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现代标点符号体系中的书名号，其起源可追溯到简册时代签牌上的契口；卷轴时期，此物抽象化为包首题标示符号，并在册页时期进一步演变为鱼尾符。民国时期，在现代标点符号体系定型过程中，由鱼尾符简化而来的书名号（“《》”“〈〉”）以其书写方便、易区分等优点，从众多不同形态的符号中脱颖而出，被广泛用于标示书籍文章名称，并最终在1990年官方颁布的《标点符号用法》中被确定为横排文稿书名号的正式写法，一直沿用至今。

1.引言

在现代标点符号体系中，“《》”“〈〉”作为书名号样式被官方确认，始于1951年国家出版总署发布的《标点符号用法》；该文件同时规定，波线号（﹏）和引号（“”、‘’、「」）也可作为书名号使用。其后，由于我国的文字书写和书刊排版改为横排，1990年《标点符号用法》颁布修订本，在此文件中“《》”与‘〈〉’被确定为书名号的正式写法；1995年、2011年版的《标点符号用法》延续了这一规定。在上述四版《标点符号用法》中，对书名号用法的记述和说明基本保持一致，然而，由于各版文件中均没有明确交代“《》”与“〈〉”两组符号出处，以至关于其起源问题一直存在争论。

林穗芳[1]、袁晖[2]等学者认为，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展，中国许多先进知识分子尝试利用西方的标点符号来改造和调整中国旧式标点符号过程中，援引了法、俄文中的尖角号作为我国新式标点中的书名号。管锡华[3]、何远景[4]等人则认为书名号起源于中国。考虑到20世纪50年代中俄关系交好的历史与俄语尖角号的形式与功用，我们认为，书名号在定型过程中受西方标点符号影响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因此而认为书名号即源于尖角号则缺乏直接证据，值得商榷。与之相比，书名号起源于中国的观点更符合实际，因为有诸多的证据表明，早在五四运动之前，中国古代标点符号系统中已有“《》”‘〈〉’发展演变的痕迹，特别是何远景《鱼尾的起源》所持书名号是从鱼尾符演变而来的观点，颇具启发性。但由于何文旨在讨论鱼尾起源问题，仅是在文末用一句话点出鱼尾符与“《》”存在关联，并没有展开论述。目前学界对书名号的起源、演变过程仍缺乏清晰认知。鉴于此，本文将以典籍实物为据，采用自下而上追溯的方式，考察书名号的起源问题。

2.从鱼尾符到书名号

从形式与功用上看，现代标点符号体系中的书名号（《》、〈〉）当为从册页时期的鱼尾符演变而来的。

鱼尾符是册页古书中常见的一种标识符号，它一般位于版心位置，从形状上看很像某些种类鱼的尾巴（如鲤鱼、鲫鱼），故被称为“鱼尾”。鱼尾符种类多样，有黑鱼尾、白鱼尾、花鱼尾等不同样式。鱼尾轮廓用墨填实者为黑鱼尾，如国图藏宋本《朱文公订正门人蔡九峰书集传》（1:18）[01]版心鱼尾作，为黑鱼尾；国图藏宋绍兴本《战国策》（1:1）鱼尾作，在鱼尾开叉处有一条与鱼尾边缘对应的细折线，虽与上一类鱼尾有差别，但仍属于黑鱼尾。只有鱼尾外部轮廓者为白鱼尾，如国图藏明嘉靖本《殿阁词林记》（2:12）版心鱼尾作，此鱼尾只有边缘处的细线，内部均不着墨，为白鱼尾；国图藏宋绍兴刻本《战国策》（1:4）鱼尾作，在鱼尾开叉处也有一条与鱼尾边缘对应的细折线，亦为白鱼尾。鱼尾中有各类图案者为花鱼尾，如国图藏 元刻本《伊川程先生周易经传》（6:27）鱼尾作，鱼尾上有两个白点；国图藏明天顺五年內府刻本《大明一统志》（叙:1）鱼尾作，鱼尾开叉处为波浪形，且有与鱼尾开叉边缘形状对应的波形细线，二者均为花鱼尾。通过以上鱼尾实物可见，《朱文公订正门人蔡九峰书集传》《殿阁词林记》两书鱼尾分叉处的边缘线，与单书名号“〈”形状类似；其余鱼尾则在边缘线下方又有一条与之形状相同的细线，二者结合与双书名号“《”相近。

除形状相似外，鱼尾符的主要功能也与书名号相同。其一，鱼尾符与书名号一样，可用于标示书名。例如，国图藏宋婺州义乌蒋宅崇知斋刻本《礼记》（1:23）上鱼尾下刻有标题“礼记一”；国图藏宋嘉泰四年新安郡斋刻本《皇朝文鉴》（16:3）版心鱼尾下刻有标题“文鉴十六”；国图藏元至正五年刻本《金史》（24:13）上鱼尾下刻标题“金史第二十四卷”等。这种情况在版心位置极为普遍。其二，书籍正文中的内容需要凸显时，也可使用鱼尾符标示，这一点与书名号标示篇名的用法相似。例如，国图藏宋开禧元年建安三桂堂刻本《童溪王先生易传》（5:12），由于该页空间有限，卷五的尾题与正文刻于一行，为了标示尾题“童溪王先生易传卷之五”，其上方刻有一鱼尾；国图藏宋淳熙八年泉州州学刻本《禹贡论》，其第三册《禹贡论》序言部分，卷首题“禹贡论序”几字上方有一花鱼尾，为标示篇名之例。

综上可见，书名号与鱼尾符无论在形态还是功能上均极为相似。当古籍版心鱼尾为对鱼尾时[02]，这种特征体现得更为明显，如国图馆藏明嘉靖十七年周藩刻本《金丹正理大全》（1:5），该页版心共有四个鱼尾，为两组对鱼尾；上方一组对鱼尾中上鱼尾作，下鱼尾作，两个鱼尾之间则为该书书名简称“金丹大全”。三者组合与使用现代标点符号标示书名的样式“《金丹大全》”极为接近。又，国图馆藏宋刻宋元递修本《陈书》（17:7），该页版心有一组对鱼尾，上、下鱼尾间括有标题“陈书传一七”情况与上例类似。因此，我们认为，现代标点符号系统中的书名号是从册页古书中的鱼尾符演化而来的。

3.从包首题符号到鱼尾符

书名号虽是从鱼尾符演变而来，但鱼尾并非书名号的源头，实际上鱼尾也有其前身，即卷轴古书的包首标识符号。

所谓“包首”是指接续在卷轴装书籍卷端的一段起保护内文作用的纸张或丝绸。由于收卷后包首位于整个卷轴的外部，为了检索方便，在包首背面往往贴有含有书名信息的题签。这一点在传世史料中多有记载，如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卷四云：

梁武帝尤好图书，搜访天下，大有所获。以旧装坚强，字有损坏，天监中，敕朱异、徐僧权、唐怀允、姚怀珍、沈炽文析而装之，更加题检，二王书大凡七十八帙，七百六十七卷，并珊瑚轴织成带，金题玉躞。[5]

检，《说文解字》曰：“书署也。”可见其本意为书籍标签，所以引文中的“题检”即指书籍上的题签。“金题”指题签上用泥金题写的标题。又，明方以智《通雅·器用》云:

金题，书签也，海岳《书史》云:“隋唐藏书,皆金题玉躞。”智按:梁虞和《论书表》有“金题玉躞织成带”，注：金题，押头也，犹今书面签题也。[6]

从材料可知，“金题”在后世也可被用于指代用泥金题写标题的书签。敦煌文献所存包首中便保留有此类书签，如编号为Or.8210/S.11005[03]（图1）的敦煌文献，该号文献为《大宝积经》卷第七十三包首，其左上方边缘处贴有题签，该签用瓷青纸做底以泥金抄写标题，字迹规范，极为精致。又，Or.8210/S.11077、Or.8210/S.11227号文献也是两幅佛经包首，其用纸与书写材料均与此类似。此外，Or.8210/S.10977、Or.8210/S.10979、Or.8210/P.5027(1)、Or.8210/P.5027(2)等文献上均保存有书籍题签，其上的标题虽然不是以泥金书写，但同样用纸精良，字迹工整。最引人注目的是，以上书签所题书名首字上方均有一对勾形符号，该符号即包首题符号（见图1）。

包首题符号在敦煌文献包首题中极为常见，双勾形是其典型形态，如Or.8210/S.1832、Or.8210/S.11249、Or.8210/P.2382。由于卷轴时期的书籍多为手抄本，在书籍抄写过程中，此符号中的“勾”有被简化的倾向，出现了一种类似于汉字“八”的形态，如Or.8210/S.11248、Or.8210/S.11499、Or.8210/P.2180等。将此类符号与册页古书鱼尾符对比，我们发现，此符号无论是在形态和功用上均与册页时期的鱼尾符存在明显的承继关系：当此符号被书写于题签时，签条左右边缘与“八”形符号组合后就会形成鱼尾的形状；且此符号与鱼尾符有着相同的功用：标示书名。这一点在敦煌文献Or.8210/S.10979（图2）包首题签中体现尤为明显，如图2所示，该题签中的标题“大乘密严经卷中”上方有双勾形符号，其左侧“对勾”的起笔、右侧“对勾”的收笔退化痕迹明显，已与汉字“八”接近，作，虽然此符号与签条的左右边缘尚有间隙，但若将其与典型的白鱼尾（国图藏宋刻本《文选》6:2）对比，已经可以视为其雏形，清晰显露了包首题符号向鱼尾符演变的痕迹。

图1

图2

4.从签牌契口到包首题符号

鱼尾符的前身为包首题符号，但包首题符号仍不是书名号的源头，书名号的起源可追溯至简册古书的签牌契口。

卷轴装古书多典藏于书笥或插架中，为了查阅方便，一般会使用竹木条制成书签，并用绳索与书籍系联。这种书签在书籍进入纸卷时期仍在使用，张政烺曾发现一枚《王逸集》书签，制作时间大概在魏晋或北朝时期。[7]然而，此类书签实际早在简册时期就以广泛使用，唐释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八七《甄正论》卷上“签题”条注云：“长戬云：‘小简也，古者题简以白事谓之签。’”[8]这种“小简”简牍研究者为“签牌”。大英图书馆藏斯坦因西域考古发掘品中保存有大量的 “签牌”，从中可以清楚地了解该物形制。

从实物上看，签牌多为木制，长度不定，但一般较标准简的长度（23.1厘米）短，为了与签绳相连，有的签牌会在上部中间位置打孔（后世称为“鼻”），如Or.8211/598号藏品，该题签长6.1厘米，宽1.5厘米，上端中部有孔，孔中尚存有签绳。另外，上述《王逸集》书签上方也有一圆孔，当为连接签绳之用，为这种签牌形制的继承。

签牌与签绳相连的另一种方式为使用契口。“契口”原本是简册制作过程中刻划于竹木简上起固定编绳作用的豁口，其形状多为三角形。契口在单简中所处的位置与数量，往往受编绳数量的影响，其位置则多位于简右侧，很少例外。[9]大概是出于美观或增强牢固性的需要，与简册契口位于简右单侧不同，契口签牌一般为左右双契口，书名则题写于契口下方。例如，Or.8211/616（图3）为斯坦因西域考古所获一枚签牌，如图所示，该签牌顶部左右两侧各有一个契口，契口处仍系有签绳，契口下方题“兵四时薄”，为文书书名。又如，Or.8211/891（图4）亦为签牌，该签长13.8厘米，宽1.4厘米，从这枚题签中也可以清晰地看到左右两侧各有一“勾”形契口，契口下为标题“官驼一头齿十五”。此外，《楼兰汉文简纸文书集成》中所录编号为L.A.II.ii-孔木109亦为斯坦因西域考古所获签碑，该签牌左右两侧也有“勾”形契口 [10]。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以上三枚签牌中，标题均位于勾形双契口的下方，这种“勾形双契口+标题”的组合方式，与上述卷轴古书“双勾形符号+标题”的包首题符号在形式与功用上均极为相似，表明包首题符号乃源于对此类竹木签牌契口的摹仿与抽象化。

图3

图4

5.结语

综上所述，现代标点符号体系的书名号（《》、〈〉），其起源可追溯到简册时代的签牌契口，契口本是用来防止签绳脱落而刻划，由于长期以来其下为题写书名处，“契口+书名”的组合逐渐形成了稳定的关系。书籍进入卷轴时期后，由于书写材料由简转变为纸，书籍类签牌演变为包首题签，契口也随之被符号化，演变为包首题标示符号，并在册页时期演变为鱼尾符。

新文化运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波浪线（﹏），引号（“”、‘’、「」），双、单尖号（《》、〈〉）均可被用作书名号。在经历一段混乱期后，从鱼尾演变而来的双尖式与单尖式书名号，以其简洁、不易混淆等优点，逐渐成为书名号的首选。建国后，《中国语文》等杂志较早地使用“《》”标示书名，扩大了其影响。1959年，《中国语文》发表平群《书名号应该统一》一文，针对当时书名号使用较为混乱的现实，从实用美观、大方、独特等方面综合考虑，指出波浪线不适合于横排印刷，不很好看；引号则易与表引文的引号相混乱；相较而言，双尖号与单尖号最适合作为书名号，并呼吁尽快规范化[11]。在此类呼吁与各出版单位的出版实践推动下，作为书名号的双尖号与单尖号迅速扩大了影响，并在1951年中央政府颁行《标点符号用法》中被正式承认。1990年，修订版《标点符号用法》最终将双尖号与单尖号确认为书名号正式写法并一直沿用至今。

注释

[01]如无特别说明，本文所引册页古书图像均来自《中华再造善本》初编、续编。由于同一部书籍中版心鱼尾的形制可能存在差异，在使用鱼尾材料时均标示至卷数与版心所刻页码，如此处的1:18，表示引自该书的第一卷第十八页，下均仿此。

[02]所谓对鱼尾，指的是版心两个鱼尾符开口方向相反，上鱼尾开口处朝下，下鱼尾开口处朝上。

[03]本文所引英藏敦煌文献、简牍文献、法藏敦煌文献编号见于“国际敦煌项目（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可据编号在该网站查询图像资料，该网站地址为：。

参考文献

[1] 林穗芳《标点符号学习与应用》。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364。

[2] 袁晖《汉语标点符号流变史》。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410。

[3] 管锡华《古代标点符号发展史论纲》。《古汉语研究》，1997（2）：58-63。

[4] 何远景《鱼尾的起源》。《文献》，1999(4)：247-253。

[5] （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147。

[6] （明）方以智《通雅》。《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57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618。

[7] 张政烺《王逸集牙签考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四本)，1948：243-248。

[8] （唐）释慧琳《一切经音义》。《续修四库全书》(第19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527。

[9] 张显成《简帛文献学通论》。北京：中华书局，2004：12。

[10]侯灿，杨代欣《楼兰汉文简纸文书集成》。成都：天地出版社，1999：140。

[11]平群《书名号应该统一》。《中国语文》，1959（7）：333。

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20年第3期。