起与误判[EB/OL].[2018-06-02]..

[36]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M].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426-448.

[37] 藤村修, 竹中治堅.民主党を見つめ直す元官房長官·藤村修回想録[M].東京:毎日新聞社, 2014:150.

[38] 丹羽宇一郎.中国の大問題[M].東京:株式会社PHP出版社, 2014:143.

[39] 丹羽宇一郎.中国の大問題[M].東京:株式会社PHP出版社, 2014:142-148.

[40] 温家宝会见韩国总统李明博和日本首相野田佳彦[EB/OL].[2018-06-02]..

[41] 栗原弘行.尖閣諸島売ります[M].東京:廣済堂, 2012:107.

[42] 栗原弘行.尖閣諸島売ります[M].東京:廣済堂, 2012:145.

注释

1 野田佳彦政府 (2011.9.2~2012.12.26) , 执政482日。

2 9月10日确立“购岛”方针 (所谓的“平稳及安定地维护和管理”钓鱼岛及其附属的南小岛和北小岛) , 9月11日签署“购买”合同, 9月12日完成所谓的“土地所有者”登记。

3 代表性成果有:姜跃春.日本“购岛”的主要背景及中日关系展望[J].中日关系史研究, 2013 (1) ;翟新.日本民主党政权“国有化”钓鱼岛的动因[J].国际问题研究, 2012年 (5) ;金永明.日本“国有化”钓鱼岛行为之原因及中国的应对[J].太平洋学报, 2012 (12) ;罗国强.日本“购岛”之举的国际法效力解析[J].现代国际关系, 2012 (10) .

4 长岛昭久和石原家族相交甚笃, 系石原慎太郎次子石原良纯儿时的玩伴。在石原慎太郎长子石原伸晃决定辞去日本电视台政治部记者参加众议院选举时, 石原良纯请求长岛帮忙。在石原伸晃胜利当选后, 长岛担任了其三年半的公设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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